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了大概有半英里地，我的小手绢儿完全湿透了。那时候，车夫突然把车停住了。
我往外看车为什么停住了的时候，真没想到，坡勾提从一个树篱那儿突然冲了出来，爬上了车。她用双手搂住了我，把我使劲往她的紧身衣上一挤，挤得我的鼻子都非常地疼起来；不过我当时并没顾到这一点，事后发现，鼻子都有点蔫糊儿了，才想起来的。坡勾提一句话都没说。她只撒开一只手，把它伸到她自己的口袋儿里，一直伸到胳膊肘那儿，掏出几包点心来，塞在我的口袋里；又掏出一个钱包儿来，放在我的手里。但是她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只用两只胳膊，把我使劲又挤了一下，也就是最后挤了一下，才下了车，跑着去了。我现在相信，也永远相信，她那时袍子上的纽子，连半个都没剩下。有好几个纽子四处乱滚，我捡起一个来，珍重地保藏了好久，作为纪念。
车夫直瞧我，神气好像是问我，坡勾提还回来不回来。我摇了摇头，说，我想不会回来了。“那么，哦呵，走哇，”车夫对懒洋洋的马说。马跟着就走起来。
顶到那时候，我已经哭得很够劲儿了，就开始想，再哭也没用处，特别是，不论拉得立克·蓝登还是不列颠皇家海军里的舰长，遇到急难的时候，从来没有哭过，这是我记得的。车夫看出来我下了这样的决心以后，就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我顶好把手绢儿放在马背上晾一晾。我对他道了谢，照着他的话办了。只见手绢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显得特别地渺小。
我现在有闲工夫看一看那个钱包儿了。只见它是硬皮子做的，带有暗扣儿，里面装着三枚发亮的先令；那显然是坡勾提用白粉子擦亮了，为的好叫我看着更喜欢的了。但是那里面最可宝贵的东西，是一块纸包着的两枚半克朗，纸上是我母亲亲笔写的几个字：“吾爱与此，同付卫。”我一见这个，又悲从中来，哭了起来。我对车夫说，劳他的驾，把手绢儿递给我。不过他说，他认为顶好不必用手绢儿。我一想也不错，因此就用袖子擦了擦眼泪，不再哭了。
并且还是永远不再哭了。不过，我先前既然那样激动过，悲痛的余势，仍旧有时使我剧烈地抽搭一阵。我们这样颠簸着前进了不大一会儿的工夫，我问车夫，他是不是要送我一路。
“一路到哪儿？”车夫问。
“那儿呀，”我说。
“那儿到底是哪儿哪？”车夫问。
“离伦敦不远的地方，”我说。
“哟，那么远！那这匹马，”他把缰绳一抖，指示那匹马，“不用走到一半，就该成了死肉了。”
“那么你只到亚摩斯就不走了，是不是？”我问。
“那还差不多，”车夫说。“到了亚摩斯，我把你送到驿车那儿，驿车再把你送到——不管什么地方。”
这几句话，在车夫方面，就算是说得最多的了（他的名字叫巴奇斯），因为他这个人，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脾气很冷静，一点也不爱多说话。我因为他说了那么些话，要对他表示表示客气，就给了他一块点心。他接了点心，一口就把它咽下去了，和大象吃东西完全一样；吃的时候，他那个大脸，又没露出一丁点吃东西的样子来，也完全和大象一样。
“这个点心是她做的吗？”巴奇斯先生说，他老是把两只脚蹬在车的踏板上，把两只胳膊放在膝盖上，弯着腰往前趴着。
“你说的是坡勾提吗，先生？”
“啊！”巴奇斯先生说，“是啊！”
“是她做的。我们的点心，都是她做的；我们的饭，也都是她做的。”
“是吗？”巴奇斯先生说。
他把嘴闭拢，做出要吹口哨儿的样子来，但是他却并没吹口哨儿。只坐在那儿，直看马的耳朵，好像在那儿发现了什么新鲜东西似的；他这样在那儿坐了好久，后来才说：
“她没有甜蜜的情人儿吧，我想？”
“甜蜜饯杏仁儿？你刚才说甜蜜饯杏仁儿来着吗，巴奇斯先生？”因为我只当他又想吃点儿糖果、点心什么的，指着名儿叫出来啦。
“情人儿，”巴奇斯先生说。“甜蜜的情人儿。没有人和她相好吧？”
“和坡勾提相好？”
“啊！”巴奇斯先生说，“是啊。”
“哦，没有。她从来没有过情人儿。”
“是吗？”巴奇斯先生说。
他又把嘴闭拢，做出要吹口哨儿的样子来，但是却又并没吹口哨儿，只坐在那儿，看着马的耳朵。
