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也退
聂鲁达被开棺验尸了，这是前阵子文学界最大的新闻之一，人们对他的死因一直很感兴趣，现在终于下手了。1973年9月11日，智利民主政府遭皮诺切特政变推翻，聂鲁达的挚友、社会主义者阿连德也惨死枪下，十二天后，聂鲁达本人在圣地亚哥去世，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心脏病，不过一直有传闻说他是被毒死的。
智利政变后，一大批热血青年星散四方，其中就有时年20岁出头的罗贝托·波拉尼奥，他本已随父母在墨西哥定居，祖国一出事他就赶了回来，嗣后成了流亡者，这情形同1937年西班牙内战后如出一辙，大量民主人士在佛朗哥胜局已定的情况下流落他乡。波拉尼奥后来写道：“9月11日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流血的场面，而且还是一场幽默滑稽戏。”他也并不喜欢聂鲁达，骂得很露骨，“我坦白：一读聂鲁达的回忆录，我就难受得要命。里面简直矛盾重重啊！要掩饰和美化那张扭曲的面孔需要费多大力气啊！丝毫不大度，没有半点幽默感！”
我没有读过《2666》，也不了解波拉尼奥对阿连德政府的看法。我才刚刚迈进波拉尼奥的门，读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这部他早期发表的短篇集，十四个故事里有头有尾的不多，有的只能勉强说是故事，最后一篇《邀舞卡》则是以片段的形式回顾了他的早年经历，顺便批了聂鲁达的做作。聂氏的回忆录是在他死后次年出版的，记述自己早年的浪荡生涯，诗歌如何为他赢得各地的崇拜者，豪迈中透出沾沾自喜。波拉尼奥讨厌之，再正常不过了。
流亡会变成文人的光环，想想两极格局下，苏联东欧出了多少文化英雄就知道了。波拉尼奥描写的却是相反的状况：流亡给人带来孤寂的内心，不稳定的关系，无法掌控的人生。《圣西尼》是整本书中结构最完整的一则故事，写两个流亡者的交往：“我”是个穷困潦倒的文艺青年，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一边写作一边苦苦找工作，而圣西尼早已成名，是“我”推崇的阿根廷大作家，由于母国处于庇隆独裁之下，目前政治避难于马德里。“我”在圣西尼的鼓励下参加征文比赛，书信往来间，“我”渐渐发现大作家的处境一样凄凉，他甚至还得靠一稿多投来多捞一点可怜的奖金，另外，圣西尼还牵挂着自己那不知所踪的儿子，他很可能已经死于独裁政府的枪下。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是因为近必生苛，众多的挑剔抱怨都出自过于亲密的关系，远了，则如俗话说的那样，会产生“距离美”。“我”与圣西尼始终缘悭一面，故而保持着毕生的敬意，“我”从圣西尼寄来的家庭照上认识了他的女儿米兰达，他却不知道，这位漂亮女子有多么看不起自己的父亲和他的那个通信者，称他们是“捞奖金的人”。多年以后，米兰达给“我”带来了圣西尼的死讯，相逢一笑，“某种神秘的力量”使得两人早就和解了。
波拉尼奥笔下众多的流亡者没有一个是聂鲁达那样风风光光的。流亡是内心的事，一个吞下去的动作，是面对万丈深渊时喉头的一声哽咽。流亡者对缺席比对在场更加敏感，他们总在观察，寻找倾听和倾吐的合适对象。《毛毛虫》写两个远离家乡的人的相遇，在开口对话之前彼此都注意到对方很长时间，一个在书店里翻书，另一个坐在书店外的长凳上独自望着天空。他们交谈起来，“‘毛毛虫’从来不跟人争论，也不表示看法……只是倾听，存在心里，或许也仅仅是倾听。”他们的距离从未缩短到称兄道弟，彼此都知道，对方只是人生过客而已。结局没有意外，“毛毛虫”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平淡如此，读来还是有点惆怅。
这些故事里都少不了书，少不了写作与诗歌。波拉尼奥喜欢玩味一个被迫丧失稳定的人，文艺在他的生活里还能起怎样的作用？阿连德政权被颠覆后，智利军警前来搜查聂鲁达的寓所，诗人说：“看吧，你们在这儿就怕一样危险品——诗！”颇有几分李白命高力士脱靴的豪气。然而这种豪气是虚的，出自聂鲁达天真狂傲的秉性，“看尔等鼠辈，与我何加焉？”不按世界本来的样子去看世界，固然豪情满怀，不失可爱，但由于入得真实太少，其实境界不高。波拉尼奥描写的文人则处在另一个极端，他们都被真实的人生摧折得落落寡合，离“豪气”二字太过遥远了，甚至没有余力让青春的本能暂时逍遥一会儿。“讨生活”的负担榨干了所有诗意。
