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文化是为满足人的闲暇时间中的多方面需要而开展的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总体上，传播休闲文化、反映休闲文化内容的报道即为休闲报道。目前，我国全年法定节假日有115天，这意味着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闲暇中度过的，休闲正逐步由过去长期的边缘化偶态向一般化常态过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休闲报道也应当走出长期的边缘化状态，特别是要在主流媒体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二
在哲学的语境中，休闲消费是对人的劳动对象化的产品的消费。现实生活中，人对物的依赖，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消费“物”来获得休闲愉悦。今天，许多人已不再把消费看作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必要环节，而是将其当作人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这就是以享乐为核心的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正蔓延全球。以休闲研究著称于世的美国学者杰弗瑞·戈比曾写道：“商人们为了推销他们的商品和服务，人为地制造出了社会需求……更有甚者，穷人们也经常会接受这样的教导，以至于相信，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所以根本无法享受到满意的休闲生活。”当把人的价值单一地定位于物质财富的享用和高消费的基础之上时，这就演变成了一种“商品拜物教”。
不少人认为，当今消费时代人们的生活目标不过是追求快乐：在物质生活方面追求享乐，在精神生活方面追求娱乐。于是，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就被理解为满足人们的娱乐消费需求，“服务大众”也被具体化为“娱乐大众”。在这种价值导向之下，很多传媒报道呈现过度娱乐化倾向，似乎只要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就实现了它的最大价值。而一旦将“服务大众”的价值取向仅仅定位于“娱乐化”，唯“乐”是求，“娱乐至死”，就有可能导致种种价值偏向：轻则忽视休闲报道的精神品位，遮蔽和消解大众传播应有的多种功能；重则容易由“娱乐大众”滑向“迎合大众”，追逐低级趣味，从而陷入低俗化的误区。
需要担心的是，这些年来，大众传媒上连篇累牍的有关奢侈生活方式和奢侈用品的硬广告及软文，已经成为“消费主义”的风向标。
更需要担心的是，大众传媒的一些以新闻面目出现的休闲报道，漠视消费主义的浸染和异化，以游戏的心态解构经典，一味媚俗，恶搞泛滥。消费主义使我们把休闲等同于用来消费产品的一段时间，完全放弃了对终极问题的关心，也牺牲了我们固有的想象力和内在的智慧。
尤其需要担心的是，大众传媒休闲报道中“西风”汹涌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缺位现象严重。伴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的一体化趋向，休闲文化也成为当今时代人类交往与沟通的重要领域，休闲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交流与碰撞中获得发展与创新。然而，全球性的文化交流使我们的民族休闲文化面临着被同化的威胁，面对外来的情人节、圣诞节、愚人节等休闲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的戏曲、品茗以及琴棋书画等休闲文化正逐渐失去吸引力。西方国家在引领和操纵世界休闲潮流的同时，大肆宣扬、推销其休闲伦理观、休闲价值观，对我国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构成冲击，迷失自我、丧失传统、精神弱化矮化问题十分突出。
当休闲与消遣、娱乐化和商业化画上等号时，当大众传媒的一些所谓的休闲文化文章和新闻报道尾随这些内容亦步亦趋时，精神的荒漠化自然如影随形。如果说现代主义精英总是怀有救世情结或者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使命感的话，那么消费主义就像一种病毒，令许多淳朴的心灵一经感染即陷落其中。这是值得引起高度警惕的。
三
也许可以明确地说，“娱乐大众”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它也应当是“服务大众”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其一，大众传媒“娱乐大众”是否需要坚守一定的精神品位和价值底线？是否可以无原则地、不顾一切地用抽空了审美精神的低俗化内容迎合消费市场上的低级趣味？是否可以只遵循“娱乐化”的市场规则而不管精神价值导向？这样的问题其实不言而喻。其二，“娱乐大众”是不是大众传媒休闲报道的唯一功能和价值取向？换言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否仅限于娱乐消费需求？除了娱乐之外，还可以怎样进一步提升与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境界？
