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事件中，真正的英雄人物是叶利钦，以及数十万走上街头反对政变行为的莫斯科市民。在那个短兵相接的紧张时段，卢日科夫并没有公开亮相。但他在幕后发挥了作用。因为全国性的报纸和电视台大多遭到关闭，是他让莫斯科的电话和电台保持畅通，尤其是“莫斯科回声”电台，在最为关键的几个小时内帮助动员起一大波反政变力量。莫苏委是“莫斯科回声”电台的创办者之一，因为波波夫一直对创办独立电台的想法青睐有加。政变刚一发生，该电台就在卢日科夫身边派驻了一名记者。电台台长阿列克谢·韦涅季克托夫（Alexei Venediktov）告诉我，他们与卢日科夫的联系显得至关重要，这让那些反对政变的人看到了希望。不断有报道发回，卢日科夫正组织反击，正动用卡车和志愿者，正下令搭建大型水泥路障。卢日科夫只有过三四次短暂发声，但重要的是知道卢日科夫反对政变行为，这就够了。“卢日科夫是一位党员，也是一名官僚，”韦涅季克托夫回忆说，“只要卢日科夫这样积极的苏共党员都拒绝参加，那就有了希望。”在三天时间内，“莫斯科回声”电台的播出信号中断过四次，但每次都能恢复正常播出。[30]
据奥索夫措夫回忆，卢日科夫一直保持着冷静和务实，对挫败政变行为的各种措施逐一开列清单。奥索夫措夫回忆起第一天在卢日科夫办公室召开的骨干成员会议时说道：“讨论的话题，主要围绕在白宫和莫苏委办公楼周边设置路障，以全部包围这两座大楼；以及用小轿车向人群运送新鲜饮用水、设置移动式卫生间等，自然也涉及饮食等问题。当时的政治形势十分明朗。”
但卢日科夫随即起身，走到了窗边。他的办公室已经搬进一座高楼，透过窗户就能看见白宫、莫斯科河和乌克兰饭店。饭店是一座十分显眼的哥特式建筑，是斯大林主持修建的七大建筑之一，此时门前停着一辆装甲运兵车。卢日科夫一边看着窗外一边说着话，似乎并不想让某一个人听见，尽管一帮核心成员就坐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你我之间，”他说道，“我才这样说。政变是一场浩大的行政工程。”说起这场由一帮共产党老手发起的造反行为，他做出了如此预言：“那帮共青团团员根本没法应付——门都没有！”
他说对了。政变企图失败了。
政变失败后，莫斯科对于卢日科夫的尊敬犹如泉涌。他第一次被人视为政治家，而非政治官僚。随着政变落幕，卢日科夫走上大街直面人群，并成功劝说大家不要到位于旧广场的苏共办公大楼进行报复性打砸。当愤怒的人群威胁说要砸毁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头子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雕像时，卢日科夫调来起重机小心翼翼地搬走了雕像，因为他明白，重达八十三吨的雕像如果胡乱倒下，将会砸毁下方的电话线和下水道。[31]
政变阴谋让波波夫元气大伤。苏联的崩溃令他心力交瘁。政变之后，叶利钦同意在苏联进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人称“休克疗法”，波波夫对此心存怀疑。还令他感到失望的是，叶利钦冷落了他。
波波夫在莫斯科也遇到了麻烦。他与莫苏委不断发生冲突。人们高度怀疑，波波夫在经营自己的副业。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食品供应仍在不断恶化。波波夫内心的恐惧一直没有缓解过，他害怕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功亏一篑，而自己可能因此受到责难。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波波夫告诉身边人，他想辞职不干了。大家劝他不必如此。沙赫诺夫斯基和卢日科夫前往拜访叶利钦。就在当天，苏联国旗落下，戈尔巴乔夫将装有核按钮的手提箱交给了叶利钦。他们请求叶利钦阻止波波夫提出辞职申请。他照办了。1月，波波夫再次在更大范围内表示，自己将辞去职务，但在“民主俄罗斯”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再次说服他继续任职。
据博克塞回忆，波波夫有病在身，不时遭受背痛折磨，那源自多年前的一次登山事故。波波夫对莫斯科的兴趣逐渐消弭。他期待与叶利钦一道，共担联邦事务，但一直没有他的位置，而他与盖达尔政府越来越意见相左。能够撬动莫斯科权力杠杆的实际人物是卢日科夫，而不是波波夫。1992年6月6日，波波夫宣布辞职，留下卢日科夫独自领导一座饥荒人口多达九百万的混乱大都市。
而这位领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注释：
[1]Yuri Luzhkov， We Are Your Children， Moscow (Moscow： Vagrius， 1996)in Russian. In English， revised as： Moscow Does Not Believe in Tears： Reflections of a Moscow Mayor， trans. Mark Davidov (Chicago： Martin， 1996).