就剩下了同情。赖文艺的桥接，这些寂寞无助的人彼此都能认识，能说上几句话，在迷茫一片的夜晚互相有所寄托。《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一篇，写B与B父到阿卡普尔科度假，本来无关流亡，但B的举止心理都是流亡者的，他带了一本偶然得到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诗选，他似乎预感自己随时可能离开眼下的岁月静好，仿佛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他用陌生的目光看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亲；他对任何活色生香都不抱浓厚的兴趣；他做的梦都是在黑乎乎的长街上来回走，站在楼群之前，看到楼群间巨大的影子好像在相互冲撞。在游泳池边的露天茶座，B遇到一位美国妇人，问起他手中的诗集，从而两人有了一番关于诗的简短对话。故事到这里微微有了一点亮色，但很快又沉寂了下去，因为B的假期节奏被他的父亲所掌控，后者的眼里只有女人、吃喝和赌博——象征着一种强大而麻木的支配力。
从事文艺的确能帮助他们“刷存在感”，但即便是圣西尼，在流亡的处境中也不得不屈从于生活的残酷压力。更大的恐惧源于写作这一职业本身。B在诗集里读到了居伊·罗塞的诗，那是法国的一位二流诗人，在1940年法国沦陷后失踪，没有谁知道他的下落，朋友们遍寻不着，签证下来后就都忙着去美国了，“个个忙于找个安全的地方”。正如明末士人好说宋末光景，那一代法国遗民文人的境遇，在智利的流亡文人看来，处处预警他们的命运；读一个被人忘却的人的作品，作为同行的你怎能不心有戚戚：焉知自己的作品会不会也有沦为“遗作”的一天？不论罗塞是否善终，他究竟都被人忘却了。在另一篇小说里，波拉尼奥更是虚构了一位名叫勒普兰斯的三流法国诗人，他在沦陷期搭救了一些比自己优秀的作家，换来了继续书写蹩脚诗歌的名誉资本。
作家必须要出版，靠市场的力量来证明创作的价值，而流亡的环境一方面增加了出版的难度，另一方面增加了作家对“泯然众人”的恐惧。波拉尼奥虽然从40岁才开始出版作品，但他对这种困境一定早有体会。物伤其类的感觉贯穿于所有这些小说之中，有时体现为思念（《恩里克·马丁》），有时体现为感激（《戈麦斯帕拉西奥》），有时只是天涯沦落人之间泛泛的同情（《毛毛虫》），有人死去，有人消失，有人依然在为理想挣扎着写作，波拉尼奥从不描写他们内心的痛苦，他收笔总是很急，镜头总是在睹文思人、触景伤情的一刻匆匆转换。
如若聂鲁达那种狂傲是对困苦的有意回避，无足可观，真正高致的文人境界又当如何？我想，那必如王静安所说“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必须深品人生况味而不得失萦怀。波拉尼奥在末篇《邀舞卡》中自问自答：“我这一代智利人是勇士吗？是的，是勇士”，沉抑了一整本书之后，读到这句话感觉很突然，细想之却也不为过。相对于聂鲁达的全然不入，那些籍籍无名的流亡者入人生入得太深，深到杯酒相对默默无言，深到死于纯粹的厌世和伤心，像那位诗人恩里克·马丁一样，死时留下一串无人能索解的数字秘符，而无一句怨天尤人之语。死于伤心，在波拉尼奥看来远远高于死于政治暴力，或死于那些有塑像效果的壮怀激烈。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可算是勇士。
十四篇文字，波拉尼奥完成了起跳前的下蹲——他用这本消散的、惆怅的、寂寥的书给更具野心的作品清理出场地。每一个故事抵达结尾，我们会发现，注意力已被作家带离了出发地很远很远，几乎回不去了，我们就这样被他抛在了半路，落入了与剧中人相仿的四顾茫然的境遇里，我们被迫去他的下一本书《荒野侦探》里寻找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