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罗武臣在游街路上顺道去了“西方大路”后，惊得于方彪茶饭不思，生怕公社里派人来找他。
不几天接到公社的通知，说明日有人要来找他。吓得于方彪浑身哆嗦，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见面后还没等说话、他就不哆嗦了，因为来人不是阴沉着脸，而是面带微笑。
“于队长你好！”来人紧紧握住于方彪的手说，“我是——和你就用不着谦虚了——公社红卫兵团的副大队长胡东彪。”
“哎呀，胡队长这名字太好听了。”别说这名字真好听，就算是不好听于方彪也说好听，因为他说好听的目的是为了讨好他。
“听起来挺有新意吧？”胡东彪说，“刚改的。原先我的名字叫胡尊孔，我可不想尊重孔老二，我尊敬的是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只可惜我不姓‘卫’，要是姓‘卫’的话，我这名字就更好听了。”
“胡队长，都怨我到公社去的趟数儿少。”于方彪说，“公社领导中我就知道有个杜书记，还是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
“你说的就是临河公社最大的走资派杜慎言！我们红卫兵团狠批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斗三天就让他威风扫地。”胡东彪激动得在不知不觉中攥起了拳头，“下一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斩断杜慎言伸向各大队的魔爪，肃清他的流毒。他安插在于家屋子大队的魔爪就是走资派罗三九。”
“这么说，你们是要来批斗罗三九？”于方彪紧张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从听到的这些话他敢断定，胡东彪登门与罗武臣的死无关。
“不是我们来批斗，而是让你们‘星火燎原’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胡东彪说，“我这次下基层的主要目的，就是落实红卫兵团在各大队的下属组织，号召他们起来批斗本大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胡队长，只要你支持，我就敢把罗三九押上审判桌。”于方彪学了句赶时髦的话还没学彻底，错把“台”说成了“桌”。
“于队长，你们‘星火燎原’组织的这次游街游得好啊！让老地主游出了一脸不化的雪，太有新意了。对阶级敌人就是要狠！”胡东彪说，“从今天起，你们‘星火燎原’就是红卫兵团在于家屋子的唯一下属组织了。”
“太好了，太好了！”于方彪孩子似地鼓起掌来。
“夜长梦多，批斗宜早不宜迟。”胡东彪说，“你们要做好充分准备。”
“胡队长，‘千钧棒’的队长吴洪敏，也准备批斗罗三九。”于方彪说，“是公社红卫兵大队、在后面为他们撑腰打气。”
“红卫兵大队算个毬！他们是杜慎言的孝子贤孙，是铁杆保皇派。杜慎言已被我们关进了黑屋子，他们这些保皇狗儿们，下一步就得夹起尾巴来做人了。”胡东彪说，“游街不能代替批斗，游街是让五类分子和走资派威风扫地，批斗是肃清他们的流毒。游街时，五类分子、走资派“一锅烩”，批斗时以批走资派为主。你们一定要赶在‘千钧棒’前头批斗罗三九。”
公社红卫兵团批斗走资派杜慎言，公社红卫兵大队也批杜慎言；红卫兵团骂红卫兵大队是“保皇狗儿”，红卫兵大队骂红卫兵团是“保皇犬”；红卫兵团的头头儿们走村串大队，号召各下属组织起来批斗本大队的走资派；红卫兵大队召集下属组织的头头儿们在公社礼堂开会，也号召他们批斗本大队的走资派。