在“娱乐大众”的同时，还有一个“引领大众”的问题。而这并非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来看，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总是需要不断建设，从而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之所以需要这种引领，是因为人性本身是复杂的。恩格斯曾说过，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事实表明，在人身上总是保留着一定的动物性，区别只在于保留得多一些还是少一些而已。换言之，在现实的人身上，既存在人性的优点，也存在人性的缺点或动物性。而人类进化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过程，正是不断超越动物性和克服人性的缺点、从而实现人性提升与优化的过程。通常所谓教育“育”人、文化“化”人，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基本功能。
尽管休闲是人们从物质环境和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追求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但只有那些具有休闲修养的人才可能享受到休闲所带来的高层次精神快乐；只有提升人们的审美品位，才能使人们超脱“物化文化”的奴役；同样，只有提升人们的休闲技能，激发劳动之外的生命潜能，才能使人们不至于“闲得无聊”甚至无聊滋事。因此，休闲报道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精神境界、道德情操，提倡“雅闲”，排斥“毒闲”，引导休闲回归自身、回归生活，不断提升休闲文化品位，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
我国传统休闲文化以春节、端午、中秋为代表的节日文化为主线，亲朋欢聚，猜谜赏灯，吟诗作赋，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等等，不一而足。尚“静”重“养”的休闲文化反映的是国人以“仁”为本、以“和”为宗、“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伦理追求，体现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精神。于淡泊宁静之中尽可能摆脱物欲的牵累，知足常乐，旷达处事，获得心灵的高度自由是传统休闲文化大智慧的体现。大众传媒当然要重视现代休闲文化内容，但也必须重视挖掘传统休闲文化的精华，弘扬我国传统休闲文化中具有生命力和原创性的优秀的部分，在传播休闲文化中弘扬民族精神。
四
休闲把人从一种规范性、程序性的规约中解放出来，绝不意味着休闲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总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所以，作为社会必需生活补充的休闲生活不仅仅与当事者有关，还会对社会、对他人产生影响。
作为大众传播的一块亟待大力度开发的重要领域，休闲报道要为休闲活动发挥内在的引导作用，倡导正确的休闲观已经迫在眉睫：
比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重点，以文化人，注重内省，积极传递美好的人生追求、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生活情趣，以良好的文化心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受到鼓舞，得到陶冶，获得启迪。
比如既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要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探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在多元、多样中一以贯之，做到一元主导，兼容并蓄。
又比如休闲的首要原则是“量力而行”。这一原则上升到公共利益的高度，就是“可持续”。
再比如休闲应该坚守身心健康原则。把休闲全然等同于吃喝玩乐，必然不可能对休闲采取理性的态度，休闲的健康价值也将不复存在。
还比如在休闲领域同样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利益关照的关系，因此休闲必须遵循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原则，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在相关报道中留意的。
（2009年11月）
永远坚持建设性立场
一
国庆节在报社值班，读到一篇稿件，说一老太晕倒在路口，许多宁波市民见状纷纷向前，或携手扶起老人，或用雨伞为老人遮雨，或根据老人胸前挂着的牌子上的电话号码联系她的家人，或拦车送老人去医院抢救……多么感人的一幕！可是这篇报道的主标题却是“老人倒地无人敢扶？”尽管有个问号，尽管主题是从正面来叙述的，却终归令人感觉颇为复杂。
之所以会这样做标题，怕是缘于南京彭宇案。2006年11月，南京市民徐老太在公交车站等车，据其称被正在下车的市民彭宇撞倒，而彭宇则称下车时见老人摔倒，所以扶至旁边，并且在其亲属到来以后一起送该老人到医院，还垫付了200元医药费。2007年1月，徐老太将彭宇告上法庭，彭宇被判赔偿40%损失费计45876.36元。彭宇案后，重庆等地相继出现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事情。
