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崔云山一生中喜欢唱戏，也喜欢用戏剧里的台词来参悟自己的人生之路。但是崔云山也深深懂得，人生不是完全按照舞台上的原则来办事的，我们的生命虽然短暂而且渺小，但是所处的这个伟大的社会，却正是由人们自己所创造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崇高的任务，那就会给我们带来无上的快乐。正是在生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自己的生命意义和自己心灵的归宿，所以才使得我们活得充实而富有激情。回忆起自己走过来的历史，崔云山很在乎、也很自豪他在县上独立团那一段日子。
1970年3月，春节刚过不久，有一天崔云山接到一纸文书。经大渠武装部的潘部长介绍，公社调他到县里独立团去担任会计。马斯洛曾经有一句名言：“在我们的人生中，最艰难的是选择。思想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崔云山的人生轨迹，就是这段格言的最好注脚。他的这一次选择，使他迈出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离开了李店铺村，离开了乡下这片土地，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独立团与正规部队无关，是指民兵队伍里的组织，属于县武装部管理，一共200多人，除了日常军事训练外，还要轮流到运城电厂去卸火车、装煤炭、拉煤灰、搞运输，为独立团创造收入，支撑团里的一切费用开支，劳动强度非常大。而崔云山既要管好财务，还要照料好这些人的吃喝拉撒睡，整日里忙得双脚打着屁股跑。不过新的生活环境，也给他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至今还记得他们曾经在安邑水库捞鱼，捞到许多条一米长的鱼，像猪肉一样厚，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
是金子就要发光，这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也是一句至理名言。崔云山干过保管，当过记工员，又做过大队的会计，干起工作来当然是轻车熟路。加之他虚心好学，很快就将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受到了独立团上上下下的好评。崔云山在当年排演的几部戏中，最喜欢的是《一颗红心》，这部以临猗县模范饲养员王传河事迹为原型的革命现代戏，至今对崔云山都有深刻的记忆。尤其是许老三那种公而忘私，不计名利的人格品质，成为他铺垫善良人生的一块基石。即使现在崔云山唱起戏来，也多是“探槽”那一段唱词。
2015年清明节后一天，崔云山的办公室，当年独立团的老连长李勤友也在，提起当年往事，这位已将近耄耋之年的老人站了起来，连连夸赞道：“崔云山这人作风正派，工作认真，办事热情，为人厚道，财务上从来没出过差错，后勤工作也做得有模有样，被大家誉为‘红管家’，还出席过县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哩。”说来大家也许都不会相信，在那个即使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的岁月里，独立团属于半军事形式的单位，比照部队的物资供应，有钱有物，根本不用为衣食住行而犯愁。而崔云山担任的角色，既管钱又管物，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岗位。他知道这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所以在工作中更是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即使监管他们的县武装部陈参谋，几次三番主动提出来，说小崔呀，你整天这么辛苦，家离得也不远，我给你批些白糖，面粉等东西送回去。崔云山连连摆手，似乎像被蜜蜂蜇了一样，从来没有拿过一点东西，也没有借机送过他人。
那是一个现在的人们根本不能够理解的时代，真正的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尚，小偷会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有男女作风问题的挂着两只破鞋游街。“政治清明”得有时候让人感到恐惧，为了所谓的“派性”斗争，夫妻常常反目成仇，兄弟也会拔刀相见，每个人都纯粹的像一个玻璃人，根本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为了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人们不断地用毛主席语录对照检查自己，动不动就背诵“老三篇”，要敢与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心一闪念。就是在互相批评中，也是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比孔子“吾日当三省吾身”的教诲，还要深刻好几分。比如：当你路过玉米地时，心想掰几穗玉米回去煮煮吃该多好，但就仅是想法不正确，也会在斗私批修会上检讨出来。
