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知道了“钱林冲突”这档子事以后，我就一直在关注着，想弄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因倒也说得下去，一是事件的发生地，就是北京东单干面胡同里的社科院宿舍大楼，为采访李健吾先生的家人，我曾不止一次地去过，也曾与钱先生、杨先生通过信（已搬到南沙河了）。再就是，事件的另一当事人林非先生，1980年我在北京学习时，曾给我们讲过鲁迅，印象中是个白白净净温文儒雅的中年人。有这么多的粘连，也就有了许多的牵挂。
“钱林冲突”，这是我的叫法。好多地方不这么说。比如2009年1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第8版上，赫然的大标题就是《林非谈“钱杨冲突”》，不明此中情由的人，还以为是钱锺书与杨绛有什么冲突似的。在我看来，依据各人的好恶，可说“林钱冲突”，也可说“钱林冲突”；若加上主要责任人的认定，也可说“杨林冲突”，无论如何是不能叫成“钱杨冲突”的。
此文透露的信息，是近年来最多的。细说了事件的起因与经过。简单地说，1969年春夏间，林非奉单位之命，一家三口住进钱先生在干面胡同的宿舍，又因为请钟点工洗衣服而与钱家起了争端。“钱锺书和杨绛是打人者和咬人者。钱锺书双手举起的是一根大棒，朝着我就残忍地抡了下来。如果不是被我及时伸手挡住木棒，击中头颅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整个打架过程中，自己虽然也动了口，但始终没有动手”。这是文中引用的林非的话。我相信全是事实。
唯一让我不满意的是，林先生既然如此君子相，只动口没动手，主要责任已然在了对方，就该将自己动口说的话也说了出来，让当今的读者和后世的研究者，看看你的动口与他的动手之间有没有关联。
再有一点，是我要为林先生叫屈的。就是新近出版的《听杨绛谈往事》中，杨一再说林住进他们家是“掺沙子”。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高校与社科单位有相似之处，都派了“工宣队”“军宣队”。工人、解放军参与单位的“斗批改”，叫掺沙子。调整住房，让没房住的革命群众住进住房宽敞的斗批改对象的家里（这个意思只能这样表述），当属“改”的一部分，是不能叫掺沙子的。杨绛一再用此语，等于不顾历史实情，说是对林非的诬蔑也不为过。
钱先生当时住的房子，其格局与李健吾先生家相同。我能想象出钱杨住哪两个房间，林非一家住哪两个房间。我也能想象出对垒的双方在什么地方摆开他们那惊动了历史的战场。只是在此文中，作者钱汉东先生忽视了林非出身的那个年代的特殊性。或者说并没有忽视，而是把它变成了一种颂扬。文中说，“全国解放前夕林非参加了革命。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可能是另外的样子”，什么样子，作者没说，后面的话已喷薄欲出，该是革命领导干部。他不知道，这样的出身，在“文革”中是多么显赫的一种优势。且以文中的事实为例。林非说，在他奉命搬入的那座仅有三十二个单元的四层楼房，同时入住的就有十个青年研究人员。意思是非他一人。可是你要知道，全社科院是个多么大的单位，不会仅有十个住房困难的青年研究人员。论资排辈，还是论功行赏？不管占了哪头，能享受这一待遇的，会是怎样的人物，也就不言而喻了。
现在再让我们站在钱杨两先生这边来想想。运动一开始挨批斗，蒙垢受辱，后来住学习班不得回家，愁肠百结，好不容易熬到可以回家了，家里却住进了这么一对“革命群众”。住进了还不客气，竟然在用钟点工洗衣服这样的小事上，也敢跟他们叫板。此一刻也，在钱杨二位的眼里，林非这样的人就是“文革”、就是专政，就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老了吗？不，只要有一分力气，也要拼个你死我活或我死你活，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咬。只有从这个层面，才能理解钱杨为何那样凶残，是打人者和咬人者；也才能理解那么文弱的钱先生，竟能双手举起一根大棒，残忍地抡了下来。我能想象出，钱先生举起那根大棒的时候，一定有种“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豪侠之气在胸臆间激荡。那肯定是他一生最为自己骄傲的时刻。
四十年过去了，世道好了许多。林先生也该用一种悲悯的情怀来看待此事了。就事论事，肯定钱杨有不对之处，甚至全部不对，无一是处。但就大势论事，只怕又是另一回事了。同时我也要劝告钱汉东先生，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不要轻易对“文革”中的人与事下结论。毕竟那不是一场好玩的游戏。
2009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