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永 普显宏
明代航海家、外交家、武术家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还读小学的时候就听老师讲起过，感到无比自豪，郑和是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赫赫有名、至今令西方航海家赞叹不已的世界级大冒险家，与我们南华这块土地又联系在一起。在郑和年幼的时候，很有可能是被其父，也就是滇阳侯米里金寄养在我们镇南一个郑姓的回族家庭，成为南华郑姓回族的养子，从4岁到11岁这段时间里，有五六年就生活在今天南华龙川镇的土地上，这引起了笔者对这段史实的极大兴趣。
南华三块“郑和故里碑”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们与楚雄州作家采风团来到龙川江畔寻幽访古。走进位于南华县城西的鹦鹉山公园，在公园大门的左手边，有一环形的水榭楼台。水上的亭子里，树着一块高1.75米、宽0.7米的石碑，其碑文右竖镌：“大中华国四千六百九年十月”；正中竖刻：“前明开拓南洋各岛之大冒险家三保太监郑和公故里”；左落款为：“陆军第二师长节制迤西各属文武官吏西防国民军总统官李根源立石”。从落款我们可以得知，此碑由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民国元老、辛亥革命先驱、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李根源所立。作为一位饱读诗书的将军兼学者，李根源喜欢题字，他每到一处，身边都要带上石匠，专门为其诗文题词刻字。李根源写出内容后，石匠很快就会按其笔迹把它刻到石碑上或摩崖上，故全国许多地方至今仍留有李根源的石刻。“郑和故里碑”为李根源亲笔题写。
在南华县城西约2公里、龙川江北岸的逯家屯石门山的路边石壁上，也有一块比这更大的“郑和故里碑”，当地人叫“郑和故里摩崖”，石刻内容、字迹与鹦鹉山公园所立碑一模一样。但经过一百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如今字迹残损，已经变得斑驳难辨。其实，李根源当时在镇南（今南华）立了3块相同的“郑和故里碑”，一块立于镇南州城西门外，一块立于州城东门外，另一块则刻在茶马古道路边的石崖上。据今年84岁的张兆钫老先生讲，在20世纪50年代，他常到城门外散步，李根源立的“郑和故里碑”还竖在来远门城洞外的右手边，他每次去都会用手去摸一摸。城东、城西的这两块石碑，在“文革”动乱时期被人移作他用，曾一度下落不明。所幸城西的这块在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后被当地农民挖地时挖到后得以保存下来，1986年1月28日，经南华县志办工作人员的多方努力，从顾家村得以找回，今立于鹦鹉山公园内；城东门外那块至今下落不明。现存的两处“郑和故里碑”古迹已被楚雄州人民政府立为楚雄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郑和故里摩崖”被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列入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成了研究郑和幼年在镇南这段历史的物证。
另外，据原楚雄州志办杨春茂《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说》一文记载：“城西沿滇缅公路旁有一幢明代建筑的灵官殿，也于民国元年根据李根源先生的建议，毁去神像改为‘郑和庙’，匾联一度林立（现已无存，遗址尚在）。”此事民国《镇南县志》也有记载。这应该是早年被毁的龙川江上灵官桥头西边的灵官庙。
李根源为何兴致勃勃，在镇南立3块“郑和故里碑”呢？李根源是个什么人？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李根源（1879—1965年），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号曲石，别号高黎贡山人，祖籍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生于云南腾越（云南梁河九保）。曾出任陕西省省长，北洋政府代总理，是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政治家、军事将领。
李根源25岁留日归来后，在家乡创办军事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并自任监督（校长）。当时学校只招收滇籍学员，朱德从四川徒步来到滇南的蒙自校部投考，主考官见他是川籍青年，不予录取，朱德感到十分沮丧，这时正好碰上李根源出来，李根源看其意志坚定，就遂其愿，破例让朱德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所以李根源又是朱德总司令的恩师。
明三保太监郑和，州人也
在我们梳理李根源立南华三块“郑和故里碑”的时候，发现李根源对当时镇南州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每次进出云南都要路过“九府通衢”的镇南，与镇南举人郭燮熙（号梅花老人）是至交，并有诗画互赠。李根源对镇南的考察不只一两次，并在镇南留下多首诗作。据20世纪90年代楚雄州地方志办公室杨春茂先生，南华县志办主任、《南华县志》主编李文臻文章记载，民国初期，郑和养父的后裔就住在镇南西街上，巧的是镇南举人郭燮熙也同样住在西街上，其祖先是明初随傅友德将军来到镇南的江南人，后随黔国公沐英戍滇，善于骑马、射箭和武术。我们虽然找不到李根源在镇南州调查郑和身世的经过和相关资料，但可以肯定李根源在数次留宿镇南州城的过程中，一定是听到了有关郑和在镇南州的“民间传说”，并调查访问过镇南西街上的郑和养父后裔得出了正确判断。学术界人士一般认为李根源寻访记录下来的史料严谨可靠，他从不轻信原有资料的记载或民间人士的口述，而是注重身临其境，亲临现场考察。有些地方，他一访再访，直到把事情弄清楚为止。镇南的“郑和故里碑”应该就是李根源反复调查、考证得出的结论，并非是过早下定论的轻率之举。
就在李根源立三块“郑和故里碑”之前，他就考证出郑和为镇南州人，并把“明三保太监郑和，州人也”这几个字特意写入他编写的《滇西兵要界务图注》中。这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12月至1911年上半年发生的事，比他在镇南立三块“郑和故里碑”至少要早六七个月。当时，李根源奉云贵总督李经羲之命，赴滇西筹办防务交涉事宜，组织测绘人员调查昆明以西各交通线及边隘，共绘图126幅，途经我们镇南州，在其《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注明：“明三保太监郑和，州人也。”这句话本来与《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无关，李根源却特意要把他写在地图的注释里，为什么？
