吴飞
一、当代丧礼的乱象
自从清明节被国家正式确定为法定假日之后，除了人群拥挤、交通阻塞以及“清明节”的民俗学含义充斥媒体之外，关于当下丧葬业的争论，每年这个时候总是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但在这段时间之后，除非自家不得不办丧事，人们又大多绝口不提此事。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丧葬已经成为一个极其敏感、忌讳而又矛盾百出的话题。
但清明节假日的恢复毕竟为今天人们重新理解和讨论提供了一个机会。虽然人们还远没有突破各种含混与神秘，但争论却足以使我们看到中国丧葬问题上的种种矛盾和乱象：在当代中国大城市中，人们已经很难在街上看到出殡的情形；但在农村乃至很多中小城市里，丧礼却顽强地坚持着它的传统形态；随着各种宗教的复兴，与丧葬相关的法事、道场也越来越热闹。一方面，丧葬业变成非常暴利的产业，人们总是哀叹死不起人；另一方面，丧葬却越来越成为一个极其边缘的行业，只要有机会找到正当职业者，往往不会去选择埋死人，而从业者常常腰缠万贯，却连对象都找不到。一方面，地方政府以破除封建陋习的名义平掉乡间原始的土坟；另一方面，拔地而起的城市墓园又让人们越来越忧虑未来的环保问题。人们不知道怎样为死去的亲人寻找一个平静的安身之处，不知道该如何对待那些亡者的宛在音容，更不知道自己百年之后所葬何处。只能在一年一度的争论声中，用越来越少的纸钱寄托一点可怜的思念之情。
在传统中国的礼制体系当中，冠礼、婚礼、祭礼、乡饮酒礼、射礼、朝聘之礼几乎都已荡然无存。唯独丧礼，虽然现代政府三令五申、拼命改变，因它而起的冲突也此起彼伏，但时至今日，《朱子家礼》中描述的丧礼过程，仍然比较完备地在广大农村甚至一些小城市中上演着。虽然如丧服等已被加入很多现代元素，但传统丧礼的基本程式和架构，仍然抵抗着政治和商业的各种诱惑，在几乎得不到现代主流话语任何认同的不利情境下，竟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这种与古典礼制几乎唯一的联系纽带意味着什么呢？现代知识分子大概很难讲出一个道理。因为在他们绝大部分人眼中，这些乡村社会的仪式，只不过是顽固不化、愚昧民众的封建残余，是毫无意义的铺张浪费，不是早该弃如敝屣的瞎折腾，就是各级官员借以敛财的借口。即使那些对传统丧礼持有一点正面评价的人，最多也只不过把它当作值得欣赏和保留的民俗遗产。可这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了几十年而依然坚守的传统，真的只是民族文化风俗的一种残存而已吗？
二、现代中国的丧礼改革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就出现了一些新式追悼会，如邱震、吴长姬、陈天华、潘子寅、惠兴、李叔同之母的追悼会等。一九一二年八月，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礼制》，明确规定丧礼中以鞠躬礼代替跪拜礼。十月的《服制》中规定，以黑纱代替丧服。不少西化的知识分子呼吁改变传统丧俗，特别是革除迷信的内容。胡适更是在自己母亲去世之际大谈新式丧礼。不过，这些呼吁大多只停留在精英层面，并没有对民间的丧俗产生实质影响。
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制定了《礼制案》，其中的《丧礼草案》虽然进一步废除了旧丧礼中的迷信风俗，但将丧服恢复到了白衣白冠。一九四三年，戴季陶在重庆北碚主持召开制礼工作会，制定《中华民国礼制》，其中的凶礼部分，既考虑到多年以来丧礼改革的成果，也照顾到传统礼制的基本精神，其中根据时代精神，对丧服有详细规定。如古代丧服中，妻为夫斩衰三年，而夫为妻齐衰期年，而此礼制将夫妻间的丧服均改为齐衰三年，以体现男女平等精神。儿女不论婚否，为父母均为斩衰三年。夫为岳父母、妻为公婆，均为齐衰期年。
可这些细节都未能在民间形成真正的影响。民国时期最实在的丧礼变革只发生在国家顶层的“国丧”上，包括国葬、公葬、追悼会等。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君臣关系被打破，但民国政府要以新式礼制塑造中华民国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以“国丧”的方式来纪念民国的英雄与领袖。赵丙祥教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种“国丧”开始了现代中国丧礼的塑造。
