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让·格勒尼埃
丁世中 译
作者序
本卷所收散文写于1935年和1936年（当时我二十二岁），一年后在阿尔及利亚出版，印数很少。这个版本早就绝迹，而我一直不同意重印《反与正》。
我执意如此并无神秘的原因。我对这些文章中的思想一点儿也没有抛弃之意，但总觉得它们的形式笨拙。我身不由己地对艺术怀有一些成见（下文另行说明），因而长期妨碍我考虑再版这些文章。这看上去十分虚荣，倒好像我的其他作品已符合种种要求。难道我还需要说明绝非如此吗？我只是对《反与正》的笨拙比对别的作品更敏感，而对后者我也心知肚明。说明此点的唯一办法是承认前者涉及，并且多少暴露出我最重视的主题。这本小书的文学价值问题解决后，我确实可以承认：对我来说，它的见证价值是很大的。我明确指出是“对我来说”，因为它是在我面前充当见证。它要求我忠实，也只有我知道这忠实的深度和难处。我试着解释其原因。
勃里斯·帕兰[1]常常声称：这本小书包括了我的最佳作品。帕兰弄错了。我知道他是正派的，因此，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凡艺术家都有的那种不耐烦情绪：如果有人妄称他的过去比现在要好的话。不，他之所以弄错，是因为在二十二岁上，除了天才之外，一般人都还不会骂你。但我懂得帕兰想说什么，他是怜悯艺术和怜悯哲学的畏敌。他是想说：在这些笨拙的篇章里比在以后的一切篇章里，有着更多真正的爱。他说得有道理。
这样，每个艺术家都在心灵深处保留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源泉，在有生之年滋养着他的言行。当这源泉干涸的时候，作品也就萎缩，甚至破绽百出。这无形的泉流不再浇灌艺术的荒芜之地。这时艺术家的毛发变得稀疏干枯，头顶茅草，成熟得可以缄默无言或被打入沙龙（那同沉默是一回事）。就我来说，我知道自己创作的源泉就在《反与正》之中，在我久久居留过的贫困和光明的天地里；而我留下的记忆至今还使我免遭两种彼此相反的危险，它们威胁着一切艺术家，那就是怨恨和自满。
首先，对我来说，贫困从来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那里散播着瑰宝。连我的反叛也被照耀得光辉灿烂。我想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这反叛几乎始终是为了大家而进行的，是为了使大家的生活能够升向光明。不能断言，我的心灵生来就适于产生这样一类的爱。不过环境帮助了我。为了纠正天生的无动于衷，我置身于贫困与阳光之间。由于贫困，我才不会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阳光让我明白，历史并不等于一切。改造生活，这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改造那个我奉若神明的世界。或许我正是这样走进了如今的事业，天真无邪地踩上一条钢丝，在上面举步维艰地行进，也并不一定能到达目的地。换句话说，我变成了艺术家。几乎可以肯定，没有拒绝和赞同也就没有艺术。
无论如何，那美好的炎热天气伴随我度过童年，使我不会产生任何怨恨。我固然生活在经济拮据之中，但也不无某种享乐。我感到自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所需要的就是给它们找到用武之地。贫困并不是这种力量的障碍。在非洲，海洋和阳光不取分文。障碍可以说寓于偏见或愚昧中。在这方面，我曾有过种种机会，发挥一种“西班牙风格”，它已给我造成不少危害，并且不无道理地被我的朋友和师长让·格勒尼埃所讥讽。我徒劳无益地试图改过，直到领悟到那竟是天性所致。于是最好的办法还是承认自己的傲骨，让它发挥作用，而不是（如香福尔所指出的那样）给自己规定约束天性的种种信条。然而在扪心自问之后，我可以站出来说，我虽有种种弱点，却从未有过世人最大的通病。我是指嫉妒——这种不折不扣的社会毒瘤和理论学说的毒瘤。
