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传统与军阀余荫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自延安以来，我们的官方每年都要发扬一下“五四”精神，大会开完了开小会。虽然有的时候“赛先生”总是排在上首，但从来也没有把“德先生”丢下不管。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们意识形态气味过于浓厚的教科书上，“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而其他一些似乎不那么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中，“五四”的分量同样足得吓人。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五四”的原点。什么“救亡与启蒙”，什么全盘西化，什么唯科学主义，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的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石铁，就是不理会。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曌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作秀，一边做“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做“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所有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结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官兵受戒后，发给受戒证章一个，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用水龙头干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发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于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回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农村组织化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的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现在我们该知道了，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军阀们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宗教式的团体凝聚和控制，后来有过；农村的行政化和社会化组织控制，后来有过，甚至连“村干部”这个名词，还在叫着；个人迷信和崇拜，后来也有过，连像章我们都佩戴过，每人还不止一个（古代的皇帝也搞个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使得这些人格外地活跃。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意过这一点。中国政治的资源，其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国二道倒的，还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贤，还有不少其实真有点下三烂。
历史就是这样，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但不耽误把垃圾当点心吃。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叙事中，北洋军阀都是白鼻子的角色，不仅挨批，还要挨骂。而北洋军阀中，某些角色由于出身和表现的缘故，在一般人看来，印象则格外地差，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对。
当年土匪出身的军阀不少，但最出名的两个，一南一北，南有干帅（广西军阀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东北军阀张作霖，字雨亭），相比较起来，陆荣廷昙花一现，很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张氏父子，则纵横天下几十年，1924年以后还当了北京政府将近四年的家，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张作霖，最后还做了一回安国军军政府的大元帅，按他的爱将吴俊升吴大舌头的话来说，也算是当了一回皇帝。
不过，在当年，张作霖这个胡帅，口碑却不怎么样。同样是动静大的军阀军队，直系的吴佩孚、冯玉祥的兵，甚至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在老百姓眼里的印象，都比奉军好，道理非常简单，奉军的纪律差，军队里收编的土匪痞棍多，走到哪里，都免不了鸡飞狗跳。这种状况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轮到张学良当家，也没有多少好转。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就是奉系的大将，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发的军用票不计其数，收编的土匪也不计其数，他和部下糟蹋过的女人，也不计其数。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史上，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到张作霖，数张作霖的统治，最横暴。1925年，奉鲁联军南下江南，一路上张宗昌的白俄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喜欢的事，是抓住小脚女人，逼着她们光着脚乱跳。张宗昌占领上海之后，几乎把个上海变成了国际贩毒中心，肆无忌惮地公开贩毒。来自豫西的土匪孙殿英，感觉跟谁干都没有跟张宗昌顺心。江南连一向送往迎来的绅士们，都受不了这些蛮军，怨声载道，所以，当势单力薄的孙传芳一发难，群起响应，势如破竹地将奉鲁联军打回了北方。
一般来讲，虽然说军阀大多不懂民主政治，但几茬统治军阀，在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尊重教育的自主方面，大体上都能做到不越界，尽管报上骂的有，批评的更是不少，但很少有军人出头对记者和报馆加以干涉，更谈不上查封报馆，抓人杀人，至于大学，一般都不管，一任教授治校，爱教什么教什么。但是，奉系当家之后，一切都变了。北京各个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派了奉系钦定的校长，必须尊孔读经，而且命令师生都得听话，如果不听话，用张作霖的话说，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军的枪下，北京著名的报纸，《京报》和《社会日报》都被查封。邵飘萍被捉后，连个回转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枪毙了，林白水被张宗昌抓到宪兵司令部之后，情况稍好，营救的人还来得及前去说情，但等到张宗昌答应放人的时候，林白水却已经命赴黄泉了，什么法庭，什么审判，全都省了，连做样子的形式都没有。
张作霖在被日本人炸死之前，所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了李大钊等几十个共产党人，然后把他们送上了绞架，这具绞架，现在还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但李大钊的大名，已经远不及张作霖响了。当然，北洋时代奉军的坏名声，大多应该记在张作霖名下，但张学良也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杀邵飘萍，就是张学良的事。杀了之后，张学良还出面发表声明，说是讨赤（主要指反共）的需要。
张学良是个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人称他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全不顾狐悲兔死同病相怜的情谊，结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1936年，在蒋介石对他已经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张学良前面帮他的两件事），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传说中的四公子有好几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有他。他没读过多少书，却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未及26岁，已经是奉军的上将方面军司令。他好网球，好走马，好剑术，还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其爱美女。跟当时的名媛娇娃，歌星影星，都有交往。晚年曾对人说道，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实际上，我们的张大公子，由于长期的忧裕生活，过早地拥有权势，养成了率性而为的脾气，不拘礼法，放浪形骸，性之所至，可以无法无天。民国的四大公子，多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大少爷，超级大少爷。率性而为，胆子大，天都可以捅个窟窿，当然可能做点好事，但也很容易把事弄砸了，一砸就砸大个大的。此人在历史上应该说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二十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一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三百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三百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灵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八万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现在很多书依旧这样说），说是蒋介石下令让他不抵抗，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