民国政府认为，领袖与每个公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领袖去世的时候，公民们必须以某种恰当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怀念，同时也以此来表达对国家的认同与崇敬。一九一六年，袁世凯逝世，中华民国举行了第一次国葬。他的丧礼既是变相的帝王丧礼，又展示出未来民国国丧的很多重要因素。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华民国国会通过了《国葬法》，此后黄兴、蔡锷、程璧光、李仲麟、林修梅、伍廷芳、廖仲恺等人都享受了国葬。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民国国会当即决定实行国葬，但直到南北统一之后的一九二九年，南京国民政府才举行了盛大的奉安大典，这是现代历史上划时代的一次葬礼。
孙中山的奉安大典，规模远远超过了袁世凯，而又完全去除了袁氏丧礼中的帝王因素。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了宣传列车，车头悬挂孙中山遗像、国民党党旗、民国国旗，从浦口北上，在经停的每一站向民众做宣传活动，直到北平。迎榇车再由北平开出，到浦口，再登军舰渡江，在南京举办大规模的公祭活动，最后奉安于紫金山之陵墓。一路对孙中山的宣传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
当时正值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初期，以如此盛大的典礼纪念民国缔造者，宣扬民国政府的政治理念，其巨大意义远非当年袁氏丧礼所能比拟。这一典礼遂成为现代中国“国丧”的完美标准，对塑造民国礼制，界定现代国家及其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九三〇年、一九四八年，南京政府接连颁布了第二、第三部《国葬法》，基本内容都包括在了北碚所定《中华民国礼制》凶礼篇的特典部分。
除去国葬之外，民国政府也分别对军队中的丧礼、公葬、公祭、追悼会等做出了规定。虽然民间大规模的丧礼改革并未真正完成，但各级政府人员的丧礼模式基本确立了，这就使得民国社会的丧礼结构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即从国家领袖到公务人员，与一般民众之间的丧礼有了结构性的巨大差异，“资于事父以事君”的模式当然被彻底终结。大部分地区的丧礼虽然仍然保持着朱子以来的基本模式，但这种结构性的分野，使它和国家主流话语完全脱节，渐渐蜕化成地方风俗。
民国时期，中共方面一直没有制定过专门的丧礼规定，但从若干记载和回忆录来看，中共人物（如刘志丹、彭雪枫、张浩）的追悼会与国民政府规定的公葬和追悼会是基本一致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安塞烧炭遇险牺牲，毛泽东在他的追悼会上说：“今后我们的团体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伙夫是战士，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这篇讲话后来经过修改，就是著名的《为人民服务》。
这篇文章在中国现代丧葬史上的意义在于，它要把追悼会制度介绍到普通民众当中。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写了《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说：“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至于火葬的推广方案，他指出：“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其中，“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至于那些传统上实行土葬的地区，“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这篇文献开启了以火葬为主题的当代丧葬改革史，其主要原因是节省土地和费用。但是，今天在中国大陆随处可见的强制火化，却是毛泽东坚决否定的；那些粗暴平坟迁坟的行为，他也已经预先批判了。
三、当代的丧礼改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人民服务》中提倡的追悼会和《倡议实行火葬》中建议的火葬，确实只限制在国家机关的领导与工作人员之中，直到一九八五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才明确宣布了当代丧葬改革的两个基本目标：打击封建迷信和节省土地。一九九七年，国务院发布《殡葬管理条例》，进一步修正和细化了《暂行规定》中的相关条目。