这难得的免疫力不能归功于我，首先得来自于家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因而也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妒羡的。这个家庭通过仅有的沉默寡言、含而不露的风格、自然而朴实的骄傲感，虽然不会读书看报，却在当时给了我最高尚的教益，使我至今获益匪浅。何况当时我正忙于感受，哪有时间幻想别的什么。直到现在，当我看到巴黎的豪富如何生活时，在引起我觉得离自己遥远之际，也常产生一种怜悯感。世上有许许多多不公正的事，但有一件是永远无人谈及的，就是气候的不公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这种不公正的受益者之一。我从这里听见了那些无情的慈善家们的责难，如果他们看到此文的话。我有意把工人说成富有者，把资产阶级说成贫困者，以便更长久地保持前者受到的可喜的奴役和后者的权势。不，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当贫困与看不见天空，与前途无望的生活相结合（那是我在成年之后，在我们城市可怕的近郊区发现的）时，就铸成了登峰造极的、非常令人愤慨的不公正。的确，应当竭尽全力，使这些人摆脱贫困和丑陋的双重屈辱。我生来贫困，呱呱坠地于工人区，但在了解咱们冷冰冰的城市郊区之前，却不知真正的不幸为何物。在大相径庭的天空下，即使阿拉伯人的极端贫困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但只要一见识工业化的郊区，我想人们就会有一种永被玷污的感觉，并且认识到自己也对他们的存在负有责任。
我说过的仍旧是真实的。有时我碰到一些人，他们生活在我连想都不敢想的豪富之中。但我须作出努力，才能理解有人会妒羡此类豪富。很久以前，在一周之中，我享尽世间的乐趣：我们在海滩上露宿，吃的是水果，半天时间泡在一望无际的海水里。这期间我学会了一条真理，使我在看到舒适或安居的迹象时，总是有一种讥讽、急躁，间或是愤怒的感觉。虽然我现在过的日子无须为明日操心，也就是特权人物的日子，我却不会占有财产。我现在所拥有的都是被提供的，而不是刻意追求的，我不能留下一丝一毫。我觉得这不是由于喜欢挥霍，而是出自另一种吝惜：我珍爱那种自由，它在福泽过分时便立即化为乌有。在我看来，最大的奢侈总是与某种赤贫同时出现的。我喜欢阿拉伯人或西班牙人空无一物的住房。我宁愿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旅馆房间（不大常有的想法是：也不在乎在旅馆房间里死去）。我从来未能够沉醉于所谓室内生活（它常常是内心生活的反义词），一般所说的资产阶级生活使我厌倦，令我害怕。而且此种无能毫无光彩之处，它对助长我的种种坏毛病颇有贡献。我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妒羡，这是我的权利，但我不常想到别人的妒羡，这就减少了我的想象力，减少了某种善良。的确，我为我自己制定了一条格言：“要把信条用在大事上，小事只要有怜悯心就够了。”天知道，人们为自己制定格言是为了填补自己天性的漏洞。在我身上，我所说的怜悯，最好称之为麻木不仁。不难想象，结果并不那么神奇。
然而我只是想强调：贫困并不一定就必然产生妒羡。即使到了后来，一次重病使我暂时丧失了生活能力，并使我的内心一切改观。虽然有了无形的残疾和我从中发现的新弱点，这时我可能产生恐惧和失望，但从来不感到辛酸。除去我原有的障碍之外，这次患病无疑又增加了新的障碍，也是最痛苦的障碍。最终，它促成了心灵的自由，亦即对人的利益稍稍拉开距离，它使我急于产生怨恨。自从我在巴黎生活后，我知道这特权是王公贵族式的。但我在享受它时既无限制，也不后悔。至少到现在为止，它还启示了我的一生。比如，作为艺术家，我开始生活在被赞赏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人间天堂。（众所周知，今天在法国常见的做法是：为了在文艺方面起步，有时甚至是为了终结，恰恰要选择一位艺术家来嘲弄一番。）同样，我作为人的热情从来不是“下行”的：我所热爱的总是比我好、比我伟大的人。我所经历的那种贫困并没有教给我怨恨，而恰恰是某种忠实以及默默的韧性。如果说我有时会忘记它，那是由于我本人或我的缺点，而不是我生长的那个天地。
