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自古以来，最高统治者以天子自居，天是老大，他是老二。因此凡是天下之物，都是天子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人们缺乏私有财产的观念，特别是对他人的财产。正像人们所说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太平时节，身处下位的老百姓很难无视别人的所有权，而皇帝则不然，可以随便抄任何人的家！可是，只要天下一大乱，皇帝不起作用了，只要谁“胳膊根粗”，谁就是皇帝的时候（也就是“有枪就是草头王”），那个无视他人财产的潜伏意识就起来了，随意抢劫的情况就发生了。承平时期，人们不能随意去抢，于是，忌妒、红眼病、“劫富济贫”（这是一个虚伪的口号，所谓“贫”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自己）等都是能导致窝里斗的。
第三，就是个体不成熟。在专制制度下，个性不成熟，没有个人自尊的观念。没有自尊的人，就可能形成两种人，一种是暴民，一种是顺民。在宗法网络中安然度日时是“顺民”；脱离宗法，独自闯天下就是“暴民”。无视他人的存在，随意施暴本身也是一种缺少自尊的表现。另外还有中国人不成熟，“群己界限”不清，需要时就要往一块聚，俗话的“抱团”，缺少独立的面对社会的意识，因此只有抱团才有安全感。有一次姜昆到文学所请几位研究人员谈谈中国文化，当谈到抱团和内斗这些文化现象时，他有同感地说，在美国时，自己也感到华人爱“抱团”，组织各种类型的同乡会，可是同乡会内又常常有内斗。他说他的加拿大徒弟大山说，“我的祖籍是苏格兰，加拿大苏格兰人很多，但就没有一个苏格兰同乡会或联谊会之类”。这与新教信仰中的强调个人奋斗有关。
国人平时你我不分，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时，亲如兄弟。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或幻想中的），马上变成你死我活。这都与人格不成熟有关。
赵诚：游民兴起与中国土地制度和城市发展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呢？
王学泰：历代都有游民，但宋以前没有形成群体、阶层，还有很多未被开发的土地。你从宗法网络中被抛离出来，找个地方开荒去，也能生存下来。那样这个人就不是游民，像一棵树，在那儿生儿育女，繁衍一个家族，进入宗法序列。
唐代以前，游民进入城市的不是很多。那时城市不是很多，他们进入城市生存的机会很少，原因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商业、手工业需要劳动力的地方也不是非常多的。另外没有正当的职业，随便进入城市中，要被排斥的，被驱逐的。以唐代长安为例，商业集中在东市、西市，这是离开居住坊区的特殊坊区。居住的坊中不能说没有商店，但是非常少，自成一体。长安等城市黑夜要关城门、坊门，坊里来一个陌生人，非常瞩目，所以说，那时的游民在城市中很难存在下去。
宋代游民出现与土地制度也有一定关系。宋以前，是授田制，国家对统治下的人民是承担责任的。国家给农民以土地，土地都是国家的。土地授给你，有永业田，有口分田，口分田在受者死的时候国家要收回去。宋代有几个显著变化：一是不立田制，国家不授田；二是不抑兼并，不抑制土地兼并。这样，土地所有权流转很快，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土地转手快，必然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来，游民流入城市。而此时城市商业、手工业发展起来。城市由城坊制改成街巷制。街巷制就跟现在城市结构差不多了。街巷制开始后，临街商业、手工业发展繁荣了。一些游民进城就能找活干或从事非法活动，也不引人注目了。这样流动人口大增。
宋代是比较注重私有财产的朝代，根据有无固定产业把人们分成主户、客户。住在农村的为乡村户，城市的为坊郭户，又根据财产多少把这些户分成若干等。种别人田地的乡村客户大概占人口30%，是佃农，这些佃户一旦有些什么事，就被排挤出局，就成为流动的人。另外，城市里还有坊郭客户。坊郭客户就是指没有自己房子的。这种人流动性更大。有些国外学者，比如韦伯说，中国古代城市，和外国不同，是政治性城市，西方是经济性城市，这种说法是值得推敲的，不完全对。但有一点说得极对，就是说中国城市中人口流动性的多，不流动性的少。不仅仅古代，我小时候，我父亲就说，多攒一点钱，在老家买点地，老了回家种地去。他十六岁进北京，四五十岁时，要不是我五叔闹肺病，把家产折腾光了，他肯定买土地了，解放后，可能定成地主。都到了40年代，许多从农村到城市谋生的人，仍想叶落归根；50年代，城乡两分法，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城乡之间已不可能那种交流，现在很少有人有回乡种地的想法。可是古代持这种想法的人，在城市中占很大比重。一个是官僚卸任回乡去，一个是游民进城来。这构成中国古代城市人口流动性很强的特征。
