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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驴蹄声碎,锣鼓声咽

经过半年多的调养和护理,吉光腿上的伤已无大碍,走起路来不一歪一晃、一瘸一点的了,干起活儿来满能顶个妇女劳力了。

要不是让“老社员献宝”闹腾的,干亭柱真想选个良辰吉日,让小绵把吉光“娶”过去。

从“老社员”开始“献宝”的那一天起,一溜十八屋子一带就没有娶媳妇的了。这么多“老社员”探头探脑地出来转悠,哪一家娶媳妇的愿意和他们走个“两碰头儿”?

不光在“老社员献宝”期间不敢娶媳妇,从“献宝”开始后的一年之内,都不敢娶媳妇。因为这一年的“阴气”太重了。有些特别讲究的人,把喜事往后拖一年还嫌不够,还想再往后拖几个月,离着“阴气”越远一点越好。

一年多后的一天,干亭柱为着小绵和吉光的婚事,来到了于占吉家。

“你看咱那光,和你就是近!”于占吉对干亭柱说,“亲朋入座后,能惊动他过来浸茶倒水的人,可真是不多呀!”

干亭柱的眼睛珠儿不离吉光的左右,紧闭的双唇憋得那腮帮子鼓鼓着,眼看就要包不住藏在嘴里的笑了。

光看吉光没用处,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是得看他爹:“占吉哥,眼下刚进十月,十月、十一月里虽都有好日子,但俗话说得好,腊月里天天都是好日子,为了图个吉利,我想把他俩的好日子定在腊月里,你看怎么样?”

还没等于占吉开口,吉光先说话了:“我想把婚期定在腊月二十八。”

干亭柱听了一愣:“二十八都到年根子底下了,谁家看日子看得这么晚?”

“俺爹从小把我养到大,他也盼着我娶媳妇——盼着往俺家娶。”吉光说,“现在看来,他是没这个福分了,但走走过场儿让他高兴上几天总可以吧?”

“啥叫走走过场儿?”干亭柱没听明白吉光话中的意思。

“腊月二十八我把小绵娶过来,在这边过上三天年,从正月初四去您家开始,我就是您的儿子了。”吉光说,“往后年年在您那边过年,孝顺您一辈子。”

“光啊,你这是胡诌些啥?”于占吉训斥儿子的目的,意在向干亭柱表明,这不是他的主意,“光啊,你这不叫存心难为你大爷吗?当初咱定这门亲事的前提是‘女娶男’,就算你娶到这边住一宿,也不叫‘女娶男’了。”

“吉光,我很理解你想娶不想嫁的心情,但任何人都帮不上你这个忙,更不用说我了。”干亭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孩子,不怨你也不怨我,这是‘社会儿’一步步把咱赶到这条道儿上的呀!”

“亭柱哥,俺这个家我说了算,你那个家你说了算,孩子们的婚期你咋定咋是。吉光刚才胡扯的那些话权当让大风刮了去。”于占吉走到吉光跟前,推了他一下说,“先到一边歇歇儿的,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干亭柱说:“我咋定咋是的话,咱就定在腊月。虽说腊月里天天都是好日子,但仍需找个懂行的看一看,从好日子里挑个最好的日子。”

于占吉说:“你愿意定在腊月,我愿意定在十一月加上一个月。”

“占吉哥,我得抓紧回去,鲍家屋子还有个病号等着我处理。”干亭柱把吃了午饭再走的打算,转化成一句让主人无法挽留的谎言,起身离座。

“吉光,去送送你大爷的。”于占吉跟在干亭柱那腚后头,边走边絮叨,“常言说官身不自由,我看你这‘医身’也是不自由啊!”

“还用着送啥?送又替不了我走路?”尽管干亭柱这样说,但还是等吉光拐出胡同口时,才把自行车从他手中接过去。

吉光回来后,被于占吉数落了一顿:“没有把握的话不能说,没有把握的事不能做。刚才你冷不丁冒出的这几句,不光啥作用也不起,还让双方的面子上都不好看。”

吉亮不同意爹的看法儿:“您说一点作用不起也不对,最起码给咱省下了一顿饭钱。一个人吃顿好饭不贵,一家人不得不陪着他吃顿好饭可就贵了。”

“唉,这顿好饭我可是打心眼儿里不愿意省!”于占吉说,“吉亮啊,刚才你也可能都听到了,人家非要腊月里办喜事儿不可,现在已进十月,说着道着就来到了,家具、衣被什么的也得抓紧给你哥置办点儿,总不能光送个‘空行人儿’(啥彩礼也不带的意思)去吧?真要那样的话,还不被干家屋子那帮忙的街坊们笑掉大牙!”