在100年前，郑和身世仍然是个谜，《明史·郑和传》仅有“郑和，云南人”五个字，并未写明郑和生于云南何时何处。李根源根据梁启超的著述和镇南民间的传说，考证得出镇南是郑和故里，这可是个爆炸性的新闻，是个了不起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在那新闻报刊不发达的年代，对这样的重大发现，李根源只能用立三块碑彰显其重要性了。
事不过三，“郑和故里碑”李根源在镇南立了三块，并在他绘制的《滇西兵要界务图注》中注明郑和是镇南州人，足见李根源对郑和其人其事的关注和崇敬。李根源称郑和为“大冒险家”，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称郑和为“伟大的航海家”，作为云南“重九起义”的重要成员，李根源深知郑和七下西洋的战略意义。我们不妨查看一下李根源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郑和故里碑”刻于“大中华国四千六百九年十月”，此应该是黄帝纪年，即公元1911年10月，还应该是农历，因为由蔡锷和李根源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是1911年农历九月九日，由我们南华人钱泰丰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于1911年农历九月六日在腾冲打响。李根源立“郑和故里碑”的时间，应该是云南辛亥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不几天，李根源被蔡锷任命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全权处理滇西事宜，从昆明向滇西进军路过镇南的这段时期。当时蔡锷与李根源等一批仁人志士领导的云南武装起义，何尝又不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中，面对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李根源自然会想起500多年前，云南这位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历时28年、涉足亚非37个国家和地区波澜壮阔、威扬四海的伟大航海家郑和。这与李根源当时的理想抱负、所处的领导地位和时代背景是一致的。
郑和在镇南的史实
李根源根据梁启超的著述和在镇南的调查，认为郑和原本姓马，名三保，回族，早年丧父。因战乱在逃往大理的途中流落镇南，被郑姓回族所收养，遂袭其姓，故名郑和。在镇南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是郑和的父亲把全家人送来镇南（今南华）避难的，两者稍有差异。镇南是“九府通衢”的要冲，也是避难的首选之地，历史上就有晋宁名士到镇南避难的记载，光绪《镇南州志》“轶事”：“晋宁凌牧事先生，高士也。逆藩吴三桂之变，先生晦迹山林，忽为伪臣所荐，纁绒币将至。先生知之，挈妻子潜遁，辗转至镇南。”夫妻住山洞，采枳自给，作梅花诗97首。郑和到镇南避难的时间应该是在1375年前后，年龄在四五岁左右。
郑和出生于1371年（洪武四年辛亥），他到我们镇南生活的时候，朱元璋已平定中原，建立了大明王朝，可云南还在元代残余势力的统治之下。因云南险僻，明太祖不欲用兵，数次派特使劝降，元梁王不从，并杀了明使，企图为元朝保住云南这块最后的地盘。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躲避战乱，郑和的父亲把全家人安排到镇南避难，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说元梁王兵败，郑和及其家人是在逃往滇西大理途中，郑和与家人走散后流浪民间，就值得商榷了。我们查了下历史，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派兵攻打云南前后两次，第一次在1363年，四川红巾军将领明玉珍及其弟明二率兵三万攻打云南中庆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逃奔楚雄，元朝大理总管段功出兵援助梁王，和明玉珍大战于吕阁关（即今吕合一带），保住云南不失。后来段功夜袭古田寺，用火攻将明玉珍击退，并在七星关击溃明玉珍的兵马，终收复中庆路、夺回昆明。显然这时郑和还没有出生，元梁王也只逃到楚雄并未逃到大理。
第二次是在1381年9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统帅三十万大军向云南进攻。但这一次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已没有逃往大理的念想。因为在1363年第一次打败明军后，梁王拜段功为云南平章政事，同时将女儿阿盖公主嫁给段功。但在1365年，梁王又怀疑段功有并吞云南全境的野心，因而要女儿阿盖公主将段功毒杀，但是阿盖公主不忍心，反将一切实情告知段功，但后来段功仍被梁王派人刺杀，而阿盖公主也殉情自杀。这一时期，梁王和大理段氏从那之后势同水火，所以1381年明军攻入云南后，大理段氏不再出兵支援梁王。当梁王听到曲靖白石江防线失守的消息，知道大势已去。12月24日，明军攻克昆眀，梁王与左丞达的、右丞驴儿等一批宦臣，逃到晋宁忽纳寨（今晋宁县梁王村）。1382年1月6日，把匝剌瓦尔密狠心将老婆孩子投入滇池淹死，自己和随从在夜间找了一间草房，集体自缢而死。郑和父亲是元朝的地方官（滇阳侯），不可能背离梁王独自逃往大理。把匝剌瓦尔密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后裔，封梁王，镇守云南。梁王死后，云南的地方官也想通了，不就是换个皇帝，官可以照样当，也就归顺了明朝，故明朝统一云南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1381—1382年，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派傅友德为大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三十万大军进攻云南梁王时，郑和已经11岁，在镇南生活了五六年。而作为元朝地方官员的郑和父亲，只能镇守一方，未等明军攻来，就劳累过度，英年早逝。具体情况应该是这样：时值晚秋，郑和父亲忙于备战，不慎染病，上吐下泻，因得不到及时治疗，拉痢而亡，死时年仅39岁，郑和并不在身边。郑和及其家人应该是早在之前的五六年就在镇南生活了。
