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素福在医院已经待了好几天了，他身上的衣服脏了，脚上穿了多年的鞋早已经磨破了。他的眼泪仍在缓缓流出。
“不会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优素福在为他的儿子哭，也在为他自己哭：“我该怎么办？等到我老了，孤身一人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未来对这些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威胁。
黑色的袋子在田间飞舞。那是些黑色的塑料袋。黑色的塑料购物袋飘荡在尼日尔的各个角落。这些是现代化的垃圾，在尼日尔，现代化给予的最多的东西就是这些垃圾。
未来。
尼日尔国土面积有100万平方公里，但是只有4万平方公里是可耕地。在其他土地上生活的是游牧民族，他们看养着2000万的牲口：山羊、绵羊、驴子、骆驼和瘤牛。自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尼日尔政府关闭国家兽医办公室、向国际社会开放市场后，像抗寄生虫药物、疫苗和维生素之类的动物药品的价格就在成倍增长。牧民们失去了他们的牲口，只能逃到尼亚美、阿比扬、科托努这些较大城区的郊区去过活。同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要求尼日尔政府取消他们的粮食储备：4万吨谷物，大部分是黍米，这些粮食储备本来是用来在大旱、蝗灾频发的时期以及每年的“空档期”[9]解决人们的饥饿问题的。该组织认为，储备粮会扰乱市场秩序，而尼日尔政府，受制于所欠的外债，只能对这些建议全盘接受。
尼日尔是世界第二大铀原产国，该国的沙漠地区有丰富的铀资源储备，而铀又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矿物资源。尽管如此，尼日尔却并未从中得到太多好处：铀的开采权一直掌握在法国公司阿海珐集团（Areva）手中，他们为此向尼日尔政府支付的费用少之又少。直到2007年，当在阿泽里克地区又发现了新的矿藏时，时任尼日尔总统的坦贾·马马杜决定由一家尼日尔—中国的合资企业对其进行开发。阿海珐集团对此提出抗议，但是于事无补。两年后，在伊莫拉伦地区又发现了新的矿藏，法国明确表示想要得到这个矿的开采权。法国是目前世界上核电发电比例最高的国家，核电发电占发电总额的四分之三，所以他们迫切需要铀。法国不产铀，他们所需的铀有一半来自尼日尔。
2010年2月，坦贾总统又一次开始和中国商谈开采新矿的事宜。几天后，吉博少校发动军事政变，坦贾被赶下了台。吉博一上台就推翻了和中国人的协议，并特别强调了尼日尔和法国以及阿海珐集团的友好合作关系。第二年，马哈马杜·伊素福通过大选上台，而他曾是阿海珐集团的矿物工程师。
在21世纪初，世界银行就已经做好准备推动其粮食灌溉计划。世界银行声称该计划能帮助尼日尔约40万公顷面积的土地产量翻十倍，从而保障尼日尔全国人民的粮食安全。但是世界第二大铀生产国却没钱推动该计划在本国实施。
罗马帝国时期，1公顷田地可以产粮300公斤，一个农民平均可以耕种3公顷农田，也就是说每人可以产粮近1吨。
中世纪时欧洲大陆的农田平均每公顷可产粮600公斤，而平均每个农民有可耕田4公顷，也就是说每人能产粮两吨半。
在18世纪的英格兰，每公顷土地可以产粮1吨，每个农民平均有田5公顷，也就是说每人能产粮5吨。
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1公顷田地可产粮2吨，而平均每个农民有田地25公顷：可以产粮50吨。
到了21世纪初的美国，1公顷高产的田地可以产粮10吨，而每个农民平均拥有200公顷土地：能够产粮2000吨。
而在21世纪初的萨赫勒地区，1公顷土地只能产粮700公斤，每个农民平均只有1公顷土地，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产粮700公斤，比2000年前罗马帝国时期的农民的人均产粮还要少，比同期的美国农民人均产粮少了两千倍。
很少在某个领域里会有如此大的差距，但这种事却偏偏发生在了农业领域：给我们提供食物的基础领域。
非洲大陆的土地很干旱：和欧洲、美国、亚洲的标准相比，非洲4%的可耕地都有各种各样的灌溉问题。世界气象组织曾在巴西北部做过一次实验，他们把两公顷种豆子的土地拿来作比较，一块靠自然灌溉，一块靠人工灌溉。实验结果显示，只靠雨水灌溉的土地产量为50公斤，而另一块则为1500公斤，相差竟达三十倍。
实际上在非洲大陆还缺少更多的东西：在全世界有3000万台拖拉机，但是7亿非洲农民一共却只拥有其中的不到10万台，大多数还只是在用动物耕地。他们除了手、脚、锄头之外再也没有更多有效的工具了。实际上有专家说如果用于耕地的牵引力能翻倍的话，非洲可耕地的面积也会翻倍。