“咱就是出上‘空行人儿’一个,爱娶不娶。”吉亮说,“干家屋子那帮忙的谁笑掉大牙,谁就捞不着啃骨头。”

“我同意吉亮的看法儿。”吉光说,“除了身上穿的我啥也不带,愿意收就留下,不愿意收我再回来。”

“吉光啊,可别因为干亭柱没听你的,就暗里冲人家发牢骚。”于占吉说,“你提出的那个娶法儿,四外两庄还从未有过。”

“从未有过的事,做出来就一定错吗?”吉光说,“文化大革命从未有过,你敢说它……”

“俺那天爷爷呀,你就是打一个杀我的比方,也不能打这个比方啊!”还没等吉光把话说完,于占吉就扑过去捂住了他的嘴,“就算有这样办的,也是双方早在定亲前就商量好了的。你提出的那个娶法儿,人家能接受吗?不接受我也挑不出干亭柱那毛病来。人家为着你那腿一趟又一趟地往咱家跑,人家对咱够意思呀!”

“我承认他对我的腿很关心,我也不得不承认这关心中掺杂着私心。我感激他,但也不能一味地顺从他。”吉光说,“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早提出来当然更好,但现在提出来也不晚。”

吉亮说:“明日结婚,今日提出来也不晚。”

吉明说:“让俺帽子大娘再去和他交涉交涉,不同意咱就把日子无限期地往后拖。”

“你兄弟仨这是咋啦?一个个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咋都象是窝着一肚子无名火呀?”于占吉实在无资格这样责问孩子们,因为他自己何尝不是窝着一肚子无名火呢?

婚期很快就定了下来,“日子”是帽子家送来的,只见她展开的红纸条上写着:腊月十八。

吉光说:“要是我们家不答应呢?”

“他们家也有这样的准备。”帽子家两手各捏住红纸条的一头,吓唬他说,“那就‘撕票儿’。”

吉光气冲冲地说:“撒票儿就撕票儿,三条腿的母鸡不好找,两条腿的女人有的是。”

“胡扯!”于占吉说,“小绵这样的媳妇也许好找,干亭柱这样的家庭你到哪里去找的?”

“吉光啊,你爹讲的可都是些向你的话。”帽子家说,“别管你那腿是咋伤着的,也别管是因为谁伤着的,反正是伤着了,反正是不能干重活儿了,到别人家去你只能顶个半劳力用,在干亭柱家你还算是个整劳力——捋胳膊捋腿儿用的是手劲,只要胳膊有力气就行,这正好把你的短处遮盖起来。他为了他的闺女,为了这门手艺不失传,能不实打实地教你?干石头追着小绵不放,看中的就是她爹这门手艺。俗话说得好,手艺强似生意,生意强似下庄稼地。给人家掐掐、捏捏,揉揉、搓搓,就有吃着的、喝着的、拿着的;给人家推推拉拉、扯扯拽拽,就能一五一十地赚票子。吉光啊,能被他们家选中,是你这一辈子的福气!”

“听见了吧,还是你大娘的话在理儿啊!”于占吉对吉光说,“不要图咱家一时高兴,惹得干亭柱啥时想起来啥时憋气,影响他捋胳膊、捋腿儿,影响他赚票子。娶过来住上三天两宿的能住够?住上三年两年也住不够;住上一辈子最好了,咱不是没那个本事吗?”

吉光听了没再吭声。

“光他爹,你这男家头儿没意见了,我就再把女家头儿下一步的打算讲给你听听。”帽子家说,“到结婚的那一天,小绵坐在家里‘等’女婿,不来‘娶’了。干亭柱本不愿意这样做,可他不得不这样做。”

“我知道小绵为啥不来娶:一是害羞,二是害怕。”吉光说,“有一回在去县城的路上她问我,到那天俺咋去娶你的呀?可憷煞俺了,可吓煞俺了,一想起这事就愁得俺睡不着觉啊!”

帽子家一听笑了:“你猜得一点也不错。”

“大娘,他那头儿不来娶,咱这头儿咋个去法儿?”吉光说,“总不能让你这大媒把我领过去吧?”

“正常人家办喜事是头一天娶媳妇,第二天会亲家。”帽子家说,“象咱这种情况,干亭柱的意思是随咱的便。”

“随咱的便咱就结婚捎带着会亲家,两天的事合到一天办。”于占吉说,“正常人家娶媳妇,陪同新娘去男家头儿的应是六个人:四个‘送嫁’的,两个送女客。咱这门亲事的男家头儿扮演的是女家头儿的角色,应当去几个?”

帽子家说:“干亭柱的意思也是随咱的便。”

“随咱的便咱就谁也不用,我一个人去送俺那儿的。”于占吉说,“让亲家那头儿来一辆车就行了。”

“好事成双,喜事更应成双。”帽子家说,“来一辆车咋行?”

