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则很快感受到临时大总统之棘手难当。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简称《临时约法》），规定采用法国式责任内阁制，袁世凯遂依法于1912年3月13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等实权部门均由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等袁派人物一手控制。
这本来堪称袁世凯的私家内阁，但从唐内阁成立的那一天起，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袁、唐二人就不断发生冲突。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虽为国家元首，但由于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就成了空有其名而无权的虚职。于是袁为抓权，唐为履职，二人争个不休。袁派的总长们在请示时则都是直接找总统，如财政总长熊希龄在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就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照例不顾总理。唐绍仪的内阁总理干不下去，只好辞职。
但是，袁世凯的苦衷比唐绍仪一点都不少，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一年后，他在一份文件中“谨述甘苦”：“为国民一言：夫用人实行政之本，而国务院为大政所从出。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会……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
什么事儿都办不成，让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意见越来越大，他开始向往“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张广建致邮传部电》，《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南方的激进革命党人一直在检举袁世凯有“帝制自为”的野心，唐内阁倒台后，眼见着袁世凯开始超出《临时约法》规定的范围揽权，这种质疑的声音更为明显。
袁世凯则在1912年6月24日发表公开电为自己辩护。“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孙中山此时也为袁世凯做解释：“故余信袁之为人……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袁总统今日实处于嫌疑之地位，作事颇难，其行政多用半新旧之方针。新派以其用旧手段，反对者愈众，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10月6日）
摇摆
外界对于袁世凯的质疑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做了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对于共和制的兴废，的确正处于摇摆之中。
1912年秋天的一天，顾维钧在向袁世凯报告了他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后起立告辞，但袁世凯让他稍待，要和他谈话。
袁世凯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维钧就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维钧就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就问，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顾解释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应该用不了那么久。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顾维钧在回忆录里说，“我提这段谈话的意思是想说明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对共和制不了解的又何止是袁世凯呢？孙中山对此也只能感叹说：“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
全国上下唯有一片抱怨之声。人们发牢骚说共和政体让社会崩溃，“民国不如大清”，就连报章上也开始鼓吹说“共和政体不合国情”。
独裁
如果说之前袁世凯对共和政体还是尚存疑问，那么，在“二次革命”过后，他就愈发觉得共和制不适于中国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3月23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一怒之下，不待法庭审理宋案，即开始兴兵讨袁，民国打响了第一次内战，双方交锋不足三月，“二次革命”即烟消云散，孙中山逃亡日本。
袁世凯则在1913年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当天著名记者黄远生看到的是一个志得意满的袁世凯，他“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不过袁世凯正在把他共和誓词甩到一边。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念誓词“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时，“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
时未期月，袁又在11月4日发布解散国民党令，之后又解散国会。袁世凯向芮恩施解释他为何这么做：“这个国会并不好，因为它大部分是由缺乏经验的理论家和年轻的政客们组织起来的。他们要干涉政府，也要使一切事情都通过立法手续。他们真正的任务是要通过一部永久性的民国宪法，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袁还对芮恩施以很当真的口气说：“我们传统的习惯和你们西方的根本不同，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稳妥地运用你们抽象的政策观念。”
他接着做了一个比喻：“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用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芮恩施在他的《使华手记》里写道，袁世凯一直在“津津有味地重复说着这个比喻，目光炯炯地在我和其他客人方面搜索着同情或保留的表情”。
袁世凯一步步走上了从终身大总统到皇帝的独裁道路。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正式废除了《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人称“袁记约法”，共十章六十八条。该约法规定大总统任期改为十年，不限制连选、连任，并可推荐“接班人”，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还可以传子。