送走胡东彪，于方彪当即就召开领导班子扩大会，决定明日批斗罗三九。
在从公社开会回来的路上，吴洪敏对于法子说：“游街示众这步棋，咱走在了‘星火燎原’前头，这一次开展革命大批判，咱同样不甘落后。我看今下午你负责下通知，我在家准备准备材料，明日咱就开批斗会。”
“明日不是星期天，学校里上课呀！”于法子说，“除了教室，咱大队哪还有开会的地方？”
“把桌椅板凳都搬出来，他们不就停课了吗？”吴洪敏哈哈大笑。
批五类分子易、批走资派难。五类分子都是早已定性的死老虎，用训贼的口气把他们过去所做的坏事重复一遍，然后在口号的“伴奏声”中再折腾他们一顿、也就完事儿了；批走资派没有现成的材料可供参考，必须从走资派所干的事中，一件件去选，一件件去挑。
批那些民愤大的走资派易，批人缘好的走资派难；批平日里说话随便、狂言多的走资派易，批“懒出语儿”（不大好说话）的走资派难。罗三九又有人缘又懒出语儿，注定是个“难剔的头”。
难剃也得剃。只有斗垮斗臭走资派，才能夺他的权。吴洪敏想，造反为的啥？不就是把大权夺过来、最终当上自己梦寐以求的“一把手”吗？
在罗三九上台前的十几年间，于家屋子的村支书都出在大运家，村里人戏称于家屋子是“一家执政”。大运他爷爷是参加过“土改”的老支书，他在任时一共发展了四个党员，其中包括大运他大爷和大运他爹。这期间回村的复员军人中也有几个党员，大运他爷爷把每年仅有的一、两个招工指标，优先照顾党员退伍兵，捎带着也把他发展的、本家庭以外的那两个党员“照顾”了出去。感动得这些个党员们，逢年过节大包小包的往他家送。
大运他大爷在村支书的位子上刚干满一届，就已打好了“让贤”的谱儿。原因是他截留了一个来自县航运队的招工名额，想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一下。当大运他爹于明志“重任在肩”时，大运他大爷已经乘风远航了。
于明志上台后一个党员也没发展，干满两届正准备干第三届时，突然狠狠心、舍下村民和家人走了。谁来干村支书？几个解放前的老党员早已老掉了牙、一笑一个黑窟窿，新党员还没培养出来，于家屋子一时失去了方向。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罗三九退伍回村了。
罗三九进村时绕开大路走小道儿，躲躲闪闪地往家赶。大路上有很多双眼睛在看他，走到大门口他稍微停了停、羞羞答答地回敬了他们一眼，转身溜进院子里。
罗三九参军前有个外号叫“假大闺女”。在校与其交往的同学中，十有七、八是女同学。刚高中毕业时他整天躲在家里，不是不愿出去，是怕出去看见人。“假大闺女”的外号，就是在这段日子里、他娘无意中给他“起”出来的：有一回娘让他去挑水，刚出门不多时就挑着空桶回来了。娘问这是咋啦？他说井台上有好几个挑水的。娘等着用水下锅，一听这话火冒三丈，站在院子里大声训斥道：别人挑水碍你啥事？你咋这么怕见人，你是大闺女吗？这话被邻居听到后传了出去。经他娘这一提醒，结合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人们越瞅越觉得他象大闺女，于是便在娘对他的称呼前加个“假”字，叫了起来。
有人为罗三九得到这样一个不雅的外号而打抱不平：在校待了这么多年，乍一回村和街坊们不大熟悉，是造成他见人不愿说话、躲躲闪闪的主要原因。再过两年，这个“假大闺女”一准会变成真大小子。
还没等到两年上，罗三九就光荣入伍。村里人说，部队是个大熔炉，把假大闺女填进去锻造锻造，说不定就能锻造出个硬绑绑的铁汉子。