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其实，这个错误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错误判断形势、盲目相信国联等，都不足以令人采信。一个军人，在守土有责的大节上犯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跟他同时期的许多军阀，甚至后来投降日本的那些人称杂牌军的将领，也都在日本侵略之初，做过抵抗，后来投降，往往有情势所迫的原因。当时的张学良，确实不像个军人，相当颓废，大烟抽抽，吗啡扎扎，整天在歌厅、酒楼、戏院、胡同鬼混，委靡到了部下都看不过去的地步。“九一八”事变当晚，他正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新戏《宇宙锋》，以至于参谋副官半天找不到他。后来马君武的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其实也不算完全冤枉他。显然，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建国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钤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的。蝴蝶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
后来的历史书写，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无疑荒唐透顶。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像后来一样，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要张来顶罪？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借子贵，变得十分光鲜。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地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辛亥革命时，对抗新军、捕杀革命党人的事，也不能提了，至于捕杀李大钊，后来基本上也没有人提了，不信现在去问哪怕历史系的学生，恐怕都不一定知道有过这么回事。最可笑的是，为了给张作霖脸上贴金，这些作品还不惜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张作霖如何对付日本人、反抗日本侵略的传奇故事，传得跟真的一样。当然，张作霖是没有签多少卖国条约，但也没有为中国挽回多少权益，而且在口头上，答应过日本人许多不该答应的东西（否则日本关东军为什么会在郭松龄反奉的关键时刻帮他），也正是因为他答应了又没有完全践约，才被关东军炸死。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就是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却几乎一点好印象都没有留下，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
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罩在闪亮的光环里。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空间，但一味地美化，也实在不正常。记得曾经听过一位资历很高的党内历史学家讲过，说是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不管你是流氓地痞、土匪军阀，只要最后跟党合作，就有光明的前途。反之，管你是什么绅士、学者，不跟党合作，就什么都不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很长时间段内的历史评判准则，在这个准则里，党是唯一的衡量尺度，所有的好坏、善恶，所有的扬抑、褒贬，都以跟党的关系为准，即使是历史本相，而且这个本相已经为档案材料所证实，也得根据党的需要加以改变，就像我们把不抵抗的屎盘子，硬是从张学良头上移开，转而扣在蒋介石头上几十年一样。誉美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人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不好滥用在历史评价上，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变成了护犊子的家庭妇女，追星的少男少女。谁都知道，这种家庭妇女加追星少年式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毒药。最后要说的是，虽然我们这边对张学良深情款款，赞美有加，但晚年的张学良却并不买账，宁肯客死万里之遥的他乡，也不肯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乡。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碍，令张学良最担心的，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不虞之誉。
北京兵变与袁世凯
1912年2月的一个晚上，商家云集的北京城东安门一带，突然枪声大作，人声喧嚷，向来还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从哪儿一拥而出，一厢放枪，一厢乱抢东西。自打八国联军以来，北京人多时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哭爹喊娘，东躲西奔，像滚水浇在了蚂蚁窝上。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齐如山（戏剧艺术家，后来以帮助梅兰芳戏剧改革而闻名）倒是不怕，身着西装，站在大街上看了一个晚上的热闹。大兵们不仅没有动他一根汗毛，而且还不断地向他“咨询”。一会儿，一群兵拿着抢来的寿衣问他是不是绸子，一会儿，一伙人捧了一堆化银子用的小碗，问他是什么玩意。一伙大兵拿来一堆纸条，当被告知不过是挽联时，连连大呼晦气；抢着了貂褂的大兵们，当被证实所获最值钱的时候，一齐欢天喜地，大叫没白来（见《齐如山回忆录》）。近代史上著名的北洋军曹锟第三师的北京兵变，在一个看客眼里，就是这么一幅画面。显然，不像后来的军阀大兵，兵变和抢劫已经是家常便饭，毕竟是清朝花大笔银子、袁世凯下大力气按照普鲁士陆军模式训练出来的军队，第一次集体抢劫还真有点“棒槌”（外行），需要不时地求教于街头的“顾问”（齐如山语）。
兵变是袁世凯的杰作。在袁世凯如约逼清帝退位之后，南京的革命党人也如约把临时大总统让了出来。可屁股尚未离开总统椅子的孙中山还有点放心不下，不仅急火火地炮制了一个“临时约法”，而且还想出了一个定都南京的办法来约束这个世之枭雄。为了让生米变成熟饭，他派出了以蔡元培为首的使团前来迎请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当然不肯就范，离开自家的老巢到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去，但又不想公开说不，于是他麾下的大兵就演出了这么一出戏。不过，虽然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北洋军更是向以昔日的袁宫保、今天的袁大总统马首是瞻，但这种纵兵在大街上抢劫的事，还就是外号曹三傻子的曹锟才肯干（曹锟能从保定街头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布贩子，混成堂堂师长，靠的就是这股绝对服从的傻劲）。从此以后，曹锟的第三师以堂堂嫡系国军之身长时间背上了恶名，直到他的后任吴佩孚接手之后，花了很大力气才得以洗刷，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北京兵变抢了上千家的店铺，更把南方的使团吓得半死（使团住的地方，枪声尤其密），一个个仓皇从窗户跳出，在墙根底下蹲了半宿。兵变的政治效应立竿见影，老袁有了不走的借口：北方不稳。受了惊吓的南方使团也领教了北洋军的厉害，只好作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最后的一点约束，就这样被消解得干干净净。
不消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人物之一，谁来写历史，都绕不过他去。不过，他也是近代历史上挨骂挨得最多的统治者；同为挨骂的主儿，西太后至少清朝的遗老遗少不会骂，蒋介石至少国民党人不会骂，只有他袁世凯，清朝的遗老遗少骂，孙中山和身后的国民党骂，康梁党人骂，共产党自然也骂，甚至连他遗下的军阀子孙想要表白自己的时候都骂。海峡两岸的“正史”对历史的表述常常是红白各异，只有到了老袁的鼻子那里是统一的，都是白的。虽然，近来对袁世凯的评价逐渐客观起来，说好话的人也有了。不过，在我看来，老袁的鼻子白，别人涂的成分居多，可跟他自己没把事情做好也不无关系，换言之，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他没有做成皇帝，而是他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中心人物，没有完成或者推进这个转型。虽然客观地说，从清末到民初，袁世凯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做了不少事情，从军事改革到教育和行政改革，着力不少，史迹犹在，可是偏偏在转型的关键环节，却没有做好，身败名裂自家也难辞其咎。从某种程度上讲，刚刚提到的北京兵变里，就有他失败的因素，那就是，以不正当的方式玩军人干政的游戏。
以马上得天下，在政治制度转换时期，本是常有的事情，中国如是，西方也如是。英国的克伦威尔、美国的华盛顿，都有武夫的面目，均以武力打出一块天地。袁世凯凭军人力量起家，以当时情势论，非如此也难以服人，多舞弄几下东洋刀，原也无可厚非；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玩抢帽子游戏，让北洋诸将打打停停，一会儿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一会儿嚷着坚决拥护共和体制，已经是在借军人玩权术，但还可以勉强算是夺权之际的战术变通。可是到了大总统已经到手的时候，不想南下就位，不肯明言，却玩兵变的损招，说明袁世凯不仅不是当时国人所称许的中国第一华盛顿和世界第二华盛顿，连传统王朝的开国之君都不及，反而像是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
对于国家体制而言，军人从来都是双刃剑，成事亦可，败事更易，现代的民主国家如此，古代的帝制中国也如此。所以，人们往往采用各种制度性的防范机制，最大限度地遏制军事力量在政治体制上的作用，尽可能减少或者压制军人在政坛上的发言权。西方现代制度是文官治军、军人中立、军人不干政原则，而古代中国的制度安排，用西汉的一位高阳酒徒的话来说，就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谓提倡文治，以文制武，建构礼制框架。在礼制框架中，武人的地位往往被边缘化。几乎每个传统王朝的皇帝都知道，尽管政权没有武人不行，但对王朝最致命的威胁，恰也来自于自己麾下的这些赳赳武夫。
