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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读者该如何选择，怎样才能寻得读书的真谛？而唯一的答案就是要求我们不能盲目地读书，要有目的，讲求方法。
钱钟书先生便是一个会读书的人。他博览群书，却没有被书海淹没，而是从中汲取营养，用自己的精神陶冶熔铸，筑起一道巍巍的文化昆仑。书滋养了他的灵魂，他手中的书也幸逢知音，展现出为前人所未参透的神奇魅力。人与书的水乳相融，使读书与人生达到了几近完美的境界。
钱先生读书讲技法，颇有自己的心得，这里将钱先生的读书心得总结为“热读”和“冷读”。热读即快读，不求甚解地读。冷读即慢读，逐字逐句，且琢且磨地读。就算是需要仔细把玩的书籍，也有可以草草翻过的部分。读书的精粗阔略没有定法，无论热读还是冷读都要“因时因事而宜”。读书的关键是“消纳”。消纳即消化，是说读书像吃饭，书中的营养要化为自己的精神和血肉。而这“化”的秘诀就在于用“心”去读书。读书不限于篇章字句，要凭一双慧眼悟到字里行间蕴藏的诗心和文心，因为人的精神无论古今中外总有相通之处。找到这亘古不变的精神，使自己的心灵面对一个陡然开阔的境界，才算找到了读书的真谛。于是，读书，就成了阅读人生。而像钱先生那样，深刻体味人生，与前人书中阐明的道理暗合，人生，也就成了一部精彩的大书。
热读与冷读
读书，要讲技法。这里将钱先生的读书心得总结为“热读”和“冷读”。热读，就是快读，但快不同于马虎，快读也要抓住文章的精髓和大意。冷读是逐字逐句地慢读。热读和冷读不是机械的规定，要因人因时因事而宜。这实际上是要告诉我们读书也有技巧，不能平均用力，要掌握灵活的方法。
书籍，是整个人类的记忆。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里，人们就开始结绳记事或者以图记事。正是这种保留种族经验的强烈愿望，使得人类成为地球上最富有智慧的一个物种。随着文字的诞生，书籍出现了。每当在博物馆走过，看到那些刻满文字的散落的竹简、残破的丝帛和坚固的碑石，我们不得不慨叹祖先们传承人类文明的苦心。
没有书，我们的头脑将是一片空白；没有书，也许历史还在混沌未开的蒙昧中徘徊；没有书，人类的一切创造将会缺乏根基，我们也不会拥有现代生活的一切便利。读书，让绵延的时光穿越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后耸立起人类文化的巨石；读书，让几千年来积淀的智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里汩汩流淌着。钱钟书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文化巨匠，除了天赋和才气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博闻强记，无论诸子百家、文艺小说、哲学理论、国文西文，全在他的阅读之列，古雅如《古文词类纂》，通俗如侦探小说，钱先生读来都兴致盎然。只要看看他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和《七缀集》等书，便可以发现钱先生读书之多。
但是，读书破万卷谈何容易。有许多人皓首穷经，结果只做了泛黄的书页中的尘埃。前人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读书万卷真须破，念佛千声好是空。多少英雄齐下泪，一生缠死笔头中。”而对于这种感叹，钱先生也许会做拈花微笑状的。
读书，实际上是要讲求技法的，而不是一味地盲读。钱钟书读书的一条捷径就是把读书霏微“热读”和“冷读”。虽然前人也曾意识到读书方法有快慢精粗之分，但没有更精微透彻地把握住读书的奥妙所在。例如，朱熹曾说过：“《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并把熟读比做鸡孵蛋。钱先生对此就提出了疑义。同样作为儒家的经典之作，为什么对两者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呢？按道理讲，《论语》是孔子的著述，更应当熟读啊！所以，“熟”字用在此处是不准确的。朱熹的本意应理解为：对《论语》要字斟句酌，认真研读，因为这部书微言大义，每一句话都蕴涵着深厚的道理；而文字则简洁平实，所以尤其需要读者细细领会。而《孟子》的行文则以浩大的气势取胜，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围绕着一个论点，作者会打比方，发议论，层层深入，层层展开，直到这个论点被阐发得淋漓尽致，正如潮水叠涌，观潮要观其浩瀚之姿；而读《孟子》也要紧跟作者的思路、情感的跌宕起伏，从整体上领会全文的意思。因此，钱先生认为这里用“热”字更加恰当。热，更侧重速度，一气呵成，如写草书。熟，只能说明对一本书掌握的程度。