赵诚：你的意思是说宋代后城市中这么多游民，他们又不打算回乡，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相对于宗法文化形成了一种亚文化？
王学泰：游民不是不想回家，而是无家可回。现在讲文化学时常借用芝加哥学派的大传统、小传统的说法。大传统是指城市传统，小传统是指农村传统。芝加哥学派说的“大传统”是指当时像纽约这样的大的资本主义城市的传统，那种“小传统”是指墨西哥农村玛雅文化的那种传统，并分析两种传统的差别与关系。
我们很难把中国城市概括为大传统，把中国农村概括为小传统。因为中国城市也是一个宗法集团首领之所在。居民除了住在皇宫里的皇帝其他都是暂时的，绝大多数官僚想回家去做乡绅。无论是从农村宗法农民聚居之地的角度来看也好，还是从乡绅在农村的领导地位来看也好，农村的传统决不是异于城市的另外一种文化体系。农村信奉的也都是儒家的一套。因此我说很难用西方的大传统小传统来概括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国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有此看法）。农村同样也相信儒家这一套能解决社会问题，基本上遵循儒家的所倡导的道德规范。如果说还有一个小传统的话，我觉得游民文化应算是一个。游民虽然没有发明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但因为游民社会地位的改变，及其生活经历独特，使他们不得不摆脱他们在宗法社会接受的那一套儒家倡导的规范，并形成了有异于主流社会的一些想法。
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由于生产率低，广大民众追求的目标一直徘徊在温饱问题上。不能解决吃饭问题，必然要从人性本能滋生出许多恶来，更会徘徊于野蛮与文明之间。但是中国自古称为“礼仪之邦”，虽说有点夸张，但大体符合事实。其中起作用的应该说是儒家思想。鲁迅在《孤独者》中曾很俏皮地说S城的公务员“仗着逐渐打熬成功的铜筋铁骨，面黄肌瘦地从早办公，一直到夜。其间看见名位较高的人物，还得恭恭敬敬地站起，实在都是不必衣食足而知礼节的人民”。不管对此是褒是贬，本来衣食不足不必“知礼节”“知荣辱”的人们，本来是应该带有点蛮性的民族，但被儒家训练成为“知礼节”“知荣辱”的宗法人，这是儒家的成就。而游民脱离了宗法，也就告别了儒家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他们有着返回蛮性的倾向。“温良恭俭让”没有了，取代的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另外如宗法制度下，注重家族小集团，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而儒家讲“君子群而不党”也深入士大夫之心。本来是应该讲“党”的民族，但孔子的说教在消解着这种倾向。
游民离开宗法，必然有意无意摆脱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离开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明，又没有其他文明替代，只能回归野蛮。文革中上海嘉定市发现一个明代墓，墓中发现明代成化年间刊刻的《新编全像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其中讲关索出身的，一开始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结拜后谋划要干大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成大业”，“创大业”。刘备说，“我是一个人，没关系，你们俩都有家属，得把家属杀了”。关羽、张飞都不忍杀自己家属，俩人商量，那就互相杀吧。关羽跑到涿州把张飞一家杀了，张飞跑到蒲州，把关公一家杀了。但张飞心比较软，关羽老婆是胡金定，当时正怀孕。她说你杀我就是杀了两人，张飞手一软放了胡金定。胡生子后，名叫关索。这个看来荒唐野蛮的故事，是宗法人无论如何不能认同的。但是游民造反活动中，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宋代就有乱兵起事先杀妻子的事。李自成、张献忠在低谷时也杀营中的妇幼（不要上《李自成》小说的当）。外人看来很残酷，在舔着血刃过日子的造反游民看来却是稀松平常。