明军占领云南后，郑和身份在镇南不幸被明军识破被抓获，同百余名儿童一起成了明军的俘虏，被傅友德、蓝玉（沐英镇守云南）带回京城（今南京），惨遭阉割。19岁时被燕王朱棣看中，选入燕王府供朱棣驱使。后燕王起兵谋反，叔夺侄位，也就是在靖难之役中，郑和屡建奇功，得到燕王重用。
郑和父亲与祖父是曾经朝拜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回族，被人尊称为“哈只”。“哈只”是阿拉伯语，是对朝拜麦加圣地归来的人的尊称。郑和由于幼年离家，成年后仍不知道其父亲叫什么名字，幼年时只记得他人称父为哈只或马哈只，这就与他四五岁前就离开父亲在镇南生活的情况相吻合。
后来考证得出郑和六世先祖赛典赤·瞻思丁（Sayyid Ajjal Shams al-Din O-mar）是元初来自中亚的色目贵族，是布哈拉国王穆罕默德的后裔，曾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为咸阳王（相当于今天的省长）；曾祖父伯颜（Bayan）在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任中书平章，曾祖母马氏；祖父米的纳哈只，祖母温氏；父马哈只，原名米里金，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袭封滇阳侯，母温氏。族人自称咸阳世家。米里金生马三宝（即郑和），袭封滇阳侯。郑和有一个哥哥，叫马文铭，还有四个姐妹。马姓是汉化的阿拉伯语“Mahmud”。
从上面文字我们可以得知，郑和家族自称“咸阳世家”，郑和六世先祖被封为咸阳王，父亲马哈只被封为滇阳侯，郑和出生后，则世袭封滇阳侯，也就是父亲官位的继承人。在明朝取得政权，元梁王残余势力即将覆灭的形势下，郑和父亲为了延续家族的政权，把将来的一位接班人送来镇南避难，免遭敌军杀戮是完全说得通的。而郑和幼年流落镇南的说法则有些站不住脚，因为：一是不存在元梁王兵败逃大理的史实；二是郑和出生在“咸阳世家”，是咸阳王的后代，家底富实，是滇阳侯的继位人，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怎么会出现“走散后流落民间”的可能。再说郑和是回族，饮食习俗与其他民族完全不同，就算“走散后流落民间”，又怎么恰巧就能被郑姓回族所收养？明军在云南抓了百余名儿童带往南京，这肯定不是随便抓的，这是因为郑和身份（滇阳侯继位人）在镇南被明军识破才被掳走的。为免后患，明军把这些年幼的“继位人”带到南京，加以控制甚至阉割就在情理之中了。
梁启超论著未说郑和是楚雄人
在100多年前，李根源立“郑和故里碑”时，除调查考证了镇南收养郑和的史实外，还参考了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梁启超的论著。有文献称“梁启超在著述中，明示郑和为楚雄人，但没有说是楚雄哪个地方人”。1942年编辑的民国《镇南县志·卷之十一·艺文志》中收录了邑人郭荫超（郭燮熙之子）《明三保太监郑和事略考》一文：“世称和云南昆阳人，而梁启超氏著传则曰楚雄人，李根源氏又定为镇南人，于民国元年竖碑城东、西门外，文曰：‘明三保太监郑和故里碑。’然则二者何？居昆阳人耶？抑镇南人耶？以吾考之，则二说皆是也。盖和初本昆阳马姓回，其祖、若父曾朝天方以归，均称哈只（见永乐三年大学士李至刚所撰和父墓志）。然则闻和幼时流落，为镇南郑姓所得，养以为子，遂袭其姓，故名郑和。而李撰之墓志乃曰‘天子赐姓郑’。考之古史，凡天子赐姓，必以国姓，如汉高祖之赐项伯姓刘，唐太宗之赐徐勣姓李，即其明证，绝无赐以他姓之理。意当日，和既贵显，不便更正。而李至刚为其本生父作墓志，亦不便言为郑姓养子之事，故以‘赐姓言’讳之也。抑又闻：和幼不知书，及长而阉，则不得其详。”又说：“宜梁任公特著录之，以扬国辉于天壤。至李总长印泉复考定为镇南人，必有明证。当明之初，镇南前、左二所实隶楚雄卫。二君之言非两歧也。”
在这段文字里，镇南州晚清举人郭燮熙之子郭荫超，说明了三个问题：（1）郑和是镇南州人，是被明军在镇南掳走的。（2）梁启超说郑和是楚雄人与李根源说郑和是镇南人，两者并不矛盾。（3）李至刚所撰和父墓志“天子赐姓”并不靠谱，且驳得有理有据。
那么“天子赐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传说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三保郑姓，改名为和。还有一说是：在朱棣争夺帝位的靖难之役中，马三保在一个叫郑坝村的地方立过功，明成祖就赐他一个汉族姓氏，称郑和。这显得有点牵强附会，不过是传说而已，并非史料记载。
我们还查到收复台湾的郑成功被皇帝赐国姓的事情。郑成功原名郑森，南明唐王隆武帝朱聿键赐郑森“国姓”，名成功，即朱成功，又称国姓爷。其实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郑成功，只有一个朱成功，他一生中也没有用过“郑成功”这个名字。随着明朝的覆没，明末传奇人物朱成功被清朝官方淡化，“郑成功”的叫法反而约定俗成至今。我们一直叫的郑成功竟然是错的，甚觉有趣，特辑录于此。
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书把郑和称为“三保太监”，而有少部分史书则称“三宝太监”，虽一字之差，仍引来我们考证的兴趣。郑和除航海家、外交家、武术家等身份外，首先是个伊斯兰教徒。在靖难师起的前夕，郑和又与佛教发生了联系。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二十三日，经朱棣的亲信道衍和尚（即姚广孝）的召引，郑和受菩萨戒而成为佛教弟子，法名“福善”，由此被称为“三宝太监”。郑和施财刊刻了《佛说摩利支天经》，并请当时的著名僧人姚广孝撰写了题记。据姚广孝题记称：郑和在永乐元年刊刻佛经时，即“怀香过余请题”，姚广孝不仅欣然写了题记，并称郑和“所得胜报，非言可尽矣”。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俗语“无事不登三宝殿”，即指的就是这三宝。故我们认为“三保太监”之说应该是谬误，称郑和为“三宝太监”才准确。如果我们的分析成立，说郑和小名为“三保”或“三宝”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郑和入佛教是后来的事，他小时候的名字应该叫马和，而不是马三保。郑和的哥叫马文铭，这马三保叫得傻气也有点突兀。