对陶渊明两句话的理解，更能把握其中的含义。陶渊明曾说：“好读书不求甚解”，又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既然不求甚解，为什么还要对疑难之意细细分析呢？钱先生解释道，“不求甚解”是指“读书难字过”，即有的书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疑义相与析”是指“重与细论文”，即有的书需要细细领会其中的含义。这是对待不同类型的书的不同态度。对于冷热二字的含义，钱先生曾引用一个英国人比较英法两国人吃牛肉的例子，进一步形象说明：“法国人热吃冷牛肉，英国人冷吃热牛肉。”法国人有激情，对面前的美味可以大快朵颐，吃得痛快淋漓。而英国人讲究绅士风度，面对热气腾腾的牛肉，更要吃得慢条斯理，细细品味。掌握了冷读和热读的秘诀，则可以质量和速度兼具，深度和广度兼具，既能开阔视野，又能磨砺思想。
当然，“热”也不是马马虎虎、囫囵吞枣。否则，法国人热吃冷牛肉除了充饥，还有什么兴致可言？朱熹读《孟子》不求甚解，又怎能成为一代理学宗师呢？热，一方面强调读书的速度，一方面还要讲究质量，或者实现了情感的陶冶，或者抓住了文章的关键，找到了通畅透彻的感觉。文艺作品可以热读。譬如诗文通常以整体的意境和气势取胜，掌握了贯穿全文的情感意绪，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心世界，才算是掌握了诗文的妙处。尤其是中国的诗歌，更是追求一种朦胧含蓄的境界，如镜花水月，只是一个个美丽的幻影，却万万不能拆解。对于这样的作品，当然应如欣赏怀素的书法，在笔画的钩连、布局中做整体赏析。如果十目一行，字字分析，就会拆碎不成片段。钱先生讲过一个笑话，陶渊明在《与子严书》里有一句话“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意”，本意是说他的几个儿子虽然不是同时出生，但要团结友爱，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是亲骨肉呢。后世的学究们却穿凿附会，猜测陶渊明有妻有妾，或者说他的妻子死后又续娶了一房，或者说他有两个孪生的儿子，这岂不可笑！但如果是做学问，进行考据，则又要一丝不苟地冷读了。
培根说过：“有的书只需要染指，有的要囫囵吞枣，有的则要咀嚼消化。”这话还有要补充的地方。事实是，即使需要仔细分析的书，在阅读过程中，也有可以不求甚解的时候。钱先生说：“一人之身，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宜矣。”就是说，同一个人读同一本书，冷热精粗也要根据时间、目的、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这正是钱先生高出前人的地方。读一部文学作品，可以翻看取其大意，又可以在通读后掉过头来，对精彩的部分细细研读。如果只是为了扩大知识面，可以广泛涉猎，不求甚解。如果是认为对自己的人生大有裨益的书，可以做笔记，写感想，甚至反复阅读。读书的目的不同，即使同一本书对不同的人讲也有不同的读法，这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样看小说，以娱乐为目的的人可以热读，而以赏析和研究为目的的人却需冷读。
可见，冷读和热读，并不是为了制订某种标准，而是提醒我们读书一定要讲究技巧，只有掌握了这种灵活的观念才是找到了读书的方法。
读书“消纳”说
消纳即消化吸收，指的是读书既要博采众长，又要善于消化。像蜜蜂把花粉酿成蜂蜜一样，经消化吸收后的知识也改变了原来的形态，成为个人才智的一部分。消化同时也是创造。掌握了消纳的真谛，日常生活也能成为艺术创造和知识积累的源头。