三年后罗三九回来了，不是复原回来，而是回来娶媳妇。六年上回家探亲，儿子已三虚岁了。当儿子背着书包上学堂时，罗三九也背着背包复原回村了。他回村时躲开大路走小道儿，引来了大路上许多社员的热议。一社员说，三九没见长成色呀！一举一动还是象个假大闺女。另一社员说，部队是个大熔炉、是说整体上象个大熔炉，具体到某一兵种，差别可就大了。三九干的是通讯兵，成天和电台、话机打交道，我估计他在部队接触的人，远不如在村里时接触的人多，说不定这个假大闺女比过去还“假大闺女”。一背粪筐的老汉赶过来凑热闹儿，他故意板起面孔对在场的人说：“可别笑话罗三九是个假大闺女了，到时候咱这伙人都得受他领导。”
一社员问：“这话是啥意思？”
“人家罗三九在部队里入了党，下一步大队书记的官帽子就往他头上扣，想不戴都不行。”背粪筐的老汉说，“人家不好说话、爱红脸，你们就叫人家假大闺女。错了，那叫性格内向，那叫有教养。要是你们入了党，早就咋呼得合天底下都知道了。”
粪筐老汉的话让在场的人无言答对，一个个都象卧在地上打盹儿的鸡，把嘴乖乖地藏掖在了翅膀子底下。
果然不出的料，罗三九回村后不几天，公社书记就亲自登门，动员他把大队书记的担子挑起来。罗三九见了公社书记，就象大闺女见了别人刚给他介绍的对象，腼腆得不敢抬头，一个劲地说自己不是当官儿的材料。
“你是党的人，党的事就是你的事。”公社书记很严肃地说，“你干党的事不是材料，你干哪家的事是材料？”
公社书记这一上纲上线，吓得罗三九暂时不敢说自己不是材料了。
“当然，担任大队书记这一职务，你们大队也许还有能力比你强的，但他们眼下还不是党员呀！”公社书记说，“让不是党员的人干大队书记，就象让老光棍儿干妇联主任一样荒唐。”
罗三九无言以对。在他看来，公社书记的话就象一条拴羊的链子，正慢慢向他套过来，脖梗上甚至隐约有了一丝凉意。他觉得大队书记的位子正一步步朝他逼近，他急了，人一急、说出话来就不那么婉转，就比平时干脆：“书记，我干点无线或有线通讯方面的工作是材料，当书记我真的不是材料呀！”
“村里安电灯、电话，那是咱们的理想，县广播站、大队广播室近几年内也不一定能建成，难道说近几年内该找一间冷藏室把你冷冻起来？”
“咩——”罗三九恍惚中似听到了一声羊叫，他觉得自己就象是一只温顺的大母羊，被公社书记围追堵截、堵在了夹巴道儿里。
办交接手续的这一天，罗三九叫上于法子和吴洪敏来到大运家。因为于明志“走”后，一切该他办的事只能由大运他娘来办，所以交接手续也就变成了代交接手续。
在一个被揉皱了的牛皮纸信封中，装着公章和印泥盒，当大队书记罗三九从社员大运他娘手中、接过象征权力的公章、装进右边的袄荷包里时，他觉得整个身子一个劲地往右边倾斜。
于法子和吴洪敏把一张三抽桌、两把椅子、三箱子文件装到了地排车上。这就是大队办公室的全部家当。
看到捆绑在地排车上的三抽桌，大运他娘这才想起、还有一个物件儿没交接。她拉开抽屉，拿出一挂钥匙交给了罗三。这是大队办公室院内所有门上的钥匙。五八年大跃进“跃进”出来的这座四合院起用不久，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人们除了一门心思地想怎样才能填饱肚子，别的啥也顾不上了。青年图书室关门了，老年活动室、吹拉弹唱室上锁了，只有老支书于明志一人坐在五间大北屋里办公。“三伏”天屋里冷飕飕的，“三九”天生上炉子觉不出暖和来，院子里静得让人发瘆，瘆得他不等落太阳就赶快关门下班儿。
大队里能有多少“公”可办？常常是于明志孤零零一人独守空房，从上班儿一直守到下班儿。坐了没几个月于明志就坐草鸡了，干脆叫来一辆地排车，把“公”拉到家里办的了。直到临“走”的那天晚上，他才又想到了他的办公室，想到了他在这里办公时、稍一抬头就能看见的那架房梁……
于明志“走”后，这座四合院就象是一同随他走了似的，再也没有人进去过。