我们也想看看梁启超在他的文章里对郑和的身世是怎么说的，就找来梁启超著作《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逐句解读。梁启超是近代宣传郑和第一人，此文的写作背景是20世纪初，中国成为世界列强瓜分的目标，为了疾呼振兴中国海权，梁启超于1905年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但我们翻阅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文稿，均未见文中提及楚雄二字，就只有“郑和，云南人”五字，与《明史·郑和传》一样。但我们又发现，李根源与梁启超一起共过事，就是两广护国军在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时，岑春煊任都指令，梁启超任都参谋，李根源任副都参谋。不排除他们之前私下交流时说过郑和身世。另一个就是后人“想当然”硬写上去的，故误传到今天。给我们的感觉，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说到海权，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国家拥有或享有对海洋的控制权和利用权，是国家主权概念的自然延伸，今天富强起来的祖国海权仍然积弱。除了海权，还有空权，同样像祖国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领土完整，是一个国家需要的尊严！我们还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祖国的领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但这并不包括我们的领海面积，也不包括领土、领海上空100公里的区域空间，难道他们不是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吗？
郑和被掳，在镇南不在昆阳
巧的是，就在李根源写下“郑和故里碑”的几个月后，也就是1912年春，著名学者袁嘉谷先生前往晋宁昆阳镇和代村考察，在月山上找到了郑和为其父及祖父所立墓碑，经过对碑文记载文字考证得出：郑和出生于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宝山乡和代村。袁嘉谷《卧雪堂文集》第9卷《昆阳马哈只碑跋》说：“顾《明史》言和云南人，不知何县。岁甲午，苏君晓荃告余曰：‘昆阳和代村有和父墓碑，宜为昆阳人’。壬子访之昆阳，果得碑拓本于宋君南屏，碑高建初七尺七寸，广四尺一寸，计十四行，行二十八字，永乐三年端阳日，礼部尚书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
其实，袁嘉谷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就得到了晋宁马哈只墓碑的消息，1912年亲到昆阳踏勘，并从地方官处得到马哈只碑的拓本，1913年写了《昆阳马哈只碑跋》，首次披露郑和（马三宝）1371年（明洪武四年，辛亥）出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郑和出生故里从此被确认并公布于众，但这并没有推翻李根源先生“郑和幼年曾流落镇南，并在镇南被明军俘获”的结论。
梁启超因1905年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而成为近代宣传郑和第一人。1910年，李根源调查考证出镇南为“郑和故里”，并于1911年10月立“郑和故里碑”，成为镇南是“郑和故里”第一人。1912年，袁嘉谷考证出昆阳和代村为郑和出生地，成为发现昆阳是郑和出生故里第一人。李根源调查考证镇南为“郑和故里”在先，袁嘉谷考证出昆阳和代村为郑和出生地在后。对郑和身世的研究，越到后期越清晰明朗。我们今天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填补郑和11岁以前被明军从镇南掳走的这段史实。
昆阳是郑和出生地，镇南是郑和生长地；郑和虽然出生于昆阳和代村，但郑和自四五岁到11岁被明军掳走时，即1375—1382年就生活在镇南州。郑和是在镇南一个郑姓回族家庭里生活了五六年，被养父改姓成为养子后，在镇南被俘进京当太监的。有的学者也认可郑和“流浪镇南”的这段史实，但总以为这是发生在1381年9月至1382年3月间，傅友德30万大军进攻云南的事，前后不过是五六个月的时间，误以为郑和就是在这个时期流浪到南华的，时间短暂，故一直不肯承认镇南为郑和故里。这是学术界目前对镇南是郑和故里存在的最大谬误。
1382年3月，蓝玉、沐英率军经楚雄进攻大理，在镇南掳走了郑和。1383年（洪武十六年），傅友德、蓝玉班师回京，将郑和带到了南京。郑和被掳，在镇南不在昆阳，李根源“郑和故里碑”言之凿凿。镇南当之无愧是航海家“郑和故里”！按一般常识，姑娘不论出生于何处，出嫁地才是其娘家。镇南就是郑和进京（南京）前的故里。但现在宣传的“郑和故里”却不在我们南华，而是在滇池畔的晋宁县昆阳。众多的云南人并不知道李根源在镇南立有3块“郑和故里碑”，以及郑和四五岁到11岁这段时间，就生活在我们镇南的这段史实。
2012年9月15日，晋宁县委副书记李飞鸿、县委宣传部部长潘劲及晋宁县郑和研究会一行到南华县寻郑和之根，到鹦鹉山公园和逯家屯石门山参观拍摄了李根源“郑和故里碑”及“郑和故里摩崖”，也算是对郑和在镇南这段历史给予了见证。
寻访郑和养父后裔
20世纪90年代初，楚雄州志办杨春茂先生在《楚雄方志通讯》即现在的《楚州今古》上发表《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说》：“据说民国初年，郑和养父后裔郑氏三兄妹，住镇南县西街，长兄郑开寿，曾任寻甸公安局长；次兄郑开甲因入赘改姓飞，次子又还宗改郑，名郑文恒；三妹郑三丫出嫁大理凤仪。”
原南华县志办主任、《南华县志》主编李文臻通过调查研究，写了《郑和为什么姓郑》一文，发表在1995年12月《南华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上。李文臻在文中记录了一段刘炳厚老人的回忆：“据南华第一个留日学者刘德榜的侄子刘炳厚（当时约70岁）回忆，在民国初年，郑和养父的后裔居住在镇南城内（现南华县城）西街，有三兄妹，长子叫郑开寿，民国初期曾任寻甸公安局长；次子郑开甲，入赘大罗邑村飞姓，改名飞正昌；第三个是妺妹郑三丫，嫁到凤仪，1984年路经南华探望过亲戚刘恩贤，如果健在，也是80多近90岁的人了……”
2013年1月25日一大早，我们到南华龙川镇蟠龙村委会大罗邑采访郑和养父后裔，同去的有县科协的鲁宗贤、县民宗局的退休干部罗宗贤、县文联主席李天永、县作协副主席普显宏，一共4人。
大罗邑离南华县城约7公里。我们要采访的主人叫飞尚武，是郑开甲（即飞正昌）唯一健在的孙子，一位70岁的彝族老人。李天永事先与蟠龙村委会总支书记飞从友取得了联系，他是郑和养父后裔郑开甲的第四代，被采访人飞尚武是他叔叔。采访是让老人回忆那些与祖父飞正昌有关的故事，没有主题，只要是他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我们都乐意听一听。