就辛亥后的情势而言，袁世凯不想去南方就职，只要明地里坚持不去，随便找点什么理由都无不可。革命党人实际上是拿他没办法的，否则也不会因区区一次兵变而全面让步。其实，如果革命党人真的有力量，就根本不会把总统让出去的，现在大头已经让步，小的方面自然也就不好坚持了。可是，自以为聪明的袁世凯却偏偏选择了最下三烂的对策，唆使军队闹兵变，由此产生自己留在北京的借口。不仅让军人直接干预国政，而且采取了最不该采取的手段——兵变。要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兵变都是历代统治者最大的忌讳，是对统治的最大威胁，在某种程度上，比农民造反更令皇帝焦心，不到万不得已，在上面的人不敢轻易走这一步。更为可怕的是，允许军人以兵变的方式干政，就意味着手段的起码行为规则的底线被突破，以后军人什么都可以干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那是夺取政权的不得已，玩过之后，随即就是杯酒释兵权，在制度上将推他上台的武人限制得死死的，否则他就很可能像五代时期所有的君主一样，在下一次兵变中，被同一伙武人玩下去。袁世凯玩了兵变，却玩不了杯酒释兵权，所以没有古人的下场好）。
自曹锟北京兵变之后，袁世凯经历了短暂的凯歌行进的兴奋，北洋大兵不仅帮他扫荡了南方的革命党势力，逼得孙中山、黄兴等人再一次流亡海外，而且和警察流氓一起，包围国会，断水绝粮，逼得国会议员们把袁世凯选成正式大总统。可惜蜜月不旋踵就过去了，骄兵悍将们很快就找到了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和五代军阀前辈的感觉，不听命令，侵夺行政权力成为家常便饭，连兵变也很快变得司空见惯了。从北京兵变以后，大兵们烧杀抢掠，技艺日益娴熟，不再需要“顾问”指点，如果齐如山这样西装革履的人还敢往前凑合，那么恐怕连衣服都会被剥了去。散在各处的督军和师长们，都成了据地自雄的土皇帝，袁世凯虽然贵为大总统，却谁也指使不动。各省上解中央的款项越来越少，军头们甚至连海关的解款都敢劫了自己花。到了这个时候，醒过味来的袁世凯一迭连声地唱起军人不干政的高调，并且策划废督，可惜已经晚了，对于做了督军的昔日俯首帖耳的部下，他哪一个都不敢动，也动不得。在怎么着都没辙的情况下，出主意的谋士和袁世凯自己一起怀念起昔日君主的威势，于是大家像演戏似的演出了洪宪帝制，各种帝制请愿团，从乞丐到妓女，像农民闹社火似的出现在北京街头。不知是袁的手下蒙了他，还是他自己情愿被蒙，总之袁世凯“顺应民意”做了皇帝，结果却是给各式各样的反袁势力一个合适的借口。蔡锷反袁的大旗一举，散在各地的北洋将领们，不仅不帮忙灭火，隔岸观火者有之，暗中助敌者有之，宣布独立者更广而有之，直害得袁世凯坐在家里天天听噩耗，直到害病归西。
袁世凯逼清廷退位的时候，很多人都骂他是曹操，遗老遗少不用说，据冯玉祥说，连北洋军中也有这种议论。当然，他们所说的曹操，主要是《三国演义》上的形象。不过，如果指好行诈术这一点，袁世凯的确有点曹操的味道，只不过曹操玩的是天子，而袁世凯玩的是军人。曾经担任过袁世凯外交秘书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记录过他和袁世凯的一段谈话。袁世凯问他，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回答说，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垃圾倒在大街上，所关心的只是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说这是因为人民缺乏教育，他们的本性是爱好自由的，只是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该由政府来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表示，那可能需要几个世纪。因此，顾维钧认为，袁世凯虽然贵为总统，却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共和国，什么叫做民主政治（见《顾维钧回忆录》）。其实，袁世凯也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传统政治家，他不知道，无论何种政体，玩军人干政都跟玩火差不多，最后这把火不仅烧掉了袁家的洪宪皇帝，连袁大总统的椅子也烤焦了。
在西太后临死前，时人评价晚清人物，说袁世凯是有术无学，以后事观之，不可谓言之不预。
袁世凯的“选举”
“选举”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指的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到了近代，由于日本人的掺和，才变成了今天这种投票选领导人的意思。所以，当西方政治意义上的选举在中国落地的时候，大家一时间都不习惯，选举人怯怯的，被选举人慌慌的。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民国第一个正式总统，就是这个样子。
其时也，袁世凯已经打垮了国民党的武装反抗，势力达到顶峰，除了少数国民党精英之外，全国上下，无不视袁世凯为收拾残局，使中国导向安定的唯一强人。后来袁世凯称帝时的反袁英雄蔡锷、梁启超等人，此时都在为袁甘效犬马。国会中，虽然国民党议员近半数，但民初的国民党原本就是为了选举而拼凑起来的杂烩，真正对袁世凯有点想法的死硬分子，此时死的死，逃的逃，逮的逮，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安分守己之辈，心里早就对袁世凯服软了。服软的标志是国会的程序改变，按西方的规矩，国会应该是先制宪（制定一部宪法），后选总统，断没有颠倒过来的道理。但袁世凯为了早点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非要先选总统后制宪，国会居然答应了，为了选总统，先炮制出一个本应属于宪法一部分的“大总统选举法”，投票通过。选举按照袁世凯的意愿进行，而且几乎等于是没有竞争对手，按道理，到了这个份上，袁世凯对总统的归属应该放心了，可是，不。
1913年10月6日这天早上，国会两院议员们的屁股刚刚在椅子上坐下，就发现国会外面来了黑压压一大群人，把国会大楼围得水泄不通。来的人号称“公民团”，个个进退有据，号令严整，腰板笔直，分明是换了便装的军警。“公民团”的人数，据当事人说，有几千或上万。人虽多，但大家嚷出来的却是一样的话，那就是：如果今天之内议会不将国民期望的总统选出来，就别打算离开国会半步。就这样，在“公民团”的重重包围中，议员们开始投票选总统，第一轮，袁世凯没有达到法定的四分之三多数，第二轮还是如此，不得已要投第三轮。这时候，天色已晚，议员们一天滴水未进，渴饿难挨，最后实在撑不住了，总算是把袁世凯选成了总统。当他们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事后研究表明，依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和威望，如果不派“公民团”来霸王硬上弓，估计他老兄第一轮就当选了。“公民团”的强买强卖，反而激怒了部分议员，于是故意捣乱，才要投上三轮（在大家感到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妥协了，可见没有什么人真的想和袁世凯过不去）。不过，尽管如此，就算袁世凯事先已经知道人家会选他，他还是会派“公民团”的，因为操控选举是每个独裁者或者有心要独裁者的习惯。不操控就不能安心，哪怕操控的手段笨得像蛮牛，哪怕留下千古骂名。
好在，袁世凯以后的统治者学得聪明了，这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把戏很少玩。段祺瑞是从改员选举开始操控，选出来的议员大部分都在他的俱乐部里吃喝玩乐领补贴。曹锟则买选票，每票五千大洋。
进化论的牺牲品
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有名的反面形象——白脸。不过，跟那些历史上同样的反面形象昏君奸臣不同，他的脸之所以变白，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昏暴，挖了忠良的心肝下酒，宠了多少心肠特坏的女人，或者是说了什么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之类的浑话。仅仅是因为他要当皇帝，准备了洪宪帝制以及两套龙袍，逼前清的小皇帝溥仪让出了三大殿，预备登基。换言之，袁世凯之所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主要是因为他开历史的倒车，跟长期以来人们公认的进化论开玩笑，违反了历史进步的直线行进律。
由此，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成全了历史进化论，没有让政治的现代性的进程倒退，也造就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即，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复辟和倒退注定要失败。
然而，袁世凯成全了进化论，但历史却并不如此宽宏，多少年之后，至少某些明眼人突然发现，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被辛亥革命赶下台的皇帝，也并没有真的从人们心中消失。于是忙着回过头来看历史，一时间，有关袁世凯和孙中山的话题又热了起来，连一向热衷于炮制皇帝戏的电视界，也推出了《走向共和》，让孙、袁这对冤家大放其电。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的新作《袁氏当国》在国内出版，应该也是回应有心人回头看的一个不小的热闹。
我最早接触唐德刚的文字，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凑巧在一本所谓内部出版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里，看到有唐编辑的胡适口述史。说实在的，那口述史正文其实平平，了无胜意，倒是唐德刚那夹叙夹议的注释，很是引人入胜。唐氏的文字不惟老辣，而且透着过来人似的透彻，如老吏断狱，往往一语揭破迷局。可惜的是，眼下摆在我案头的这本唐氏的新作，却如放了太多年头的腊肉，虽然还是腊肉，却少了一点应有的风味。
可以看得出，作者对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怀有历史学家特有的温情，立足处也相当中立，没有国共人士所特有的立场。不过，可能是作者只是将一些随手的札记连缀成篇，深度的思考不足；也许是当年过多的口述史的整理，不经意间被传主的意见所左右，总之，《袁氏当国》只有片段的精彩，比如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关于当年民国政府顾问古德诺，关于国民党二次革命等，都还能找到唐氏当年文字的风韵，尤其说到民国北洋时期办外交的“专业人士”何以成了不倒翁的那段文字，真是爱煞个人。然而，通篇看去，这样的文字在全书中并不多见，相反，我们在书中看到了不少的游移，不少的武断，甚至还有一些掺杂着大路货资料的老生常谈。
袁世凯复辟是一出悲剧，正因为这出悲剧，中国陷入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考究其原因，唐氏没有像西方著作那样直接点明，但事实上列出两大理由，一是制度设计的扞格及制度与人的冲突，二是袁世凯本人思想境界之旧。此论固然突破了过去仅仅在袁氏个人品质道德上转、围绕着“皇帝梦”三字做文章的窠臼，但依然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嫌疑。
