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内，酒肆林立，正好满足了李白痛饮狂歌的生活，他常与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崔宗之等八位嗜酒者畅饮游乐，时人称为“酒中八仙”。多年以后，一位李白的崇拜者来到长安，写下了一首名叫“饮中八仙歌”的诗，他就是杜甫。在这首诗中，杜甫将李白的狂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本是疏散人”，无法应付官场上的繁文缛节、尔虞我诈，又从不苟且迁就，因而在朝廷内越来越受到排挤。天宝三年（744年），李白自知不能为官场所容，遂于三月上疏请还旧山。唐玄宗也认为其“非廊庙器”，便赐给他一笔钱财，准其离开了长安。
在官场中，李白自由浪漫的天性受到束缚，他不得不再次开始人生的一场漫游，以寻求精神的慰藉。
天宝三年（744年）夏天，李白离开京师后，一路东行，来到东都洛阳。在这里，李白与杜甫第一次相遇了。后来，两人相约游梁宋时，又遇上诗人高适。于是，夏秋之间，三人同游于梁宋，或入酒垆，或登吹台，或游梁园，或观孟诸，饮酒赋诗，慷慨怀古。杜甫在《遣怀》一诗中写道：“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三人相见如故，诗酒轻狂，过了一段浪漫而潇洒的生活。
天宝四年（745年）春，李白回到任城，略置田产，日夕沉饮。不久杜甫来东鲁看望李白，两人又一同游于任城一带。政治上的不得志，使得李白日益沉浸于对神仙道教的憧憬之中。
天宝五年（746年）春天，李白屡有南游之意，因为卧病甚久，直到秋天才启程。临行前，他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一名篇，诗中说：“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吴越的山水又成为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在那里六朝名士流连于山水之间的风流体态，仰慕神仙的信道热忱，都与李白此时的志趣不谋而合。他在此诗结尾处说：“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是最具李白特色的一首诗歌，与李白许多的离开长安后的诗作一样，这里虽然已不见了建功立业的打算，但却在傲视与愤激中更加传达出一种盛唐的情绪。
他不仅高喊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还说过“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又说过“一生傲岸苦不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他也说过“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等。他肆意地“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盛唐艺术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一切都是冲口而出，但却痛快淋漓、天才极致。
而李白每一次毫无顾忌的尽情抒发，每一次不满的痛快表达，又无一不在反证着盛唐时代精神自由的程度。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说：“他们要求突破传统的约束和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而所有这些，又恰恰只有当他们这个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存在。”
公元746年，李白在时隔二十年后，再次来到扬州。虽然这时生活上已不再如年轻时的豪纵，但依然没有停止漂泊的脚步，此后数年，他南下宣城，北游幽州，以令人惊讶的精力，继续漫游在大唐的国土上。
王国维之谶
文/何书彬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
噩耗传至城中，学界诸人都极为震惊。梁启超本已离开清华，听到消息立刻赶回清华为王家料理后事，并对自己的女儿说，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顾颉刚在听到消息时，蓦然感到“一个猛烈的刺激”，为之“失望而悲叹”。
