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日科夫着手实施。他向几个副手了解正式上报的腐烂率。答案找到了：1%。“至此我才明白了那个体制普遍具有的残酷性，”他回忆说，“整个储存过程的损毁率高达30%，但体制只有胆量承认1%。的确是笑话、神话和漫画——但又是实话……苏联体制所确立的法则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理想的人民生活在理想的社会和自然环境里。结果呢，根本不管你是一个怎样的好人，你干的工作有多漂亮。那同时意味着，没有人完成既定的指标。”
卢日科夫认为，做出改变的时候到了。他与莫斯科一家生物实验室签订合同，以获取实际的蔬菜水果腐烂数据。接着，他要求市执委颁布条例，将实际数据确定为新的指标。确定新指标后，卢日科夫告诉广大员工，减少的损毁部分，他们可以出售一半，并自留利润。“不是三分之一，”卢日科夫拖长尾音，对工人们说道，“而是一半。”
奏效了。损毁减少，品质提高，员工工资增加。
但上级并不乐见。在一次反改革的抽风发作中，卢日科夫被叫到党的监察机关即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会指控卢日科夫非法篡改损毁比例。他们还指控卢日科夫集体发放“大笔奖金”。简直是犯罪！但在经过一轮紧张听证后，委员会做出让步，卢日科夫没事儿了。
卢日科夫在这个自杀性岗位上躲过一劫，但一直未能像叶利钦那样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原因在于，蔬菜基地从惨淡趋于好转，苏联却已经踏上了解体之路。1987年11月，一贯的支持者叶利钦被解除莫斯科市委书记职务，卢日科夫深感绝望。次年，在红场举行的节日游行上，他与被抛弃的叶利钦握了握手。他们的交谈持续数个小时，卢日科夫表达了再度共事的愿望。[14]
指令系统越来越弱，从阿塞拜疆往莫斯科运送番茄变得越来越艰难，即便蔬菜基地逐渐运转正常。尽管卢日科夫实施了改革措施，莫斯科的食品短缺依然不断恶化。就在这时，另一场风暴席卷而来，卢日科夫深陷其中。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政策让莫斯科充满了不满情绪，但不满情绪的深层根源与其说是蔬菜腐烂，不如说是领导腐败。执掌莫斯科政权后，叶利钦开展针对特权政策的平民运动触及了大家的神经。来自知识分子群体的反应尤为深刻。他们对阴暗的官僚和党的盲从者深恶痛绝，这些人时常告诫他们，应该遵守哪些条款，应该阅读哪些书籍，在科技刊物上应该公布什么样的生命周期数据（等于没有数据）。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自由打开了新思维浪潮的闸门，莫斯科充斥着各种政治俱乐部、兴趣小组、游行示威和骚乱动荡。惊人之处在于，莫斯科突然涌出那么多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竟能在短时间内随机而偶然地走到一起。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这给莫斯科的思想家、艺术家和专技人员点了一把火。
儿科医生弗拉基米尔·博克塞（Vladimir Bokser）是一个动物权益组织的活动分子，也是早期民主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博克塞在一个小镇当医生，待人友善，参与性强。他表面举止平和，其下掩藏着对于草根意愿和草根政治的深刻理解。政治自由是他的主要兴趣。他觉得知识分子已经成熟，能够应对变革。“大家逐渐认识到，领导者未必都是正直之辈。他们要说谎，他们要伪装，”博克塞回忆说，“所以才能把每一个人都统一起来。准确地说，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们逐渐产生了屈辱感。”知识分子对官僚深恶痛绝，反抗情绪首先来自莫斯科。博克塞对我说：“那是知识分子发动的一场革命，纯粹是文化革命。其他领域当时并没有出现反抗。1990年之前，我们谁都没想过还有市场这回事儿。实际上，人们对此心存害怕。最重要的是，大家再也不愿意看见一帮官僚坐在那里，替我们决定一切，告诉我们该看哪部电影，该读哪些书籍。一旦有人开始关注国家之外的情形，大家就希望享有更多的开放。人们希望得到的，不只是文化开放，还有信息开放。所以，首先发生的是一场关于开放的革命，争取一个开放的社会。”[15]