“拉到大队办公室吗？”于法子攥起了地排车的扶手。
“停一停。这么点家当还值得占五间大北屋？”罗三九说，“拉到我家里去就行。”
“还停啥？咱快走吧！”吴洪敏指指大运他娘说，“天都快晌午了，再等俺小嫂子就得管饭了。”
“我说停一停是另有别事。”罗三九把手中那挂钥匙往三抽桌面上一放说，“你们两个谁先拿着也行。”
两个队长先是一愣，紧接也就估摸个差不多了，他俩各自打起了各自的“小算盘儿”。
“两个生产队的仓屋、破旧得眼看就不能用了。而这座四合院从它落成的那天起，基本就是闲置到现在。”罗三九说，“我看就把它一分为二，做两个队的仓屋吧。”
“我要北屋”，“我要北屋”。两个队长都争抢着要北屋。
“北屋算‘阄一’，东、西、南屋算‘阄二’。论平方面儿（平方米）北屋小一点，但朝阳；东、西、南屋大一点，但背阴。”罗三九把分别写有一、二的烟卷盒纸揉成纸球儿，往空中一抛说，“抓着北屋的也赚不了多大便宜，抓着东、西、南屋的也吃不了多大亏。”
“大队办公室”从大运家坐上车，一路颠簸来到了它的新家。罗三九把摆着无线电零件、放着焊油和烙铁的三抽桌挪至墙旮旯，把办公用的三抽桌安在了北屋的窗台下。
公社书记动员他担任大队书记时，他曾说自己不是当官的材料。“不是当官的材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但守着公社书记他不好意思具体说。他认为自己至少有一点“不够材料”：那就是憷头上讲台、憷头作报告。人家能把上级十句话的指示、再加上几十句的废话，开一个圆圆满满的会，他只能把上级的十句话照本宣科地传达一遍，就再也没话可讲了。虽说提倡开短会，但十句话就完事儿的会未免太短了，连吃一袋烟的工夫也用不了呀！连吃一袋烟的工夫都用不了的短会，与会人员不可能先去赞赏这个会开得短，而是先去笑话开这个会的人没水平。
自打公社书记把他这只公鸭子赶上架后，罗三九就尝试着改变自己。他从箱子里找出近几年的文件往桌上一摆，腚贴椅、身俯案，眼盯文件办起公来。过去他迷的是无线电方面的书籍和刊物，现在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强行让自己迷上文件。一遍生、两遍熟……五遍能背诵，十遍能借用，“反复学习、非常重要、联系实际、认真研究”一类的字句，背得滚瓜儿烂熟、张嘴就来，“出口儿率”远远超过了“吃饭、睡觉、喝水、小解”一类的常用语。
学这一类的文件虽枯燥，但比学习无线电技术容易得多，罗三九有一种从大学里努力学习，终于考进了中学的感觉。
学以致用。罗三九学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会开得长一点儿、再长一点儿。功夫不服有心人，在这之后召开的社员会，由一袋烟的工夫慢慢拖长到两袋烟、三袋烟。有一次罗三九欣喜地听到，一吃空了烟荷包的社员对另一吃空了烟荷包的社员说，罗书记这会真是越开越长了。罗三九觉得这是社员们对他最中肯的褒奖。
按当时上级的规定，大队干部中可允许安排两个半人脱产——大队书记、大队长全脱，民兵连长半脱。
脱产就是“脱离生产劳动”的简称，脱产就意味着不干活照常拿工分，就意味着让全村人把这两个半人包养下来。
大队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上传下达，把县、社两级的指示和会议精神传达到生产队，把县、社下发的救济款、救济粮下拨到生产队，并有权对款、粮的发放指指点点。其实，这些个会满可以让生产队长去开，这些款、粮也满可以让生产队长去拨、去分，用社员们的话说就是，瞎子戴眼镜、多着大队这一层。