从此以后，各地农村因为强行推行火葬而发生的冲突简直随处可见。许多人家为了避免火葬，连夜将去世的老人偷偷埋葬，不举行任何形式的丧礼或追悼会。而地方政府一旦发现，往往会强行挖开坟墓，现场“火化”，引发了老百姓和政府机关的激烈冲突。有些地方干脆用“以罚代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即让死者家属交出规定的罚款，然后任他们土葬。
推行火化变成了官民双方的拉锯战和捉迷藏，而最初推行火化的两个目的——打击迷信和节省土地，已经被彻底丢弃了。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情况是，人们在接受了火化之后，照样举行盛大的传统丧礼，而且最后还在隆重的出殡仪式之后，将装着骨灰的棺材葬进自家的祖坟之中，堆起一个大大的坟头。火化，只不过成为整个丧礼仪式中的一个环节而已。火化的改革除了增加官民冲突、导致恶性事件之外，可以说效果极为有限。这样的改革，究竟意义何在呢？
相对而言，在主要大中城市里，现代的丧葬模式得到了普遍接受，私营殡葬单位的介入虽使殡仪和墓葬业变得越来越市场化，但市场竞争也创造了更多的空间。但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城市中的丧葬制度仍然处于相当大的混乱之中。比如国有殡仪馆大多按照民国以来的追悼会模式设置，形成了所谓的“一三一模式”（念一遍悼词，三鞠躬，转一圈），其粗糙与程式化已经饱受诟病。而在丧礼实践中，大多数人家不可能只满足于这样的模式。在城市规划比较宽松或接近农村的地区，人们尽可能在家中摆设灵堂，殡仪馆仅仅是“火葬场”，即火化尸体的地方。人们会在家中完成自己真正看重的装殓、守灵、吊唁、发引等仪节，最后时刻再到火葬场去处理尸体。那些在家中主持仪式者，都是亲友或单位中德高望重、知书达理的前辈，但殡仪馆与公墓里主持追悼会、火化和下葬者，则被当作处理死人的陌生工人，虽然不得不向他们交钱，但人们不会尊重他们，不愿意把他们当作礼俗专家，更不愿意和他们有进一步的交往。这使得中国的殡葬业越来越成为尴尬而又充满暴利的行业。人们之所以慨叹“死不起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丧葬业开价太高，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在殡仪馆和墓园中感到温暖和尊重，不能通过他们的工作使死者安息、生者释怀。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帮助他们慎终追远的社会礼仪事业，而是像处理垃圾一样处理尸体的人体垃圾站。而近些年甚嚣尘上的所谓“骨灰抛撒”、“循环使用墓穴”等葬法，打着埋葬尸体的幌子，实行处理尸体、清理垃圾之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挫骨扬灰、死无葬身之地乃是针对十恶不赦者的极刑。现在，这种“极刑”竟然被堂而皇之地当作高价出售的埋葬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墓园的绿化再漂亮、墓型设计再精巧，人们看到的也只是残忍、冷漠和恐怖。
新式葬法往往是以生态环保的面貌出现的。虽说在墓园当中，每个人都只能享有两平方米的公墓用地，但材料都是大理石，上千年也不会颓坏。比如，北京已有两千万人口，到一百年后，就要多出两千万个新墓地，占用四千万平方米的用地，届时北京城将彻底变成一个被坟墓包围的城市。这正是现代殡葬业造成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又如此重视丧祭之礼，但我们今天并没有看到铺天盖地的坟墓。土坟虽然有坟头，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出了五世之后，血缘关系愈来愈疏远，上坟之人会越来越少，百年左右，不需要人为的平坟毁墓，很多坟头就会自然风化，慢慢平掉的；即使留下一些坟头，土坟总比大理石的坟头要环保得多。但在现代墓园当中，大理石的坟墓使人们不得不面临伦理和文化上的困境：究竟是强行把坟墓凿掉，还是让坟墓包围城市？在中国文化中，开坟掘墓可是要断子绝孙的。而那些所谓的“树葬”、“草坪葬”，其环保意义和土坟相似，却丧失了本来的文化意义，既让生者背上不孝子孙的骂名，又让死者遭受死无葬身之地的酷刑，怎么可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
四、现代丧礼的原则
所有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如何确立现代中国人的礼制生活。百年来，现代中国的丧葬改革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建立适应现代自由平等观念的礼节；二、确立现代国家的神圣性及新式国民关系；三、革除各种迷信因素；四、确立节俭文明的丧葬习俗；五、节省土地和保护环境；六、通过丧礼告慰死者，安顿生者，表达哀思之情，尤其是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之情。最后一点相当重要，是古代丧礼根本的礼意，也是民国政府丧礼改革和毛泽东两篇重要文献中都一再强调的，可惜在今天的丧葬管理条例中却越来越淡化。
