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完备的“宪法”
这部加紧制定出的“宪法”共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于l0月10日曹锟宣誓就职的同一天正式公布。《中华民国宪法》是在《天坛宪草》的基础上制定的，同时吸取了后来宪法草案续议过程中的某些主张。从内容上看，基本上是沿袭了《天坛宪草》规定，体现了保障人权之宗旨，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衡原则和较为规范的政府体制。但最主要的是增加了“国权”和“地方制度”两章，突出表现了该“宪法”的时代特点。
“国权”章共十七条，主要内容包括：首先，明确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中央权力规定有外交、国防、国家立法等五项；中央与地方共有的权力有农工矿业及森林、学制、银行等十三项；地方权力规定省辖的教育、实业、交通、水利、税收等十一项。其次，禁止地方拥有或行使的权力，有缔结盟约、自置常备军、设立军官学校等。再次，确定中央与地方均有立法权，省可以在不抵触国家法律的范围内，制定有关地方事务的单行法，但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如果对两者的抵触有疑义时，由最高法院负责解释。
“地方制度”章共十二条，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地方划分为省、县两级；第二，省自治法的制定；第三，省议会与省务院的组织；第四，县议会与县长；第五，省与县之间的关系等。
尽管这部“宪法”在“国权”与“地方制度”两个问题的表述上尚不完备，甚至是包含矛盾之处，但是这已经是中国宪政史上最富现代精神的宪法类文件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现代法律理念已经基本齐全。单从条文上说，它是北洋政府时期立法机关经过十年规范化的法律程序，制定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较为完善的正式国家大法。
只可惜这样一部生不逢时的法律在诞生后不久，就遭到了各方的抵制和发难。当时发行的《东方杂志》就不无嘲讽地说：“国人不特不颂其功，反因反对声浪大起。且一部神圣的宪法，亦被议员先生所累，得到‘秽宪’两字的徽号了。”
寄予厚望“法统重光”非但没能树立起贿选总统的合法性，好端端的一部“宪法”也被曹锟连累，被后人称之为“贿选宪法”。
总统末日
“贿选总统”“猪仔议员”“贿选宪法”……一切和1923年那届北京政府相关的事物都被人为地包裹上骂名后，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其实“法统重光”并没有错误，错误在于它建立在了贿选这一绝对丑陋的前提之下。
就在曹锟就职后不久，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示威大会，要求解散“猪仔国会”、曹锟下台，身在广东的孙中山更是亲任大元帅，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通告各国使馆否认曹锟为总统。于是，全国倒曹势力高涨。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做梦也没想到一直护卫其走上总统宝座的冯玉祥会在这个时候反戈一击。就在10月18日，曹锟下令对奉军发动总攻击，直军倾巢而出之时，冯玉祥命人由古北口、密云潜入北京城，包围了总统府，切断了电话线，占领了电话局，并且囚禁了曹锟。整个政变过程未费一枪一弹。次日凌晨，北京市民惊奇地发现，满街皆是佩戴了“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袖章的国民军士兵。就这样，“贿选总统”结束了其为期一年的执政生涯。
因为贿选，曹锟毁掉了一部“宪法”。而后来的诸位总统们非但没有向宪政愈走愈近，甚至没能颁布出一部更像样的“宪法”。
多年之后，毛泽东不无讽刺地反问道：“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
黎元洪：法与刀
文/庄秋水
黎元洪就职宣言
“现在时局艰难，补救之方，以遵守法律为主。元洪谨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惟元洪武人，法律知识较浅，尚望诸公同心协力，匡我不逮，无任感盼。”
在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中，黎元洪的两任总统皆在失败中结束，但仍然不失为他个人的闪耀时刻。但对于民国，则是悲剧性的，黩武主义逐渐开始取代宪政，而国家也开始走向分裂。
1916年6月6日，正是端阳佳节。袁世凯因尿毒症去世，民国元首出现了短暂的真空，接着北京东厂胡同副总统黎宅上演了一出好戏。