先说制度问题。辛亥革命一开始建立的政权性质是美国式的总统制，总统直接领导内阁。这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认为美国制度是最先进的，而中国学西方就要“法乎其上”，所以，一上手就是大总统云云，中国的华盛顿云云。然而，待到将政权交给袁世凯之际，为了牵制这个枭雄，同是这些先进分子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又将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内阁制（实际上是法国式的半总统制），总统和内阁之间，加了个总理，由总理负责领导内阁。唐氏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制度转换，是革命党人想要“虚君”，而袁世凯根本不想做虚君，“政治矛盾要用枪杆解决，民国因此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
不错，当时的革命党人，的确在制度设计上欠考虑，他们一方面对西方制度有着近乎神圣的迷信，像当时的名记者黄远庸说的那样，幻想着只要民主共和的旗帜挂在城头，中国就可以立马改变了模样。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对民主制度的虔信，只是把这种制度当成工具，甚至看成可以和中国古老的权力技术嫁接起来的工具。所以，怪事就出来了：彻底地学习西方的旗帜下的革命政府，不仅随意地以政府法令的方式侵夺公民权利（比如剪辫），而且可以在旬月之内，随意改变政体。然而，革命党人的错误并不足以导致袁氏最终的帝制自为，跟后来的军阀混战更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唐德刚先生不是考证过了吗？宋教仁被刺案最终跟袁世凯并没有直接联系，袁跟宋案的关系更可能像后来的蒋经国跟江南案的关系一样，是手下的过于忠实之徒将马屁拍到马腿上的结果。而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不也是革命党人自己先打的第一枪，而且连蔡锷都对此表示声讨吗（实际上许多革命党人也对此不以为然，三督之中，广东的胡汉民和湖南的谭延闿实际上都是被迫参加的）？是国民党人自己破坏了宋案法律解决的可能，既然如此，袁世凯有必要跟革命党人一般见识，毁掉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吗？事实上，第一届国会选举上国民党的大胜，很难说一定刺激和威胁到了袁世凯的地位。因为我们看到当时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对于国会选举，并没有动用他的行政和军事资源进行干预，一任国民党高歌猛进（事实上，这种干预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容易的，后来的段祺瑞在资源远不如袁世凯的情况下，还成功地操纵了一次“安福国会”），而且，就当时而言，连宋教仁自己也清楚，就算是由国民党组阁，当时的政体也是法国式的半总统制，总统依然是强势，大选的胜利，距离威胁袁大总统的宝座还远着呢。更何况，当时的国民党诸巨头——孙、黄、宋等人，或者沉迷于修20万公里铁路，或者沉迷于宪政，头脑里有没有夺权的概念都很难说。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国民党的“抢班夺权”行为刺激了袁世凯，那么经过一系列成功的政治和军事运作，袁世凯不仅消弭了国民党的势力，也消灭了原来对他的种种制度上的限制，甚至成功地赢得了舆论的同情，有什么必要非要一步步走到帝制的火炉上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最终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事实上的皇帝，不仅是终身总统，而且还可以传子（指定下届总统），就算袁世凯是个超级的野心家，皇帝的名位对他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富有政治经验、老于世故的他，难道看不出这里的政治风险吗？为了一个虚名而去冒险，像个“当代曹操”的作为吗？
当然，对此，唐氏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袁世凯的思想旧，满脑子都是中国传统的统治术。这一点，相信熟读《资治通鉴》的唐德刚先生，特别有感觉。的确，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怎么看都有古代权术的影子，唱了很多看似高明的老调子，玩了些许其实并不高明的小伎俩。唐德刚采访过的顾维钧（当时做过袁世凯的英文秘书）也认为，袁世凯根本没有对民主制度的基本信仰。当然，袁世凯从教育背景来看，的确比孙中山要旧些，但这个背景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袁世凯必然头脑冬烘，不会赞同向西方学习。唐氏自己也说，在清末新政的时候，袁世凯是个相当新的人物。其实，当时的袁世凯岂止“新”，他可以说是新政的关键，新政以全面学习西方为目标的改革，在军事、警察、邮政、司法、行政和教育等诸方面，都有他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当时的他，甚至跟立宪派也有密切的联系，清朝的预备立宪，如果没有他这样的重臣推动，肯定不会那么快。从那时起，他的夹袋中就已经储备了一干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才，其学识和对西方政治的认识，并不逊于革命党人。退一步，如果非要说袁世凯思想旧，那么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孙中山旧不旧呢？当时的袁世凯不过是在抓权揽权集权，但民国的各项改革比如司法、行政、警务、税收等仍然在一板一眼地进行，绝不含糊。可孙中山却执意要将一个原本已经很有西方政党色彩的国民党，改造成帮会式的中华革命党，所有党员分出等级，都要对他绝对效忠，还要打指模宣誓。这一套，唐氏说是来自基督教的仪式，错了，那是孙中山当年在檀香山致公堂（洪门）做洪棍时学来的，不信，可以查查洪门的《海底》。唐德刚先生说此时的孙、袁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还是不对，其实是一面，只是孙中山走得更远，一头扎到极端专制的黑社会去了。
无论古今中外，凡是一个国家大的政治举措和制度的变革，背后必有当局者对情势的考量，主观的因素往往只起次要的作用。晚清以降，由湘、淮军兴起导致的地方主义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内轻外重，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已非一日。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太后去世后朝廷的满族新贵，不惟成立皇族内阁，开罪了立宪派，还贸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结果得罪了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的结果。群龙无首的武昌起义革命士兵，只是在恰当的时机，点着了本该燃烧的干柴。而辛亥以后，地方主义更加不可遏止，各地当权者，无论新旧，都是据地自雄的军阀。孙中山号称是独立各省拥戴的大总统，但没有一个省给他一分钱。连政府的开张费用，都是那个当了状元不做官的张謇借来的。赶走国民党人，唐德刚先生说是袁世凯在削藩，但是实际上是削了弱藩换上了强藩，龙济光、张勋、李纯甚至袁世凯最得力的大将冯国璋，占了国民党人的地盘之后，都不太听招呼了。二次革命后，看起来大获全胜的袁世凯，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五代十国的局面，连昔日言听计从的北洋诸将，此时都成骄兵悍将，不仅不听政令，甚至连上解款也日益含糊起来。所以，我们才看到了一系列的变革，什么废督，什么虚省设道，什么文官政治，甚至包括设立将帅团，统统都是冲地方的大小军阀去的。然而，这种与虎谋皮的举措，具体实行起来，不用说是障碍重重，推行得很是艰难。在这时候，显然袁世凯想起了当年在大清国的情景，皇帝的权威之重，即使像他这样权倾朝野、盘根错节的人物，想要拿掉，一纸诏书也就搞定。到了这个时候，某些谋士自以为聪明的鼓噪也就听得进去了，而来自大洋彼岸的政治学权威的理论，则恰逢其时地成了让火烧得更旺的东风（借东风的恰是那个坚持宪政的宋教仁，是他聘的古德诺）。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实际上是又一次激进的中央集权运动，在这场运动里，皇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而是一种可以重树政治权威的架构，一种古老但曾经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显然，这场运动跟清末那些少不更事的满族权贵发起的运动一样，以惨败而告终。
谙于权术的袁世凯，显然既迷惑于昔日帝制权威的幻象，又迷惑于社会上一般人对民国的反感。他忘了帝制权威已经被辛亥革命给打碎了，再度重建不仅需要时日，而且要有强大的武力作为背景（而此时连他的嫡系武力都不听招呼了）。他更忘了，那些散在各地的骄兵悍将，正苦于没有借口来反抗他重树中央权威的举措，而袁世凯的称帝之举，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大举反叛的合法借口，在历史进化论尚未破产的时候，这种借口显得是那么地堂堂正正。如果蔡锷不起兵，或许袁世凯还可以拖些日子，只要蔡锷举起了讨袁的旗帜，那么袁世凯的众叛亲离就会是必然的结果。大名鼎鼎的蔡将军，其实也不过是那个恰好点了一堆本该烧起来的干柴的人。说实在的，蔡锷那三千缺枪少弹的讨袁军能有多大力量？真正致袁世凯死命的，恰是他自己曾经十分效忠的部下。
袁世凯遗臭万年了，连十分旷达的唐德刚先生，都拿他的称帝之举，跟汪精卫的叛国当汉奸相类比，说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然而，细想想，这两个人其实不一样，袁世凯并没有违反民族大义，卖国当汉奸。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不恰当地进行了一次政治体制的改革，开了惯常所谓的倒车而已，而且这个所谓的倒车，退得实际上也有限，绝非像后来人们批判的那样，退到清朝新政之前去，他的帝制不过是君主立宪而已。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其实古德诺的说法并没有错，在那个时代，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并无优劣之分，关键看国情合适不合适。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遗臭万年了，甚至比当了汉奸的汪精卫还要臭。这里，袁氏的臭，既有后来的主政者为树立孙中山而做反衬的意识形态需要，也出于历史进化论的强大拉动，当然，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国共两党所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人们宁愿相信，历史只能向前走，不能哪怕稍微后退一点，而这个前进的方向，则是由西方现代史所规定的。离君主越远的制度，就越先进，革命越彻底的制度也越进步，而先进和进步是不能违抗的，否则就是反动，凡是反动的人，跟汉奸卖国贼也就相差无几了。袁世凯的悲剧，其实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时间离袁世凯的悲剧，已经过去快百年了，如果还没有人费心考察一下，历史是否真的是按进化论画的直线行进的，那可就是出上演近百年的悲剧了。
