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背上的“黑锅”是背定了。
他那套“礼数”在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世界来看，真是蠢透了，傻透了，只能让人作为笑料了。他“斗法”的智商不会比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高明到哪里去，耍心眼儿他玩不过一个毛孩子。作为一国之君，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的悲剧何在？两千多年来，人们只要翻开历史，都会嘲笑他，戏之为“蠢猪似的仁义道德”。毛泽东也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中这样讥讽宋襄公：“我们不是宋襄公，不需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宋襄公被描绘成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小丑”。蠢猪似的宋襄公，这口“黑锅”宋襄公看来是背定了。
宋襄公背上这口“黑锅”源于泓水之战。
宋国不大，但“地位”高。想当初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筑坛会盟时，宋国的国君因其祖上有商殷，被封为公，而齐桓公的封位是侯。公侯伯子男，宋国国君理该挑头儿，成为“霸”，但因国力不如齐国，才屈而居后，但那是宋桓公时代的事。到了宋襄公时，宋国的国力增强，宋国的国君襄公雄心勃勃，又赶上霸主齐桓公死了，霸主的官座空出来，便有会盟称霸之心。
柿子拣软的捏，古今一理。公元前638年宋国决定征讨郑国，意在给中原其他国家看看，今日之宋国远非昔比，今日之襄公正雄才大略。顺吾者昌，逆吾者亡。然则郑国危矣，郑国虽弱小，但韬略不乏，急求助于相邻的大国楚国，求楚相助。楚大国也，楚之国君楚成王亦雄心勃勃，其雄心甚至比宋襄公更甚。楚认为师出有名，正欲与宋一争霸主，毫不犹豫，出兵伐宋救郑，两军相逢在泓水上。此河为古河，估计消逝已近数百年。可惜，泓水河只在史书上有记，波涛大河如今只有考古专家能识得其古河道，判断出大约在河南柘城县西北。谁又能想到，这儿曾经发生过史上有名的泓水大战？
宋楚之兵隔泓水而立。楚强而宋弱，但楚是远道而来，疲师征战，而宋军是以逸待劳，有备对敌；楚军隔河临战，要渡河而战，而宋军是临河而战，地利之优，完全可以先敌主动。按现在的军事常识，宋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宋要何时打，就何时打。战争的主动权完全操在宋襄公手中。宋襄公天时、地利之优势远胜楚军。
但宋楚公却打了一场“蠢猪”式的败仗，让楚军杀得大败。不但溃师败阵，连宋襄公也中一箭，身负重伤，几乎阵前丧命。
那场泓水大战，让五百多年后的司马迁说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如在眼前：
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
宋襄公的大哥，宋之相目夷懂得军事，不但可为相，亦可为帅。但宋襄公不听，他有他的哲学理念，他有他的战争礼数，一直等到楚国的军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渡过了泓水河。可以想象，楚军的几百辆战车、几千匹战马要渡过汹涌澎湃的泓水河也真不容易，也是件大工程，可能比楚宋两军之战还要艰难，还要复杂。司马迁的《史记》也罢，左思明的《左传》也罢，皆未写楚军是如何渡过泓水河的，是架桥？渡船？还是涉水？但半渡而击之，是宋军绝妙的战机。
《史记》中讲：
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
用现在乃至两千多年前的眼光看，宋军不败谁败？上帝赋予你不取，自有他人矣。宋襄公丧师败绩活该，宋襄公负伤非但不光荣，反而耻辱。“国人皆怨公”，宋国人真够讲礼数的，败师丧军，多少家庭失去亲人，妻子无夫，儿女无父，父母无子，没有兴师问罪于襄公，没有揭竿而起清算，宋国不愧为商之后裔，礼教之深不是我们今天能想象得到的。那当为春秋礼仪的境界。商之后，宋国出宋襄公这类人物也就尽在其中了。
宋襄公有宋襄公的理论，宋襄公有宋襄公的哲学。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的理论、礼教、哲学换来了“蠢猪式的黑锅”。
用现在的眼光看，用现实的标准衡量，宋襄公不糊涂谁糊涂？宋襄公不“蠢猪”谁“蠢猪”？毛泽东言其“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不是扣帽子。
你不可能穿越时空隧道，用春秋时代人的眼光去评价一个人，莫言事已隔去两千六百多年矣，我们看五十年前席卷全国，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都已然恍如他世，难解真情，何论春秋之遥？
宋襄公不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他那种真诚礼教、仁义道德恰恰是中国古文化传统的美德。
宋襄公世家，自商至周，数百年皆贵族，皆封侯，祖祖辈辈都是礼教仁义教育出来的，是典型的封建大家，是封建古礼一代接一代才塑造出来的“模范”。“士可杀不可辱”，道德底线不能丢。这该是中国古文化传统的美德。
宋襄公在做太子时，其父亲桓公病重，继位问题现实又紧迫地被提到日程上来。宋襄公那时叫兹甫，就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就可能被认为是“蠢猪式”的议题：他不当太子，让位给他庶出的兄长目夷。且真心诚意地让，诚心诚意地让。原因有二，之一是目夷年长于他，长者为尊，应该继位；之二是出于仁义道德，他礼该让位。即使在春秋时代，就在宋国的四邻，为争夺王位，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残的事已层出不穷，哪里还有为礼教把眼看到手的王位拱手让给他人的？言其“蠢猪式”的为人处事恐不为过。但兹甫认为应该。其兄目夷亦有股“蠢”劲儿，他非但没有虚情假意地推辞一番，或者真诚地表演一番后兴高采烈地接过王冠，而是和兹甫一样，道德底线不能破，仁义礼教不可乱。他不表演亦不秀，他是决不接受兄弟的礼让，索性逃到卫国“避难”。由此可以看出宋国的礼教。兹甫、目夷家庭的教育已然根深蒂固，不是利益、成功、胜利、荣誉所能颠倒得了的。再引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他们是准备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死易，改难；至死不悟，至死不变。
楚成王商时无名，未见其深受礼教。从《左传》《史记》中看，楚成王不讲究什么仁义礼信，他更讲究现实，善玩阴的。出拳不讲套数，出牌不论规则。宋襄公吃过楚成王的亏，且是大亏。
公元前39年，宋襄公为盟主在鹿上召开诸侯国盟会，宋襄公要求楚成王也参加，拥护自己当盟主。
外交上的一切礼节皆顺，皆大欢喜，宋襄公认为君子有言，言必信，行必果，不可违盟背言。此时头脑比较清楚的目夷劝他：“小国争盟，祸也。”等到秋上要在盂（即河南睢县）召开会议时，目夷又劝他，去开会最好要带上军队同行。可见目夷对他邻近的大国楚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楚成王不可靠，你讲礼，楚成王何礼之论？宋襄公言，盟会是我倡议的，得到诸侯国的同意，不带兵前往是我提出来的，为的是创造一种友好的氛围，我作为盟主怎么好带兵呢？怎么能自己的提议自己先带头破坏呢？
“有德者得天下”是宋襄公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