“你才说，你们的苹果点心，”巴奇斯先生琢磨了很大的一会儿才说，“都是她做的，饭也都是她做的。是不是？”
我回答说不错，是。
“呃，我这阵儿有一句话告诉你，”巴奇斯先生说。“你是不是要写信给她？”
“要写信给她，”我回答说。
“啊！”他说，一面慢慢地把眼光转到我身上。“呃！你要是写信给她，那你想着点儿，写上这么一句，就说，巴奇斯愿意，行不行哪？”
“巴奇斯愿意，”我天真地重复了一遍。“你的话就是这个吗？”
“不—不错，”他一面琢磨，一面说。“不—不错。就是：巴奇斯愿意。”
“不过，巴奇斯先生，你明天就又回了布伦得屯了，”我说，说的时候，因为想到我自己那时候要离那儿很远了，所以声音有些颤抖。“那你自己亲自对她说，不更好吗？”
但是他把头一甩，表示不同意我这种说法，同时带出非常庄严的态度来说，“巴奇斯愿意”，要传的就是这句话。他这样把前面的要求又肯定了一遍之后，我马上就答应了替他传。就是那天下午，我在亚摩斯的旅馆里等驿车的时候，我弄到了一张纸和一瓶墨水，给坡勾提写了一封短信，信上是这样写的：“我的亲爱的坡勾提。我平安到了这儿。巴奇斯愿意。问我妈好。你的亲爱的。巴奇斯先生说，他特别要我告诉你，说，巴奇斯愿意。又及。”
我当时答应了巴奇斯先生，在我就要写的信里，给他传这句话，跟着巴奇斯先生就又静默起来。我呢，经过近来发生过的情况，觉得非常疲乏，就在车里一个口袋上躺下，一会儿睡着了。睡得很熟，一直睡到我们到了亚摩斯的时候。到了那儿，他们把车赶到客店的院子里；那儿的一切，在我眼里，都完全是生疏的，新奇的；我原先本来还暗中希望在那儿会看见坡勾提先生家里的人，甚至于还会看到小爱弥丽，但是这地方这样生疏、新奇，把我那种想法完全打消了。
驿车已经放在院子里了，车的全身都非常地亮，但是马却还没套上。以它当时的情况而论，没有比它更不像是要往伦敦去的了。我就一面琢磨这种情况，一面纳闷儿，不知道我的箱子，闹到究竟，会弄到哪儿去（巴奇斯先生因为磨车，把车赶到院子里，所以把我的箱子放在客店院子里有砖石铺着的地方，靠驿车车辕旁边），也不知道，我自己闹到究竟，会弄到哪儿去；正在疑惑不定的时候，只见一个妇人，从一个凸形窗户里面（窗户上面挂着好些只鸡鸭和好几片猪肉）探出头来，问道：
“那位少爷就是从布伦得屯来的吗？”
“不错，太太，”我说。
“你姓什么？”那个妇人问。
“我姓考坡菲，太太，”我说。
“那可不成。”那个妇人说。“这儿可没有人给姓考坡菲的开付饭钱的。”
“那么，有人给姓枚得孙的开付的吗，太太？”我说。
“你就是枚得孙少爷吗？”那个妇人说。“那你为什么刚才可说你姓考坡菲哪？”
我把缘故对这个妇人说明白了以后，她跟着就拉铃儿，同时喊道，“维廉，把这位少爷带到咖啡室里去。”她这一喊，就从院子那面的厨房里，跑出一个堂倌儿来，带我到咖啡室里去。他一见我，好像很诧异，因为让他往咖啡室里带的，原来只是我。
咖啡室是一个很长的大屋子，里面挂着几张大地图。假使这些地图是真正的外国地方，而我一个人流落到它们中间，我不知道，我那种人地两生的感觉是不是还会更厉害。我手里拿着帽子，在靠门最近的一把椅子的边儿上落了座，那时候，我觉得我简直地是大胆莽撞。堂倌儿特意为我铺了桌布，铺好了桌布，又在那上面放了盐醋瓶子，我现在想，我当时看到那样，一定因为害羞，全身都红了。
他给我端了些排骨和蔬菜来。他揭盘子盖儿的时候，那样冒冒失失地，当时我直害怕，只当我不知怎么把他给得罪了。不过他在桌子前面给我放了一把椅子，很和气地跟我说，“喂，六英尺高的大个儿[1]，来吧！”那时候，我才把一颗心放下了。
我谢了谢他，在桌前坐下；但是因为他正站在我的对面，死气白赖地盯着我，同时，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要脸上大红一阵：所以刀和叉子，在我手里，想要用得灵活一点儿，实在很难；汤想要不洒出来，也不容易。他看着我吃第二块排骨的时候，说：
“还给你定了半品脱麦酒哪。[2]你是不是就要喝？”
我谢了谢他，说“就要喝”。跟着他就把麦酒从一个罂子里倒在一个大玻璃杯里，把杯迎着亮儿端起来，叫酒显得很好看的。
“哎呀，”他说。“酒看来还真多，是不是？”
“不错，看来确实很多，”我微笑着说。因为我看到他那样好玩儿，很喜欢他。他这个人，两只眼直眨巴，满脸都是粉刺儿，满头的头发都直挺挺地扎撒着；他站在那儿，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把玻璃杯迎着亮儿端着，看着再没有那么和气的了。