买个总统当当
曹锟是北洋军阀将领中的憨包，投军前在保定府当闲人，人称曹三傻子，发迹之后，没人当面叫他傻子了，但背后还是当他是傻子。不过，傻人从来有傻福，此公不仅在袁世凯麾下的时候一路官运亨通，升到师长之后，虽然自己百无一能，手下偏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吴佩孚，两次军阀大战，居然连胜皖系的段祺瑞和奉系的张作霖，独自控制了北京政府。势大权大之后，人难免有非分之想，要当总统。按说曹三傻子闲人出身，偶尔出门贩点布，基本上是胸无点墨；投军后虽然被袁主公送到军校镀过几天金，但提起读书写字依旧头痛，据说平时动笔的话，只有一笔“虎”字写得还说得过去。以如此文化状况做总统，在他之前，中国还没有先例，漫说别人看了不像，就是他自己的部下，也大有不以为然的。
不过，傻人多有股痴劲，一旦迷上了什么，不弄到手就很难歇下。据说当年曹锟之所以投军，就是因为跟着花轿，盯着人家新娘子傻痴痴地看，惹恼了有势力的新郎家要办他，才一溜烟跑的。而眼下的曹大帅，迷总统比当年迷新娘子还甚，所以，这事还非办不可。可是，总统是要选的，袁世凯有本事派军警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不把自己选出来就不让议员吃饭。段祺瑞可以包办一次国会选举，再由自己人组成的国会选出符合自己心意的总统。现在轮到曹锟，他既没有袁世凯硬干的魄力，也没有段祺瑞操纵选举的能力，于是只剩下一条路：买。
是啊，可以买东西、买人、买官，为什么就不可以买总统？手下闻风而动，分设几个联络处，明码标价收买选票，凡是前来开会的每人500大洋，开会并同意投曹锟票的每人5000大洋（个别重要人物价要高些），所付支票，上面加盖经办人的名章，银行见章付款。幸好此时的国会议员，都是民国元年选出的，中间几经周折，不仅任期早过，而且意志已衰，大多见钱眼开。所以，重赏之下，大多欣然前来投票，曹家付出了500多张支票，届时得了480票，超过总票数的3/4，得以当选（有几十人拿了钱溜了，有一个人还将支票拍照登报，硬是要出曹锟的丑），总统买到了。
民国以前，中国人本不懂什么叫选举，有本事问津最高统治者的人，也都是马上得天下。可是如今制度上共和了，皇帝没有了，大家不好意思让手下的武夫们将自家抬上宝座去，不得不指望国会来选。选可是选，但没有人能真正对选举放得下心，私下操纵是免不了的，操纵之外甚至还不放心，于是为求双保险用邪招。相比之下，曹锟的贿选，比起袁世凯派军警将议员包围在国会不管饭还是要好一点。有人拿了钱不投票，曹大总统也没有把他们怎么样。当时曹锟的亲信王坦就说，花钱买总统当，比要钱得个贪污的名声臭一生强得多，也比那个拿着枪把子命令选举的人强得多。
其实，曹锟贿选，在当时是公开进行的，跟买珠宝首饰和萝卜白菜没有什么分别，也并没有在中国引起什么大的波动，只有上海这种风气较开的地方，才会有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有点激动。真正感到不满的是西方的媒体，正是他们的鼓噪，才使得中国的国会变成了“猪仔国会”，议员成了“猪仔议员”（“猪仔”一词，本无此特殊含义）。
军汉“韩青天”
古代，地方上没有专门司法官，地方长官的主要政务之一就是审案子。因此，传统戏剧演清官，少不了开堂审案：大堂之上，手持杀威棒的衙役站立两旁，一脸铁青，杀气腾腾青天大老爷案头高坐，蟒袍玉带，威严赫赫；原告被告则跪在下面，猥猥琐琐，哆哆嗦嗦。清官如果出行，也是八抬大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之流前呼后拥，威风八面，而且免不了有人拦驾告状，青天大老爷走一路断（案）一路。
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小角色，军汉居多。这些军汉们，多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占了某个地方，除了时不时地火并开战，平日政务最喜欢做的事情，居然是坐堂审案。有的人甚至抢来戏班里的戏装，把自己扮成清官的模样，蟒袍而皂靴地前去断案。
韩复榘的名声不好，因为抗战时不战而弃山东，而且还被艺人们编了段子说他不学无术，关公战秦琼。可是当年韩做山东王的时候，却有“韩青天”的名头。是真青天还是假青天不说，此公喜欢升堂断案可是不假。韩复榘主政山东前后将近七年，别的事情都可以不做，但只要他有工夫，山东的狱案他必定要亲自审理的，有时候还要巡行地方，一个县一个县地一路审过去。
韩复榘审案跟戏里的包公、狄公之类的人物差不多，只是王朝、马汉换了卫兵马弁，衙役改了手持大刀的执法队。被审的嫌疑人，一个一个地过堂，审问，上刑，打板子或者军棍。韩复榘审案，法律是根本沾不上的，全凭他自己的判断。虽说比《水浒》上李逵断案好一点，但基本上也属于任性胡来。明白的时候，还有点常识；糊涂的时候，常识都没有了。如果赶上心情不好，就该着下面跪着的人晦气，无论情由，不死也是重刑。有一阵儿，韩复榘特别相信自己的相术，审讯“人犯”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只盯着人看，看着看着，右手一挥，执法队就把这人拉出去枪毙；左手一挥，这人就无罪释放。当然，这种审案方式有时也会弄出一些戏剧性的效果来。比如，有次把前来送公文的人也当成“人犯”，一挥手给毙掉了，这是悲剧。有的时候抓来共产党人，如果审讯过程中，这人骨头特硬，坚贞不屈，任你怎么大刑伺候，死活就是不招，韩复榘钦佩这人骨头硬，是条汉子，结果很可能是无罪释放；相反，如果一上刑就熬不住招了，韩会特别鄙夷，往往将之拉出去毙了。这种情况，是喜剧。凡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最头痛的时候。
明白的人都说，古代所谓的清官，其实都是酷吏，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只列“酷吏传”，不设“清官”一项。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由于酷吏杀的大多为官人，不管是否滥杀，大家还是喜欢，而且在不断的喜欢中，炮制出更加合乎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来，借这种虚幻的形象，一舒小民压抑的心境。做了军阀、统治一方的军汉们，其实个个都是戏里清官的“追星族”，不管他们实际的统治如何乱七八糟、横暴专制，但有意无意都喜欢模仿清官，既模仿清官断案时的威风，也效法清官断案时的专断。也许，在他们心目中，他们这样做，就是在为民做主，主持公道，也没准潜意识里就是想做个清官，但是这种司法过程（如果还算是司法的话）的实际运作给社会带来的，往往是真正的灾难。
“臭棋篓子”段祺瑞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中的大人物，仅次于袁世凯。当年袁世凯麾下有三员大将，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分别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其中，数段祺瑞在历史上的风头最劲。
跟大多数军阀嗜财如命不同，段祺瑞不爱钱。为官多年，在清朝时就已经做到了一品大员，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甚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可一点积蓄也没有。一大家子人，从来不置产业，下野之后住的房子都是别人送的。不过，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他却从来没缺过钱花，需要的时候，一纸二寸半的条子，到金城、盐业银行，就可以取个几百上千的，既不需要存折，也无须担保。段祺瑞也不好色，几乎没有什么绯闻，偶尔吃吃花酒，多半是不得已的应酬。此公平生只有两好，一是玩政治，二是下围棋。
那个时代的高级官员，能下几手棋的人不少，但痴迷到段某人这般地步的却少。此公只要有点闲空，十有八九是在棋桌旁。上门来的客人，只要会下，就必然要陪他下几盘。平时公馆里养几个清客，专门陪他下棋，每月从陆军部里支薪水。曾经扫荡日本棋坛的大师吴清源，据说当年就是段公馆里年纪最小的清客，吴清源东渡日本学棋，也有段祺瑞的支持。
不过，段祺瑞虽然嗜棋如命，但水平却一般，说他是“臭棋篓子”也不过分，稍有点功底的人，就可以把他杀得大败。可是碍于他的地位，一般没有人敢这么干的，况且，上门来都是有求于他的，陪输两盘本是理所应当。然而，段某人棋虽然下得臭，但如果对方故意相让被他看出来，他是不干的。所以，既要让他赢，又要不露痕迹，非顶尖高手办不来，那些清客都有这个本事，每盘棋都下得看起来惊心动魄，难解难分，最后总是让段祺瑞赢上那么一目半目的。
段祺瑞是个相当自负的人，脾气倔犟，其特殊的围棋生涯无疑使他的这种性格得到了强化，自以为天分不错，手段很高，至少在中国无人能出其右。古人认为围棋是参合天地、运筹帷幄的玩意，段祺瑞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下围棋，实际上跟他玩政治是相通的。自然，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也相当地自负。
段祺瑞是个武人，玩的政治都是军人政治，当总理、搞议会、做临时执政，都离不开枪杆子。可是尽管还喝过一年德国的洋墨水，他的军事才能却实在不敢恭维，戎马一生没打过像样的仗。辛亥革命以及二次革命，跟革命党人打，算是打赢了，没他什么事。讨伐张勋，五千辫子军他用了十多万兵马，胜之未免不武。接下来直皖大战，他麾下的皖系兵多枪好，光大炮就比直系多三分之一，而且士兵发双饷，上阵有面包西瓜吃，但一个星期下来，稀里哗啦就败了。军事上不行，政治上就更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东西了，当总理时跟总统闹府院之争，当执政（等于是总统）时却闹出了“三一八惨案”，灰头土脸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最后得靠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养着。此公玩政治跟他下围棋的感觉一样，都是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也许，正是围棋上的常胜，害了他。
看起来，身居高位的人，可千万别把自己那点玩意上的胜利看得太重。
“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
1925到1926年，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候，也是张宗昌最牛的年月。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了山东和河北、江苏的一部，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宗昌的得势，令北方数省的土匪流寇欢欣鼓舞，纷纷前去投靠，害得张宗昌的部队番号一会儿一变，越变越夸张，不长时间，十几路军就出来了，更加坐实了张宗昌不知手下有多少枪的传言。
