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读初中的我肯定不会这么想。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大概只有一半的学生会继续读初中，至于读镇重点中学，那么只有寥寥几个人。我当初从来没有想过，和我一起上学放学的同学会突然不知去了哪里。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问题，等到初三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残酷的问题马上就要重新上演一回，而我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幸存者。这道概率题实在是非常简单：被淘汰是一件大概率事件。多年以后我再和当年的同学碰面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熟练的建筑工人、理发师，或者农民。“他们”是如此之多，使得我不得不想起来，能够读完大学的小学同学如今只剩下了我一个。甚至，我无法兑现十岁时候的那个豪言壮语了：有一天，我们大声说，我们将来要当科学家。
初三的某一天，我在一个浑浑噩噩的下午突然被这道概率题惊醒，我开始意识到我正在面临一个多么血淋淋的现实。我从来都不认为我需要背负任何人的理想上路，而且别人的期许对于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来说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的确很残酷，而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跑到学校的小卖部去，买上一大捆蜡烛。
那个晚上，我坚持做完练习册上最后一道数学题的时候，大约已经凌晨一点多了。黑黢黢的教室里，我的蜡烛的小火苗只能照亮不大的一块地方，我抬起头来，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了。我感觉不到一丝困倦，但是理智告诉我必须去睡觉，否则会耽误第二天的课程，于是我合上书本，随手拿着剩下的只有短短一截的蜡烛，带上教室门朝宿舍走去。
走出教学楼的时候，我抬眼看向天空，也是黑黑的没有一颗星星，身后的教学楼矗立在那里，没有一丝亮光。照亮我通向三百米外宿舍的，只有我手中短短的一截蜡烛。我突然感到十分害怕，路旁边有齐腰深的整齐的矮树丛，一声不吭地立在那里，风吹过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呜呜声。没有路灯，我走在石子路上，小心翼翼地护着手里的小蜡烛，也不敢回头看。蜡烛似乎随时都会熄灭，我一双手快要合上才能制止它在风中跳跃。它就像我唯一的人生希望，那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吹灭。
那大概是我走过的最长的一段路，我忘记了时间，身体因为恐惧而微微颤抖，脑中一片空白但是信念却无比清晰，那就是绝对不能让这截蜡烛熄灭。我希望风能够停下来，我又试着大声咳嗽，希望不远处老师宿舍的灯会亮起一盏两盏。然而什么都没有，只有我自己和被摇曳的烛光投射到背后的巨大阴影。我于是知道，我唯有走得更快些，更加小心地保护好这微弱的火苗，才能使得我的恐惧更快地离去。那截蜡烛刚刚好支撑到我回到宿舍，我走进宿舍大门它就熄灭了。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跌坐到自己的床铺上，周围的同学都睡着了，不时发出轻轻的梦呓声，这声音让我感到无比亲切，也让我激烈的心跳渐渐平息下来。
直到今天，我还能记起来那天夜里捧着蜡烛小心前行的情景，甚至能够感到双手滴满蜡烛的灼热感。今天，每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晚的情景，于是我就像当初捧着蜡烛一样，紧紧地用双手护住自己的希望之灯，一边祈祷风儿小一些，一边大踏步地向前方走去。
清明
那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就听到楼下院子里传来二伯父的声音。二伯父今年七十多岁，前年中过一次风，行动有些不便。去年他和二伯母被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接到武汉去住，这次回来过清明节，听说我们也正好回来了，于是一大早过来我家坐坐。
他和我的父亲大约有一两年没见了，彼此的情况都是通过别人的嘴听说的。他们堂兄弟年轻的时候一向不和，以前是前后院住着有事没事吵一场，临到老了，居然开始有不少贴己话说说。