飞尚武说他老爹（飞正昌）这辈有三兄妹，哥哥叫郑开武（后来我打电话问其下落，他说“只认得上腾冲，那时腾冲比较繁荣，有玉石”，其他一概不知）。他老爹叫郑开甲，上门飞家改名飞正昌；有个妹子叫郑三丫，嫁大理赵州（凤仪）。与李文臻的记载基本一致，只是郑开武与郑开寿相差一个字，没说任寻甸公安局长之事。居住地是在镇南的“天灯街”。“天灯街”我们第一次听说，不知过去镇南西街上有没有“天灯街”？还得考证一下。但他们知道西街上的“鲍家巷”，这是南华第一个共产党员张舫出生的地方，我问过好几个老人都说不清楚。
我们从飞正昌墓碑看到如下文字记载：祖父飞正昌，字世武，原名郑开甲，南华县西街人，祖籍原系光绪二年由铺冲迁移大罗邑……故李文臻所记“入赘大罗邑村飞姓，改名飞正昌”不甚准确，应该是入赘岔河铺冲飞姓，后才搬迁到大罗邑的。飞正昌生育6个孩子，三男三女，大儿子叫飞朝刚，二儿子叫飞朝纪，也就是飞尚武的父亲，三儿子叫郑文恒，三个女儿分别叫飞路秀、飞常凤、飞存凤。小时候飞尚武就问过父亲：“大爹和你都姓飞，我叔为何会姓郑？”老人是这样与他说的：“你老爹是上门人（插门女婿），原来叫郑开甲，按照风俗是‘次子归宗，小儿子要姓老爹姓’，今后他要回郑家，他可以继承郑家的财产，也可以继承我们飞家的财产……”这就符合原楚雄州志办杨春茂“次子又还宗改郑”的记载。飞正昌参加修过滇缅公路，任督工员，地点在天申堂石桥河一带。三儿子郑文恒任过西护队中队长，这是专门保护滇缅公路的卫队。嫁到大理的姑奶奶有个儿子姓陈，抗美援朝时到朝鲜打过仗，退伍后在天津的一个武装部工作，20个世纪80年代，姑奶奶郑三丫也搬到天津与这个儿子住。
大约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天飞尚武从地里干活回来，听大娘飞路秀说：“今天县上来了几个人，问你老爹的事情，怕是又出什么事了？”这应该是李文臻等去调查的那一次，还有可能是州志办的也去采访，我只见到李文臻和杨春茂写过大罗邑郑和后裔的文章，今天我们都得到了验证。
至于郑和，飞尚武听老人说是“寄养”，而非外界人所说的“流浪、逃难、走散后流落”，但郑和幼年被父亲送来镇南避难之说与这“寄养”的说法相接近。还说老辈人供过郑和读书之类的话，这就为郑和在镇南生活五六年找到了依据。他们知道郑和是阿拉伯裔回族。飞尚武还拿来粉笔在地上写了一串阿拉伯数字，说中国的这些数字原来都是大写……以他的理解，好像这阿拉伯数字是因郑和才传到中国的。飞从友无意间还说了一句“城里也有郑和养父后裔”！我们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郑从光。李天永、罗宗贤都说认得这个人，原来是县医院的医生，善于诊治儿科疾病，联系张兆钫老人就能找到他，这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郑和养父后裔的线索。
1月29日晚，我们又走访了今年84岁的张兆钫老先生，他被称为“南华历史文化的活字典”，但张老先生说他从来没听说过郑从光是“郑和养父后裔”的事，打电话问女婿（郑从光），也是否定。郑从光父亲上门姓徐，母亲姓郑，祖籍据说是从楚雄搬迁来的。但听张兆钫老先生说，郑从光的老爹的名字恰巧就叫郑和。是不是误传？采访到这里，我们的判断基本上就否定了郑从光是郑和养父后裔的这条线索。
“天灯街”也搞清楚了。据张兆钫老先生讲，过去镇南西街确有“天灯街”，但不是“街”而是“杆”，叫“天灯杆”，在今天的县委会这个位置，是一根夜间挂灯笼的杆杆，东头街也有一棵，杆杆有基座……
州城如船，似与郑和有关
由于郑和幼年离开晋宁昆阳，在镇南郑姓养父家长大，乃至亲生父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只记得人称父亲为哈只或马哈只。沐英在镇南掳走郑和时，郑和已11岁，应当对他生活了五六年的镇南有些印象。郑和当太监后，特别是七下西洋后，会不会在镇南留下点与此相关的信息？
咸丰《镇南州志·艺文志》记载，镇南“虽元时未开文运，不闻哲士比肩；阅有明初破天荒，早见英贤接踵。于以宏寺观，整庙坛，东启巩华，南敞文明，西耸来远，北峙龙泉。变沐氏之庄……”。可见，镇南那时已成了沐英家族的后花园。镇南在明初一下子繁荣起来，“英贤接踵”，应该就与出了郑和这样的人物有关。
奇怪的是，镇南远离大海，周边也没有能漂船的河流湖泊，是个十年九旱的地区。但在《镇南州志》里，数处记载：州城如船！船上有桅杆，船边还有桨。我们一看镇南州城防图，明朝的州城确实建得像一艘大船，玉皇阁、文昌宫就在城中，被称为这艘大船的桅。
最早的镇南古城在今土城，叫和子城。光绪《镇南州志》“城池”载：“州旧无城，元时始筑土城于旧和子城地（在今州治东二里），明初废。弘治间，土同知段梓、潼保修复，仍筑土为垣。嘉靖四十年，知州区元晋（或作温元晋）增修，岁久倾圮。隆庆二年，知州黄袍改筑，设二门。万历四十三年，知州尹为宪移建今治，甃以砖石，周三里，高二丈，厚七尺。设四门：东曰巩华，南曰文明，西曰来远，北曰龙泉。门各有楼而无池，城式如船，中建玉皇阁，高耸如桅以镇之。”
姚州举人甘叔贤到镇南，写了篇《游三层楼记》，“三层楼”是玉皇阁的俗称，文中说：“自署左东行数折而北，有楼巍然，拔地而上者约七寻有余，位居州城之中央。城状如船，孤楼耸立如桅，其榱题垣墙俱积尘不鲜，盖元季明初所建也。”
晚清福建诗人黄大琮随军来到镇南，写下《镇南杂咏》58首，其中有诗云：“州城传说成船式，巧绝安排四扇开。孤塔高悬如作棹，三层楼是一枝桅。”
清代镇南知州陈元在《州城说》中也写道：“予闻之父老云：州城似船，自岑使君建玉皇阁以镇之，如船有桅，始无飘荡之患。予周览形势，信然。”看看，就连知州陈元在绕城看了一圈后，都相信了这种说法。
光绪《镇南州志》“轶事”部分则有如此记载：“州东锁水塔创始无考，同治中官军攻州城，久不克。或言于当事者曰：州城如船，三层楼如桅，锁水塔如棹，塔毁则棹折，棹折则船不行，城斯破矣。”锁水塔在这里被说成了镇南州城这艘船的桨。
在更早的康熙《镇南州志》“镇南州志图说”中记载：“万历四十三年，州牧尹为宪详批如议，方鼎建砖城，人民渐集。但城式如船，故中建玉阁高耸如桅以镇之；后建锁水塔以束之。”
1615年，明朝镇南知州尹为宪以砖石筑城，尹为宪为湖广武昌人，在长江边长大；而他的继任者卢伯采是福建福清人，家乡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在大海边长大，是郑和当年出海活动之地，来镇南任知州后是否听说过郑和幼年避难于此？城市的建设会否融入他们的思想？
州城是官方的设计，抑或有风水先生的主张，但把一座城池建成船形，并不会有这么多的巧合或偶然，史志中的记载我们想不会是平白无故，说得这么有鼻子有眼。州城如船，虽然志书中没有提及此事与郑和有关，但凡读了这些文字的南华人，都会联想到“乘风破浪”的航海家郑和。
关于郑和，历史上官方并无太多表彰，在史料中似乎有所隐讳，以致给研究郑和带来不少困难。我们读到过一些相对负面的信息，七下西洋的航海日志和相关档案，是被官方下令秘密销毁的。说郑和七下西洋，花了那么多银子，还死了那么多人，若让后人知道，会引来责骂；甚至说那些外国使节来访，也是郑和为讨明成祖的欢心而被挟持来访的……