其时对“好人”的奖励，大多是一张奖状，重一点的也就是一个镜框，至多是钢笔、笔记本之类的物质奖励。至于对有突出贡献的模范人物之类，则会经过层层研究审查，输送到县直单位工作，即所谓被誉之为“跳农门”。崔云山在独立团的表现，再次得到了武装部和上级机关的充分肯定，独立团解散后，县里决定调他和张天理到县政府的市场管理办公室，也叫作“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即工商局的前身，去做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但是好景不长，因为两个月后，那一批人员中有个姓李的虚报了年龄，被上级部门查了出来。结果一个老鼠坏了一锅菜，他们那一批的15个招工指标，一夜之间全部被泡了汤。
按现在的行为规则，当事人总是要讨个说法，一人之恶行，怎么能祸及他人呢？但是那时候不行，领导的嘴巴就是行政法规。可见有时候，人生之路尚不如弈棋，输了不可能让你再重来一局。崔云山一声长叹，又回到村办小学，当了一个民办教师兼事务长。正像村里的土话，这一回真是一头脱胆两头空。好在面对挫折，崔云山没有伤了什么元气，而是更加勤奋。半年后，他被调到大渠公社机耕队，担任保管员和事务长，管物资、管油料，又干起了老本行。1973年11月，机遇又一次光临了他，由于李店铺村管辖权的变更，崔云山也从大渠机耕队调到镇水工队后又调到镇机械厂担任会计，厂党支部成立后，又兼任支部组织委员。
机械厂的铁哥儿们
运城镇机械厂，其旧址大约在现在的新百货大楼那里，是从东城办事处那里迁来的。那时候完全是行政命令，领导高兴了，头脑一拍，单臂一挥，那一片土地就是你的厂、他的店的地址，长短方圆由你们自己去定。机械厂的新址就是这样来的，不过搬迁却是自己的事情，最先进的运输工具，就是找来搬运社的骡马大车。领导职工齐心协力，人拉肩挑，发扬大庆干打垒精神，吃的是白菜汤，住的是露风房。不过最大的困难是工厂没有成型产品，到处找米下锅，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极大地影响了职工们的士气。作为厂部会计和支部委员，崔云山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厂里资金紧缺，自己又没有技术，如何来破解这个难题呢？
学会把握，懂得感恩，这是崔云山人生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平坦，也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崎岖，就像转角一样，要是没有进入转角之中，就永远都不会知道转角后面的景色如何，永远不知道转角后面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要懂得把握住手中的机会，不要轻易将它放掉。然而言之易而行之难，崔云山人生的成功之处，就是在于他不仅懂得，而且把握住了每一个机会，没有让它们轻易从身旁流过。要把握机会，做事到位，必须拥有一种强烈的责任心，也就是说，要把事情做到最好，光尽力而为还不够，还必须要全力以赴，最好是破釜沉舟，不遗余力。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虽然还没有改革开放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治国理念，却有着用毛主席语录鼓舞士气的优良传统。崔云山是个大局观念很强的人，不只是人家要他做才去做，而是发现了问题症结就抢着去解决。他经过一段对形势的观察与思考，觉得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职工们失去了自信，对前途充满了疑惑。大家消极怠工，互相猜疑，偷做私活，一门心思想占工厂的小便宜。找到问题的症结后，他主动寻到厂长办公室，谈了自己的看法，就是从思想教育抓起，得到了厂长的大力支持。于是崔云山紧锣密鼓，采取各种措施，就是要在全厂树正气，凝人心，聚人气，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
在崔云山的人生词典中，他认为最应该感激的是“磨难”二字。因为有磨难，才会逼迫我们产生思索，才会逼迫我们变得明智，也才使得我们练达成熟，从而有所发现，有所进步。继而会焕发出明智练达而又富有创新的精神，也才使得我们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生命变得不同凡响。这是一个很有意境，也很有说服力的见解，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首先必须具备深刻的哲思与觉悟。也许正是这样，崔云山才会深有感触地说道：磨难既然有着如此深刻的启迪意义，我们何不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人生的考验，对意志的一种磨炼呢？
崔云山针对厂里的实际情况，深入到车间第一线，了解工人们思想状况，掌握生产进展动态，将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写在厂部和车间的黑板上，组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进行学习。而且把车间里的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收集起来，写成稿件进行广播，让问题在自己这儿解决。经过一段努力，歪风刹住了，正气起来了，机械厂革命朝气蓬勃，生产蒸蒸日上，很快就走上了正轨，迎来新的契机。
不久前的一天，崔云山专门把当年的老厂长王伟和一批同事召集起来，提起机械厂这段往事时，王伟满怀深情地说道：“在那个困难的日子里，确实应该感谢我这个老搭档崔云山呢，是他帮助企业走出了困境。你们根本想象不出当时的情景。一片荒地，几座厂房，牛毛毡搭建的房子漏风漏雨。硬是崔云山这个党支部委员，把大家的心拢到了一块。”崔云山接过王伟的话茬说道：“真应该感谢在机械厂那一段的日子，在那里我得到了良好的锻炼，也增长了不少的知识，更结交了一批朋友，对我以后的事业发展很有帮助。”听了崔云山这样一番话，大家你一言他一语地议论起来，通过这些片言碎语，我们逐渐又勾勒出了机械厂当年的情境：