罗三九无权取消这一层，但他可以变相地精简精简这一层。精兵简政早在延安时期、就由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了，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赞成，所以罗三九这样做有依有据，犯不了法。他把大队长一职让一队队长于法子兼着，把民兵连长一职让二队队长吴洪敏兼着，自己这个大队书记没法让别人兼，他就自作决定：每年农忙季节，到生产队里干上三个多月的活。
过了一段日子后，他觉着这样做还是“脱”得太多，便计划每年再为社员们帮上三个多月的忙——农闲时为社员们盘连炕灶、约为两个多月，一年四季为社员提供“天气预报”服务、起码也得折合一个月的工夫——两个“三个多月”加起来，足足超过了六个月，连“半脱”也脱不着了，应该算是“小半脱”了。经过这样一改革，罗三九心里踏实了许多，不再有亏对群众、不再有“玩儿”得心慌的感觉了。
罗三九他爹是盘连炕灶的好手，但好手难求，村里十个连炕灶有八个不是他盘的。也难怪罗三九他爹难求，忙不过来呀！全村二百多户人家，平均五年换一次炕，一年就得盘四十多个炕。一个连炕灶平均盘两天，一年就得为这事耽误八十多天工夫，谁耽误得起呀！
一个连炕灶的寿限咋就这么短？不能怨连炕灶的寿限短，只能怨老鼠暗中捣乱。它手脚并用，从洞中掏出一堆堆的土，让烟道变得伤痕累累、四面透风，使烟囱没有了抽力和嘬劲，夺去了连炕灶至少一半的寿限。从这个角度分析，罗三九他爹“好手难求”的间接原因，是由老鼠造成的。老鼠毁了他爹的部分声誉，却使罗三九思路大开，他想把这活全包揽下。
趁天还暖和，趁人们还没从饭屋挪到北屋里烧火，罗三九想让爹扒了自家那连炕灶，手把手地教他。爹觉得儿子身为大队书记，给老百姓盘炕太掉架儿，坚决不教他。当爹的犟当儿的更犟，扬言以辞职相威胁。当爹的眉头紧锁，拿不准该咋办才好。
罗三九他爹想入党时，正是大运他祖上“一家执政”的年代，申请书递到大运他爷爷手里，和填进炉子里只是形式上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正当他一听到“村支书”三个字，就感到伤心和嫉妒时，连做梦都没好意思梦见的事出现了，他一跃成为“村支书他爹”——不，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村支书就改名叫大队书记、村民就改叫社员了。但人们大都不习惯这种叫法，于是便出现了“村支书和大队书记”、“村民和社员”长期混着叫的局面。这就象是给一个孩子起了两个名字，但却没有大名小名之分。严格地讲，他儿子当的是大队书记，他应该是大队书记他爹。
“大队书记他爹”这个“位子”，理论上讲每个大队只能有一个，但大部分书记年龄偏大，书记他爹早就“到那边去了”。罗三九在部队时，他爹也长过一场大病，差点儿要了命，今天“大队书记他爹”这个位子、来之不易啊！
论辈份，儿子应该听爹的，但论职务爹得听儿子的。见罗三九噘嘴瞪眼没有退让的迹象，三九他爹只得服软了：不能为盘个破炕让儿子辞了官职呀！那不等于为着一粒黑芝麻、丢了一个白毛儿大冬瓜吗？
三九他爹拆锅台、三九扒炕，拆了又垒、扒了又盘，在扒、拆中教，在盘、垒中学。三九他爹对三九说，整个连炕灶就象一个歪着脖子、竖直了尾巴的猫。锅台是猫头，炕是猫身子，烟囱是猫尾巴，猫头、猫身、猫尾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锅台门儿比通往炕里的出烟口矮多少、有讲究，炕中坯与坯相交的角度、有讲究，炕与烟囱接头儿处、烟道的大小和坡度也有讲究，这些个小讲究组成了一个大讲究，这个大讲究就叫做技术，三九他爹把这些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儿子。罗三九学会了盘连炕灶后才明白，学这样的技术和学无线电方面的技术相比，真可谓是小菜一碟。