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位，文化程度最低，一天学没上过，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所谓的“不知”，实际上讲他这三样东西特别多。第一个“不知”，前面讲过，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太多，全凭投靠者自己报数，报一千增加一个团，报一万增加一个师，部队总是在扩军，确实没法统计得清。第二个“不知”也是货真价实，张宗昌的统治，是天底下最不讲规矩的统治，各种捐税和摊派，几乎无日无之，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而且没有其他军阀都或多或少都要顾及的乡土情谊，对自己的家乡也一样下黑手。过去相声界讽刺韩复榘关公战秦琼的事情，实际上都是他的原型（作为河北人的韩复榘，对山东倒还有几分怜惜）。除了搜刮以外，张宗昌还有一大宗来钱的路，就是公开地走私贩毒，其实这种事每个军阀都要沾，但都没有他张宗昌干得这样肆无忌惮。同样精于此道的小军阀孙殿英是个N姓家奴，跟谁都跟不长，就觉得跟张宗昌舒心。第三个“不知”自然也不是人家冤枉他，张宗昌的确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小老婆。张宗昌随身“携带”的小老婆就很多，据说是“八国联军”，有日本、韩国、俄国等好几个国家的，此公走到哪里都乐意将他的姨太太队伍带着，甚至出入外国使馆也不例外，张大将军屁股后面的一队马弁和一队姨太太，这是上过外国报纸的。除此以外，他老先生走到哪里都要逛窑子，看上哪个窑姐就带出去给他做老婆，租间房子塞进窑姐，外面挂上“张公馆”的牌子，再派上个卫兵，他张宗昌就算又多一位姨太太。不过，几天以后，这个姨太太就被忘记了，卫兵开溜，姨太太再做冯妇，重操旧业。此地的闲汉再逛窑子，总会叫：走，跟张宗昌老婆睡觉去！这话传到张宗昌的耳朵里，他也就一笑置之。
张宗昌虽说浑，但能在那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崭露头角，却也不能没有他的过人之处。头一条，有点歪心计。他张宗昌治军是一笔糊涂账，士兵既无训练，也无纪律可言，但他看准了那个年月中国军人都被洋人打怕了，看到高个子蓝眼睛的白人兵就打哆嗦，所以，趁俄国革命，东北充斥了流亡的白俄之机，收编了一万多白俄兵，每仗都令这些白俄打前锋，其他军阀的士兵，碰上这些丧家的洋鬼子也照样脚软，所以，张宗昌就总是赢，从东北一直打回自己的老家山东。其次是有点急智，当年在张作霖手下混事的时候，张作霖委托洋学堂出身的郭松龄整肃军队，郭早就想拿张宗昌开刀，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
这样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粗鄙而且流氓到了家的军阀，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作过诗，而且还出过诗集，你信吗？别忙着摇头，这是真的，谓予不信，先抄几首在下面：
其一，《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笔者注：奶奶应读作奶奶的，以骂娘的话入诗，真是狗肉将军本色。
其二，《俺也写个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笔者注：起句妙，足以流传后世。末句开始拽文，估计是经过了王状元的修改，“吞扶桑”实际上是句当时流行的空话。
其三，《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笔者注：此诗最合古人张打油风格，但有抄袭之嫌。
其四，《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笔者注：只有烟鬼才有如此想象力。
据有关人士考证，在1925年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曾经花重金，请出清末倒数第二科的状元王寿彭做山东教育厅长，并拜王为师，让这位状元公教他作诗，结果是出了一本诗集《效坤诗钞》（注：效坤为张宗昌的字），分赠友好。这位状元据说本来不该是第一，只因殿试的时候正好赶上西太后的生日，主事的人为了拍老佛爷的马屁，故意将个叫寿彭（寿比彭祖）的人提到前面，好让老佛爷第一眼就看见吉利的字眼，龙心大悦。按说，虽然清朝最后一科考的是策论，但混到了状元，帖试诗总是作得的，不知怎么，王状元待到教学生的时候，居然一色的薛蟠体。其实，就是不做这番考证，看着这薛蟠体的“诗”，读者大概也能相信，我们的张效帅，的确作过诗的。
其实，张宗昌当时不仅作过诗，而且还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都最好的十三经。在大印十三经的同时，张宗昌还让王状元整顿山东的教育，在学校里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校里必须设经学课，说是要挽回道德人心。看来，我们的张帅跟薛蟠确有不同，作诗不是和妓女戏子逗着玩，主要为了偃武修文。
耀够了武的有权有力者，总是免不了要弄点文，从小的方面讲，是他们总以为自家应该能文，甚至作诗，隋炀帝不是说过，就是跟士大夫们比诗才，他也应该做皇帝的。从大的方面讲，修文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毕竟，在中国这个“诗之国”里，修文或者能文的统治者，总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统治合法性，因为“文”在古意里，也包含道德，修文也意味着以德治国。退一万步说，至少让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心里感到踏实——哦，原来上头的跟我们有同好！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夺了侄子的皇位，杀够了人（对建文的忠臣夷十族），于是有了《永乐大典》；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清朝有了《古今图书集成》，有了《四库全书》。当然，到这个时候就用得着文人了，于是皇帝身边围了一群有能文能诗的“上行走”，有权的大臣身边有能文能诗的清客，人们围着一个中心诗酒唱和。传到我们的张宗昌了，身边来了一个状元公王寿彭，于是大家都不再稍逊风骚，不仅书编出来了，而且有诗传世。只是当年的乾隆皇帝留下了四万多首（写了可能有上十万），而张宗昌才薄薄的一小册，难怪康乾盛世总是那么让人看好，说也不够，写也不够，演也不够。
有权的人只要肯写，肯定会有人叫好，而且是哄然叫好，就像《红楼梦》里大观园刚建好，宝玉题诗的时候贾政的清客所做的那样，叫好必然搔到痒处。乾隆文思泉涌，逢事必诗的时候，自是喝彩声一片，当年张宗昌写出诗的时候，据说也反响异常，王寿彭就捻着胡子击节赞赏，还为之一一润色——估计是改错字。大家一叫好，能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也就难了，用不了多长时间，皇帝或者准皇帝都变了诗人，以为自己就是此中高手，再下去，天下的诗文好坏优劣，也都待皇帝的金口玉牙来评判了。于是，文网张开了，文字狱出来了。张宗昌虽然在写诗方面略逊于前朝的皇帝，但以言罪人的政绩，却不让古人专美于前，他和他昔日的主公张作霖，杀记者都有那么两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武夫在忙于战事的时候，对那些乱嚼舌头的新派记者倒还能容忍，一旦开始吟诗作赋，偃武修文了，新派知识分子的脑袋也就有麻烦了。
清朝有人因写了“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之句，丢了脑袋，那是冤枉的。我想，如果不是冤枉的，用来写成匾，挂在康熙、乾隆老儿的以及张宗昌的书房里，那该多好！
孙殿英和他的“麻将相术”
在近代的中国军阀中，孙殿英是个小角色，手下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三万人枪，不过，他的名气却和实力不成比例，大得很。那多半是因为此公指挥军队掘了清东陵，把西太后从棺材里拉了出来，将随葬的财宝洗劫一空。孙殿英此举，除了将溥仪赶出宫的冯玉祥别有用心地说他是革命行为之外，招来骂声一片。以“国军”军长身份去盗墓，无论怎么说都忒不像话。
其实，此公本来就是个流氓，当年在豫西起家的时候，就盗墓打劫、贩毒走私、包娼包赌都干过，跟各路毒贩子和流氓都有交情。在他的军阀生涯中，有奶便是娘，谁的旗号都打过，但据他自己说，还是跟张宗昌的时候最惬意，估计是臭味相投，俩流氓碰到一块了。从1922年起家，到1947年栽在共产党的手里，孙殿英足足混了25年，其军阀寿命超过了大多数他跟过的人。其秘诀，用他的话来说，就在于他有一套过人的“麻将相术”（不是麻衣相术）。
孙殿英大字不识一个，但赌技非凡，凡是赌的招数，他都会，于麻将最有心得。掷骰子可以随心所欲，想要几点是几点，从不失手，麻将往桌上一摆，都用不着手摸，马上知道各家都有什么牌。下回香港再拍什么赌王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实在应该以此公为蓝本才是。孙殿英的办公桌上，没有文房四宝，也没有手枪匕首，一年到头，总是摆着各种各样的麻将牌，从竹木的到象牙的都有。此公抽足了大烟，有事没事就拿手摩挲着消遣，就像老葛朗台摸钱似的。一般人赌技高是为了赢钱，但是孙殿英不是，人家自有别的来钱的道。他玩麻将，就是为了交际和相人。
用他的话来说，人在麻将桌上是最能看出秉性爱好来的。一圈麻将打下来，人是什么德行，爱好什么，吃哪口儿，弱点是什么，全都一目了然。反正不论是敌是友、上司下属、三教九流，孙殿英跟他们的交往过程都离不了麻将。饭后烟余，几圈下来，对方还蒙在鼓里，孙殿英可已是知己知彼了。这样一来，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只要用得着，人家好什么给什么就是，反正余下来的招数肯定招招冲着痒处下家伙，不着道的少。所以，无论是北洋时期的河南督军赵倜，还是狗肉将军张宗昌，以及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甚至蒋介石和日本人，任凭他坏事做尽，还都能让他平平安安地坐在他的位置上。应该说，孙殿英的相术是灵验的，用不着去验证史料，只要我们费点心观察一下牌桌上各色人等的表现，也就一目了然了。平常的时候，人人都有假面，可一坐到牌桌前，就不由自主地原形毕露，动作加手势将内心暴露得干干净净，连流口水挖鼻孔这种不雅的小动作都不会去掩饰。
孙殿英玩麻将，不仅有相术，而且还有哲学，在他看来，政治跟赌博是一样的，无非就是把钱收进来，再把钱散出去。收得多，散得开，是玩大政治的；收得少，散得不开，就只好玩点小的。有没有道理呢？读者诸公自己琢磨吧。
“马桶将军”的用人术
王怀庆是在北洋军中老资格的将军，吃老米的时候，他已经是北洋军的协统（旅长）了。虽然此公长期以来位不过师长，但由于多年担任北京卫戍部队的首长，民国风云，什么事都赶上过，所以在民国史上还算有点知名度。北洋诸将很多都有外号，有好听点的，像吴佩孚叫“秀才将军”，冯玉祥叫“基督将军”，也有难听的，比如唐生智叫“和尚将军”，孙殿英叫“盗墓将军”，曹瑛叫“茶壶将军”（茶壶即妓院之杂役），王怀庆就属于有不雅的外号的一位，人称“马桶将军”。
“马桶将军”跟马桶的确有亲和力，无论在什么地方，没有枪可以，没有马桶不行，一具漆红烫金上面写着斗大的“王”字的马桶总是不离左右。办公桌后面放的不是椅子，而是马桶，办公就在马桶上公干。行军打仗，得有一个班左右的人马抬着马桶随行。只要看到那只硕大而且鲜艳的马桶，人们就知道这是谁的队伍了。攻山头的时候，他的士兵打着上书“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他坐在“王”字的马桶上督战，风景好得紧。
