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国，李鸿章也始终心存幻想。他在逝世前都还认为：“俄国在满洲扩展其势力，不妨袖手观之，因为日本必然不会漠视这个封豕长蛇般的敌人。时机一到，必起而相战。两虎相争，两败俱伤，我们就有可乘之机，同时，再借助欧美的力量谋求恢复，这便是我们的以毒攻毒之计。”在考察欧美回到天津后，他还坚持认为跟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协议会改变中国的命运，甚至暗自庆幸。他对来访的黄遵宪不无得意地说：“（此约可保）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是，残酷的事实是，不要说二十年，就是连两年的“无事”也没有保住。
李鸿章曾遭到当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蔑视和嘲讽：“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个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侮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
第三，用人唯亲，治军乏术。
李鸿章以淮军起家，老乡观念甚重，他当上直隶总督和内阁总理大臣后，提拔皖系乡亲和旧部不遗余力，甚至超出原则与底线。
他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有时太过，以至于他的同乡刘铭传都大不以为然，并尖刻地批评：“比如某某几乎不识字，以前不过是（安徽）老家一个小贩，如今却委以道府的要职，如此做法焉能不败。”
又如，守卫旅顺南帮炮台的总兵刘超佩，是李鸿章的亲戚。该人依仗着李鸿章的关系，专横跋扈，滥施刑罚，鞭打士兵，搜刮民财。兵临城下时，日本军队的枪声一响，此人便乱了阵脚，立即乘坐上早已准备好的快艇，逃离了战场。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总是悲叹说受到全国的掣肘。其实，这样说是不客观的。淮军是他的嫡系部队，唯他马首是瞻。然而，他的淮军将领都选任了什么人呢？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腐败人士、怕死将军和“逃跑冠军”。这显然反映出李鸿章治军不严、治军乏术。
在甲午战争之时，淮军统领卫汝贵带军向朝鲜开拔。出发前，卫汝贵把饷银二十四万两的三分之一汇往自己家中，其妻子在写给他的一封书信中说：“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后卫汝贵果然不负妻子所望，平壤之战一开始，他和同系淮军的最高统帅叶志超弃城逃跑，狂奔三百里，一度逃跑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后才找回清军队伍。就连日本人看到这封家书，也视为可笑奇闻，将其作为“战利品”。
卫汝贵所率领的部队是李鸿章的嫡系部队，是四支派往朝鲜作战大军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也是纪律最差的一支，他们到处掳掠朝鲜百姓的东西，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感。这样军队，焉能不打败仗？
第四，疆土观念和民族意识淡薄。
在李鸿章看来，像琉球、台湾和新疆都是边远之地、蛮荒之地，是大清帝国可有可无的肢体部分。他曾说“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又说“琉球朝贡，本无大利”。他不愿为了一个“小小的琉球”而与日本失和，认为那是得不偿失。这些错误的观念，促使他在面对涉及领土主权问题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清廷海防塞防之争中，李鸿章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主张放弃塞防。左公宗棠据理力争，坚决反驳道，“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丰，实为聚宝之盆”，并不顾身家性命，挺身而出，造棺材一具，以示血战到底的决心。结果大获全胜，遏制住了沙皇俄国的侵略野心，成为抵御沙俄侵略的民族英雄。
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去马关谈判，意外地被日本浪人打了一枪，正中面颊，血流如注，虽然最后并无大碍，但这一枪，从灵魂的深处打醒了李鸿章本人，让他意识到在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大清帝国亟待全面改革。只是此时离他辞世的时间已经很近，悔之晚也，觉醒晚矣。
尽述李鸿章的过失后，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本人仍是存着一些骨气的。《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他发誓决不再次踏进日本这个令他倍受屈辱的国家。
1896年10月3日，在结束了一百九十天欧美八国环球访问之后，李鸿章归国途经日本横滨港口时，因马关议约之恨，他坚决不肯上岸。最后，侍从们只好让人在两船之间搭设了一块悬空的木板，冒着掉进大海的危险，年逾七十的李鸿章就这样颤巍巍地踏上了招商局的广利号轮船，驶回重要门户天津。
从这一点而言，李鸿章多少还是有一些民族气节的。
冯国璋：“和平统一”梦