然而，发生在宁波的这起老人倒地事件却是众人踊跃相助啊！为什么一定要扯上会给人的情绪带来负面影响的“无人敢扶”呢？最后，我们把标题修改为“七旬老人昏倒众多市民救助（主）好心人表示，有爱心的人都会伸出援手（副）”。
二
我想起多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2002年3月8日，妇女节，我和妻子、9岁的儿子一起去宁波梁祝公园游玩。下午返回宁波市区，正前往鼓楼附近一家照相店去冲印照片，突然，旁边刚刚进站的一辆公交车上跳下一个小伙子，紧接着，几个人一边喊着“抓小偷”一边追下车来。说时迟那时快，小伙子奔到我身边的瞬间，我猛地伸出右腿，绊了他一个嘴啃泥。那几个追赶者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把小伙子扭送去了派出所。
这期间，我看到公交车上有人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而在一旁惊呆了的妻子回过神来，拽着我就进了路边的一家音像店：“不要命了你！那人要是还有同伙咋办？”妻子吼到，“你儿子还在旁边呢！”
看着一边怯生生的孩子，联想到读过的一些歹徒行凶报复的报道，后怕骤然在脑海里弥漫开来，刚才见义勇为的自豪、自得消失了。音像店犹似避难所，我攥紧儿子的手，在里面足足待了15分钟。
三
——媒体报道在提防、警示什么？我后怕什么？
南京彭宇案当然应该报道，歹徒行凶报复当然应该揭露。问题在于，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已如森严壁垒，有谁古道热肠，往往会被当作另类乃至怪物。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媒体的一些不尽适当的报道是否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解决或者至少缓和社会矛盾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人际关系中那些亲善、美好的东西受到了冲击和挤压，所以人们心底里对这些亲善、美好的东西，对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关系的确立充满了热切的期盼与渴望。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人际和谐、人性完善之间取得更高层次上的协调与平衡，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大众传媒没有理由不积极地反映、引导这种客观需求。起码来说，媒体报道不应该成为激化各种矛盾的因素。媒体在享有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对社会和公众的责任，理当从建设性出发展开报道。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媒介技术的进步，传媒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显著。尽管有千千万万的碎片化的个人的信息在新媒介上天女散花，但是，受众的兴趣和需求是有众多共性的，一方面是个性化、去中心化，另一方面则是共性化、再中心化。黑格尔曾经提出过“情志”这样一个概念，用以表示活跃在人心之中、使人受到感动的普遍力量。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传媒同样拥有大展身手的舞台，不仅应当承担既有的报告新闻、传播信息的责任，也要致力于推动公民素质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冷静地分析面对的各种矛盾，仔细研究报道的角度、立意，对报道可能产生的积极性或消极性作用进行预测，不断调整传播行为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不仅仅满足于猎奇、热闹、吸引眼球、轰动效应，还应该静下心来，做一些雨露滋润的事情、崇真向善的事情、涵养明天的事情。“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鲁迅语）
四
10月4日，新华社一则电讯稿称：辽宁抚顺上演现代版农夫与蛇的故事，一个拾荒者诈骗热心救助他的女老板被批捕。
我黯然了。
我知道这又是一条可以让人口耳相传的新闻。报道这条新闻没错。但是，传媒更多地关注这类新闻，会不会加力催化社会的冷漠情绪？而公众，会不会从不敢扶起倒在地上的老人，到不敢让路边患病的人搭车，以至于若干年后，大家的眼泪不为别人而流，只为无助的自己而流？
从建设性出发，“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内涵确实极为丰富。正因为我们坚信这个社会一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因此需要我们开动脑筋去想及脚踏实地去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原载2009年第11期《新闻实践》杂志）
谈谈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问题
一
我们先看一些例子：
1.官员“雷语”
有郑州媒体质疑当地1200万元养狗管理费的去向，记者采访时被市财政局官员反问“你是不是党员？”。
官腔常有，最近尤其多。于是有人把一些官员的“雷人语录”像演小品一样串联起来，我们姑且在这里奇文共欣赏一番。
群众说：有个事想请教您……
官腔：你哪个单位的？（来源：某国字号运动队领队回应“金牌内定”时反问记者）
群众说：这个……我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