复原回村后，罗三九用从部队驻地买来的零件，自己动手安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它由一个线圈儿、一个矿石检波器、一个可变电容器和一副耳机串、并而成。从线圈上引出的一根导线伸出窗外，接到象高空凉衣绳似的天线上，信号顺天线传下来，经过检波、经过变容，声音便从耳机里飘出来。这是于家屋子的第一台收音机，从安装起来的那一天起，罗三九家变得比天天娶媳妇还热闹。自古以来都是“听音”，哪有“收音”的？咋个收法？用手捧还是用簸箕撮？捧起来往耳朵里吹，还是撮起来往耳朵里倒？问号太多了。
耳机只有一对，排队的耳朵一对接一对，从办公桌一直排到南大门儿。排队的社员们一人一个模样，戴上耳机的一刹那，模样几乎没有了区别——人人眯缝着眼儿，个个呲着牙儿。没戴耳机前觉得收音机新奇，戴上后觉得神奇。所有戴过耳机的社员，几乎都问同一个问题：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罗三九把收音机的结构与原理，细细讲给社员们听。专业数语用了一大堆，社员们越听越糊涂，越听越糊涂比越听越明白累多了。听的听不明白急，讲的见听的听不明白、比听的还急。罗三九灵机一动，决定把专业术语“自译”成方言土语，再给大伙儿讲一遍试试。
“出来，出来。”罗三九把社员们叫到天井里，指着架在上空的天线说，“声音是从省广播电台吆喝出来的，吆喝出来就传到天云儿里，传到天云儿里声就散开了、散没了，但音还在，音变成‘音魂’了。你们不是常说‘阴魂不散’吗？‘阴魂’不散、‘音魂’也不散。音魂游荡到了我这天线上，天线把音魂请进收音机里，收音机就把音魂翻译成声音了。知道‘翻译’是啥意思吗？就是‘翻译官’的那个翻译，收音机就是个翻译官。”
“明白了，明白了。”一社员说，“过去我光知道人有魂儿，没想到音也有魂儿。”
“白在屋里费了半天口舌，”另一社员说，“早这样讲不就早明白了吗？”
喜欢听收音机的、来大队书记家过收音机瘾，有些不喜欢听的也打着爱听的旗号、来和大队书记套近乎。罗三九不爱说话，他们一个劲儿地问这问那；罗三九不愿见人，每天都有一伙人众星捧月似的地围着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制性适应，罗三九不说话觉得嘴痒痒了，忘了不愿意见人是咋回事儿了，假大闺女自动退到幕后，真大小子走到了台前。
收音机里有歌有戏、有说有笑，但社员们最爱听的还是天气预报。对于某一个社员来说，也许好几天才来听一次天气预报；对于罗三九来说，每天的接待量已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接待影响了他干活、影响了他想尽量“少脱”的计划，罗三九的脸上晴转多云、多云转阴，两夜没睡好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在院门前挂了一块自制的小黑板，一行长期用不着改变的白漆字写在了最上边：想听天气预报者请往下看。往下看是每天一换的粉笔字，写着当日和次日的天气情况，因字迹端正、清晰而格外显眼。想听天气预报的用不着再往院子里走了，想借听天气预报和他套近乎的、没有理由再往里走了。
有时候天气预报报得不是很准，或者说很不准。有句顺口溜叫做：撒谎的是气象台，挨骂的是广播电台。这种说法至少冤枉了气象台一半，另一半应该记在老天爷的账上。