文/李远江
统一，冯国璋就职通电
“国璋由宁北上，曾于艳日通电布闻，一号抵都，亦经电达。目击京畿秩序，渐复旧状，商民乐业，廛市无惊，感观之余，差堪欣慰。比即恭诣黎大总统寓邸，敦请复任，期卸代理仔肩，黎公谦退为怀，坚不见允，再四陈劝，意竟难回，国璋既摄职权，无可诿让。而本月六日，适为新任驻京比国公使呈递国书之期，各国公使，亦订于是日修觐见之礼，均已查照院部成案代行各仪。自雇藐躬，膺滋大任，虽暂时承乏，而兢惕弥深。所幸者得段总理以总其成，又有凡百职司以为之辅，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意见果不涉分歧，大局可渐臻统一。国璋但求利国，不计其他，耿耿于心，窃愿自誓，邦人君子，幸鉴斯言。”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伤寒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冯国璋遗言：“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他至死仍不能释怀的依然是国家的和平统一。
入主总统府，冯国璋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但是，他脚下的路却荆棘密布：放眼全国，清王朝土崩瓦解形成的军阀割据局面依然如故；而北洋政府内部，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已经逐步分化，以冯国璋和段祺瑞为中心形成了直系和皖系军阀；而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尤其是袁世凯、张勋接连复辟帝制，使刚刚发轫的共和政体遭受严重打击，帝制与共和之争仍困扰着时局纷乱的中国。
自1917年8月正式代理总统职务到1918年10月卸任，冯国璋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前后不过一年零两个月。由于是代理总统，冯国璋只是草草发了份就职通电，既没有举行就职仪式，也没有发表就职演说。这固然会影响到世人对其治国方略的全面了解，但只要细心观察冯国璋就任代理总统前后的言行，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谋求国家“和平统一”的不懈追求与努力。
老问题，新思维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大总统黎元洪避走东交民巷，行前发表通电，请冯国璋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在冯国璋和段祺瑞等北洋首脑的武力围剿下，复辟闹剧仅仅十二天就告平息了。完成使命后，冯国璋立即通电，请求黎元洪复职，并将“代理职权奉还黎大总统”。然而，黎元洪自觉引狼入室，做了张勋复辟的帮凶，羞愧难当，又连续通电拒绝复职。此时，北洋各路将领纷纷通电支持冯国璋就任代总统，段祺瑞虽不乐意，却也不便扫众兄弟之兴，于是顺水推舟，发电报“热情邀请”冯国璋尽快北上就职。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抵达北京，受到首都各界的热烈欢迎。抵京当天，冯国璋就亲赴黎元洪私邸，劝其复职，而黎坚决不允。随后，他接连探访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并派人入宫向溥仪问安。在得到北京各派势力的认可后，冯国璋才于8月6日通电全国，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
在就职通电中，冯国璋对段祺瑞及其僚属盛赞一番后，非常乐观地展望：“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意见果不涉分歧，大局可渐臻统一。”意思很明白，他所期望实现的是全国政权的统一。
此时，统一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不同的政治家有不同的统一之道。
段祺瑞挟北洋军力以自重，蔑视南方军阀和革命势力，主张“武力统一”，彻底消灭北洋以外的敌对力量。实力不济的孙中山则联络西南军阀，与北洋政府唱对台戏，其内心想的依然是武力统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作为北洋实力派、直系军阀首脑，冯国璋却与段祺瑞、孙中山完全不同——坚决主张在法律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
从尚武到修文
事实上，冯国璋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六年前，当辛亥革命爆发时，冯国璋还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主张对南方革命党实施武力围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准备第四次秋操的冯国璋临危受命，统领清军第二军进攻武汉。正当冯国璋兵临孝感，准备分三路进攻武汉时，他的老上司袁世凯却示意他“慢慢走、等等看”。而清政府答应请袁世凯出山之后，袁才授意冯国璋加紧攻击武汉。开战不到一个月冯部就相继攻克汉口、汉阳，并打算乘胜进军武昌。此时，袁世凯正企图虚张南方革命党的声势逼迫宣统皇帝退位，于是立即打电话阻止了冯国璋的进军计划。