也正是对于那些岁月的记忆，使我在从事这一职业时永不感到自满。这里我要尽可能朴素地说出的，是一般作家绝不提及的。我甚至不谈人们对得意作品或篇章可能有的满足心情。我不知道是否有许多艺术家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我来说，似乎在重读已写完的一页时，从未感到过得意。我不怕授人以柄，甚至要承认，有少数几本书的成功并不在我意料中。当然，你会习惯于成功，并且相当不光彩地习以为常。不过直至今日，在我按其真才实学而深表敬重的当代作家面前，我仍觉得自己是一名徒工。其中名列前茅的一位，便是二十年前我题赠这些散文的那个人。作家自有为之而生存的乐趣，可叫他们心满意足。但对于我来说，是在构思时感受到此种乐趣。在那一刹那间，主题豁然明朗起来，突然产生一种醒脑的敏感，作品的前后衔接也有了眉目，那是美妙无穷的时刻，想象与智慧浑然相通，融合到了一处。这样的瞬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剩下的便是实施，也就是长时间的受苦受累了。
另外，艺术家也有一些虚荣式的欢乐。作家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的职业，尤其是在法国这个社会中。我这样说并不含有鄙视的意思，也几乎没有什么遗憾。在这一点上我同别人相像。谁能说自己完全没有这种可笑的弱点呢？无论如何，在一个注定会有妒羡和讥诮的社会里，总会有这么一天，我们的作家在饱尝讽刺挖苦之余，会为这些欢乐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恰恰是在二十年的文学生涯中，我的职业很少给我带来这类欢乐，而且随着年华流逝，此种欢乐越来越少。
由于对《反与正》中瞥见的真理记忆犹新，促使我在公开操作职业时不那么舒适自如，并使我拒绝了不少邀请，那是有损人缘的。难道不是这样吗？说真的，你若对恭维或致敬不予理睬，就会使恭维者以为是不把他放在眼里，而我仅仅是对自己有所怀疑。同样，如果我像在文学界常见的那样表现出刚柔并济，甚至热衷于自我炫耀（像许多人那样），我就会人气兴旺，那总算是加入了“游戏”嘛！但真是无可奈何，我偏不喜欢这“游戏”！吕邦泼雷或于连·索雷尔[2]式的野心幼稚小气令我生厌。而尼采、托尔斯泰或梅尔维尔[3]式的雄心壮志又令我哀叹不已，那正是因为他们壮志未酬。在我内心深处，谦卑之感仅对赤贫者的生平或披荆斩棘的思想家油然而生。在两者之间如今只有一个专事嘲弄人的社会。
有时碰上剧院“首演式”，那是我唯一能巧遇被妄称为“全巴黎”上流社会的处所。我总觉得大厅会销声匿迹，这场面在我心中并不存在。我觉得有血有肉的是另一些人：那些在舞台上大喊大叫的剧中主角儿。为了不立即逃之夭夭，应当牢记每位观剧者都另有私人约会，他也明知如此，并且过后定会赴约。那时他又会人情味儿十足：交际场合使人貌合神离，独处一隅却会让他们重新聚首。明知如此，又怎能讨好这个阶层，谋取那不足挂齿的特权，勉力恭维所有作者的一切作品，堂而皇之地鸣谢顺耳的评论？为什么要试图诱惑对手，干吗非要接受这恭维、这赞颂（至少应当面称颂，作者就要走开哩！……）？须知法国社会满口赞词，有如开胃酒和桃色新闻那样屡见不鲜。这些我全都做不到，这是事实。也许这与我那骄傲的恶习很有些关系，我深知它在我是既广且深、颇具法力。但如果仅仅是这，仅仅关乎我的虚荣心，我觉得就会适得其反，我会徒有其表地领受虚荣，而不是一再感到局促不安。不，我与同等地位的人一样，全都有虚荣心；我觉得只是对基本真实的评论，它才起作用。在恭维面前，我自知是一副懒散高傲的面孔，但其根源不在骄傲，而是顿生一种古怪的感觉：“这不对劲儿……”（同时也由于那根深蒂固的麻木，那是我天生的缺陷。）不，不对劲儿！诚如常言所道：名声来之不易，有时似乎故意使坏来败毁名声！截然相反的情况是，为了目下这个版本，当我多年后重读《反与正》时，看到某些章节，虽有种种败笔，却本能地明白：这对劲儿！“对劲儿”，就是指那位老妇人、那位沉默寡言的母亲，就是指贫困、照在意大利橄榄树上的阳光、孤独而内容充实的爱。总之，就是指在我心目中一切反映真实的东西。