王怀庆喜爱马桶，是因为有便秘的毛病呢还是嗜臭如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公在他的部下和北洋圈子里，并不像他心爱的马桶那样臭。王怀庆从1905年当协统（旅长）开始，到1924年随着直系军阀的倒台而下野（属于跟错了人，非统驭无方也），在北洋高层混了近二十年，大旗不倒，比起他那些三五年就树倒猢狲散的同行来，简直可以称之为“长寿将军”了。这一点，说实在的，跟他的用人不无关系。
王怀庆的用人之术，说起来其实也简单，就是非老实人不用，挑兵不要市井之辈，越是山乡的农民越受欢迎，要脚上有屎，手上有茧。这一点似乎跟曾国藩练湘军有点相似，其实不然，当年曾国藩虽然重乡农，是用书生带乡农，而人家“马桶将军”，却根本不要书生。进入民国之后，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一天天多了起来，其中不乏喝过洋墨水的，但王怀庆一个也不收，说是不好管也不好用，他提拔的人，无论张三李四，都是穿了军装的乡农。不管多么脓包，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就行，就是所有的军官都得无条件地忍受他的打骂。王怀庆每当要提拔某个人的时候，往往会无缘无故地当众将此人痛骂折辱甚至给一通拳脚，如果此人逆来顺受，唾面自干，那么第二天委任状就到了。时间一长，这个套路部下都摸熟了，只要谁哪天无故挨了打骂，其他的同僚就会赶紧让他请客，因为接下来人家就升了。
在北洋军阀时期倒戈、背叛随处可见的情形下，王大将军的部队确实像他心爱的马桶一样，固若金汤，不仅没有倒戈的，连捣乱的都没有。只不过，这种军队是不能打仗的，充其量只配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看家护院，连看家护院也没有看好，因为当时的北京治安也不怎么样。
稳定和效率是一对矛盾，如果过于追求稳定，结果自己所在的系统很可能就会变成一只大而无当的马桶，里面还断不了有味儿。
借佛法斗架的武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个佛法重光的年月。在此之前，随着举国上下向西方学习，佛教大有倒运之势。西学东渐的副产品之一，就是佛教的式微。虽然佛教当年也是从西边来的，但在新的形势面前，已经变成东方的迷信，不仅西方的洋人看不上，就是中国的士绅也多拿它当祸国害民的累赘，辟佛的理学传统，在西学的接济下格外地强劲。打“戊戌维新”开头，新政变本加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是办学堂、开工厂，首先要拿佛寺开刀，全国上下，佛教庙产被侵夺者不知凡几，被迫还俗的和尚尼姑更是不知凡几。达官贵人，即使有心对佛慈悲，也是偷偷摸摸，一般不敢公开说话。
不想十几二十年过去，事情突然转了过来。世上有钱有势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赳赳武夫们，不知怎么一来，对佛教又感兴趣了。和尚和居士，升为贵人的座上客，喇嘛与活佛，翻作武夫的帐中宾。大小法会东南西北一个劲地开，有求升官的，也有求发财的，更有求保命的。显然是军阀混战，命运多舛，大家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管不管用暂且不说，至少能让自家的心里少点不安。
不过，只要佛法重光，就不可能仅仅充当武夫和贵人们的心理安慰剂，总是要将光芒溢出来点，照到本来不该到的地方。湖南这个近代出兵出将最多，仗也打得没完没了的地方，武夫们争钱、争地、争女人、争烟土，在用枪、用炮、用光洋、用烟土打仗都分不出胜负的时候，突然之间忽发奇想，比斗起佛法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20世纪20年代初，湖南的督军是赵恒惕。但是湖南这个南北冲突的四战之地，一向派系纷纭，大大小小十几个军阀，谁都没太把督军放在眼里，对赵恒惕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出身保定军校的唐生智。自从直系吴佩孚部撤出湘南，北上和皖系争天下去了之后，唐生智就占据着湘南小半壁江山，招兵买马，大力扩充实力，隐隐然有问鼎长沙之意。赵恒惕看在眼里，心里着急，但又没有胆子撤了唐的职务或者干脆派兵去打，最后花重金从康边请来了白喇嘛，在长沙开大光明法会，一方面打着为全湘祈福的名义收买人心，一方面借此拉拢湘中其他佞佛的军人，给唐生智好看。当然，如果佛真的发了慈悲，让唐生智从此倒霉，那自是再好不过了。
主公在长沙开法会，唐生智当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不过，唐毕竟占的是相对贫瘠而且久经战乱的湘南，迅猛的扩军已经耗尽了财力，花不起钱请一个更大的喇嘛或者活佛来跟赵恒惕对抗。但是法毕竟还是要斗的，不斗的话，也许他的部队明天就会土崩瓦解，为众多参加大光明法会的群狼所吞噬。这时候，他的好朋友，湘中著名的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顶上用了。他们的主意是，干脆令他的部队全体受戒，变成一支佛军，在深度上下工夫。为此，唐生智和顾伯叙两个，不辞辛苦地一个营一个营地走，所到之处大治佛堂，全体官兵一律身披袈裟，合十顶礼，由顾伯叙摩顶受传戒，受戒仪式完了，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枚，一面书“佛”字，一面书所受的五戒，同时，由唐生智演讲佛法真义，说三身佛的含义是，清净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不用说，忠义是最关键的“佛性”。
还别说，虽然受戒之后，这群武夫该杀人还杀人，但凝聚力还硬是强了不少，在日后的竞争中，还真的就是唐生智占了上风。
不知道释迦牟尼在西边的极乐世界里，会作何想。
各大马路巡阅使
中国从来就不缺乏捞钱的官，但是纯粹为了捞钱而做官的人，其实也不多。因为多数的官大小还算是个读书人，即使谈不上修、齐、治、平，也多少得讲究一点面子。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末年，这种人不知怎么猛然多了起来，先是蜂拥而至的捐班，然后是大大小小的武人。辛亥革命，大清王朝变成龟缩在紫禁城内的小王朝，武人变成最有权势的猛人，我们称之为北洋军阀。
我曾经说过，跟梁山好汉一样，北洋军阀大多数都有外号，有一个人的外号很特别，叫做“各大马路巡阅使”，此人名曰王占元。
王占元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老班底，但却既不骁勇也不善战，只因为老实听话而一步步升上去。自打袁世凯将黎元洪从湖北的地盘上骗走，到北京做光杆副总统之后，王占元就一直占着湖北，由护军使而督军而两湖巡阅使（辖湖南、湖北，但实际上管不了湖南）。此公手握重兵，占据要冲，而且还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却在全国的政局变幻中无所作为。不打算问鼎北京也就罢了，连个地区霸主也不想做，一门心思稳坐武汉三镇刮地皮。那个时候武汉在全国的商业地位与现在不同，不仅九省通衢，而且商路北抵俄罗斯，南通广州，坐着就能发财。
王占元虽得地利，捞钱却捞得不高明。一般来讲，那年月做军官不喝兵血的少，但有了地盘变成军阀之后，往往会对兵客气得多。因为在军阀混战、竞争加剧的环境中，兵是他们赖以占地盘刮地皮的根本，是命根子。所以，宁亏老百姓，不亏一个兵，差不多是军阀们的信条。某些特别有野心的人物，比如吴佩孚和冯玉祥，甚至宁可让自己和家人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也要尽可能地多养兵，养好兵。可人家王占元不，不仅老百姓和商家的钱要刮，而且兵血也照喝不误，害得手下的士兵总是闹兵变。在20世纪20年代，全国数湖北兵变闹得最厉害，连外国人都看不过去，老是提抗议。
王占元如此做派，未免影响到他的实力。1921年，他的近邻也是他名义上管辖的地段上的湖南人，开始打他的主意，一连串凌厉的攻势打得他招架不住，不得已只好向刚刚打败皖系军阀、风头正劲的吴佩孚求救，结果是为了拒狼，接来了狼外婆，没奈何，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还好，王大巡阅使事先已经将大部分刮来的民脂民膏和兵血，都转移到了天津外国租界，虽然变成了光杆司令，但钱还真不少。此公下野之后，随即置办产业，一时间，天津租界各大马路上，遍布王家的店铺和房产。王占元从此不问政事，专心经营，天天挂着一长串钥匙，巡行在各大马路之间，因此人送外号：各大马路巡阅使。
清末民初，是个传统意识形态堕落，而新的意识形态又没有能建立的年月。原来的道德追求随着王朝和天下的覆灭而七零八落，新的价值观又没有在民族国家的痛苦建设中确立起来，国家状况似乎又很是不好，所以，不择手段地弄钱，成为许多政界人物唯一的选择，也是他们心理最后的依靠。为了能够尽快尽可能多地弄到钱，他们可以向进城挑粪的农民要捐，可以把田赋预征到2010年，甚至不惜自挖墙脚，把手伸到自己麾下的士兵口袋里。有了钱，就赶紧存到租界的外国银行，即使这些银行不给利息，反而要收保管费也在所不惜。他们看不到中国的前途，也不想做点什么来为自己的祖国争取一个好一点的未来，所作所为，只是在准备后事：一旦国家崩盘，就逃到租界或者外国。
神仙治军
说到民国时的四川军阀，不能不提到刘湘这个人。刘湘其人据说很木讷，土得掉渣，不仅没有开过洋荤，比如像他的同房小幺叔刘文辉那样出身日本士官学校，而且连个四川的速成军官学堂几乎都念不下来，还是靠了老师的格外开恩，才得以毕业，挎上了东洋刀。川人从来勇于内斗，四川军阀自蔡锷讨袁始，就打个没完。虽然开始打的时候像演川戏，开仗之时总免不了有大批好事的市民扶老携幼前来观战，但打到后来，也是刀刀见血，枪枪死人。不过命运好像特别垂青刘湘这个笨人，四川的所有“牛人”，有些甚至够得上国家级的牛人，竟统统败在了他的手下：熊克武、刘存厚、杨森、邓锡侯，甚至连他吃过日本生鱼片的小幺叔，也在一场大战之后，退到了西康。可以说，自袁世凯以来，在成都这个地方做土皇帝的人不少，但屁股坐得最稳的，还是刘湘。
说到刘湘的成功，有一个人不能不说，此人姓刘，名从云，川人称为刘神仙。他的出名因两样东西，一是创立了一个名叫孔孟道的教门（可能是一贯道的一个变种），道徒甚众；二是扶乩请神据说格外灵验。民国是个各种黑社会组织公开化的时代，各种秘密宗教纷纷登台，敢创教的人，多少得有点“法术”，不是打卦扶乩，就是气功治病。刘从云恰恰在两方面都有点名气，所以，自1925年开门，道徒就挤破门，刘湘也是在这一时期入的教。
当时，刘湘已经是四川王了，投到刘神仙门下，完全是因为神仙扶乩打卦准。自打入教以后，刘从云事实上成了刘湘的军师，所有的军政要事，都要经神仙通过乩盘来决定。也不知是神仙真的有神术，还是他阅历丰富，见机得准，或者是他门徒众多，耳目广，信息特灵，反正刘从云的乩语很是灵验，至少在刘湘那里比较灵，说这个事能成，八九不离，说这事不成，就是大费周章。特别是刘从云还成功地预测过一次以杨森为首的若干川军将领对刘湘的挑战，使得刘湘占得先机，大获全胜。
不过，即使是神仙，在得意之余，也难免有忘形的时候。很快，在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政要员的追捧下，刘神仙不再安于神仙府里的研究“预测学”，要直接插手军政事务了。先是编练了一支“神军”，一个师的建制，全由他的道徒组成，枪炮固然也要，但人家的特技是练刀枪不入的法术，跟义和团似的，惹得外面都传说刘湘有陆、海、空、神四军。在围攻川陕红军的时候，刘湘对刘从云的迷信达到了极点，居然让他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六路围剿大军作战。当刘神仙身穿道袍，手执拂尘，将乩盘并扶乩的童子搬进指挥部之后，不仅让各级将领向他叩头，害得向来不信教的杨森老大委屈，而且总是拿乩语当军令，出发要良辰，开仗要吉日，行军路线都要按照他指定的“行军大吉”的方向。当然，军事地图他是看不懂的，所以有时部队居然走到了悬崖绝路上。显然，这样的总指挥是不可能不打败仗的。六路围攻一败涂地，刘神仙也只好夹起乩盘走人。