李根源考证出镇南是郑和故里后，镇南也轰动了一年多时间，但自袁嘉谷考证出昆阳是郑和出生故里后，镇南就被冷落了下来，从此再没有人来论证过郑和在镇南的这段历史。原楚雄州志办在20世纪80年代写信给出席南京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的专家，专家竟然没听说镇南“郑和故里碑”的事，并嘱其首先要弄清楚碑的真伪……
郑和七下西洋扬国威名垂青史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以军事组织形式进行编队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就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据统计，在郑和七下西洋期间，全国共造大小海船近4000艘，造船厂遍及全国各地。永乐年间，明朝海军拥有3800艘舰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逻船，南京新江口有400艘大型主力舰。因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断言：“在1420年前后，中国海军也许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其他亚洲国家，甚至可能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超过所有欧洲国家海军的总和。”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五种类型的船舶。第一种叫“宝船”。最大的宝船长44.4丈，宽18丈，载重量800多吨。这种船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它的体式巍然，巨无匹敌。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三百人才能启动。第二种叫“马船”，马船长37丈，宽15丈。第三种叫“粮船”，它长28丈，宽12丈。第四种叫“坐船”，长24丈，宽9.4丈。第五种叫“战船”，长18丈，宽6.8丈。可见，郑和率领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船员达两万七千之众，浩浩荡荡，气势恢宏。所到之处，官民皆俯首称臣。
郑和大航海发展了崭新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自古以来，中国就是造船与航海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到了明朝更是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峰。《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相当于现代船身长约138米，宽约56米，这种巨型海船充分显示当时中国造船业已经遥遥领先于全世界。至今残留在南京下关的龙江宝船厂“上四坞”、“下四坞”等作塘和水道，就是明证。作塘呈东西向，与长江的夹江相通，便于宝船下水。作塘很大，经实测长500余米，宽约40米。龙江宝船厂是明朝大规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曾根据44.4丈×18丈尺寸复原制作成九桅十二帆的宝船模型，作为当时郑和宝船的标准船型和尺寸。而有专家认为依据南京静海寺残碑拓片所记，结合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天妃经》卷首郑和船队插图等材料考证，郑和宝船可复原为长19丈、宽4.4丈、排水量约1100吨的船舶。还有专家认为这仅是中小型宝船，大型宝船应仍维持原有尺寸。根据遗迹情况，宝船厂所造船应为平底。平底船吃水浅，可以压浪航行，它的首尾可以翘起，安全无虞，并且靠岸方便。
郑和大航海综合应用了天文导航、罗盘导航、陆标导航、测量水深和底质等多种导航手段，如《西洋番国志》所记载：“砍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这种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
郑和七下西洋，出使过的城市和国家共有37个，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以及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八十几年。郑和是中国第一大冒险家。据英国孟席斯考定，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郑和船队早已到达过美洲，而且在此建立了若干殖民地。哥伦布出航使用的海图，就是郑和船队的遗留物，通过罗马教会，被哥氏所获。
郑和得以名垂史册，是因为他七下西洋创造了光辉业绩。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郑和七下西洋的史实吧。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郑和34岁，奉明成祖之命，偕同王景弘等人，郑和率领240多艘海船、27800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于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郑和36岁，偕同王景弘、侯显等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1409年）夏回国。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郑和38岁，从太仓刘家港起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偕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这次没有具体的人数记载，应该与前后几次规模相当，在27000人上下。