天上的雨云就象地上一个喝多了酒的醉汉，气象台发现它的行踪后，根据它行走的方向和速度，预报出明日哪里该阴天、后日哪里该下雨，可这个醉汉有时不按规定出牌，不是走慢了就是走快了、不是走歪了就是走斜了，明明往西走、走得好好的，估计它会继续往西走下去，没想到它突然一转身子，又往北拐了过去。结果，没正事儿的雨云让有正事儿的气象台撒了谎，让广播电台挨了骂。
老天爷没正事儿也殃及到了罗三九。村子里流传着他预报天气的一个真实故事——
麦收时节的一个早上，两个队长一同来到了他家。一队队长于法子说，天阴得眼看就要滴出水来，两大垛割下来的麦子、捂在场里没敢放，不知今日天气咋样？罗三九摘下耳机说，刚报过去，今日是阴转多云。二队队长吴洪敏说，阴天、多云都无所谓，只要不下雨咱就敢放场，放开出出里边那热气、也比捂着强，捂的时候多了麦子会发霉、会生芽呀！罗三九说，放心吧，我听的是山东台。中央台报的范围太广，有时候报不准，山东台直接报到咱们地区，把握性很大。罗三九的话让两个队长吃了定心丸。
听到一队、二队急促的钟声，听到队长催促社员放麦场的吆喝声，罗三九有点儿心虚：“阴天、多云”是气象台借广播电台的嘴、红口白牙说出来的，报错了怨不着我；“把握性很大”就带上自己的观点了。我说“把握性很大”，是替队里捂着的那一垛垛麦子着急，是给两个队长助劲，是一片好心。可好心不一定有好报啊！唉，要是省台咋报我和两个队长咋说就好了。平日里报不准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麦收时节报不准可是有责任的呀！
明日公社召开“踊跃交售爱国粮”动员大会，今上午罗三九的任务是准备发言稿，可他一心盼的是省台十一点四十五的第二次天气预报，无心动笔。其实发言稿也不难写，把去年动员大会上的那一份翻腾出来，改改日期、重新抄一遍满可以应付过去。无心动笔就等报完天气预报再动笔吧。
盼到十一点四十五了，罗三九急忙戴上耳机，那个熟悉的声音如期而至：今天中午到夜间……惠民地区“多云转阴”。罗三九的脸上也顿时多云转阴：早晨明明报的是阴转多云，中午饭还没吃怎么又改成多云转阴了？过去人们常说“朝令夕改”，你们比朝令夕改还快了一半儿。
这时，正在晾晒自家自留地里那点麦子的“罗三九家”，气乎乎地跑进院子：“不去帮俺抢场也就罢了，搭在天井里晾衣绳上的的衣裳、都被大雨点子打湿了，也知不道拿起来，你在屋里胡戳鼓啥了你？”
“大雨点子？报的是多云转阴呀！”罗三九以为媳妇儿和他闹着玩儿。
“不会竖起你那耳朵来听听、瞪起你那眼来看看吗？”媳妇儿的唾沫星子喷到了他脸上，“多云转阴，多云转阴，你寻思老天爷还会听你这个破收音机指挥吗？”
摘下耳机、揉揉耳朵，这才听见雨点子密集的啪嗒声。抬头往外一看，屋檐上已开始往下滴答水儿了。罗三九慌了神儿，撂下发言稿不写，冲出屋门抄起一杆杈就往外跑。身为大队书记，自己的麦子淋湿了可以不管，队里的麦子淋湿了不能不管。报错了天气，让队里蒙受了损失，唯一能补救的办法就是亲临现场挑上几杈了。
一溜小跑来到村后，一个因匆忙而未考虑过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一队、二队的麦场相隔不远，究竟该先到哪个队里去抢场？作为二队的社员他应去二队；作为大队书记他两个队都应该去。斟酌再三，罗三九决定哪个队也不去了，估计两个队的麦场也抢个差不多了，雨也差不多不下了。
扛着杈返回自家院子，罗三九一肚子火气没处发，杈齿朝天冲着地上狠狠地戳了一下。没想到杈杆头儿戳得靠后了点儿，右脚迈得靠前了点儿，杆头儿正好戳到脚面子上，疼得他“哎哟”一声扔了杈，“哎哟”一声蹾在地上。地上唯一的一洼还没渗下去的水，隔裤免费给他洗了洗屁股。