最强音来自一个长相奇特的人，他身材矮小，腰背微驼，满头白发，略留髭须。曾任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的经济学家加夫里尔·波波夫（Gavriil Popov）当时是《经济学问题》这一刊物的编辑。波波夫曾对勃列日涅夫后期推行的体制产生怀疑，随着改革政策的实施，他是希望引领社会另寻他途的主要声音。在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波波夫成为叶利钦的亲密盟友，并不断推动戈尔巴乔夫进行更多激进改革。
莫斯科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圈子，加入其中的有政治俱乐部、秉承具体事业的各种协会、人权小组和大量心怀好奇与不满的独行者，后者有不少是科学家。在波波夫的领导下，这些人逐渐走到一起，并组建了名为“民主俄罗斯”（Democratic Russia）的联合体。他们决定在1990年3月4日召开的莫苏委选举大会上开展竞选活动，大会议席此前已经降为498席。对心怀反叛的民主主义者而言，这是一项重要决定，因为他们决定把地方政府和莫斯科而非中央政府作为真正推动改革的发动机。
民主主义者开展的竞选活动声势浩大：地铁通道里的大喇叭播放着竞选口号，广播车从街上隆隆驶过。他们在一栋栋公寓楼里召开会议，在街上举行过两次大型集会，分发了数千份油印传单，在各大商店和地铁站贴满了海报。他们是一群有文化的精英分子：推出的候选人中，有64.3%来自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工程、媒体和艺术领域。[16]
这一群人大获全胜，把控了莫斯科市政府。他们赢得了282个席位。1990年4月16日，新掌大权的民主主义者在莫苏委举行会议，选举波波夫担任党首。叛逆分子雄心勃勃，眼看就要把莫斯科收入囊中。他们可以跟那些妄自尊大、一贯教人读什么想什么的人分庭抗礼了。选进执委会的化学工程师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Ilya Zaslavsky）满怀希望地宣告：“我们将要开始新的生活。”[17]
但正如波波夫和其他胜利者即将所见，一场潜在的灾难正向他们席卷而来。食品短缺问题愈演愈烈。囤积现象和恐慌情绪蔓延至全市范围，数十万人从附近各地拥入莫斯科抢购食品。排队的人流时常塞满了大街。一波波流言加剧了恐慌心理：肉就要卖光了！面包快卖完了！就职六个星期后，波波夫承认：“莫斯科市的形势到了紧要关头。形势确实有失控的危险。数十万人挤进了商店。”[18]博克塞回忆说，“大家都有预感，莫斯科就要闹饥荒了。这或许有些夸张，但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预感。”当时的中央情报局（CIA）秘密分析家报告说，苏联最有可能面临的前景，是“恶变至无政府状态”，而彻底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因素之一，就是“消费者群体骚乱”。中央情报局的分析报告认为，任何反革命暴动或反革命夺权，无疑都将把矛头对准包括波波夫在内的激进民主主义者。[19]
波波夫的第一项重大决定，是重新任命莫斯科市执委主席。前任主席赛金已经外出度假。执委主席将负责管理莫斯科市，如果他的履职出现差错，抗议之声无疑会毁掉改革者继续掌权的希望。
波波夫身边的人都不知道该如何管理这座面积巨大的城市。他的核心集团有博克塞和瓦西里·沙赫诺夫斯基（Vasily Shakhnovsky），后者原是一名工程师，曾在莫斯科库尔恰托夫研究所从事热核合成研究。沙赫诺夫斯基于1989年被吸收进那个争论激烈、俱乐部林立、竞选活动声势浩大的热闹圈子，并选入莫苏委。[20]另一个副手是来自地磁和电离层研究所的物理学家米哈伊尔·施耐德（Mikhail Shneider），他与博克塞共同组织了竞选活动。波波夫首先是个思考者。一种普遍但充满敬意的说法是，波波夫每天都要躺在沙发上花数个小时思考问题。[21]作为一个理论家，甚至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波波夫并不考虑路面坑洼和街灯之类的问题。他不知道莫斯科的仓库还存有多少吨蔬菜，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香烟暴乱和食品短缺。
波波夫担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会因为自身缺乏治理经验而招致灭顶之灾。他在心里盘算，整个试验可能面临失败，一切都有可能轰然坍塌，他们这些人将会身败名裂，甚至可能锒铛入狱。一开始就要管理整座城市，这样的考验对激进派而言过于沉重。他们的准备并不充分。他们需要一座和旧制度相衔接的桥梁。