自从写出那些篇章以来，我渐渐老了，也经历了许许多多事情。我更有自知之明了，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以及自己几乎全部的弱点。对于别人，我增加的了解不多，因为我的好奇心关注他们的命运多于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而命运常常彼此重复。但我至少了解到他们是存在的，而自私心理虽不可否认，至少也应头脑清醒。自我享受是不可能的，我明白这一点，虽然敝人在身体力行方面不乏才能。如果孤独是存在的（是否如此不得而知），那么人们不时应有权梦想如此的天堂。我像众人一样，有时做这种梦。但有两位不事声张的天使拦着我不许进这天堂；一位显出朋友的面孔，另一位露出敌人的狰狞。是的，我了解到所有这一切，而且还懂得了，或差不多懂得：爱须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关于生活本身，我如今所知，并未超过《反与正》中以不高明的笔调所说到的东西。
“没有生存的痛苦，就不会热爱生活”，我在这本书里不无夸张地写过。那时我并不知道此话有多么真切；因为我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痛苦的时期。这样的时期来到了，摧毁了我的一切，恰恰除去不时仍有的生存欲望。这种热切的欲望既孕育一切，又具有毁灭性，而在《反与正》最阴暗的篇章里也显而易见。有人说：我们实在只过着一生中的几个小时。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错的。因为在后文中随处可感的、如饥似渴的热忱，我从来也没有失却过；归根结底，它是生活中最好的和最坏的一切。我大抵是想改正它在我身上造成的那些最坏的东西。像大家一样，我勉强试图以道德来纠正我的天性。真可惜，这使我付出了最最沉重的代价！只要有毅力（我是有的），有时可以做到按照道德来行动，但却不可能按照道德来生存。而如果你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那么梦想实现道德，那就等于在谈论公正的同时，使自己命中注定地陷入不公正。我有时感到人就好像是不公正的化身：我是说我自己。如果说此时我感到，我在某些作品中弄错了或说了谎话，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老老实实写出我的不公之处。当然，我从未说过我持身公正。我只是有时说过，要力求做到这一点，还说这将是一种苦难和不幸。但差别果真有那么大吗？而如果在自己的生活中都不能让公正主宰诸事，还能够真正提倡公正吗？能在体面中生活就蛮不错！体面乃是不公正者的品德。但我们的社会却认为这个词可憎可恶；贵族一词也成了文学和哲学上的辱骂用语。我不是贵族分子，我的答复就在这本书里：请看我的家人、我的师长、我的谱系吧，请看我是怎样通过他们与大家联结的。不过，我还是需要体面，因为我没有伟大到足以不要体面的程度！
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想指出：自出版这本书以来，虽然我走过了许多路，却没有前进多少。常常自以为前进，实际上却后退了。但是归根结底，我的错误、我的无知和我的忠诚，都让我重新踏上这条旧路：我是以《反与正》开辟这条路的，而在我后来所做的一切中均可窥见它的踪迹。比如在阿尔及尔的某几天清晨，我始终带着微醺又走在这条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