但愿那些求神仙的人和神仙本人，能记住当年刘神仙的故事。
昔日南天王
眼下是出高人的时候。几年前就老是听说哪个哪个地方官，找高人卜卦，经高人指点，修了条本来可修可不修的路，盖了座可盖可不盖的楼，甚至改了本来不该改的大门，结果官运亨通。开始还有点不信，架不住总是类似的消息传来，有的还见了报，最后，发现连自己认识的一些官员，也搅在找高人、占卜、改动外部环境以求升官发财的三部曲里，不由你不信。
人有没有命运？人的命运能不能靠当事人弄点小花招就变得面目皆非？说不好。不过，这“高人指点”的事倒是让我想起，在不太远的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统治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心高志广，对屈居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名下，一直心有不甘。这时候高人出现了，告诉陈济棠，如果把你家祖坟迁个好地方，肯定不会屈居人下。见陈动了心，高人进一步支招，说是洪秀全家的祖坟风水特好。于是，南天王一声令下，洪家的祖坟动迁，陈家祖宗的枯骨由此鹊巢鸠占。迁了祖坟之后，效果如何，史无记载，但至少陈济棠没有升官是可以肯定的。
时间到了1936年，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怂恿，和祖坟搬家双重鼓舞的陈济棠，在准备公开反蒋，但又举棋不定的时候，又想起了高人。于是请高人扶乩，请神说话，忙活半天，得乩语四个字：机不可失。于是乎南天王心雄胆壮，打出反蒋大旗，兴兵北伐。可是兵尚未动，陈济棠赖以自豪的广东空军，一股脑儿反出南天，飞到了南京；接下来，他名下的陆军也相继离散，南天王变成孤家寡人，只好夹起细软走人，躲到了香港。到了这个时候，陈济棠才悟到，原来“机不可失”的意思是：飞机不可失。既然如此，那高人为什么不早说呢？再找高人，高人已杳如黄鹤。其实就是找到高人也没有用，人家会说，天机不可预泄。
又过了几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派飞机来香港接知名人士，名单中就有陈济棠。大概是老蒋担心陈跟日本人搞在一起，对他不利，可是同在香港的孔二小姐偏不领会姨夫的心机，硬是把上了飞机的昔日南天王扯了下来——因为飞机要运她的狗，德国黑贝。唉，如果当初不听高人指点，南天王何至于命不如狗。
古人云，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其实，一个家族，一个团体，都是如此。——不，古人的话需要修正一下，实际上不是听于神，是听于“高人”。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
军阀大抵有外号，张勋的外号是“辫帅”，因为他在进入民国之后，还坚守自己脑后的辫子。其实，当时留辫子的军阀还有一些，某些西北的小军阀包括北洋老将姜桂题，都拖着辫子，但只有张勋被称为“辫帅”，大概由于他不仅自己留，麾下一万多定武军都留辫子的缘故。
张勋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在一个进化论主导的时代，痴迷地留恋前朝皇帝，不仅在身体发肤方面身体力行，而且操练出了一场复辟大戏，弄得北京城一时间满街都是辫子。如此作为，想不挨骂，难。不过，国家大事不见得人人都关心，进化论其实只是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看人，还是人品、秉性这一套，就当时而言，在某些人眼里，张勋是个憨憨的实心眼汉子。尽管张勋净闹反动的事，军阀圈子里很少有人说他不好。跟张勋关系最铁的，要数号称讲义气的胡帅张作霖，张勋复辟之后，成了众矢之的，只有他一直在为张勋说好话；直皖战后，胡帅在北京政府有了说话的份额，就闹着给张勋平反。当然，秦桧还有两个好朋友，武夫之间的交情也许算不得数。但是，在北京的梨园，张大帅的口碑也相当不错，人人都说张勋的堂会，给钱多，和气，不耍武人脾气，不强人所难。
其实，最喜欢张勋的，是江西人，尤其是江西奉新县的人，而张勋的家乡奉新赤田村的乡亲们，男女老幼，个个都爱死了他们的张大帅。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中的一座，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能自己发电，在里面唱戏，从来都是灯火通明。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只要求到张大帅名下，没有不给钱的，至于奉新的大学生，个个都被张大帅养着，吃穿度用，一切包圆。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什么，张嘴说话，张大帅管。每逢过年，到张勋驻地徐州的火车上，塞满了江西的老表和老表们的乡音，那是上张勋那里去拜年的喧闹。当然，拜年不白拜，除了白吃白喝之外，还能带点银子走。
在那个时代，但凡是个军阀，就都在乎乡谊。曾任山东督军的张怀芝说过，刮地皮也得在外省刮，即使做了土匪，也不在家乡作案。湖南军阀何键“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是湖南醴陵人），阎锡山则“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是山西五台人），张作霖“妈拉巴子是路条，后脑勺子是护照”（张是营口人，妈拉巴子是营口人的口头禅，而后脑勺子是营口人的体貌特征）。在战乱年代，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头目，借助血缘和地缘纽带，捆绑自己的集团，一点都不奇怪。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家人靠得住；所谓的在乎乡谊，就是用自己的家乡人为自己修筑一道坚固的城墙。不过，奇怪的是，张勋对老乡好，却并不让这些人到自己队伍里来做事，他的辫子军并不是他的家乡子弟兵。也就是说，张勋跟他的同类不一样，他的重乡谊，没有多少实用的功利目的在里面。
实际上，尽管张勋混得地位不低，但始终只是一个乡下的土佬，对乡亲施恩，既是富贵还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照顾乡里的一种古老习俗。一个外国记者采访过他，回来说，张勋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倒更像一条凶猛的看家狗。的确，张勋就是这样的一条愚忠的狗，忠于清室是愚忠，重视乡谊是愚善，所有的感情投放，都有一个文化习俗划定的对象，走到哪里，爬得多高，都难以改变。也正因为张勋的“愚”，兵微将寡的他才成了督军团的盟主，自己还以为是众望所归，被大伙“忽悠”得一头扎进了北京，为段祺瑞赶走黎元洪火中取栗还不自知，以为可以借机实现自己的理想，恢复大清江山，他做“中兴”第一人；待到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打回来，才气得直跳脚，不仅丢了作为命根子的军队，还落了个复辟的恶名。
这样的张勋，在江西人那里，在奉新县，当然有人缘，即使他后来身败名裂，还是有人念他的好。不过，这样的人缘，我们在江苏北部的张勋驻地，却找不到。显然，张大帅的乡情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是由徐州和海州一带老百姓来支付的。
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在军阀时代，不算是大人物，他的出名，主要由于他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前敌总指挥，而且一败涂地，受过毛泽东诗词的“表彰”。清末湘军兴起以来，湖南出将军，但战事也多，外面的人打还不够，自己关起门来打。北洋时期，就数湖南军阀的派系多，有赵（恒惕）派、程（潜）派和谭（延闿）派，后来赵派中又分裂出唐（生智）派，湘西还自成一个系统，谁也不理。张辉瓒就属于势力最弱的谭派的一个小小的师长。那个年月，军长、师长、司令遍地都是，有两支枪就可以充司令，一支手枪自己拿，另一支长枪卫兵扛。谭派在湖南，多数时候在野，甚至四下流浪，寄人篱下，所以，这种师长能有多少军队，天才知道。当然，张辉瓒还比较幸运，由于主公谭延闿站队正确，选择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又选择了蒋介石，所以，在协助蒋介石打败了政敌唐生智之后，谭派居然在湖南当家做主了，虽然此时谭延闿已经将军队交给了部下鲁涤平。
在谭延闿短暂的主政湖南期间，论功行赏，张辉瓒曾做过一任湖南的警察厅长。说起来，张辉瓒也算是个读书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向有儒将之名，所以，在警察厅长任上，很是出了一回风头。据说有次设计抓了一个很伤风化，却又在政界很有靠山的老鸨，将其就地正法，还附了一篇骈四俪六的判决书，很是让遗老遗少们兴奋了一阵子。在跟鲁涤平之后，对付打算跟蒋介石叫板的唐生智，抄后路，也抄得不错，害得唐生智兵马未动，就已经四分五裂崩溃了。
不过，此公跟红军打仗却运气很差，第一仗就被歼灭（师部并两个旅），自己做了俘虏。幸好由他小舅子朱耀华率领的一个旅，见机得早，开溜及时，不然后来为他修坟的人都没有了。被俘之后，据红军的叛将龚楚说，张被带到了朱德那里，朱德表示要办一个红军学校，让张来做教授。张辉瓒还见到了同乡毛泽东，张口便称润之先生，彼此还叙了旧，他们原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相识，毛还到湘军做过演讲。张辉瓒表示，可以给红军捐献药品和弹药。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当时显然没有要杀张辉瓒的意思，双方谈得还不错，而且张的利用价值还挺大，至少对红军的装备改善会有帮助。可是，毛泽东见过之后，不知怎的，张辉瓒就被拉去开公审大会了，会后，张辉瓒的头被割了下来，放在一块木板上，顺赣江放了下去。这颗头，后来被葬在岳麓山，蒋介石送了一副“呜呼石侯魂兮归来（张辉瓒字石侯）”的挽联。坟就安在跟黄兴和蔡锷的坟很近的地方，规模也差不多，当然，这坟，现在的人们是看不到了。
小时候，我中学有个很好的朋友，父亲是朱耀华的后人，跟张辉瓒有亲戚关系，由于不满于现实，而倾向革命，后来却被发配到了黑龙江的北大荒。他和父亲，一直都在为张辉瓒背黑锅，混都混不过去，因为那是领袖诗里提到的反面人物。在“文革”期间，革命小将见了他家的人，就会背诵：“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记得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在历史上，凡是跟共产党作对的人，不管你出身有多么高贵，身份多么高雅，下场都很惨。这话不一定全对，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却千真万确。张辉瓒，就是这样一个很惨的人，很不幸参与了第一次“围剿”，很不幸碰上了毛泽东，碰上了毛泽东又不赶紧逃，还逞能孤军深入，更不幸的是大名被毛泽东的诗记录了下来，想不遗臭万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