[2]Leon Aron， Yeltsin：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St. Martin's， 2000)， p.153.
[3]作者于1999年4月15日采访亚历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
[4]Vice Rector Vladimir Koshelev， interview by researcher Anne Nivat， April 28， 1999； and Rector Albert Vladimirov， interview by author， May 7， 1999， at the Russian State University of Oil and Gas in the name of I. M. Gubkin. Also， "Information for Entering Students in Moscow，" Gubkin Institute， 1954.
[5]作者于2001年2月5日采访卢日科夫。据卢日科夫回忆，这次会议结束时发生了戏剧性的冲突。观看者已经离开，会场只剩几位高级管理人员。他们轮流从各个方面对卢日科夫轮番展开抨击。党委代表提议将他解职。“我都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卢日科夫回忆说。但他并未遭到解职。他受了一通训斥，但仍旧坚持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好的。
[6]Timothy J. Colton， "Understanding Yuri Luzhkov，"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September－October 1999， pp.14－26.
[7]莫斯科人民代表苏维埃委员会的简称。这是个非正式名称，指代苏联时期莫斯科市的最高管理机构，即前文提到的市政会，后由莫斯科市杜马接替。——译注
[8]Colton， "Understanding Yuri Luzhkov，" pp.14－26.
[9]作者于1999年3月18日和4月9日采访亚历山大·帕宁。
[10]作者于1999年8月23日采访叶连娜·巴图林娜。
[11]作者于1999年3月18日采访维克托·洛沙克。
[12]Yuri Bortsov， Yuri Luzhkov (Rostov-on-Don： Feniks， 1999)， p.148. The quotation originally appeared in Vechernaya Moskva， February 20－27， 1997.
[13]David Remnick， "Hundreds of Co-Ops Lead a Soviet Revolution，"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4， 1988， p.A25.
[14]Luzhkov， Seventy-Two Hours of Agony (Moscow： Magisterium， 1991)， pp.79－80. In Russian.
[15]作者于1999年11月13日采访弗拉基米尔·博克塞。
[16]Colton， Moscow， p.615.
[17]Francis X. Clines，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1990， p.1； April 16， 1999， p.1.
[18]James Blitz， "Moscow Is 'Close to Catastrophe，' " London Sunday Times， May 27， 1990.
[19]Benjamin B. Fischer， ed.， At Cold War's End： U.S. Intelligence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1989－1991 (Washingto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99). See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IE) 11－18－90， November 1990， "The Deepening Crisis in the USSR： Prospects for the Next Year."
[20]作者于1999年11月26日采访瓦西里·沙赫诺夫斯基。
[21]当时的公众还有一种印象，波波夫对腐败现象持容忍态度。波波夫曾说过，政府官员应该像菜单那样列出自己的收礼喜好。
[22]感谢玛格丽特·帕克森（Margaret Paxson）提供此条定义。
[23]作者于1999年3月26日采访米哈伊尔·施耐德。
[24]作者于1997年2月13日采访加夫里尔·波波夫。
[25]作者于1999年3月29日采访亚历山大·奥索夫措夫。
[26]Michael Dobbs， "Soviet Price Hikes Draw Anger， Pessimism，" Washington Post， April 3， 1991， p.A19.
[27]Elizabeth Shogren， "Reformer to Face Three Communists in Moscow Vote，" Los Angeles Times， June 6， 1991， p.8.
[28]Colton， Moscow， p.651.
[29]Luzhkov， Seventy-Two Hours， p.38.
[30]作者于1999年8月28日采访阿列克谢·韦涅季克托夫。
[31]苏联垮台前的最后几个月，卢日科夫被安排进一个管理苏联经济的四人委员会。他频频出现在电视报道中，要么在视察建筑工地，要么在等公交车，要么在排队购买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