于占吉说:“那咱就让他再浪费上一辆。”

婚期一天天临近,别人家盼孩子结婚,觉得日子过得太慢,于占吉觉得日子快得象是长了腿,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这一天的早晨。

“咚、咚、咚,你们咋还不起来呀?”是外甥罗玉春在敲门。

“起来了,起来了。”于占吉在喊“起来了”时,身子还在被窝儿里。

听到敲门声,吉霞擦了擦手就往院门跟前跑。原来她已在饭屋里忙活开了。

“起来、起来!太阳都快起来了,你们咋还不起来?”于占吉一边扎腰一边朝儿子们的屋里喊——“大懒”刚系上扣,就开始训斥“小懒们”还没穿袄。

“大舅,”罗玉春微笑着埋怨道,“人家结婚都是起五更睡半夜地忙,咱家里咋就跟没有事儿的一样啊?”

“有啥可忙的?”于占吉说,“咱这叫假娶真嫁,大喜化小,小喜没化了吧,也化个差不多了。”

罗玉春说:“没有别的事可干,亲戚朋友总得招待招待吧?”

“不是知己亲戚一个也没叫,满打满算不过两席客。”于占吉说,“我去干家屋子送吉光的,你表兄妹四个在家,还做不出两桌子菜来吗?”

“不需用帮忙,不等于街坊们不来帮忙。”罗玉春话音儿刚落,吴三九拿着炒勺走了进来。

“快过去剁鸡的。”吉霞从饭屋里走出来,把吴三九推到了肉墩子跟前。

“吉光啊,快去换上刚做的那身新衣裳,把自己打扮打扮。平日里你不愿穿新衣裳我不管,今日不穿不行,因为今日你是新……人。”于占吉打谱儿说“今日你是新郎官儿”,话到嘴边忽然对他算不算新郎官儿有些吃不准,于是舌头在嘴里一打转儿,把“新”后面的“郎官儿”换成了“人”。

“爹,大哥,先吃点儿垫垫肚子吧。锣鼓不定啥时就敲到门上,咱得准备好了等人家,不能让人家等咱呀!”吉霞把两碗挂面荷包蛋端上了桌。

于占吉瞅了一眼没胃口,吉光看了一眼就饱了。这可是平日里最好的饭食啊,爷儿俩今日见了咋都懒得张嘴呢?

“远处这是啥在响?”于占吉慌忙走到门口,歪起了脖子、竖起了耳朵。其实用不着歪脖子、竖耳就已经听得很清楚,这是从干家屋子方向传来的锣鼓声。既是敲开了,也就快走开了;一旦走开,离到了也就不远了。

咚咚锵,咚咚锵,锣鼓声越来越近,于占吉的心跳也越来越快,光快不要紧,还稍带着心慌。

咚咚锵,咚咚锵,锣鼓响到了于占吉家的大门旁,穿戴一新的帽子家,最先一个走进了院子。谁也未曾想到,她竟是这桩婚事的“红帽子”。

“还得伺候伺候亲家那头儿来的锣鼓队和车把式吗?”于占吉明知用不着伺候,但还是问了一句。好象不问上一句就显得不礼貌似的。

“不用了,那边早就准备好了。”帽子家问道,“你和吉光吃了吗?”

于占吉拍拍肚子说:“饱饱儿的了。”

“给毛主席鞠三个躬咱就上车。”帽子家对正在往墙上挂毛主席像的吉光说。

吉光给毛主席鞠躬,我鞠不鞠?于占吉一时有些拿不定主意。这话帽子家没说,但这事又不能问,一问就显得有点犯傻:谁敢说不给毛主席鞠躬?最聪明的做法儿应该是不问,应该是跟在吉光腚后头鞠。

刚往挂毛主席像的地方走了几步,于占吉忽又停下:我是上辈儿、吉光是下辈儿,不光跟在他腚后头鞠不行,和他并排着鞠也不合适,最好是站在他前头鞠。这个念头儿在脑子里刚一闪,问题又来了:今日他是新人,我怎能站在他前头鞠?正当他在为这事动脑筋时,抬头一看,吉光已“鞠”了一个。再补是不赶趟了,于占吉慌忙跑到毛主席像下,连磕了三个头。

帽子家领着吉光往外走,走到大门跟前时,他却拒绝她的引领,停下不动了。

于占吉扑打扑打膝盖上的土,紧赶两步来到吉光跟前。但他仍不往外走。

儿子不往外走,作为送他出家门的爹,也就没法儿再往前迈。他知道儿子为啥单单在此打住,因为在没迈这一步之前他是于吉光,一旦迈出去就变成干吉光了。

帽子家在门外等着他爷儿俩,并不催他爷儿俩。但在于占吉看来,等和催一样令他着急。

蒙着紫色灯芯绒布的两辆“驴拉轿”,停在了大门旁。两头大灰驴不知是看着这地方新奇,还是眼生,翻起上嘴唇、露出大门牙叫了起来。人的喜怒哀乐,从表情和声音里能分辨得一清二楚,驴的喜怒哀乐统统一个表情、一个叫法儿,叫起来除了震耳朵、还是震耳朵。