袁世凯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冯国璋的怀疑，他立即赶回北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四百万两，保证独力平定“叛乱”。太后表示，四百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先拨发三个月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不料袁世凯抢先一步见了太后，冯国璋独自平叛的计划也以流产告终。为确保胜利果实，袁世凯立即安排另一心腹段祺瑞前往汉口，替换了自行其是的冯国璋。
武汉一役，展示了冯国璋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也让他看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在进攻汉口的时候，革命军退守市区，依托民房进行巷战，交战最终引发了一场大火（革命军宣称是冯国璋下令纵火，而冯国璋反指责是革命军炮击所致），大火持续了整整三昼夜，昔日繁华的汉口镇化为一片焦土。
适逢辛亥革命时期急剧的社会变革，各种西方政治学说广泛传播，冯国璋的政治思想也由革命初期的君主立宪逐步转向了民主共和。当禁卫军激烈反对清帝退位的时候，冯国璋以禁卫军总统官的身份，说服了一万两千多人的禁卫军，成功平息了这场阻碍清帝退位的风波。此后，冯国璋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成为维护共和体制的中坚力量，这是后话。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冯国璋与张勋联合进攻南京。入城后，冯国璋严加约束部队，并规劝张勋停止烧杀。张不听劝告，冯遂逮捕四处为恶的张军数百人，一度引发冲突。同年年底，冯国璋接替政声不佳的张勋，就任江苏都督。
主政江苏期间，冯国璋推行现代军警、民政改革，扶持工商业，推广现代农业，鼓励发展新式学校，支持公共文化事业，一时间颇负声望。
江苏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经济文化发达，社会思想非常活跃。治理江苏的四年时间里，冯国璋与梁启超、张謇等人过从甚密，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坚信改良主义，提倡实业救国。
尽管并不赞同国民党提倡的激进改革，但冯国璋对国民党人的评价甚高。1916年，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云山童子采访时，冯国璋曾公开评价国民党人“理想与热忱殊堪钦许”，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宽阔襟怀。在冯国璋的治下，无论改良主义的进步党还是革命主义的国民党，只要遵纪守法都能自由活动，相安无事。毫无疑问，江苏经验为日后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提供了政治样本。
府院一体，内外同心
在就职通电中，冯国璋特别强调只有“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才可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在他看来，北洋政府内部的团结无疑是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
为了促进北洋内部的团结，冯国璋可谓煞费苦心。他到北京后的第二件大事便是拜访老同学段祺瑞和王士珍。8月3日，冯国璋登门拜访，北洋三杰齐聚一堂。老同学促膝而坐，相谈甚欢。有记载说，冯国璋紧握着段祺瑞的手，说：“以后咱们再也没有什么府、院之争了。”随即，又对王士珍和段祺瑞说：“咱们三人从此要一条心，通力合作，在咱们三个人中间，无所谓总统、总理、参谋总长。”
正如冯国璋所言，只要北洋三杰（尤其是冯、段二人）团结一体，北洋军阀就可以避免分裂，而以北洋军阀的雄厚实力，只要“内外同心”，完成全国政权的统一应该不是问题。
然而，理想毕竟不等同于现实。尽管从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开始，王、段、冯三人就已经有了同窗之谊，此后又都投身袁世凯门下，为北洋集团建功立业，成为声名远播的北洋“龙、虎、豹”，但旗鼓相当的三个人却注定不能黏合到一块儿。
王士珍善操权谋，一度最受袁世凯的器重。但是，一直追随袁世凯的他，没有外放地方的经历，不仅没有稳定的政治见解，也未能培植起自己的政治派系。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中，王士珍都扮演了复辟帮凶的角色，使自己的政治声誉大受损害。尽管段祺瑞赶走张勋后，依然“不计前嫌”让王士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但此时其名望和地位显然已不及段祺瑞和冯国璋。
和王士珍一样，段祺瑞自视甚高，个性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不善与人交际。段祺瑞曾经外放做过江北提督，在独自处理军政事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同时也培植起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史称皖系军阀）。段祺瑞因“三造共和”而声望日隆，其政治势力集中在华北数省，重掌国务院之后几乎把持了北洋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