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郑和42岁，偕同马欢等人出发，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于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郑和46岁，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这次同样人数不详，但船队编制应该没有大的变动，也应该在27000人上下。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郑和50岁，偕同王景弘、马欢等率船队出发，往榜葛剌（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为由，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宣德六年辛亥（1431年1月），郑和60岁，偕同王景弘、马欢、费信、巩珍等率船队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起航。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4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去世，时年62岁。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有趣的是，郑和出海每次都带四种特殊人物，一种是道教的法师，一种是念经的和尚，一种是卜卦的算命先生，还有一种特殊人物叫“稳婆”，也就是帮孕妇生产的接生婆。原来郑和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设帐施诊给药，还教导当地土人如何接生。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有政治目的，也有军事和经济目的（也有说郑和七下西洋，其目的之一就是追查建文皇帝的下落。我们认为，这不过是民间的一种猜测，与这宏大的七下西洋实在无可比拟）。经济上，当时中国随郑和船队输出的主要是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同时换回的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白银，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军事上则震慑倭寇（日本），打击海盗，维护国家安全。
郑和是出色的外交家，七下西洋带来的效应是：东南亚各国都积极派使团来向中国皇帝朝贡，其好处是可以得到明朝的庇护，还可以得到中国丰厚的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访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朝贡，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访，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明朝都按照他们的遗嘱，在中国按国王规格待遇给以安葬。
郑和留下的文化遗产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推动了世界航运事业的发展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非洲肯尼亚东部的小岛上，至今仍生活着郑和船队水手的后裔；在东南亚众多国家中，人们把郑和当财神敬仰，至今还保留着许多纪念郑和的庙宇和塑像。郑和虽然出生在我们云南，但众多与郑和有关的历史文物却在省外和国外。这里就郑和在国内留下的文化遗产做点简要介绍，供我们缅怀。
郑和墓：牛首山郑和墓位于南京南郊牛首山麓，是一个衣冠墓，经修整后完全保留了原有的历史特征和穆斯林葬礼的习俗、规格与风貌。墓园下有28级台阶，象征郑和航海28年，每个平台7级台阶，象征他七下西洋。此外还建有郑和碑亭和“南京郑和墓史料陈列馆”。有南洋华侨传说：郑和死后葬于印度尼西亚爪哇三保垄，现在那里还流传着许多与郑和有关的故事。也有文章说郑和死后葬于印度古里，这是郑和去世的地方。
郑和故居：郑和把大哥马文铭之长子过继为儿子，改姓名叫郑恩来，世袭锦衣千户侯；有两个孙子，叫郑万选、郑廷选，居南京三山街，即今马府街。为纪念先祖，郑和故居取名为“马府”。马府原有房屋72间，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夷为平地。郑和后裔至今已传到27代。经南京郑和后裔郑自强寻访，查到南京有郑和后裔544人，除已死去的154人和从南京调往外地或在外地出生的110人以外，目前南京还有242人。在苏州的后裔估计有200人。在云南玉溪市红塔区北城镇的石狗头、大营、东营也居住着郑和后裔。
南京郑和公园和郑和纪念馆：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区太平巷35号，原是郑和任南京守备时其府邸内的私家花园，园内有全国最早的郑和纪念馆、郑和研究会，现在建成一个开放式的郑和文化主题市民广场。
长乐郑和公园：位于福建长乐市南山，原名“南山公园”，明永乐十年（1412年）郑和第四次出使西洋时，为酬谢“海神天妃保佑”，奏请明成祖恩准在长乐南山塔东面的三峰塔寺旁，建造一座雄伟壮观的“天妃宫”，为船队官员祈报和谢神之处。198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政府拨款在“天妃宫”和“三峰塔寺”旧址上兴建郑和史迹陈列馆，南山公园亦改为“郑和公园”。
南京天妃宫：南京天妃宫有近600年历史。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南京天妃宫全部建筑被毁，荡然无存。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南京市在2004年7月开始重建天妃宫，2005年5月3日，天妃宫落成，5月4日对外开放。
昆阳郑和公园：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南端昆阳镇月山上，距昆明60公里。原名月山公园，因昆阳是郑和出生故里，其父马哈只墓又在月山上，故于1979年改为“郑和公园”。公园内立有“明三保太监郑和故里”碑，这块碑就没有我们南华这几块有价值了。
南华“郑和故里碑”：石碑两块，摩崖石刻一块，共三块，幸存的一块石碑位于云南省南华县鹦鹉山公园龙川轩内，另一块遗失。“郑和故里摩崖”，位于南华县城西约2公里、龙川江北岸的逯家屯石门山茶马古道石壁上，至今仍在。于1911年阴历10月由曾出任陕西省省长、北洋政府代总理李根源立。
郑和铜钟：福建南平市文化馆收藏一口郑和在明宣德六年（1431年）祈保下西洋往返平安双龙纹铜钟，上有铭文：“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
郑和群礁：为了纪念航海家郑和，南沙群岛中有一群礁名为郑和群礁，包括太平岛、鸿麻岛、舶兰礁、安达礁、南熏礁、郭谦沙洲。