锣鼓声在喘息了一会儿后又响了起来,还有啥等头?可当儿的仍不想往前迈这一步,看来他是等着当爹的说话了。

送人的能向被送的人下“逐客令”吗?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如果客人死皮赖脸,吃了第一顿还想吃第二、第三顿,睡了一宿还想睡第二、第三宿,大有从客人向主人过渡的打算,逼着主人往外推的情况便有可能出现。也就是说,人到了该迈那一步的时候硬是不迈,就会有人逼着你迈。

于占吉把手掌贴在儿子的脊梁上,往前一用力,吉光极不情愿地迈了出去。从脚下说,他迈出的是一小步;从人生来说,他迈出的是一大步。

于占吉把儿子推到门外后,自己却原地未动。他憷头往外走的原因和儿子完全不一样,他是怕院子外面看热闹儿的人太多……

平日里有娶媳妇、嫁闺女的户,街坊们都习惯凑过来看热闹儿,大门两侧、道边路旁挤满站满。他于占吉这一次是“嫁”儿子,比娶媳妇新奇,比嫁闺女有趣儿,看热闹儿的人能少吗?

好事也好,坏事也罢,不是你盼它就来,怕它就不来,而是到了该来的时候它就来。

于占吉硬着头皮出大门一看,和自己先前估计的完全相反,除了锣鼓队和赶车的,除了一群看打鼓敲锣的孩子们,除了几个咧嘴、流涎,似永远微笑着并满意着的智障男女,几乎别无他人。

户里办喜事,光有街坊来帮忙还不够,还得有街坊来看热闹儿。办喜事的户和看热闹儿的人是一种互补关系,办喜事的户靠看热闹儿的人来捧场,看热闹儿的人不光从办喜事的户那里得到愉悦,还能借以消磨多余的时间。

娶媳妇、嫁闺女算办喜事,“嫁”儿子算不算办喜事?也许街坊们不认为这是办喜事,因此没来看热闹儿;也许街坊们认为这是办喜事,怕于占吉不这么认为,因此没来看热闹儿。用不着再分析了,反正街坊们没来。

街坊们真给我捧场儿啊!于占吉望着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胡同,感动得眼窝儿发热:知我者,街坊也。

驴拉轿调过头来了。帽子家掀开前面那一辆的门帘,对吉光说:“上轿吧。”

过去出嫁时上轿,那是上真轿。现在不兴轿了,兴骑自行车,兴坐篷子车,但街坊们仍把上自行车、上篷子车叫上轿。

“哟,忘了搬椅子了。上轿没有个跐脚儿不讲究。”帽子家正打算让人去搬,只见吉光手扶车箱板,左脚一抬、一踩,右脚一骗,一头钻进了“轿”里。

于占吉正想上吉光坐的车,被帽子家一把抓住:“亲家那头儿来了两辆驴拉轿,咱这头儿去俩人,还兴空着一辆吗?”

于占吉被动地被帽子家拖着往后走,硬是把他推上了后一辆驴拉轿,当推他的那只手即将离开他的脊梁时,她忽然不轻不重地捏了他一下。

啥意思?都到这步天地了,我还有心思和你闹?也许不是这个意思,也许她是用女人特有的温柔来安慰我。不论是啥意思,在这特定的环境里,于占吉都觉得没意思。

驴拉轿的灯芯绒篷布好厚啊,放下门帘就象黑了天一样。象黑了天比象明了天好,一路上人家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人家,省得羞得慌。

要是今日嫁出去的不是吉光,而是我就好了;要是今日不是小绵娶吉光,而是干家屋子的某一寡妇娶我就好了。干家屋子的寡妇有愿意娶我这个五类分子的吗?退一步说,干家屋子的五类分子寡妇,有愿意娶我这个五类分子的吗?估计倒贴钱也没有娶的。再好的身子被五类分子这顶帽子一扣,就变得不值钱了。骨头不值钱,肉总该值钱吧?于占吉在车里叫卖似地自语道,谁买人肉?七毛二一斤(当时一斤猪肉的价格)。

我不值钱不要紧,拖累得俺那孩子们也一个个不值钱了,我罪孽深重啊!于占吉越想越恼得慌,两行热泪绕过腮骨顶儿拐着弯儿地往下淌,眼泪诱逼着他咧开大嘴,以低于喘粗气的声音,大哭起来。

“走啦,走啦——”随着帽子家一声呼喊,锣鼓声慢慢从于占吉的耳边向前移动。

“嘚,嘚!”车把式把鞭子一甩,于占吉的两条腿被驴的四条腿所取代,不想走也得走了。

拐上村中心街,于占吉听到大街上熙熙攘攘,象是有不少人。他默默地说,街坊们啊,不在家门口儿看我的热闹儿就算很照顾我了;街坊们啊,都锁门闭户跑到大街上尽情地看吧;驴不怕看,车把式不怕看,锣鼓队愿意别人看,不愿意让人看的都龟缩在驴拉轿里头了。

去年头戴高帽子,脖挂磅板游街示众时,吃力行走在路上的于占吉,着实眼热站在路边“观风景”的贫下中农们。今天于占吉的地位来了个一步登天:他坐着,驴替他走着,贫下中农傻乎乎地站着,这简直就象是他这个五类分子,在黑暗中检阅贫下中农队伍!想到此,他情不自禁地伸出右胳膊,隔着篷布边朝外边作招手致意状,边在心里默默地喊:让贫下中农们来得更多些吧!