在非洲7亿农民中，有5亿都没有优质的种子和肥料。大部分人都无法在外地卖自己收获的粮食：因为路况糟糕，也没有运粮食的卡车。所以要是他们足够幸运能有多余的粮食的话，那些粮食也通常会因储存条件太差而坏掉。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全球有25%的粮食都因动物啃食或储存不当而被毁坏，而这其中的大部分粮食毁坏现象都发生在贫穷国家，那里很多储藏粮食的地方过于简陋，甚至压根没有存粮食的地方。
听说萨赫勒地带的人们吃不上饭我感到很愤怒。只要有政策扶持、有重视这个问题的官员，这个问题一定能解决。国际社会指责那里有太多的腐败官员，这确实是事实。但是国际社会也应该对此负责。如果我给你10西非法郎让你去买一支铅笔，但你从没把铅笔买回来，那么我自然不可能继续每年给你10西非法郎让你去买铅笔。可国际社会干的就是这事：他们提供援助，明知道他们援助的钱都落到了贪官的腰包里，却还是继续提供援助，不停地提供援助，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策略，使他们能继续在这个地区开展贸易。
一位要求匿名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在他位于尼亚美的办公室对我说：“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之间是互惠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经济方面：他们希望有一个贪腐的政府，因为这样的政府在美国或欧洲公司面前更容易让步。但又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国际上很多人希望让当地政府依赖自己提供的援助而生存，而当地政府也甘于如此，他们希望本国人民依赖国际援助而生存，让人们时刻处于饥饿的威胁下，这样人们就不会关注他们的政府在背地里做些什么了。当一个民族的肚子越空，他们睁开眼睛认真观察的次数就越少。同时人们已经习惯了伸手要饭，他们不会努力耕种，而是等着某个组织或某家银行把饭递到他们手上。我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不过……”
马达拉医院的一位护士给我讲过一个母亲的故事：几个月来，她始终把她儿子的体重控制在标准线以下，为的是拿到补助食品来贴补家用：一小袋黍米和2升油。第二天我就听到了她和那位母亲的对话。
“他们说你的孩子还没治好，他的体重总是在标准线下。”
“是啊，还没治好，这个小可怜。”
“不是因为你没把所有的东西给他吃吗？”
“当然不是，我把东西都给他吃了。我觉得他是被下咒了，应该是被下咒了，医生。”
有些女人到处打听不同的组织派发食物的时间和地点，她们会步行几个小时去领取救济。有些人领救济是为了养活孩子，还有些人是为了将其卖出去换钱，再拿钱去买其他的食物：一包胖胖仓[10]在马达拉市场上的价格是150西非法郎，约合0.25美元。
尼日尔的问题也同时是非洲、亚洲和美洲很多国家的问题，在尼日尔出现的饥饿不是“结构性”的，其实它也算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结构中是没有饥饿的。还是拿尼日尔来说吧，哪怕这片土地很贫瘠，但要是有肥料、除草剂、拖拉机和灌溉用水，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就像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尼日尔的饥饿问题是一场人祸：要是在独立前一百年里，这个国家能有些储备；要是在独立后，被阿海珐集团拿走的铀能被这个国家用来发展农业：购入拖拉机，引入灌溉用水，修建公路，甚至建一些小企业……事情就会大不相同了。
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罗杰·瑟罗在他的著作《够了》中提到过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例。截至2002年，埃塞俄比亚的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上涨，这一切都得益于种子质量的提高，再加上肥料、拖拉机和水源的利用。2002年，埃塞俄比亚一跃成为仅次于南非的非洲第二大粮食生产国。然而问题是有多少人享受到了这些成果呢？厄立特里亚战争造成通向港口的道路毁坏，因此超出粮食生产区需求的多余粮食无法被其他地区利用，政府和私人企业也没有钱购买和储存这些多余的粮食。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上百万人仍然在忍饥挨饿，然而通向这些地区的道路却不能通行。只有国际援助的飞机才能到达那些地区：大多是美国的飞机，他们带去大量的美国食品，按规定这些飞机只能运输美国产的食品。一个国家有很多粮食，但是却只能通过昂贵的价格向美国购买食物。
