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某记者的报道显然采用了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手法，歪曲了尹老师的本意。尹老师并没有否认教育为了崇高的目的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而只是依据人性特点，结合学生实际，强调了要为自己而读书。他并非要求学生读书仅仅为了挣大钱娶美女，而只是以此为例，告诉学生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要从追求个人美好生活的目标中获取学习的动力。
尹老师之论符合多数人之实情。放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大概都不至于丢掉饭碗或被人限聘。我国古代不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吗？谁见过说此话的人被解聘或限聘了？
千百年来，正是这种朴素而真诚的读书动机，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寒门学子。为了未来的美好生活，他们焚膏继晷，发愤图强，最终成为某方面的人才，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实，孔子也认为学习的目的是指向自己的，特别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问和道德——这当然也有助于改善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特别厌恶那种虚伪做作的学习观，反对为了取悦他人而学习。他认为，只有先提高自己的学问和道德，即修身，才能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这就是儒家的修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
如果学习之初，就不敢面对内心的真实需要，而想着如何取悦他人，装饰门面，高喊口号，那么，这种学习，形同欺瞒和诈骗。大概是看惯了周围的那些虚假现象，孔夫子才不由得感慨“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学生来说，是盲目地高喊为国家、为社会甚至为全人类读书好，还是真诚而踏实地为自己未来的幸福生活而读书好，是值得我们教育者认真思考的。
我至今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尹老师仅仅说了一部分并不出格的真话，就会导致如此不幸的“下场”。
我更无法理解的是，那些匆忙之间对尹老师做出道德评判和行政“裁决”的人们，是否曾经扪心自问：当年自己究竟为何而读书？当初自己为何而工作？是否也是或者也曾为了自己美好的生活？我不知道那位记者当年读书的时候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否真有着更为崇高的目的？
我实在有些怀疑。
我在许多场合向教师和校长们做过调查：你们扪心自问，不说假话，当年读书的时候，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甚至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读书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我又问，当年你们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或社会经济发展而选择读师范的请举手。也没有一个人举手。我又问，你们当年不是为了找份好工作拿份好待遇而读书的请举手，依然没有人举手。
我很“失望”。那些在我和许多领导看来较为出色的优秀教师和校长们，当初居然都没有高远的志向。他们居然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而读书！
我很困惑。我们教育者自身都不能或无法达到的境界，却要求青春叛逆的中学生去做，教育是否有些不切实际，如同缘木求鱼？
可是，如果承认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甚至优秀的教师或校长，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即便只是认真参加每一次培训，以便改进理念、改善方法，今后更好地对每一个学生负责，这不就是在为家乡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甚至为人类服务吗？
由于时势、教育以及个人等原因，部分杰出人士的确从小就立下大志，为国家、民族甚至全人类的事业而读书。我们丝毫不该怀疑周恩来总理那一代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伟大抱负。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代，大批仁人志士忧国忧民，四处奔走，发奋读书，意图振兴中华。我们也必须承认，历代都有一些社会精英，他们时刻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悲天悯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着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我们的社会、民族的确永远不可抛弃这些精英和这种精神，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筋骨和脊梁。
然而，因此就把精英教育之标准普及于全体大众，把成人的标准强加于未成年的孩子，无视人性中之基本需求，忽视青少年身心发展之规律，空喊口号，揠苗助长，欺骗上级，欺压民众，这种行为我们坚决反对。
我们必须看到，在当下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们——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首先是为了自己而读书，为了未来的幸福生活而读书。一旦他们读书有成，有了一份工作，而继续为此努力，诚实劳动，他们就自然成了一个社会群体中，甚至人类这个最大的群体中不可或缺的健康细胞。他们就做出了“事实上”的努力和贡献，实现了事实上和结果上的伟大“意义”和“价值”——既为中华民族之振兴而读书，也为人类繁荣和进步而读书。
教育的起点和终点，是有区别的。低起点，高落点，循序渐进，循环提高，是一个基本原则。稍懂教育的人不难明白。
可惜，这个原则常常被忽略。
孩子们小学时，被教导要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读书；中学时，被要求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而读书；待到进入大学，目睹了学长学姐们为了找工作四处奔波，到处求人，才终于明白：找到一份好工作，才是当下最重要的“志向”，没有这个，只能成为社会的包袱，甚至容易堕落为“害虫”。
众多学生，至大学毕业，连基本的文明如厕和见面问好都不会，更遑论崇高的理想了。
这种教育上的颠倒，不仅导致效率低下，还在年轻一代中种下了极为恶劣的种子：怀疑一切。他们终于明白，教育竟然充斥着谎言和欺骗——如果连教师和学校都不可信，学生走上社会还能信任谁？还能值得谁信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德育工作不适应青少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方法与手段滞后，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
这样的结论是包含着深深的忧虑的。
马斯洛认为，人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五种需要。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环境下，其需要是不同的。总体上，个体的发展需要层次是从低到高逐层提高的。而值得提醒的是，这五个层次，即便是最高层次，即自我实现的需要，虽然必须通过服务他人和社会等方式来实现，但是，其立足点还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教育要顺性而为，遵道而行，遵循人的发展需要，遵循人的成长规律。
培养“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民族精英，是社会和教育的重要责任。但培养能自食其力的平凡大众和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尊重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则是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应有的基本价值追求——因而也是教育的责任和目标之一。倡导每个人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是每个健康社会中公民应有的权利和尊严。
尹健庭老师所谓的为了“自己”的“美好的生活”而读书，这个观点虽不“高尚”和“卓越”，好像不如很多口号来得“动人”和“伟大”，但却非常真实和真诚，而且合情合理，并无明显的道德缺陷和逻辑缺陷。
我们党和国家、政府所孜孜以求的，不正是人民的福祉吗？这些福祉如何实现？
光靠党、国家和政府是不行的，最主要的还得依靠个人自发、自觉和主动的努力。
——如此说来，也没有明显的政治缺陷。
为什么而读书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教育的两个本源问题：教育为了谁？为了什么？
为人！为人的生命成长，为人的生命幸福，为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
不管历史如何发展，社会如何变迁，这个立场，或许都很难有太大的改变，也不该有太大的偏离。
当年株洲市教育局是如何做出如此仓促而荒唐的决定的，往小的方面去想，往大的方面去猜，都值得玩味。
当然，如果要让我们的教育真正做到“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远离虚假和欺骗，尹健庭事件，值得历史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