驴车走得再慢,也是在往前走,慢慢就把站着不动的路边人甩在了后头。嘻笑声没有了,喧闹声没有了,锣鼓声也停息了,两头驴几乎同时叫了起来,它们可能是对这突然到来的寂静,感到有些不适应。

“停,停。”是帽子家的声音。

于占吉还没弄清她为啥叫停,坐在车辕上的车把式一手掀门帘,攥住帽子家的手,一把把她拖了上来。

灯芯绒门帘遮光又隔音,别说车把式腚朝后,就算是脸朝后也听不清驴拉轿里面的悄悄话儿。车内成了他们两个人的世界。

“又流泪了?”车里光线很暗,帽子家的两只手分别放在了于占吉的两个湿乎乎的腮上,“车刚拐到中心街上时,我掀了一下门帘,看见你的眼睛珠儿水灵灵的,十七、八岁大闺女的眼才会那么水灵,你一个四、五十岁老头子的眼,不是用泪洗过,还能怎么解释?”

知我者,帽子家也。于占吉无话可说了。实际上,从进入驴拉轿起,到他在心里大喊“让贫下中农来得更多些吧”止,他的眼泪断断续续,始终就没有停止过。

一条香胰子味很浓的小手巾儿,在他的鼻子两侧温柔地按着、擦着,呛得于占吉连打了两个喷嚏。

“你知道一路上我为啥没坐车?”帽子家问。

于占吉说:“你一直在前面指挥、开路,咋能坐车?”

“说开路那是推辞,街坊们都很自觉,哪有故意挡道的?”帽子家说,“刚一出门就坐你的车不合适,只有出村后我才好意思钻进来。”

于占吉说:“平日里什么时候见不行?为啥偏在这个当口儿凑到我跟前?”

“我是为这辆披着紫色灯心绒的驴拉轿来的。”帽子家觉得这样说还不全面,就又补充了一句,“也不是全为轿来,轿上没有你,我也不来,咱仨缺一不可。”

“你这是搞的啥名堂?”于占吉被她说糊涂了。

“我出嫁时没捞着坐轿,等嫁给你时更谈不上坐轿。”帽子家拍拍车篷子说,“这就算是现如今最好的轿,我今日一是想坐一坐享受享受,不亏对自家这一辈子,二是借这台轿把咱俩的喜事提前办了,到时候光等着领证(指结婚证)就行了。”

“好啊,古有诸葛亮曹船借箭,今有香他娘干家借轿,亏你能想得出来。”于占吉嘴上这样应付着帽子家,心里却又一次想起了大运他娘:今日要是和她坐在这轿里,该有多浪漫啊!

帽子家被于占吉夸得坐不住了,身子一歪跌倒在他的双腿上。

“干家屋子又不是没有‘红帽子’,干亭柱为啥偏偏顾用你?”于占吉不愿意谈“坐轿”的事,他想把话题转一转。

“是我先提出来的。干亭柱既怕不答应会得罪我这媒人,又怕应了我会得罪本村的红帽子,就拿了一份顾用红帽子时应给的礼,提前送给了本村的红帽子。”帽子家转了一圈儿,又把话题转到了坐轿上,“他干亭柱心眼儿再多,也不可能知道我顶‘红帽子’是为了坐轿。”

“抬抬身子,太压得慌了。”于占吉手托后背,把她的上半身竖了起来。

帽子家和大运他娘,都曾不止一次地用这种姿势躺在他腿上,但感觉却大不相同:大运他娘躺在他腿上,让他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帽子家躺在他腿上,越躺越压得慌。这可就怪了,大运他娘比帽子家沉着二十多斤啊!

“光他爹,过几天咱就去领证的吧。”对帽子家来说,坐在他腿上和躺在他腿上的舒坦程度,差别也不是太大。

“如今你可以悄悄到我家去打宿,我也可以偷偷到你家去过夜。”于占吉说,“领证和不领证有啥区别?”

“你到底是愿意和我领证,还是不愿意领?”帽子家软软在推了他一下。

“从主动睡到你炕上的那一夜起,我就有了和你领证的打算,但现在还不是领证的最佳时机。”于占吉说,“孩子们一个个都到了结婚的年龄,咱还是先孩子之忧而忧,后孩子之乐而乐吧!”

