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洋抱着鼎，和赖茜返回和麦克汇合后，一旁的玛西亚看到这黑乎乎的东西说：“苏洋，你抱这个黑砖头回来干嘛？”
麦克看了看说：“这个是一个老巫师作法用的玉鼎，也只有师傅你敢拿，平时别人连碰都不敢碰，它有巫师的咒符，你先把这玉鼎的咒符去掉才保险。”
苏洋那知什么咒符？他想了一下，就把这玉鼎放在地上，把两串巫珠丢进玉鼎里。
一瞬间，玉鼎冒出了一团火球和一股黑烟，当火球熄灭，黑烟散尽，原来黑乎乎的玉鼎一下变得玲珑圆润，鼎四周浮雕的祥云和一些象型文字图案及一些神态各异的纹理。
“真的很漂亮?。”玛西亚扶摸着玉鼎高兴地说。
麦克笑着说：“刚才你不是笑师傅拿回一块黑砖头吗？”
“这巫珠还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玛西亚高兴地说。
我也不知这玉鼎是什么东西，得问问那个胖子。
苏洋把玉鼎拍了张照片，发给了那个馆长黎超栋。
黎超栋很快就从微信传来了关于玉鼎的资料：“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煮饭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又分有盖和无盖的两种。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鼎。我们的民族有祭祖的传统。在古代，每逢年节或祭日以及婚丧嫁娶、生日诞辰、重大封赏、战争胜利，都要祭祖，感谢祖宗庇佑。祭祖一般用各种干鲜果品和牛、猪、羊，“三牲”。不能用活的或宰杀的生鲜，要烹好奉上，列于祖宗牌位前的供案之上，所以三牲在鼎中烹制好后就直接抬置于供案上，久而久之，鼎就成了供器，当更轻巧的烹饪器具取代它后，它便知趣地退出厨房，成为纯粹的礼器。
成组的鼎，形制由大到小，成为一列，称为列鼎。列鼎数代表不同的身份等级，对鼎的拥有和使用，是身份等级差别的标志之一，列鼎而食的便是贵族之家。据文献及考古资料证明为: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从制作技术来看，四足方鼎需要较高的技术，早期都是较易制作的圆鼎，更早的甚至可能连纹饰都没有。鼎字也就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现代汉字中的鼎字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富有文化内涵。
鼎是古代文化的代表，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这种礼俗至今仍然有一定影响。为庆贺联合国50华诞，我国于1995年10月21日在联合国总部，向联合国赠送一尊世纪宝鼎。
国家博物馆所藏青铜鼎不少，尤其商末周初的青铜器鼎，以其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富丽堂皇而为人们所钟爱。现存的商周青铜器中，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鼎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形体宏伟，外观庄严，体现了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有意思的是，一些人一口咬定“禹铸九鼎乃传讹，夏制九鼎当为实”；另一些学者则因未见实物，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九鼎，甚至否定夏以前的历史存在，为此争个不休，发出“夏制九鼎今安在”的感叹。就国家馆藏文物而言，上古时期的青铜鼎、玉鼎和有铭文玉器严重缺失。因而退避三舍，默不作声。
大家知道，三星堆文明存在于距今5，000年到3，000年，延续时间为2，000年左右。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历史，不是因为有夏商周三代，也不是因为有三皇五帝，而是因为有三星堆文明。古蜀国是制礼作乐的礼制社会，玉礼制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星堆考古发掘出的一柄绝世瑰宝中的黄金权杖，那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权杖所指，万民俯首、山海屏息、草木寂静。考古史上关于权杖的记载虽少，但并非谜语，庄子有“亲权者不能以人柄”之语。权柄即权杖。只是在典籍里不及青铜鼎、玉玺的地位。从权杖到鼎、到后来的玺，是古代权力的象征。我们翻捡文献典籍，找不到三星堆文明中关于鼎的记载，即使神话和传说，也没留下蛛丝马迹。如果中华文明必须与鼎有关，商代、周朝以前，检索我们现存的文献和知识积累，会不会留下空白和遗漏？
事实告诉人们，最坚硬的物质是时间。三星堆考古发掘没有鼎的记录，令人惊诧的是四川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鼎，却以玉石的冷峻和坚定，把象征权力的玉鼎雕琢在古蜀国的记忆里。四五千年前的古蜀国，如同一个壮实的青年，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迈入玉器时代的大门。可以肯定，善于雕刻的古蜀先民大抵具有豪放粗犷、恣意张扬的一面。这种风格，在他们雕刻的玉鼎中可见一斑。此时，在世界范围内，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的古人已经开始制造用于祭祀青铜礼器。然而，对于玉器，他们显然还不得要领。