在留下的遗书中，王国维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一生飘零，1925年，他受聘成为清华国学院的教授后，一家人才终于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然而这段日子却只有短短的两年。他的去世又让妻子儿女开始了四散飘零的生涯。
此后因抗战、内战等原因，王国维留下的五子二女又被分割在海峡两岸，数十年不得相见，直到1987年，其在世的四名子女于香港重逢时，都已成为白发老人，说起各人后来的遭遇，感觉都是“如同梦寐”。
如今，在王国维的子女中，尚在世的只有其长女王东明一人了。今年5月8日，将近百岁高龄的她，在台湾新北市永和区的家中接受了《看历史》记者的专访。
长期以来，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陈”，王东明总是不敢于人前提及自己的家世，更“不敢著书立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知道她就是王国维的长女。王东明说，到了去年，在年近百岁之际，她才“突然想通了”，在别人的辅助下完成了《自述》，对王氏家族走过的一百年进行了回顾。
早在“五四”时期，对“社会运动”常怀恐惧之心的王国维就曾告诫子女要远离政治漩涡，他担心在激进思潮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催化下，“最可怕之社会运动恐亦有之”。当时又有谁能料到，他这番“预言”竟然一语成谶，自己的子女亦因此卷入时代漩涡。
而今白首忆往事，王东明感慨不已：“经历了民初、北伐、抗战、内战和两岸和解等许多大时代，在诸多的动荡中，我都能平稳地度过，与人和平相处，亦属不易，希望能通过《自述》，留下些许记录，也可为大时代做个见证。”
从东瀛到清华
王国维一生共有两次婚姻。第一任莫夫人（1907年病逝于海宁），育有儿子王潜明、王高明、王贞明。第二任潘丽正，1908年与王国维成婚，1965年病逝于台湾，育有儿子王纪明、王慈明、王登明，女儿王东明、王松明。
1913年，王东明于父亲王国维流寓日本期间出生在京都八番地。那时王家已经有了四个男孩，女儿的到来为王国维带来了许多欢乐。王东明说，家中的老佣人曾告诉她，父亲在她出生时最高兴。当时父亲每日与藏书和古物为伴，晨夕不倦地治学，不但写出了《宋元戏曲考》这一重量级的著作，还在甲骨文、金文和汉简的研究上取得诸多建树，但从国内不断传来的动荡消息仍让他常常陷入忧国伤时的心境中。她的适时而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父亲的落寞。
1916年，王国维返国，到上海的“哈同花园”内任职。对此王东明说，那时父亲在日本的经济不能自主，生活主要依赖友人罗振玉资助，父亲带着一大家子人，日常费用，渐觉不裕。当时罗振玉因连年印书，所费也甚多，由此父亲不愿再有累于罗氏，遂先期返国。
一代学人，竟常常为生计所困。早在“百日维新”和“诏废八股”之时，王国维就敏锐地预感到：“来日大难，非专门之学恐不能糊口。”从那时起，他就不得不经常依赖友人的资助，或者就职于他并不喜欢的地方。从日本到上海后，王国维对“哈同花园”并无好感，但是他为了养育家人，也为了利用“哈同花园”内收藏的古物和文献做研究，而不得不与他所认为的不学之徒“虚与委蛇”，此外，还兼职为他人整理藏书，参与《浙江通志》的编撰，以增加收入，弥补子女上学费用。
应该说，对于愿把毕生致力于学问的王国维来说，过这样的生活乃是无奈之举，早在30岁那年，他就在一篇《自序》中感慨地说：“以余之贫瘠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
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王国维积累了多年的学识终于遇到了发挥机遇。动荡的乱世中，在梅贻琦等人的努力下，清华园为一批学人营造了安宁的治学环境，王国维的一生成就，也在这里达到巅峰。
而今忆及在清华园的日子，王东明既留恋又伤感。留恋的是她随父亲在清华园居住的日子虽短，却享受了天伦之乐，伤感的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她相继失去了大哥和父亲这两位最亲近的人。
王东明说，父亲最爱她大哥王潜明，但不幸的是王潜明却于1926年感染伤寒症去世，此事给了父亲很深的打击，此后，一家人便很少再看到他的欢颜。
到了1927年，不断传来的关于北伐的传闻更是让王国维忧心不已。在“社会运动”的浪潮中，湖南学人叶德辉被“特别法庭”枪毙，冯玉祥的兵锋也指向了北京。几年前，正是在冯玉祥部队的“保护”下，在紫禁城内任职“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被迫“护驾”逊帝溥仪出宫——当“社会运动”来到北京，他是否会有和叶德辉一样的遭遇呢？