“你净是和俺说些文化话儿,俺能听明白吗?”帽子家又软软地推了他一下。

“我是说,等孩子们一个个都结了婚后,咱再结。”凭于占吉的感觉,帽子是一边扭动身子,一边在推他。

“只有领了证,咱才能在孩子们结婚的时候,光明正大地为他们忙活忙活。”帽子家一下子找到了提前领证的理由。

“就为这事,我才不和你领证。”于占吉说,“从今早晨到现在,我一直觉得俺孩子他娘在家里出出进进,为她儿子的婚事忙活。假如你以女主人的身份出现在俺家,就会破坏我这种美好的想象,就会让我在孩子们结婚的日子里,更加恼得慌。”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这样想……的……”原本就爱、现在更爱于占吉的帽子家,却在这一刻把身子悄悄挪离了他的腿……

锣鼓又响起来了,娶亲的车队就要进干家屋子了,帽子家一撩车门帘跳了下去。

干亭柱的家在村中心街的最西头,驴拉轿进了村,也就到了他的家门口。

按照先接亲戚后接新人的规矩。帽子家接过帮忙的递给她的椅子,往车辕跟前一蹾,于占吉一掀门帘,罗锅着腰走出驴拉轿,迈到了椅子上。就在他的右腿刚想往地上迈的那一刻,两个接亲戚的一人抓住一只胳膊,把他扶了下来。

接亲戚这活儿,应有新郎的大爷(或叔)和舅来干。小绵这个“新郎”的叔也多、舅也多,有幸扶着于占吉的这两个,应是叔和舅中的代表。排不上号的那几个叔(舅是亲戚,排不上号的舅不来走亲戚),只得列队站在“两个代表”的身后,亦步亦趋、随声附和、皮笑肉不笑地应付着。

两个接亲戚的把于占吉扶下椅子,一个在前带路,一个在后护卫,迈着小方步儿,表情严肃地往家走。因只有接亲戚的才能入席,所以排不上号的那几个叔,把于占吉送进院子后,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贵宾席就设在干亭柱家的西北屋里。因为干亭柱家是娶,所以于占吉家也就理所当然成了“女头儿。”

按当地风俗,女家头儿应来四个“送嫁”的。一个方桌坐八个人,加上两个陪亲戚的不才六个吗?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六个就六个,浪费就浪费,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对客人的重视。今日“女家头儿”来了一个“送嫁”的,加上陪亲戚的一共是仨。仨就仨,三个人照样享受八个人的菜。“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口号,在这一桌席上行不通。

“新媳妇”下轿的鞭炮声响起,“新郎官”干小绵低着头走到轿跟前,象征性地把“新媳妇”吉光接了下来。“新媳妇”的脸白中透着黄,“新郎官”的脸羞成了大红布。

嬉笑声和喧闹声一步步向院门口靠近。一半大小子跐梯登上门楼儿,他手中的升(一种容器,约盛三斤粮食)里盛满了糖块儿和染了红颜色的花生。当一对新人进大门时,他一把又一把地往院子里抛撒。此刻院中的气氛被他所掌控,他一抛喧闹声就大,他一抛嬉笑声就高。

就在这时,夹杂在人群中的一小孩儿哇哇地哭起来,也许是争糖果被另一小孩儿推倒在地,也许是抢糖果挨了另一小孩儿的一巴掌。可别以为大喜的日子有大哭的不吉利,这因争抢糖果受委屈而发出的稚嫩的哭声,会把喜庆气氛烘托得更浓。

婚礼开始了。坐在席桌上的于占吉虽看不到现场,但现场的说笑声能透过门窗送进他的耳朵。由于噪音的干扰,在外面说不定还不如在屋里听得清楚。

“站好、站好,你俩肩并肩对着毛主席像站好。”是主持人在调整一对新人的姿势。

“在场的革命群众同志们,”主持人吐字清晰,节奏比一般人说话慢半拍,“我宣布,干小绵同志和干吉光同志的婚礼,现在开始。”

当听到“干吉光”三个字时,小绵她叔毫不掩饰地瞅了瞅于占吉。四目相对,年轻气盛的小绵她叔,满以为能把他看得低下头,但于占吉没低头,而是抬起头看了看梁,数了数一间屋上到底排了多少根檩。

“喝水,喝水,占吉哥那碗里咋不大见下呀!”小绵她舅端起茶壶凑到于占吉跟前,“咱兄弟仨拉咱的呱儿,咱和外面不掺和。”

“给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三鞠躬。”主持人抑扬顿挫地喊道,“一鞠躬……”

“给父母磕头——”为了活跃气氛,主持人又催促父母说,“掏荷包、掏荷包,咋还不掏荷包呀!”

在一片笑声中,父母双双把手伸进了荷包。这是为人一生中,花钱最不疼得慌的时候。

“给亲戚们磕头——”主持人紧接着说,“咱一拨儿一拨儿地来,先给姑们磕,再给姨们、妗子们磕……”

给谁磕,谁就得掏荷包。这些被叫到的亲戚们虽面带微笑,手却懒得往荷包里伸。一想到今日就是为送钱来的,心里才渐渐不那么疼得慌了。

正常情况下,这些钱都是给新媳妇的,今日这钱该给谁?于占吉琢磨不出,从主持人的话音儿里也听不出,难怪人家说百闻不如一见。

这钱到底给谁呢?于占吉琢磨得脑袋瓜子都有些发胀了,还是琢磨不出,气得他自己骂了自己一句:吃饱了撑得没事儿干了吗?给谁也不给你,给谁都是给姓干的,与你何干?