“昨儿我们这儿来了一位绅士，”他说——“一位又壮又胖的绅士，他姓塔浦扫——你也许认识他吧？”
“不认识，”我说，“我想我没——”
“他穿着短裤子，扎着腿套儿，戴着宽边帽子，穿着灰褂子，系着花点子高领巾，”堂倌说。
“不认识，”我羞涩地说，“我没有那种荣幸——”
“他上我们这儿来，”堂倌儿迎着亮儿看着玻璃杯说，“要了一杯跟这个一样的麦酒——我劝他别要，他可非要不可——要来了就喝了，喝了可就倒在地上死了。那个酒他喝起来太陈了，本来就不该要来着。那是一点不错的。”
我听到这段悲惨的故事，吓了一大跳，跟着说，那我想，我还是喝点水吧。
“哟，你不知道，”堂倌说，一面仍旧迎着亮儿，看着玻璃杯，一面把一只眼睛闭着，“我们这儿可不许有人要了东西又都给剩下了。这样我们可就要生气了。要是你不敢喝，我替你喝了吧。我是喝惯了的，决没有碍处。什么事儿，一做惯了，就一点碍处都没有了。我要是一仰脖儿，一口就喝下去，那我想决不会出毛病的。你是不是要我替你喝哪？”
我说，他要是认为他喝了不会出毛病，那他替我喝了，我只有感激的；不过，如果有妨碍的话，那他千万可不要喝。他把脖子一仰，一口把酒喝下去了以后，我得承认，我吓得什么似的，唯恐他和那位可怜的塔浦扫先生遭到同样的命运，一下倒在地毯上玩儿完了。但是他却什么事儿都没有，不但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还觉得，他喝了酒以后，反倒好像更有精神了。
“你这儿是什么东西？”他把叉子放到我那盘排骨里，问道。“不是排骨吧？”
“是排骨，”我说。
“哎呀，太好啦！”他喊道，“我还只当那不是排骨哪。你不知道，喝了麦酒，想要不出毛病，最好是吃点排骨！你说运气有多好！”
他用一只手揪着排骨有骨头的那一块儿，用另一只手拿着土豆儿，大嚼起来，吃得香极了，我看着觉得非常地好玩儿。他吃完了那一块排骨和土豆儿，又拿起一块排骨和土豆儿来。他把排骨和土豆儿都吃完了，给我端了一个布丁来。他把布丁放在我面前，跟着好像琢磨起来，有一会儿的工夫直出神儿。
“这个饼怎么样？”他如梦初醒的样子说。
“这不是饼，这是布丁啊，”我回答说。
“布丁！”他喊道。“哟，我的妈，还真是布丁，啊！”他又往前凑了凑，看着布丁说，“你说，这不是奶蛋布丁吧？”
“是，是奶蛋布丁。”
“哟，还真是奶蛋布丁，”他说，一面拿起一把汤匙来。“我就是爱吃奶蛋布丁！你说运气有多好！来，小家伙，咱们俩赛一赛，看谁吃得多。”
堂倌当然吃得多。他有好几次，叫我加劲儿比赛，好取得胜利。但是他用的是汤匙，我用的是茶匙，他吃的是大口，我吃的是小口，他的胃口那样大，我的胃口那样小：所以，我们吃头一口的时候，我就远远地叫他拉到后面去了，根本就没法儿跟他赛。我想，我从来没看见过有人吃布丁吃得像他那样香甜的。他把布丁都吃完了，还大笑起来，好像布丁虽然完了，布丁的滋味，在他嘴里却还没完似的。
我看到他那样和气，那样友好，就趁着机会，跟他要纸、笔和墨水，写信给坡勾提。他不但马上就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拿来了，还在我写的时候，不怕腻烦，站在我后面，看着我写。我写完了，他问我，到哪儿上学。
我说“到伦敦附近”，因为我说得上来的，只有那句话。
“哦！哟！”他显出沮丧的样子来说，“我听你这一说，我很难过。”
“为什么？”我问他。
“哦，哎呀！”他说，一面摇头。“就在那个学校里，他们把一个小学生的肋骨给弄折了，折了两根。一个小学生，我得说一个——我想想看——你多大啦？——你大约几岁啦？”
我告诉他，说我八岁多点，九岁不到。
“那个小学生正和你一样大，”他说。“他们把他的头一根肋骨给弄折了的时候，他八岁零六个月。他们把他的第二根肋骨给弄折了的时候，他八岁零八个月：这样一来，那孩子可就玩儿完了。”
这件事这样巧，使我觉得很不安。这是我没法儿对我自己或者对那个堂倌儿掩饰的。我问他怎么弄折了的。他的答复，更叫我没法儿能振作起精神来，因为他的答复是两个阴森可怕的字：“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