郑和舰：“郑和舰”于1987年4月交付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正式服役。该舰为二级甲类舰，最大排水量可达6100余吨，最大航速21节，续航力为1万海里，抗风力12级，可进行除南、北极区以外的环球航行。
郑和号：1991年大连海事大学将第四艘教学实习船命名为“郑和号”。
中国航海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自2005年起，每年的7月11日为中国航海日，并规定全国所有船舶鸣笛挂彩旗。系取郑和首次下西洋之日——1405年7月11日。
打造好“郑和故里”这张名片
郑和是“最有功于今世之文明者”，是“善航海辟新地之冒险家”，是“中国对外开拓进取的象征”，是云南人的骄傲，他曾经生活在我们南华的这块土地上，更是我们南华人民的骄傲。李根源所立“郑和故里碑”，是我们南华人不可多得的一笔宝贵财富，是我们南华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但我们南华人似乎看不透这无形资产中暗藏的商机。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想，李根源在南华立三块“郑和故里碑”的最大心愿，就是要我们南华人不要忘记大冒险家郑和。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愧对李根源对镇南这块土地的关注，愧对曾经生活在南华的民族英雄郑和，让“郑和故里”这张文化名片静静地躺在公园一角，默默无闻。我们南华人民过于淳朴本分，乐天知命，与世无争，让一个民国年间政府就承诺的“昆阳与镇南，哪个县把郑和故里一事落实，可免粮赋”的好事，在20世纪80年代拱手让给晋宁县。曾经听到有人说起20世纪80年代，晋宁县的有关领导还跑来我们南华县，与有关部门的领导打招呼，说了些“郑和故里省里已定在我们晋宁县了，你们南华就不要再搞了”之类的话，我们竟然信以为真，不表异议，并完全遵命。此事虽无文字记录，我也只是听人说起而已，但原楚雄州政协副主席、楚雄师院教授马旷源却在《幽闲鼓吹》一书中的《郑和故里》一文有如此记载：“知道南华是郑和故里并保有李根源的亲笔题字碑，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也曾亲自踏访。但因省内刻意炒作昆阳郑和故里，时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云南省回族研究会会长的高发元先生与我相约：暂不宣传南华，全力打造昆阳。为大局计，我沉默经年……”看来，这样的事确实存在，并非空穴来风。
南华和晋宁都是郑和故里，但这朵花实际是开在晋宁昆阳。类似的情况还有，被誉为东方小夜曲、20世纪50年代就唱响莫斯科、后来又唱进维也纳音乐大厅、唱进北京奥运会的《小河淌水》，有的专家学者就指证是根据流传于我们镇南的山歌《大田栽秧秧连秧》改编的，镇南才是《小河淌水》的故乡、发源地，但现在享受此文化资源的受益者则是与我县相连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这首一下子高到天上，一下又落入谷底，婉转嘹亮、缠绵悱恻的情歌，打破了国家、民族间的界限，被世界各族人民所喜爱，所带来的宣传效应无法估量！我们有些惋惜。去年10月，弥渡县搞了个万人齐唱《小河淌水》的活动，一万多名学生，穿着五彩缤纷的盛装，排成“小”“河”“淌”“水”几个大字，以一条河流的形状展示在蓝天下，似有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之意。
在郑和故里这个问题上，知道原委的外地人，力挺“镇南为郑和故里”的有李根源、马旷源。马旷源也是腾冲回族，与李根源是老乡，对老学者李根源有所研究。反而是我们南华人说得比较谦虚，把南华写成是郑和的第二故乡、流浪地、收养地。郭荫超则中立：“二者皆是也。”我们应该把郑和在镇南的这段历史研究清楚，告白世人，填补郑和11岁以前身世记述不详的历史空白。
一个地方的旅游，除了人文山水外，还必须有历史文化底蕴做支撑，有文化才会使景区有灵魂。有了郑和在南华的这段历史，有了李根源先生的亲笔题碑，我们打造好“郑和故里”这张名片的底气就更足了。建议在龙泉广场塑郑和铜像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鹦鹉山公园与“郑和故里摩崖”离县城不过是公把里路，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来南华的客人都想去看一看“郑和故里碑”，听听郑和在镇南的故事。但我们不宣传，不介绍，不开发，外人怎么知道呢？我们期待通过各方努力，南华一个崭新的旅游景点能够早日形成！
参考文献：
[1]南炳文，汤纲.明史：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6册）[M].上海：中华书局，1989.
[3]朱惠荣.郑和故里考[J].回族研究，2003（1）.
[4]李新峰.非洲踏寻郑和路[M].昆明：晨光出版社，2012.
[5]马旷源.滇边春曙[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2.
[6]郭荫超.（民国）镇南州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7]〔日〕上山千年.郑和下西洋[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
[8]邱树森.郑和先世与郑和[J].南京大学学报，1984（4）.
[9]郑自海，郑宽涛.咸阳世家宗谱——郑和家世研究资料汇编[G].昆明：晨光出版社，2005.
[10]〔美〕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1]李思涵.东南亚华人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12]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G].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13]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原载《郑和研究》《楚雄社科论坛》《云南档案》《龙川江》等刊物
（作者李天永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楚雄州作家协会理事，南华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南华县作家协会主席；普显宏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南华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