菜端上来了,酒烫热了,两个陪亲家的一个劲地说喝、说端,一个劲地说多喝点儿暖和暖和,可盅子里就是不见下——刚开始就见下,不等晌午就喝得趴下。

“送嫁”的这一席,是贵宾席中的贵宾席。安得早,撤得晚,喝到太阳冲正南时上两盘点心、点心点心,名曰“上中饭”,饭后继续喝,不喝到日头西别想散伙。

“中饭”过后,干亭柱端着盅子过来敬酒了。两亲家哥呀哥的寒暄了一阵子后,干亭柱替亲家端起盅子,把自己的盅子凑上去碰了碰说:“今上午让你受累了,冷冷寒寒的价,菜也没有那好菜,酒也没有那好酒,多喝几盅暖和暖和吧。”

在当地的婚宴上,男主人给贵宾敬酒时,“……冷冷寒寒”、“……暖和暖和”,是两句常用的话。这两句正确的废话,不知已延续了多少年、多少代,至今仍在不厌其烦地用——总不能见了亲家和哑巴一样,端起来就碰、凑到嘴上就喝呀!

人们都觉得这句敬酒的话太土、太俗,在遇到有文化人在座的酒场上,闲拉呱儿间就想请他们编几句敬酒的话。文化人都觉得很难编,想推辞吧又显得自己没文化,于是便勉勉强强挤出几句。这几句有的文绉绉的,有的太咬嘴,推广不开,听起来头皮发凉、脊梁沟儿发冷,拿来和“暖和暖和”一比,远不如“暖和暖和”更“暖和”。

也许有人要问,冬天里敬酒让人家“暖和暖和”,夏天还“暖和暖和”吗?问这话的十有八九是城里人,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庄户人家娶媳妇,大都把日子定在冬天。追其原因有二:

一是春、夏、秋季里肉、鱼不好保存。不早炖、早炸、早氽、早煮出来吧,现用现做不赶趟;早准备好了吧,从“响门儿”到“会亲家”整整拖拉三天,三天前氽的丸子到“会亲家”的这天端上,还不把亲家臭得“滚了蛋”吗?冬天里娶媳妇提前半个月买菜都没问题。腾出个瓮来,在瓮底给肉、鱼铺上层“雪褥子”,在瓮口给肉、鱼盖上床“雪被子”,就等于把它们放在了不用电的冰箱里。

二是春、夏、秋季里娶媳妇不如冬天娶的新鲜。一溜十八屋子一带,有过年请新媳妇的习俗。同一个姓的请,相好不错的请,沾亲带故的请。这样算下来,新媳妇过年时得转大半个村子,就算是一家吃一口,也会吃个肚儿圆。因此入座后没大有真动筷子的,就连茶水也不敢多喝,生怕招惹得下半身不舒坦。一个千八百口人的村子,年均娶媳妇十几个,一个一个地请户里难以承受——吃不了那些可得摆那些呀!想请的户大都是把该请的全叫来,因而也就形成了新媳妇排成队在村子里转,谁愿意看谁就看的可喜局面。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此事最初的“发明人”,也许就是一个爱看媳妇的光棍子。新媳妇排成队在村子里转悠,相互间不比也是比,比得好看的更好看,难看的更难看。春、夏、秋季里娶的媳妇,到过年时有挺着大肚子的,有鼓着小肚子的,有的从肚子上也许还看不出有啥变化,但气色不行了,闹新房时那红扑扑的香腮,现已变得象“防冷涂的蜡”了。你再看冬天里娶的那媳妇,脸儿水灵得象桃花着露、象梨花带雨。当然了,你硬是选在三伏天娶媳妇谁也管不着,只不过仅使用于冬天的那两句劝酒的话,可就真得改一改了。其实改也不难,只需把“冷冷寒寒”改成“热热乎乎”,把“暖和暖和”改成“凉快凉快”,也就应付过去了。酒是个好东西,冬天喝了暖和,夏天喝了凉快呀!

干亭柱敬完酒刚出屋门,小绵的叔们又来敬酒了:“亲家哥,今日让你受累了,冷冷寒寒的价……”

前脚儿跟后脚儿,干亭柱的朋友们开始过来敬酒。今日光是“朋情席”就待了十桌,这些朋友都是因为自己的骨头,和干亭柱结缘的。人人都有骨头,人人的骨头都有可能出毛病,干亭柱要想和这些骨头有毛病的人交朋友,钱照收、酒照喝,只需外加几句亲近的话就行。打个比方:给某人捋一条胳膊应收三块钱,他说本应收五块,看在你家庭困难的面上,收三块算了;给某人接一条腿应收十块,他说本应收二十块,看在临村临队的面上,收十块钱的药费算了。这两人感激不尽,能不主动和他交朋友?