我连忙起来下楼去和他打声招呼。父亲已经洗好茶壶泡茶了。这是我们这里的风俗，家里来了客人，马上换杯子泡壶新茶算是隆重的接待。原本堂兄弟之间用不着这么客气，可是他们平时很少能见面，于是就用上了这待客的礼数。
我在旁边一边刷牙洗脸一边听他们聊天。二伯父中过风后耳朵有些听不见了，我父亲每说一句话，他都要把耳朵朝向我父亲的方向努力地听。即便如此，他还是经常要用语气词来表示是否听见了。如果回一声“哦”，就说明听明白了。如果回的是“啊”，并且语调上扬，那就是要人再说一次。我父亲今年过完生日就六十岁了，反应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因此他俩这样的聊天，在我们年轻人看来，那速度是慢极了。好在两位老人不嫌慢，聊得还挺起劲。
洗完脸我准备上楼，却突然听到二伯父叹了一口气。他和我父亲谈起了三奶奶和七伯母去世的事情。三奶奶是二伯父的母亲，而七伯母则是二伯父的弟媳。三奶奶和七伯母婆媳之间一向不和，谁承想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她俩竟然同一天去世了。三奶奶活到了九十几岁，十月份天气转凉就一病不起，一天上午一口气没上来就去世了。七伯母听说了，赶过去想帮忙伺候一下婆婆身后的事情，但看见婆婆死后的模样，心里一阵不痛快，于是告诉旁边人一声，说身体不舒服就回家躺着去了。谁知道一躺不起，下午的时候三奶奶的遗体刚被放进棺材，就见到七伯母的儿媳跑过来报丧，说七伯母也过去了。
婆媳同一天相继去世，这样的事情说起来自然有些令人不可思议。二伯父的意思，他的母亲活到了九十几岁，眼看着就要过一百岁了，活到这个岁数，死了反倒是一个喜事。为了奉养三奶奶的事情，二伯父他们兄弟四人没少闹过矛盾，现在去世了，一了百了，所有的人不用再为这件事情发愁。但是七伯母去世，却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父亲那一辈的堂兄弟一共十人，我父亲排行老八。七年前我把父母亲接到上海和我一起居住，中间老家的音信时断时续。先是排行老三的我父亲的亲大哥去世了，不久就是老大和老七在短短的几年里先后去世，算上早年在公职上去世的五伯父，他们堂兄弟已经有四位去世了。
有的时候，死亡看起来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可是如果同龄人突然不在了，人的心思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不得不开始考虑身后的事情。
二伯父谈起来七伯母的去世，据说是死于脑溢血。他说：“我想了好几天，我现在也老了，七十多岁说死也就死了。死，我一点都不怕。但是我还想选择不那么痛苦的死法。像伦莲（我七伯母的名字）这样的死法就不错，死得快，临死自己也没受过什么痛苦，睡过去的。儿子儿媳也不用受什么罪，还要伺候几年。”
二伯父和二伯母据说在武汉住得也不是十分开心。全家靠他们儿子开的一间门店生活，临街开店，店后住人，烧火做饭都在后面的屋子里。二伯母帮忙带孙子忙得不亦乐乎倒还好，二伯父一辈子住在农村，让他整天窝在那间小屋子里，他觉得无法忍受。这次清明节回来，二伯母的意思是回来给先人们上个坟，完事儿了再回武汉。二伯父坚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都收拾好了，打算这次回来打死都不回去了。用他的话说，待在老房子里面，饿了就做点吃的，平时还可以在院子里晒个太阳，比去城市憋屈着强多了。
二伯父只有一件担心的事情，现在村里大部分人家都盖了楼，原先村里的那些老房子离新村有半里地。平时老房子那边没什么人去，路边野草都长得齐腰高了，二伯父说：“就怕我在老房子死了没人发现，等到尸体臭了才有人进去看见呢。”
这样的谈话我是再也听不下去了，于是赶紧走开了。
早饭后，我和父亲去家族先人们的坟地祭拜。每年清明，这样的祭拜都是固定的流程，先是在祖宗的坟头摆上一摞摞的纸钱，一般我们怕这样还不算数，还要在坟前再烧上几刀黄表纸，最后放鞭炮请祖宗们收钱算是完成一年例行的祭拜。
我们家族的坟地就在老村后面的山上，一座山包，中间凹进去，呈U字形仿佛怀抱着山下的村庄。我们赶到的时候，大多数的家庭已经完成了祭拜，那些摆在坟头的纸钱被风吹得到处都是。这些纸钱印刷得很精美，买的时候捆成一刀一刀的，跟人民币一样大小，只是颜色和面额不同。以前这些纸钱都是买黄表纸来自己用印子印，后来嫌费事，都买了这印刷的纸钱。现在的纸钱，既便宜又好，怕祖宗们没钱花，面额印得都很大，十亿一张。还有跟真的一样的银行卡，可以烧给祖宗。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爷爷奶奶去世之后，我父母亲买来一摞一摞的黄表纸，然后拿来印子和印泥让我印纸钱。我一边印一边想，爷爷奶奶收到了这些钱该多开心，一定会保佑我的。当时的印子只有五元一张的，所以我从早到晚一天印下来大概也只有几万块。放在现在，一张机器印刷的纸钱就足够让我无地自容了。