而前五个方面，从民国初年大多就已经成为人们思考的因素了。民国以来的丧葬改革，在强调平等和建立现代国家意识两个方面是成功的，但以“反对迷信”名义来改革丧礼，效果不佳不说，而且有过犹不及之嫌。首先，丧礼的基本态度是“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孔子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对于去世的亲人，如果真的忍心认为他已经彻底不存在了，是不仁，所以丧礼中的很多安排，都是假定他的灵魂仍然存在于某处，但如果真的相信他的灵魂还存在，那就是不智。丧礼的安排，就是要在仁智之间寻求一个微妙的平衡。以事死如事生的态度对待父母的灵魂、木主、画像，或别的什么替代符号，这是对他们在世时孝敬之情的一种延续，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负责。丧礼中的很多用具，包括僧道仪式，起到的正是这种作用。像现代丧礼和追悼会中不断使用的“永垂不朽”、“英灵不昧”等说法，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相信那些英灵真的会永远存在于某个地方，它们起到的作用，和传统丧礼中的那些“迷信”并不矛盾。其次，从现代的角度看，无论是民初的科学主义和反宗教风潮，还是建国之后消灭迷信甚至“文革”时波及宗教的举措，结果都南辕北辙。特别是在宗教多元化的今天，只要它本身合法，相信其丧礼形式不会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危害，我们更没有理由以打击迷信的名义来反对各个宗教传统中的丧礼。
又如“确立节俭文明的丧葬习俗”，其实就是传统经典当中反复强调的内容。儒家虽然重视丧礼，但并不认为应该无原则地铺张浪费。明清之际，对于民间流行的大操大办，甚至娱尸的现象，儒家士大夫有过非常激烈的批评。孔子站在保持礼意的层面提倡“丧，与其易也宁戚”，和他所谓“礼，与其奢也宁俭”并不矛盾。称家之有无，以尽爱敬之情，原则上提倡节俭办丧事，但不能为节俭而节俭，甚至取消掉丧礼最核心的意义，那就是墨家的态度了。节省土地和环保，应该认真对待，但不能因此而损害丧礼的本来意义。所有这些都必须服务于最根本的原则，即以丧礼来安顿人们的精神生活。如果我们总是纠缠于前五个方面，而不考虑丧礼的实质礼意，就会把这些礼意挤压掉，甚至最终变得一点不剩。结果，每到丧事之时，人们不再考虑如何告慰死者，如何节文人情，而是考虑怎样避免最不体面的办法，考虑怎样还可能留得一点葬身之地。而殡葬单位所考虑的，却又是怎样使人们尽可能火化，怎样使丧事不影响公共秩序和城市交通，怎样按照规定购买墓地继而将来销毁墓地，等等。存在关注点如此严重不同的鸿沟，怎么可能有益于社会、提升人们精神生活？丧葬事业，变成处理尸体的人体垃圾场，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当年，民国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制礼作乐，而没有建立真正强大有力的国家、发展最基本的经济生活，显然不合时宜。而今，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早已在中国大地上矗立，而且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也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但人们的精神状况却处在极其混乱的状态，早就到了考虑精神生活和价值归属的时候了。在这样的时代，还忙于强迫火葬、推广追悼会，不仅不会像当初那样确立国家的神圣性，反而会侵蚀已经确立的神圣性。使每一个逝者安宁地躺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之下，使每一个生者最自然地在这块土地上表达他的喜怒哀乐，使中国文化最看重的人情自然得到丰厚的滋养，使每个家庭养生送死没有遗憾，人们能以最健康的心态爱敬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所属的团体、他热爱的国家，“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也许就能得到真正实现了。
原载《读书》201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