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几年以前，苏州某君约写一篇文言文的解说八股，盛情难却，费数日之力，交了稿。日往月来，时间长也就忘了。最近忽然寄来喜信，说已在看校样，原定名为什么参考资料，改为什么大辞典云云。顺时风，求多销，改名，是主编诸公的识时务，我不想说什么。但由此又不能不想到“风”，也就不免有些感慨。感慨有关于卖的，且按下不表。还有关于买的，即所谓读者，开门见山说吧，如果想用小本赚大钱，这个如意算盘就未必能如意。
感慨万千。不知为什么，先想到半个世纪以前见到的一本奇书，就由这本书说起。书名《万事不求人》，是宽如大32开、还高出一大块、石印、不厚的一个本本。如书名所示，内容五花八门，都是实用主义的。比如家门之内，你想动土，它能指点你怎样选择黄道吉日；有事，写信送到家门之外，它能告诉你，某种关系要用某种格式，等等。最妙的是有改革开放精神，记得在书眉之上兼收英语会话，第一句是问早晨好，估计读者都是不识a b c d的，所以用音译，是“古德摩尔宁”。可以想见，这样省力而有大用的书，销路一定很好，即如我那四书五经不备的人家，居然也买一本。遗憾的是，其时我已经上了洋学堂，而且识了a b c d，知道这标榜的大用，实际是无用，即如开口第一句的古德摩尔宁，可以断定，是兼通汉语的李约瑟博士也听不懂。所以这教训反而是，想通万事，就不要看这样的书，或不要“只”看这样的书。
看，甚至只看，是因为懒，或因为忙，还可能是既懒且忙。这等事也是古已有之。如《世本》之把大部分好的创造归功于帝王，创造这类奇书也应归功于帝王。那是仿效舜禹受禅的曹丕，大概不懒，可是忙，即如殿后的宫内，既有接收来的原住铜雀台的诸夫人，又有抢来的袁家儿妇甄氏，都要应酬。可是还有另一面，是既然登上宝座，就不能容忍，在学识方面，竟还有人超过自己。两难，怎么办？自有御用文人秉看脸色的聪明，于是一想一编就成为集诸书之要的《皇览》。这是后来所谓类书，优点是内容包罗万象而篇幅不太大。显然，对于懒、忙而骄慢不愿降低的人，这类典籍就成了宝贝。宝，能勾来钱，于是，而魏晋以后，这种性质的典籍就层出不穷。由编印机构的角度看，这是为有权有钱的人准备的。其中有最足以说明这种情况的，如《太平御览》，标明是供皇帝看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算类书而作用不异），标明是全，是要，虽然未提御字，也是供皇帝看的。
源是皇帝，皇帝是政治；有印刷术之后，御览的书也可以印了卖，于是流就成为经济，即有钱就可以买来用。关于利用这类典籍，旧时代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鄙视，如苏东坡、钱牧斋之流，旧典籍都装在肚子里，对于这一鳞一爪的当然就看不起。另一种是补拙，这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借一点点光：一是记不清了，只好翻《渊鉴类函》一类书，查查；二是当做导游，先听听它的，然后自己看。还有一种是取巧，自己无知，翻翻《古今图书集成》，甚至只是《角山楼类腋》，就装做博学，自欺欺人。
这样说，这类标榜“全”“要”以招徕主顾的书就有了两面性：好的一面是助人补拙，坏的一面是助人取巧。不幸的是，至少我看，近年来辞典一类书的能多销，原因主要不是它能助人补拙，而是能助人取巧。即以唐诗宋词一类辞典而论，买了，或进一步翻了，有几个人更进一步，找总集或专集，离开解说八股，自己去多读，并体会其意境呢？因为那要费力，费时间，不合算。适应这样的小算盘，还有如何便能赚钱的大算盘，我们逛书店就会看到，名为“辞典”的书必是满坑满谷。书多，买主多，从表面看是好现象，因为买之后是“读”。而其实，这里面却潜伏着一种病，那是上面说的，如果以为这样就够了，那就成为“不读”。
我的这种近于悲观的推测是来于担心。为了不空口说白话，再举两种据说也畅销的读物为例。一种是文言作品的附白话翻译。这我一直不赞成，因为学文言，欣赏文言作品，应该要求“直接”通晓，借助翻译就成为间接。可是有不少人欢迎附译文，这显然是图省力，而宁可牺牲直接通晓。另一种是用连环画介绍子部书，例如《庄子》，其中有故事，但不都是故事，即以故事而论，也是讲玄理的，能用图画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吗？一种来于希望的想法是，借此可以引起读原书的兴趣，所以虽浅陋而有大用。但这终归是希望，事实恐怕是，看了这个小本本就以为理解了《庄子》，也就不想找原书，对照集解甚至集释，由《逍遥游》啃到《天下》篇了。
所以，还是说担心，各式各样“辞典”书之流行，恐怕，至少多半是，读书方面一种用小本赚大钱的心理的表现吧？用小本，经商，赚大钱是可能的。读书则必不成；不成而以为成，其结果将是自欺，安于浅陋。如果竟有这种危险，那就编者，印而卖者，买而读者，都应该想一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