读书虽有冷读和热读之分，但这只是阅读方法上的差异。若是逐字逐句地冷读，却不懂得思考和理解，就像在名胜古迹的瓦砾堆里捡了些残砖断瓦回来，对于真正的风景却视而不见。若是大刀阔斧地热读，却不懂得有选择的记忆和吸收，正如风卷残云，大风过后，所有千姿百态的云彩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关键还要看读书的效果，看怎样才能有所心得。钱钟书先生提出的“消纳说”正如停在书和人之间的一只轻舟，引我们渡河，去看山那边一片豁然开朗的风光。
消纳即消化吸收。在钱先生之前，人们就经常把读书比做吃饭，把消纳用于读书明理、修身养性方面。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曾说：“凡饮食只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积蓄在肚里，便成瘤子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学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说：“取眼前事物为己有，犹吞噬而消纳之，化无机体为有机体。”清代有名的古文作家袁枚说过的一段话更是为钱先生所赏识。他说，蚕吃桑叶，但吐出的是蚕丝而不是桑叶，蜜蜂采花，但酿出的是蜂蜜而不是花。读书就像吃饭，会吃的人吃下去长精神，不会吃的人，吃不好反倒在肚子里长出痰瘤来了。钱先生将这段话誉为“明通之论”，并进一步把它上升到“为词章说法”，也就是文艺创作的高度。
钱先生论读书消纳法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要像蜜蜂采花那样博取众长。这层意思常常被人们忽略。人们读书往往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加以选择，像挑食的孩子，喜爱文学书籍的，认为自然科学书籍寡淡无味；喜欢自然科学的，又认为诗歌小说瞎编乱造，对生活毫无用处。长此以往，视野变得偏狭，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情感素质和心理世界也会变得不那么健全。正像吃饭，缺少维生素会影响人的发育，缺少微量元素会导致骨骼疏松，过多又会造成消化不良。兼吃五谷杂粮是保证肌体健康，营养均衡的前提。而博览群书则是保证心智健全，形成良好的鉴赏趣味的基础。钱先生曾引一位哲学家教育后辈作文的话说：“当以蜂为模范，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成面目。”还援引英国哲学家蒙田的观点，认为在教育儿童读书时，应当让他们随意浏览。儿童的个性趣味尚未定型，广泛阅读才会渐渐发现自己的爱好所在，这种通过有比较有鉴别的选择建立起来的欣赏趣味，要比长辈强加灌输的要科学得多。钱先生幼年时涉猎极其广泛，正是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旺盛的求知欲，以及后来建立在丰厚的知识积淀上的洞察力和鉴别力，使他成为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家。
读书消纳说的第二层含义是要善于消化。理解消化要注意两点，一是被消化之物往往要改变形态，二是消化之后应当“物化归我”，本来作为对象而存在的东西，现在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他的很多著作都引经据典，后来有些研究钱学的人就不辞辛苦将其引用的典籍分门别类，岂不知这些材料都经过先生自己的理解消化，使用起来都别具慧心，在这些引证材料背后闪闪发亮的是钱先生独到的见解，因此后人的研究已是走上偏路了。即使有分类的必要，对待同一则材料，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运用的角度不同，所属的类别也会不同，忽视了这一点，这种分类工作也就费力不讨好了。钱先生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好像早知道会有人这样读他的书，在文章中借了歌德的话说，有些学究谈艺术的时候，不去领会艺术家的别具匠心之处，偏偏去考究人家的渊源师承，这就好像见了身强力壮的人，便跑到他吃的羊群、猪群、牛群那里一一追问：这个人的力量是从你们中间的哪一个身上来的？实在是太可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