赵诚：孔子说的“党”就是要讲利害，不讲是非的小集团吧？
王学泰：对，孔夫子的不党思想对宗法的小集团体制就有了超越性。所以这种儒家思想，他是在治理小国，治理家族还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小国思想。但是它有超越性，所以才被用来做招牌。儒家讲仁，讲爱人，讲忠恕，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中庸之道，讲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不同层次上人的相对关系。儒家强调这些人之间关系的相对性“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意思是你如果要求对方什么，就应该交出相对应的东西，然而儒家并没有由此推演出权利观念。
赵诚：那所有的游民都不要家室吗，他们和宗法制下的宗法人有何不同？
王学泰：不是不要，在干大事的游民看来，一切都要为此让路。《水浒传》中，秦明的老婆孩子可以说是毁于宋江等人之手，扈三娘一家都让李逵杀了。可是他们上梁山后，好像从未发生过这些事情一样，因为从游民立场来看，有幸聚在一起“干大事”就是一切，妻子不足惜，《三国演义》也说“兄弟如手足（一起打天下），妻子如衣服”，而宗法人决不会这样想。《水浒传》中把梁山利益说得高于一切，全力制造人们对于梁山的向心性和依附性。这种做法对后世影响甚大，许多游民组织（如秘密帮会）都是照此办理的。
经过五代十国，宗法制度受到严重破坏。但北宋一些儒者致力于重建宗法。这不是官方的，赵匡胤没想到，是民间一些儒者自发的行动。建立宗法制度，而且“宗法”这个词就是宋代才有的。“关洛濂闽”中关学开创者张载是代表人物。“宗法”是“宗子法”的简称，说白了也就是“家长法”。宋以后宗法和周代宗法不同，它不是周代的宗国合一的大宗小宗制。宋代宗子（族长）不一定非得是“大宗”的嫡长子， 宗族的领袖往往是推选产生的。年高德劭的为族长，族长的产生往往与个人品德和社会地位有关系。
这种宗法制度对保护自己宗族的每个人更具负责精神，宗族比以前有更强的凝聚力，这与族长是推举产生的有一定的关系。宋代儒者为这种制度做了细密的筹划，每个宗族有祠堂、有族规、有宗族财产，这样宗族为族人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果说把豪族大姓扫荡殆尽的宋初，赵匡胤没有意识到建立宗法，后来儒者弥补了这个不足的话，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建立宗法制度则是自觉的、有意识的。经过社会大乱之后，他做两件事，一是恢复小农制度，一是恢复宗法制度。北宋时理学不成气候，南宋中叶以后渐有起色，但常常还受打压。理学真正得志是在明代，明代的统治者把乡村行政与宗族网络结合起来，仿照族规，订立各种乡约，并表彰一些办得好的宗族，这样宗法制发展了，并得到巩固。近代宗法人性格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形成的。
赵诚：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基因有人格不成熟的一面呢？
王学泰：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与欧美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我们国家的形成，都是从“家”扩大到“国”的。由家族到氏族，由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都是以父系血缘为依归。最高统治者是大家长（后来的君主），各层次的统治者分别是与大家长有血缘联系的小家长，近则高些，远则低些。我们常说官本位，官本位本质上是君主本位。君主本位制度从哪来的，那就是家长本位。我们缺少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念，人到老还要依附于家长，没有自己的权利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