坟地里，远远就能看见两座新坟，上面的白幡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去年葬下三奶奶和七伯母时培的土已经被雨水冲刷得坑坑洼洼了。当时在坟前摆放的纸钱经过风吹雨淋，已经变成了白色。这婆媳俩在世的时候一直不和，死了之后根据生辰八字算出来的坟墓的朝向也不一样，中间隔了好几座坟，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
我们家需要祭拜的只有五座坟，散落在坟地的各处，父亲带我一一祭拜，摆上纸钱，烧好黄表纸，然后就是一一磕头、放鞭炮。每座坟祭拜完我都小心翼翼地等纸钱烧成灰烬才离开，一来是要确保好不容易烧的纸钱祖宗们要全部拿去，二来还是担心这山风太厉害，一不小心就容易点燃坟地周围的枯草和树。
比我们来晚了几分钟的是六伯父。他的妻子也就是六伯母很早就因病去世了，几年前他的独子酒后骑摩托车不小心摔死了，因此他现在是一个人，平时在外面打些零工，今天就是从外地赶回来的。六伯父已经六十多了，眼神不太好，都是一样的土葬坟头，他跑上跑下分不清哪座坟头是他爷爷的。他看见我们也在祭拜，问我们，我们也说不清楚，他只好打电话问他的亲哥哥四伯父，问了好半天才搞清楚。
我们家族的这块坟地朝阳，清明节时的天气很好，几十座坟头不规则地排开，人站在中间丝毫没有传统墓园那种阴冷的气氛。我陪着父亲在几座坟头之间转来转去，一边和父亲聊着天，一边认认真真地烧着纸钱，满心欢喜地希望祖宗们能收到我们送给他们的这些钞票。祖宗们躺在这阳光满满的坟堆里面，虽然坟堆简陋了一些，但是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晒晒太阳了。
我想起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大伯父还是村长，总是板着脸在村子里面走来走去。那时候我们都很怕他，尤其怕他恶狠狠的眼神。每逢村里开会的时候，一整个晚上就听到他洪亮的声音在那儿响。他去世前两年我从外地回来还见到过他，他已经退下来了，靠打些零工来养活自己，原先魁梧的身材已经佝偻得不像样子了。我当时诧异了很久都不能相信人可以有如此大的变化。他的坟地前几年我还能认出来，现在差不多和其他的坟堆一样，再也辨认不出来了。
我们祭拜完了，放过鞭炮，站在山岭上看六伯父在坟地里跑上跑下。父亲等他祭拜完了，邀他一起去我家喝茶。我跟着他俩走下山去，听他俩边走边商量：“明年恐怕要给他们立一下碑石，刻上名字，不然等我们不在了后代人恐怕更加搞不清楚了。”
阳光很好，路旁无名的小花开得十分显眼，这是甲午的清明。
我们经历过的高考
1998年5月份，我和老周被市教育局的丁科长领着，走进了市一中的大门。一中的校长亲自接待，对于这两个从北京回来的考生，他多少有些措手不及。于是在简单地询问过我们在北京的学习情况之后，就果断地叫来了奥数班的班主任。
我至今还记得这位年轻的班主任，他姓熊，高高的个子，进来之后就站在那儿俯视着坐在沙发上的我和老周，然后用疑问的眼神看向校长。校长说，这两位同学是从北京回原籍参加高考的，成绩很好，就放在你班上吧。
熊老师爽快地领下了这个任务。但是，以我的观察来看，他其实是有些担心的，可是学校和教育局领导都在，他只能领命。临走，丁科长边笑边指着熊老师大声说，这两个学生当年都是好苗子，又去北京读了三年，你要好好上点心啊！
市一中的高三年级一共有十个班，奥数班是十班。从校长办公室走去教室的路上，熊老师介绍说，奥数班是这个年级最大的希望，奥数班的学生从高一年级开始，每年选拔和筛选一次，把别的班上的尖子生抽调进来，把班上落后的学生淘汰出去，因此现在留下的几乎就是全年级最好的。
我和老周在十班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我们跟在熊老师后面走进去的时候，只有几个脑袋抬起来看了我们一眼，大部分人连头都没有抬继续看书做题。熊老师指了指两个空位，让我和老周分别坐好，他在讲台上默默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坐在座位上，有些茫然无措，同桌的同学从他的书堆里挑了一本参考书借给我让我先看起来，我连忙感激地说谢谢。这个班大约有八十人，前几排的学生都在很专心地复习功课，只有后排有几个人在好奇地看我们。我后来才知道，坐在后几排的大多数是复读生，同样的功课他们读了两年，到了这个时候估计烦躁透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