他们还要从悠久而深远的俄罗斯文化里借助某些东西。他们需要一位真正的领袖（khozyain），这个词在俄语里的含义十分丰富，可以指称任何社会组织如家庭、村子、企业和国家的头领。一个家庭的领袖通常由最年长的男性担任，有责任管好一家人的生计。真正的领袖对其所辖组织的人负有照管之责。苏联人评价一个领导时，喜欢看他有没有给人以真正的领袖印象——或体现为外表，或体现为行动。至少在这个方向展示出才能的人，也就是能够管理日常事务的人，被称为实干家（khozyaistvennik）。[22]波波夫明显不是领袖人物，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波波夫找到了叶利钦。
每天的早餐时分，激进派都要在莫苏委办公楼主席台后面的一个大房间召开会议，以商讨当天的各项计划。波波夫在掂量要不要把老党员赛金请回来重新掌管城市，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对此充耳不闻。他想在老顽固里另选他人，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一个也信不过。一天，波波夫在吃早餐时向大家报告，说叶利钦推荐了一位城市当家人，他就是卢日科夫。但在场的人谁都没听说过卢日科夫这个名字。
“我们就问，这个家伙是谁？”民主主义者亚历山大·奥索夫措夫（Alexander Osovtsov）回忆说。
没有人接话茬。过了一会儿，有人想起几个与新兴民主主义者正打得火热的年轻的合作社经营者，他们都对卢日科夫赞誉有加。施耐德回忆，他刚与卢日科夫见过面。他的第一印象非常鲜活。“苏联官僚，”他回忆说，“他说话的方式、措辞、用语、外表、跟人说话的架势，无一不说明，他是个真正的苏联官僚。跟我想象中的官僚一模一样，因为我之前没有跟官僚打过任何交道。”[23]
波波夫下不了决心。“明天，我们必须做出决定，”他对激进分子说，“我们务必有所行动。”
博克塞沮丧地回到家里。电话响了。是一位老熟人，一位已在领取退休金的妇女。博克塞告诉她，波波夫正在这项重要的决定上犹豫不决，不过卢日科夫已经是最后人选之一。那位妇女的声调顿时明亮起来。
“不会是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吧？”
“正是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你怎么知道这个人？”
“他不是化工自动化设计局的头儿吗？”那是70年代末期卢日科夫在莫斯科所领导的企业。
“是的。”博克塞满心好奇地答道。
“你知道，我在那里工作过十年时间，”她说，“我知道这个人。我不太了解他，但我听说他一直对人很好。”
第二天，博克塞径直找到波波夫，对卢日科夫做了介绍。“我听说他对人很不错。”他这样说道。
卢日科夫紧张地关注着民主主义者，他非常清楚，自己被他们当作了老顽固的一员，正是这帮激进分子誓言要拉下马的官僚之一。他回忆说，异己分子把所有问题一股脑推给前朝的做法，令当时的他满腔怒火。他对此非常恼怒，竟然决定辞去在市政府担任的所有工作。不过，他随即来到莫苏委的大理石厅，亲自看望这些新兴的政治人物。他们跟官僚有所不同，都不打领带。一度在合作社事务方面活力充沛的卢日科夫，同样对这些新兴的民主主义者产生了兴趣。他觉得，这些人的身上没有了上一代人那种“盲目服从”。
“你要打交道的，是一帮有知识、有积极性也有怒火的人，他们将原有制度斥为白痴，并承诺以最快速度做好修复工作，”卢日科夫回忆说，“这些人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但他清楚，甚至比那帮人更清楚，他们接到手里的是怎样的一个烂摊子。维系整个苏联的供给链条几乎每一天都在咔咔断裂。就在卢日科夫为前景琢磨不定时，他的电话响了。是叶利钦，他打算东山再起。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当选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并向戈尔巴乔夫施压，以推行更多激进改革措施。
“我是叶利钦，”卢日科夫的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嗓音，“放下手里的工作，来我这里一趟。”应叶利钦的强烈要求，波波夫选中卢日科夫接手莫斯科市的管理工作，而卢日科夫表示同意。多年后，波波夫告诉我，卢日科夫在好几个方面赢得了他的好感。这个人没有担任过高级领导职务，对合作社的管理十分灵活。而且据波波夫回忆，合作社组织曾经支持过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起的竞选活动。波波夫还了解到，是卢日科夫给摊派市民到蔬菜基地参加脏活累活的做法画上了句号。[24]
博克塞前去看望激进民主主义者，以缓和大家因为选中卢日科夫而产生的担忧情绪。大家的第一反应是愤怒。“简直是背叛！”激进分子冲着博克塞脱口而出，“我们需要的是民主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