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尊重、逗人喜爱的大队书记，咋好意思批判他？有啥不对的地方值得批判？
要想挑一个人的毛病，这人就一定有毛病。三好学生有毛病，五好社员有毛病，保守派有毛病，造反派也有毛病。连造反派都有毛病，走资派能没有毛病？
吴洪敏挑出罗三九的毛病来了，于方彪也挑出罗三九的毛病来了。为赶在“星火燎原”之前开批判会，吴洪敏一大早就派人把教室里的桌椅清理了出去。
提前清理不如提前占领，当“千钧棒”的队员押着五类和走资派走到教室门口时，“星火燎原”早已把“千钧棒”打扫教室的队员们推了出去。
吴洪敏和于方彪在教室门口四目相对，对了几下子吴洪敏就把眼皮搭拉了下来。他的人远不如于方彪的人多，把他的人比做一只胳膊，于方彪的人就是两条大腿。没办法，他只得把自己押解过来的五类分子和走资派，乖乖地“交接”给了于方彪。
“星火燎原”在教室里批，“千钧棒”在外面等，憋气呀憋气。
批斗会是以批走资派为主，所以于方彪先冲着罗三九下手。他五指一弯象鹰爪，抓往了罗三九的肩膀头儿：“我问你，你革命不革命？”
罗三九被于方彪问懵了，有问必有答，而且得马上回答。他必须在“革命”和“不革命”之间迅速作出选择。回答“革命”吧，他本人是走资派，是革命的对象；回答“不革命”吧，不光不好听，还有点儿不积极要求进步的意思。该怎么回答呢？此时的时间是按秒计算，容不得思考了。在“革命”眼看就要出口的一刹那，他忽然双唇紧闭，把“革命”含在了嘴里——假如回答“不革命”回答错了，仅是不求进步的枝节问题，回答“革命”回答错了，那可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哎呀，差点儿酿成大祸，多亏嘴唇闭得紧。
罗三九赶忙把“革命”咽下去，把“不革命”吐了出来：“我不革命”。
“他娘的你为什么不革命？”于方彪对准罗三九的嘴重重地扇了一巴掌。
“我革命，我革命。”罗三九赶忙改嘴，被扇后的嘴象撒了一层辣椒面儿，但并没影响他正常发声。反正只有两种选择，“不革命”不行，也就只剩下“革命”了。
“他娘的你是走资派，你革谁的命？”于方彪对准他的嘴又扇了一巴掌，这一巴掌使罗三九的嘴疼得简直没法说话了。好在他也不想说话了，任打任骂了。
革命一巴掌，不革命也是一巴掌，该怎么回答才不挨打呢？还没轮到五类分子张嘴，他们已觉得嘴唇在隐隐作疼了。
果然不出所料，于方彪问完罗三九，就冲着五类分子吴学仁走过来：“你他娘的革命不革命？”
“我想革命，但是我没法儿革命呀！”吴学仁的这个回答算是很中肯。
“想革命就是还没革命，没法儿革命就是不革命，你他娘的为什么不革命？”于方彪见吴学仁低头站在他面前，越看越觉得他的后脑勺不顺眼，用足力气朝着最鼓鼓的地方一巴掌扇了下去。后脑勺可不象脸那样“软弱”，硌得于方彪那手面子生疼。
“这不能算是我故意不革命呀！”吴学仁觉得冤枉。
“你他娘的为什么故意不革命？”于方彪竖起巴掌当刀，对准吴学仁的脖梗子狠狠地砍了下去。
轮到于占吉时，后面已没有该挨打的了。他从看挨打的过程中总结出了经验：不管是走资派还是五类，于方彪都是问他们三次，不管答得对不对，一律给他们两巴掌。只要想办法使他的三问变成一问，起码能少挨一巴掌，弄好了说不定连一巴掌也不挨。
“你他妈的革命不革命？”于方彪逼近了于占吉。
“你让我革命我就革命，你不让我革命我就不革命。”于占吉朝他一躬腰说，“一切行动听于队长指挥。”
“你……你……”于方彪无言答对，气得他把巴掌攥成拳头，一拳打在于占吉的胸脯子上。人被他打倒了，“星火燎原”的批判会也就此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