人们在困苦的日子里，不仅仅是需要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要有精神支柱，要有一种向心的力量。经过他们一段日子的整顿，机械厂的小环境得到了一定的好转，但是崔云山并没有感到轻松。他知道做政治工作宣传只是一张皮，治标不治本，解决职工们的实际困难才是瓤，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他在做好政治工作的同时，积极解决职工们的实际困难。先是在空地里修建了一个羽毛球场，让年轻人有了锻炼身体的活动场所；接着又办起了职工食堂，解决了大家吃饭难的后顾之忧。
为了丰富职工们的文化生活，在崔云山的号召与组织下，这个只有四五十人的小工厂，居然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排起了现代戏曲《三世仇》。崔云山既是导演，又扮演戏中主角“王老五”，席凤珍扮演“三奶奶”，张高朝扮演“王二爷”。大家白天正常工作，晚上排练，虽然很辛苦但是都很开心。后来在县人武部礼堂进行公演，受到领导和群众的高度赞扬：没想到机械厂，还有这么一批多才多艺的员工，人真是不可貌相呀。对于这件往事，当年的供销科长张联喜感慨地说道：“那时候的风气正，人也好。厂里排戏，借道具的差事就落在了我这个跑外交的身上了。我到那些文艺单位去，虽然不认识，但是却都很热情，只要有就都会慷慨解囊。说实在的话，要是放在现在这个年代，我真不敢保证事情能够办得如此痛快。”
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喝酒也许就是最好的娱乐方式，崔云山说，真还应该感谢张联喜呢，他是我们几个人喝酒划拳的“师傅”。每到星期天晚上，几个人轮流坐庄，从城里头买点菜，打些散酒。喝多了也不论身份地位，谁表现不佳，大家便四处追着他。逮住后，有人捏鼻子，有人往嘴里灌酒，直到被灌者四下求饶方才罢休。好在星期天放了假，上夜班的也没有几个人，他们几个所谓的“头面人物”在厂部里闹腾，也不会有什么“有伤大雅”的花边新闻。也就是在那一段日子里，崔云山与王伟、张联喜、张高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无话不说的酒友，隔三差五地聚在一起，以小酒来解心烦。
这些当然是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只能算门后头耍拳，提不到桌面上的事情。不过酒精的效应，使他们几个变成了“铁哥儿们”，表现在对企业的工作上，几个人更是齐心协力，风雨同舟，不敢有半点马虎。崔云山作为会计，除了做好支部委员的政治工作外，也一直把加强工厂的财务管理、成本管理放在重要位置。尤其是厂里的财务工作，他更是千方百计查遗补漏，从成本核算入手，建立厂部、车间两级核算制度，严把产供销的关键环节，从而节约了成本，增加了企业的利润。1977年在全县的“赛帐”活动中，崔云山又一次获得了“红色会计”的称号，得到了企业与社会的肯定。
不过人常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世上也没有永久的聚会，再美好的时光，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为人生的记忆。五年以后，因城镇体制的变化，运城镇机械厂遭到解散，员工们被分到了四个城区办事处的企业里。崔云山先是到了西城造纸厂，1979年又被提拔到运城社队企业办担任了会计，成了脱产的管理干部。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家也都相继步入了中年时代，生活的重负和创业的艰辛，让大家根本没有时间去回首过去和环顾他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大家各奔东西，自顾生计，直到30多年后的2006年，在崔云山的召集和组织下，当年机械厂的职工们又凑到了一起，实现了一次大团圆。
时代不同，人们追求的东西也不同。20世纪的友谊中，没有丝毫的铜臭与势力成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复杂与胶着。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上班干工作争先恐后，较着劲儿互不相让；下了班玩个扑克、下个象棋，最刺激的也就是“打个赌”什么的。有个叫杨根臣的车床工，性格开朗，喜欢和人打赌。有一次，他和崔云山打赌说：“你用一斤油炒20个鸡蛋，我都能吃下去，输了我请客。”崔云山也是一个豪气的人，当即用半斤油炒了12个鸡蛋。杨根臣开始还喜眉笑眼，吃得津津有味，结果吃到了一半，就实在是吃不下去了。结果把在场的十几个员工，请到铁路饭店吃了一顿。
我曾经看过他们相逢时的录像，那场面确实让人感动。大家欢聚一堂，畅所欲言，四个“哥们儿”又模仿当年的情景，猜令划拳演练了一番。只是好汉不提当年勇，酒量也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才觉得岁月过得真快，相聚的日子会越来越少。在崔云山的提议下，机械厂的老人手们开始每年相聚一次，为方便大家来往，他还特意制作了一个通讯录。平日里谁家里有个红白事，都互相通个气走动走动，也不枉曾经共事一场。还是那个杨根臣，2014年突然病逝，崔云山立即通知大家前去吊唁，他自己则忙前忙后招呼了好几天，圆圆满满地把杨根臣送到地里，才觉得肩膀上卸下了一副沉沉的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