有些地区粮食过剩。当地市场上满是价格低廉的粮食，在短短几天之内100公斤谷物的价格就从10美元下降到了2美元。很多农民一赔到底，到了来年没有钱购买种子、肥料或是水泵燃料：大量土地被闲置。2003年的粮食收获量是十年来最低的，饥饿在埃塞俄比亚全国蔓延。一个叫布鲁拉·图莱的农户对瑟隆说：“我知道如果我减少种植面积的话，就等于间接推动了粮食短缺。这很可怕，但我也没办法，我不能故意蒙受经济损失。”图莱上一年利用了1000公顷可耕地，但这一年只用了200公顷。
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尼日尔的负责人莫莫有着多年在这一地区的工作经验：他在马里出生并成长，是多个不同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萨赫勒地区问题专家。莫莫说起话来很镇定，但是语气中透着一股坚毅：“有很多自然因素和人口因素在把问题搞得复杂。这里总是有各种灾害，还有虫子啊鸟啊会在粮食收获季的时候出来捣乱。这些问题都影响着近几十年历史的发展。很多流动性的牧民在一个地区安家落户，这就加剧了人口问题。当他们在某地定居之后，就会使当地人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减少。由于牧民减少，肥料也就相应减少了，而作为替代品的化学肥料却价格昂贵，因此粮食产量进一步减少。土地愈发贫瘠，再加上降水量减少，而人口又在不断增加……原来这片土地能生产足够的粮食，而现在不能了。”
最近二十年来，尼日尔的粮食产量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着，而每年的人口增长率却达到了3.5%。粮食产量的增速达不到人口数量的增速。因为有了更多的人口，土地也被切分得更小了。
之前这个体系还是能够运转起来的，农民们会把村子边缘更贫瘠的土地利用起来。但现在这招行不通了，所有的土地都被占了。也因此农民们无法给过度利用的田地休整的机会。田地出产量越来越少，每块地得到休整的时间越来越短，然后产量进一步降低，陷入恶性循环中，直到土地的产量低到维持不了农民们最基本的生存标准为止。几个世纪以来，农民们手中的土地只会卖给自己的亲戚，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只是卖给自己同村的邻居。四十年前这一潜规则被打破了，土地流入市场中，被城市里的有钱人——商人、官员——买走了，他们开始囤积土地。农民们以前手中还握着这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的土地可能产不了多少粮食，但至少还能卖点钱。在绝望中，他们开始卖地：一开始是1公顷，后来再卖1公顷，最后全部卖光。他们最终一无所有，沦为贱民，但是他们还得生存，于是只能拖家带口跑到尼亚美或阿比扬的贫民窟去谋生计。
对，莫莫说，就是这样。四十年来一直如此，按理说现在早该找到解决方案了。
胡赛娜和萨鲁有几个孩子已经很大了，超过25岁了，却仍然和他们住在一起。结婚是很费钱的，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钱去置办嫁妆、举行宴会和筹备礼物。胡赛娜说她准备去问一个亲戚借点钱用来给大儿子结婚，他的大儿子已经越来越等不及了。“要是今年收成不差的话，”胡赛娜说，“我们就准备下他的婚事。”
“要是收成不好，”胡赛娜补充道，“他就会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了。”
“他要去哪？”
“他说想去尼亚美，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而且在那儿我们一个熟人也没有……”
“你了解尼亚美吗？”
“不了解，我在那儿谁都不认识，我也没法去那儿。”
“你觉得尼亚美是什么样的呢？”
“我不知道，很大吧。”
“你觉得那儿的人生活得更好还是更差？”
“那里和我们这儿肯定不一样，那儿的生活肯定好得多。那里有水、有电、有更多的食物。城市里总是有更多的食物，那儿的人生活得很好。城市里的人生活得都比我们好。”
她这样说道，却并不知道自己在谈论的地方满是茅屋、垃圾堆、乞丐、瘫痪的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
“你不想搬过去住？”
“我想去，但是搬到尼亚美去住需要先手头宽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