也曾有人怀疑干亭柱这是在送“空头人情”,但怀疑白怀疑,生气也是干生气,白菜、萝卜有价,捋胳膊、接腿没有价。同是断了骨头,断的部位不一样,断的程度不一样,就不一个价;同是骨关节错位,手腕和脚踝就不一个价;给胖人捋腰和给“杨柳身子一拤腰儿”捋腰就不一个价。这么多“不一个价”附着在人骨头上,究竟该怎么定价?全凭干亭柱“一口价”。不服你就去学正骨的,不服你就到别处正骨的。

那些欠了干亭柱人情的人,天天盼着他家有点事儿,有点事儿才好过来走动走动、串通串通,才好把欠情还上。从长远看,他们也是为以后伤筋断骨打个基础、做个准备。谁也不愿意往坏处想,可倒霉的事该轮到你,照样会降临到你身上。

县里、公社里的干部们来敬酒了。于占吉赶忙端着盅子站了起来,腿也哆嗦、嘴也哆嗦:腿哆嗦是见了干部害怕,嘴哆嗦是望见喝多了害怕。打头一个来敬酒的干部身高体胖,留着大背头,一笑就看不见眼睛珠儿。他把盅子往于占吉的盅子跟前一凑、又一举说:“大爷,恭喜恭喜!我代表同来的所有同事们,祝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这个酒能不喝干吗?这么多大干部来敬你,你个破五类分子摆什么臭架子?吃豹子胆了?别说是一盅酒,就是一盅毒药也得喝下去。于占吉往后一折脖子,猛地把酒盅子凑到了下嘴唇上……

敬酒的那位干部赶忙解释道,大爷,用不着喝干,咱们是在意不在酒。但这话已经说晚了,于占吉的盅子底已冲着屋顶子了。水往洼处流,酒也往洼处流,闸不住了,满满一盅子全灌进去了。

说来也怪,没喝这盅子酒之前,醉得眼看都瞪不起眼来了,看对面的小绵她舅都辨不出男女来了;喝下干部们敬的这盅酒,就象喝下一盅解酒药,心也明了、眼也亮了,连小绵她舅那酒糟鼻子上有几个红疙瘩都数过来了。真是酒兴、酒兴啊!心里一高兴,酒劲儿全都下去了。

能不高兴吗?人家县里、公社里的革命干部,来给我这个五类分子敬酒,这场面儿和我戴着高帽子、挂着磅板游街时的那个场面儿,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唉,你看人家这些大干部们,举止也文雅,编的那敬酒的话也中听:恭喜恭喜,祝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你看这话儿,说得又上口儿、又顺嘴儿,好话儿都让他们说尽了。于占吉忽然想起,村里人都嫌“冷冷寒寒、暖和暖和”这句敬酒的话太俗、太土,为何不把它换成“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呢?

于占吉拿这两句敬酒的话反复地比对着,在比对的过程中他忽然想起了一个笑话:邻村有一年轻军人回家探亲,到家时不光天已漆黑,还下起了小雨,当晚去看望爷爷已不现实。

第二天一早,娘领着他去了爷爷家。

爷爷问:“啥时来的?”

孙子说:“昨晚来的。”

爷爷一听烦了,故装糊涂地问:“坐啥来的?坐碗来的?”

儿媳妇知道公公生气了,忙替儿子改嘴道:“你孙子是夜来后晌来的。”

孙子也红着脸纠正说:“夜来后晌来的。”

“坐碗来的,还坐盆来的来!”见孙子认了错,爷爷火气有些减退,但仍余怒未消,“在外头多学点有用的知识,多长点有用的见识,别学那些死猫烂狗!”

这个笑话提醒于占吉:改不得,改不得。啥人说啥话,城里人就应该说“身体健康”,村里人就应该说“暖和暖和”。硬是让村里人说“身体健康”,就等于硬逼着村里人说“昨天晚上”。

县里、公社里的干部走后,大队里的干部们又来敬酒了。他们可不是因断了胳膊、扭着腰和干亭柱相好,他们是沾了干亭柱那名气的光。他们通过他结识了许多上级领导,办起事儿来比不认识领导要方便得多。到县里开会时,一说是干亭柱村上的,连餐厅服务员都高看一眼,安排饭桌总是安排在离大门、厕所相对较近的地方。

一天内接连品尝到了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的敬酒,这待遇就连到县里开“三干会”的那些革委主任们,也享受不上啊!就算享受上这种待遇、也享受不上这种称呼——县里、公社里的干部们,能管大队革委主任叫“大爷”吗?叫“大爷”就意味着承认比他们高一辈儿啊!在“大爷”声中喝下去的辣酒,似乎带点儿甜味儿。有几次喝到兴奋点上,拉到兴头儿上,于占吉竟忘了自己是五类分子。

该敬酒的都敬完了,席桌上的三个人醉了一对半,他们都拿桌沿儿当枕头,坐着睡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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