一向对黎远而敬之的总理段祺瑞，在总统府秘书长兼教育总长张国淦的陪同下，上门拜访。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里对这关键时刻做了一番活灵活现的描述。据说一路上段总理表情凝重，一言不发，让张国淦如坠五里雾中，摸不清总理的意图。到了东厂胡同黎宅，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地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接着主人坐在长方形楠木桌子的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祺瑞忽然起立，向黎元洪三鞠躬，黎亦欠身答礼。礼毕，二人仍归原座。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丁中江认为，之所以演出这幕哑剧，是因段祺瑞发自内心看不起黎，毕竟清末他的官爵便比黎元洪高许多。如今袁世凯一死，却要奉黎元洪为老大。只是护国军以拥黎为旗帜，北洋一系内又各怀鬼胎，段祺瑞也只好暂奉黎元洪为总统了。
次日上午10时，黎元洪便在东厂胡同就职。他的总统就职典礼，可谓极为简略。只有黎府门前悬挂着两面五色旗，东厂胡同的两端停有十数辆汽车马车外，才显示出本宅有大事发生。典礼仪式即将举行的客厅内，也只是临时悬挂了几面旗帜；厅北面放了一具屏风，厅中站了一队军乐队，没有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节和各界精英。唯有段祺瑞及内阁成员见证了这一时刻。10时10分，黎元洪穿着军服在数名幕僚和军官的簇拥下，来到厅中站在屏风前，向排列侍立的阁员鞠躬。各部长也向黎鞠躬三次，接着黎元洪发表了就职宣言，典礼便结束了。
在这天，黎元洪又将继任一事通告中外，再次表示维护共和国体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望。他在通告里说：“自惟德薄，良用竞竞，唯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
“自惟德薄”，黎元洪还真是自谦了。章炳麟在《大总统黎公碑》里赞美他的纯德远超同时代的大佬们（自有纯德，不由勉中，爱国恳至，不怵强大，度越并时数公远甚）。不幸的是，他遇上了民国史上最强势的段内阁；黎大总统柔软的德性抵挡得住刀枪的寒光吗？
偶然
黎元洪之就任大总统，似为连续的偶然机缘促成。
1911年武昌首义时，他已经四十七岁，职位不算高，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领。他不是革命党人，也非首倡起义的领导人，然而却出乎意料地成了湖北军政府首脑。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起义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把他搜了出来，用枪逼着他当了老大。在给北洋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他如是表白：“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此后，他也果真一力维护法统，弃专制而向共和。
如今，袁世凯因复辟千夫所指，仓皇死去，他又按照《约法》顺位做了总统。他能当上总统，与辛亥年可谓异曲同工，在时人及后来人眼里，这位为人忠厚的“黎菩萨”似乎捡尽了便宜。事实上，早在辛亥年四月，湖北革命党人就讨论过选定黎元洪来领带新的革命政府，因为他能够联合这两个互相竞争的革命集团。当日，黎元洪并未想到他以后还将承受由此带来的历史因果。
而学者周锡瑞目光深远：“确定黎元洪领导新的湖北军政府，这恐怕是在武昌起义过程中做出的最关紧要的选择。一直到1913年年终，黎元洪都控制着湖北，成了袁世凯在长江流域的重要同盟者。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一种由军界上流人物与绅士及官僚的支持者结合起来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延续到军阀时代。”（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在袁世凯时代，黎元洪是一个清高的帝制反对者。1914年初记者黄远庸拜访黎元洪，有机会在瀛台吃一顿副总统府的午餐。此时的黎元洪，事实上是袁世凯的囚徒。黄远庸的报道字里行间透露出，黎元洪除瀛台外不能越雷池半步，甚至他的随从仆役出入府邸也受到限制。黎元洪对国家大事没有决策权，每天唯有读书练字，修心养性。堂堂副总统落得和傀儡皇帝光绪一般的命运。据他的副官胡人俊回忆，黎元洪读书之际，突然会掩卷大放悲声。