但又何止袁世凯开始心仪独裁呢？二次革命后远遁日本的孙中山痛定思痛，总结失败原因，认为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之后，蛇龙混杂，纪律全无，不堪当革命大任，必须毁党造党，于是他开始组织“中华革命党”，每一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为唯一领袖。此举当时即招致多方非议，认为这将造就一个极权政党的独裁党魁，但是孙中山分寸不让，还训导“同志”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服从我……”
“袁记约法”则取消了立法机关对大总统的弹劾权、国务员对大总统发布命令的副署权。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至此，袁世凯的两次就职誓词都已烟消云散。接下来的事情世人皆知：袁世凯来了一场失足的皇帝梦。他为此起了一个“洪宪”的年号，意为“伟大的宪政时代”，但是迎接他的是众叛亲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孤独和懊悔中去世，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昏厥复苏之后，微息微叹之间，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说：“他害了我。”“他”是谁？世人只能猜测。
无人能收拾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代。1913年，当芮恩施初到中国的时候，他对共和在这个国度的扎根还保有信心，“中国有着可供民主种子生长的肥沃土地，但是五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毁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君主国家，而共和政体却是相当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现在仍然处于调整的时期”。
但是当他观察到中国历年来因这些“调整”而经受的痛苦和迷茫之后，在1919年离开中国前，他已经换了一种心境，在《使华手记》里忧心忡忡地写道：“倘使中国现在在信心上感到失望，那么，它在精神发展和政治发展上的这种幻灭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我们在太平洋彼岸将看不到一个和平的工业化的并同情我们理想的国家，面对的却是一个受着残酷控制的实利主义的庞大军事组织。”
“祸害星”伊藤博文
文/陈杰
伊藤博文被认为是日本宪政之父，在推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一生是日本由幕府时代走向现代的见证，也是日本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社会过程中的缩影。虽然伊藤博文对日本的历史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且正面的作用，但是对于日本周边国家来说，尤其是中国与朝鲜，他却扮演着一个残忍的侵略者的角色：他一步步将朝鲜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使其一度彻底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他虽然不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始作俑者，却是旅顺和威海卫屠城计策的制定者、占领台湾的罪魁祸首；他是中日《马关条约》的日方全权代表，利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狠劲，从孩童时代就显现
伊藤博文于1841年10月16日出生于日本周防国熊毛郡束荷村。他出生时家境穷困潦倒，其父亲十藏在束荷村村正家里做帮工。由于十藏生性粗放、不擅长理财、好逸恶劳，不久便债台高筑，被村正辞退。此时，十藏的收入已经不足以养家糊口，因此便将伊藤博文寄养在他的岳父家中，自己独自去外地谋生，这时的伊藤博文年方七岁。
在两年多的寄居生活里，伊藤博文本应像他的母亲一样，举止谨慎得好似林妹妹进贾府一般，可事实并非如此。伊藤博文生得虚弱，身体瘦小，脸色苍白，这和他穷困的家境无法为其提供富足的生活有关。因此，周围的小伙伴们经常开他玩笑：“你是一个葫芦，青葫芦，快喝点酒把脸弄得红起来吧。”然而，这个弱不禁风的、过着寄居生活的少年却得了个“祸害星”的称号。家境穷困却又过着寄居生活的伊藤博文养成了一种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习性，正如伊藤博文的老师吉田松阴所说，“年轻的伊藤博文就具有了周旋家（外交家）的风度”。
当时的日本农村流行着一种类似于警察与土匪的游戏，孩子们分成两队从事作战游戏，年幼的伊藤博文总是喜欢做一队的队长，而由于他的性格坚强、机智诡诈，他也总是得以成为队长指挥年长的少年们。有一年初冬的时候，伊藤博文照例统帅一队“作战”，由于对方孩子的年龄比本队的年长且身体强壮，在正面的战斗中，本队的战况极其不好、节节败退。作为队长的伊藤博文便召集队员商量对策，当队员们一筹莫展时，伊藤博文想出了火攻的对策。他命令大家将对方引诱到枯槁的芦苇丛中，集中大量队员堵住“敌人”的退路，然后从上风处点火，最终的胜利自然归属于伊藤博文一方，但是好几个小孩都因此被火烧伤，他的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到受伤的小孩家里赔礼道歉。当时的伊藤博文还没有读书，这类似于《三国演义》里火烧博望坡的情节，应该不是从书本里得来的知识，是否是从大人讲的故事中学来的，我们不得而知。这件事证明了伊藤博文身上所具有的狡诈、不择手段的基因，这在其以后参加的倒幕运动、明治维新的活动中深有体现。
伊藤博文直至成长到十四五岁还只是一个僮仆，在乡下过着平庸的村童生活。这时的他和许多乡村儿童一样，没有什么青云之志，当时的天下形势风云突变，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日本国的存在，他的生活与所了解的世界只存在于口耳相传的范围。然而，时势造人，在他从少年过渡到青年的敏感时期，日本发生了一个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这就是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驶入浦贺港，开始叩击闭关锁国的日本的铁门了。此时的大清帝国早已被迫打开了一扇窗，懵懂地看着陌生的世界而不知所措。伊藤博文这个时候正在做来原良藏的僮仆。浦贺湾一声炮响惊破了伊藤博文的村童梦，通过他的主人来原良藏这个将要担当国难的人，他将开始了解日本，放眼世界。
伊藤博文的青年时代，实际上是他追随前辈人的时代。他最先追随来原良藏，后来师从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吉田松阴被处以死刑后，他便追随被称为“明治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搏击于时代的大潮中。
马关，伊藤博文的“出发地”
马关即现在的日本山口县下关市，是日本著名海港。马关对于伊藤博文的政治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在马关的活动使他的外交才能得到初步展现，也确立了其在明治政府中不可或缺的外交地位。马关可以看作是伊藤博文政治发迹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