我见过的大大小小40多个玉鼎，为四足方型，有的有耳，有的无耳，均无盖子。高度为25厘—75厘米，重量大概2—200公斤。还有9个一组的列鼎，静排一角，神秘的气息聚合成一股视觉冲击波，散发出强烈的震撼力。一组被称为“宫廷重器”的玉簋，每个高70多厘米，每个重量竟达150公斤，一字形地排列，气派非凡！其材料产地和化学成份，通过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张如柏实地考察，确认其中龙溪玉、彭灌杂岩。硬度在摩氏6级以上，即用缝衣针破坏性地划动，不会留下痕迹。在玉鼎的一些直角部份，全部倒角成半圆状。阴倒角部分，也可以看出手工麻利，敏捷干净、利索。用手去摸阳倒角，决不会有硌手的感觉，玉鼎上的线条不但直，而且间距标准，流畅奔放。在放大镜下观看，刻痕有顿挫感。这些玉器在漫长的时间里和埋藏环境中的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特有的次生矿物。人工造假在视觉上可能会蒙混过关，但是无法蒙骗现代高科技手段。这些手段包括红外光谱分析、拉曼光谱分析、Ｘ射线分析、扫描电镜—－能谱分析、电子探针分析等。通过这“十八般兵器”，确认民间收藏的大型的、龙溪玉和彭灌杂岩材质的三星堆古玉鼎，均系真品。
例如，一尊玉鼎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一变竖着立耳，另一边却系鸟首，底部足系圆柱型，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对称的夔龙纹和宽阔的曲波纹，线条雄浑流畅，如同浪峰波谷环绕器身。再如，另一尊双附耳龙溪玉方鼎，造型浑厚，丰满圆润，敦实健壮，厚重平稳，四角各有一道扉棱。在这尊方鼎上，方鼎两端有一对附耳，饰有双向回纹，附耳与方鼎主体一起由整块玉料雕琢，四面饰有兽面纹和龙纹。方鼎底部呈漫圆形，上部口沿阴刻古蜀文字33个。
从玉鼎的形制上寻找失落的历史令我们激动不已，三星堆玉鼎上的面具，再现了古蜀国王的“牛首虎鼻”。这是古蜀先民心目中的伟岸之躯，有牛之强壮，虎之威猛。自伏羲至大禹，凡同宗帝王无一例外。这些深浮雕图案，比文字记载更形象、更生动，或者说是对文字是一种超越。
我们注意到，凡是镌刻铭文的100--150公斤重的玉鼎，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宫廷重器，其材质本身必然是上等优质玉料，手电筒光之下，通体透明。玉鼎是古蜀王国制度在玉器上的“物化”，它用以表明等级制度，以玉鼎的多寡的组合形式来显示不同的身份、地位。这已经比在中原一带形成的“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的列鼎制度，至少早了1，000多年。
的自古以来，玉石是珍宝财富的象征。玉石不仅在宗教、政治领域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由于玉的质地优良，产量稀少，开采不易，制作困难，所以自古以来就被视作珍宝。管子曾曰：“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商代甲骨文的“宝”字，即为屋内藏有贝(货币)和玉，战国时期关于和氏璧的记载，说明了优质玉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价值。因此，视玉为宝的观念，不仅刺激了历代玉器的发展，而且在古蜀国社会的政治交往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古人把玉石质地的优劣放在第一位。所谓“玉德”亦即玉的质地美。儒家提出玉质有“温润而泽，缜密以栗，印之其声清越而其终诎然，气如白虹，精神见于山川”等特色，区别于其它石类。随着阶级的出现，形成了系统的用玉制度，根据玉的品类、尺寸、纹饰、色泽、质地、数量等来表明体现其身份的高低，使玉成了一种明辨贵贱，标志地位的象征，深具权力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些来自古蜀先民的杰作，除了对古蜀国的社会形态提供研究实证外，同时也带来对玉器附着的美学价值的赏析。其中不乏超凡卓绝的立意，造型多样的形制，精湛高超的技法，其美仑美奂，可谓旷古绝今。
当代中国饱经战争和自然灾害，连绵不绝的各种政治运动，普罗大众心目中更多地只有生存意识、积谷防饥，然后是赚钱、安家、生子，连财富意识也被多数人仅仅解读为积攒金银珠宝。国民的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几乎空白，以至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及之后的中国文物开禁，包括玉鼎在内的三星堆玉器不断流向社会，安身之处多见于海外与民间藏家。数量之多、技艺之精、型体之瑰、气势之大，彷彿一座宝藏，莫不熠熠生辉。
三星堆玉器承载的古蜀国时期文明信息，蕴涵丰富的历史价值，对蜀地文化、先秦历史、华夏五千年文明的起源等领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