但黎元洪“忍功”惊人。这时候的北京城，不论是逊清显宦，还是民国名流，多少人都被袁世凯网罗，献媚争宠，点缀升平。黎元洪以“三无”──无智、无能、无为──善自掩饰、韬光养晦。为了拉拢他，袁世凯让第九子做了黎家的女婿。袁世凯想当皇帝，曾数次试探黎元洪口气。有次问他：“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接着马上又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做了皇帝，怎样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黎重光《父亲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后》）
当袁世凯真的称帝时，这个忠厚人表现出了少见的刚烈。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登基成了中华帝国的皇帝。洪宪皇帝的第一道诏书，便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数月前，黎元洪已经借口夫人有病，要求搬离瀛台，无奈袁世凯出资十万元，买下了东厂胡同的新宅子。
于是新朝的文武百官奉命前来黎府祝贺。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一身便装的黎元洪回答说：“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绝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绝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后，他转身进了屋子，百官们只好默默离去。
史学家唐德刚曾经惋惜袁世凯晚节不保，实则是“我国近代从极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国制度，要转入一个超英越美的国家、社会两得其平的后西方民主制度。则此项转变，非有两百年以上之慢慢磨炼不可”。（唐德刚《袁氏当国》）在这个转型期，混乱、反复在所难免。民国初年的乱局，确也曾让不少醉心共和之人失望，曾是同盟会骨干的孙毓筠、刘师培不也成了帝制拥护者了吗！
旧军人出身的黎元洪为何一旦投身共和，便对君主制再无留恋呢？从性格上来看，黎元洪为人十分朴厚，这样的人往往不容易暮四朝三，尤其他不愿打破自己在民众心目中“共和元勋”的形象；从经验上来看，人常常会从不同的非政治的经验中，获得使自己在政治世界中立足和发展的技巧和洞察力，大概黎元洪深感帝制已经过时，任何想复辟的人都会成为国民公敌。一贯谨慎小心的他才不会冒这个险呢。
执法者难为
当上总统的黎元洪，很快便体会到做一个旁观的帝制反对者，比做共和和法治的执行者容易得多。
南方的护国军强烈要求大总统惩办复辟帝制的“祸首”──袁世凯麾下的“十三太保”。但是“皇太子”袁克定不但自己毫发无损，还请求从名单上划掉两员大将；北洋老大哥冯国璋也来电为段芝贵求情；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曦则替严复和刘师培说情。国民党方面也要求特赦两位党籍人士。基于政治，基于人情，黎元洪都不得不答应，最后只得下令惩治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八人。
这便是黎大总统要面对的现实：虽然北京政府是共和政体，立法、行政和司法也由法律予以区分，但实质上是各种关系网络构成的派系政治。“以广泛的关系网为基础，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在自己周围集合成由能干、忠诚、地位优越的人组成的派系。在共和宪法规定的不熟悉的社会中，领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的派系来继续开展政治活动”。（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
而此时最有力的派系，是总理段祺瑞的皖系势力，他一开始便把持了政府。这正是黎元洪从湖北军政府以来的政府组成模式。于是我们可以说，他的命运既是偶然的，又几乎是必然的。如果不是以军队力量作为权力基础，如果没有私人积怨（在袁世凯授意下，威逼黎元洪离开湖北赴北京的正是段祺瑞），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性格上的互补，原本是一对绝佳的政治搭档。
黎元洪则踌躇满志，他准备重开议会，恢复被袁世凯中断的民主政治。为此，黎元洪延揽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从7月起给梁每月津贴两千元。这年8月，中华民国重开国会，五百一十九名两院议员出席。黎元洪亲自到国会致祝词，他希望议员们“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旨归，立宪政之基础”。在数日后的茶话会上，他再次恳请议员们体谅这届政府由各方势力构成，变乱纷纷之后，对人对事莫要过分严格，以便和政府相互提携，促成法治国家。他的诚意打动了议员们，在9月初，国务员人选全部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