由于王国维性格内向，即使是家人也很难看出他的情绪变化。但是在1927年6月2日，家人却突然接到了他在颐和园投湖自沉的消息。
王东明说，父亲投湖的地方水很浅，他窒息而死，背上的衣服还未湿。大家于是明白，父亲在前往颐和园前，就死志已诀。
法医在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到了他写给三子王贞明的遗书，纸已湿透，然字迹清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致饿死也。”
飘零一家
或许是出于对长女的疼爱，王东明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她并没有像哥哥们一样被送往学堂，而是被留在父亲身边，由父亲带着念《孟子》和《论语》。
但是，王国维对子女的要求显然没有对学生那般严格。王东明回忆说，每次父亲为她讲课，讲完了问她懂不懂，她点点头，当天的功课就算完了。要背诵的时候，因为她经常背诵得磕磕绊绊，父亲也只是“皱皱眉头”，不待她背诵熟练，就开始教新的课程了。
花了一年的时间，王东明学完了《孟子》，但是《论语》才学了一半，父亲就去世了，这成了王东明永远的遗憾，后悔当初没有跟着父亲好好学。
虽然自己在国学上的造诣极高，王国维却没有让任何一个子女继承“衣钵”，而是让长子去考海关，次子去考邮政……对此，王东明说，父亲常感在动荡的年代中做一名学人是如何不易，不但要时常经受时局动荡导致的颠沛流离和冲击，还时常为生计所困，他希望儿女们都能凭借一技之长，不至于为生计担忧。
这是否是王国维无奈的选择呢？或是他有意让子女以平淡的生活度过时代的动荡呢？由于他很少流露内心的感受，少年时的王家子女也很难清晰地理解父亲的用意。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王国维在动荡的时代常常为忧闷情绪所困。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看到“俄国覆亡”，王国维就认为“祸将及我”中国“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1919年，“五四”运动的热潮席卷全国，王国维也因上海掀起“三罢（罢课、罢工、罢市）而“心绪恶劣”，当时他一面告诫潜明、高明诸子，切莫参与青年学生的活动，一面致信友人罗振玉，说此次运动“有国际竞争，有政争，最可怕之社会运动恐亦有之……大乱将随之矣”。在动荡的时代里，自己和家人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这一直是王国维的“心事”，他觉察到自己的学术生命将不可避免地被时代摇动，但希望家人能够平稳地渡过这一切。
王国维去世后，王东明随母亲离开清华园，在家乡海宁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陆续念完小学、初中，接着又前往松江女子高中读书；在父亲到清华园任职之前，她也曾在海宁的外婆家度过一段童年时光，她回忆那个时候：“午夜枕着钱塘潮声，想着远处江边渔火，童稚时期的记忆，至今年近百龄，犹在脑中盘旋，回味至深。”
抗战的爆发打乱了她的生活，那时候她已就读中央大学，却在一年后就辍学了。离开校园后，王东明先是和母亲一起到上海避难，那里有她在邮局工作的二哥王高明，1941年，眼见着日军即将侵入上海租界，一家人为避难又飘零各地——王东明去了西安，六弟登明去了昆明（五弟慈明193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去了昆明机床厂工作），妹妹松明、三哥贞明、四哥纪明和母亲则去了青岛。
王东明说，抗战胜利后，台湾宣告光复，她的三哥王贞明和四哥王纪明被调往高雄海关工作，妹妹松明也到由高雄海关、港务局、要塞司令部三个单位合办的子弟学校任教，母亲也于此间到了台湾。
1948年7月，她从西安返回上海，那时五弟王慈明已回到上海，她就住在五弟家，未久得知妹妹所在的子弟学校缺少人手，她就想过去任教，正好在浙江大学任助教的六弟登明正过暑假，也想到台湾去游玩，于是姐弟俩就在经历了一天两夜的海上颠簸后来到高雄。
在高雄，王东明与母亲还有几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她的感觉是“一家人终于暂时安定下来了”。
不久后，六弟登明返回上海。王东明虽然开始在高雄任教，但那时候她还“绝对想不到我的大半生会在台湾度过”。
1949年后，国民党政府败退来台，海峡两岸从此隔绝数十载，王东明等在台湾的家人也和留在大陆的二哥王高明、五弟王慈明、六弟王登明断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