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易守难攻的地势，使战乱频仍的南朝选中了山顶作为县治。虽然山上有一天然的水塘常年产地下水，但人口的日渐增多，还是使县治因为水而在唐中叶时期搬到了山腰。也就是从那时起，水，一直是仪陇作为县城一直避不开的民生话题。一直流传的“好个仪陇城，山高路不平，三天不下雨，脸都洗不成”这支童谣就是缺水的明证。当然，水既为生命之源，仪陇人是不会让它或缺须臾的，于是城镇的另一特色——市井便在金城镇分外明显起来，小百姓在屋后掘井，大财主在院中掘井，既各保平安，又相互策应。人们都说夏天送扇、雨天送伞是美德，在金城旱季邻里相互送水则是大爱，是美谈。金粟书院的门口也掘了一口井，朱德在校任教时，曾在井边栽了一株皂荚树，迄今已逾百年，树冠早已亭亭若盖，井水依然甘洌清香。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的仪陇中学校园内，井有十余口之多，可保莘莘学子庶几无忧。最有名的要数竹溪桥旁的陆公井，相传是一陆姓大户人家所建，天旱时不仅滋润自己的家族，也滋润左邻右舍，陆公井由是得到好名声，时至今日井仍常年不枯，而井名也作为一个地名存活在金城人的口中。
有点让人玩味的是，仪陇如此缺水，但酒的酿造却十分有名，早在明清时期，金城的米酒就闻名川北。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国营酒厂的高粱酒不仅县内闻名，且是南充有名的商业品牌，清亮而又有些黏稠的酒经玻璃瓶一装，再贴上印有“高粱酒”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最高指示字样的简易商标，就成了餐桌上的高档消费品。20世纪80年代开始，仪陇建起了两个酒厂，一个是白酒厂，一个是米酒厂。只不过原来的米酒演变成了黄酒，学的是绍兴，味道也像绍兴酒，有点酸醋味，不像原来米酒的纯香甜，但却抛弃了一些土的味道，经过包装，农耕时代的米酒走进了超市，直到今天，仍是仪陇人馈赠外地客人的佳品之一。因其度数低，人人似乎都可以大碗喝，后来又有了“好汉酒”的别称，并在市场上享有“液体蛋糕”“酒坛奇葩”之美名。而白酒则以浓香为主，取名为“汉酒”，包装由仪陇老乡、中国著名酒包装设计大师许燎原设计，一只瓦罐上阴刻一个草书的繁体“汉”字，外面一只黄色布质口袋装着，口系红色丝带，上面印着红色的“汉”字，依稀还记得有一句“汉风犹存”的广告语，可惜经营不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死”得比较快，几年之后，“汉”酒就由遍地都是而变成金城人的美好记忆了。现在如果哪家哪户能拿出一瓶汉酒来待客，估计其潜在价值不会低于五粮液。倒是另一家私营酒厂在金城山旁边一个叫烟袋山的小山包上存活了下来，而且卖相极好。外人到仪陇，经常遭遇没有水洗脸，但好客的主人却管你酒喝好，于是就有了“金城缺水不缺酒”的说法，后来甚至演变成了“仪陇缺水不缺酒”。
金城山高，凡和水有关联的工业在这里是没有生存条件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金城有名的工业一是电厂河边的机械厂，一是西寺湾的铁工厂。其中机械厂在50年代建成时，曾迎来了时任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同志的视察，当年厂区有一块石头，上面就刻有胡耀邦同志手书的“川北工业基石”几个大字。说是机械厂，其实也就是生产脱粒机、打谷机、磨面机、挂面机、鼓风机之类的简单机械。据说曾有一个叫蝶阀的产品有过小批量的出口经历，为仪陇赚取过几张外汇，但并没有使这个“川北工业基石”得到骨子里的振兴。在1992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转机换制浪潮中不幸呛水“淹死”了。而以生产镰刀、锄头、铁锅等简单生产生活用具为主的铁工厂则“死”得更快。在过去的岁月里，曾经有一大批金城人从业于此，两个厂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衣食父母，所以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怀念。
除此之外，金城还有两个与全县人民生活有关的厂，一个是酿造厂，一个是糖果厂。酿造厂说是酿造，其实也就是生产豆瓣和辣椒酱为主，虽然生产条件简陋，却丰富了身处特定年代的金城人的味蕾。其中一个叫“仪陇酱瓜”的产品最负盛名，就是用菜瓜腌制，有咸甜两味，来源于民间工艺，清朝时曾作为贡品上达宫阙，美名远播。产品一般用一大缸装着，市民消费的没有包装，部分有包装的，是装在一个小瓷罐里，一般两块，相当于半个菜瓜。80年代教书时，一位学生家长曾送我一罐，菜瓜早吃了，但那罐却至今在橱柜上装盐，外表呈黄色，就像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土豪金。而糖果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在物质紧缺的年代，样样都是好东西，其中一个产品叫香酥饼，市民称之为麻饼。大抵是用面粉辅以橘皮、冰糖做成圆饼，两面撒上芝麻，放在烘炉里烘烤后，颜色金黄，外酥里脆，五个叠在一起，用一张油涔涔的包装纸一包就上了柜台，一毛四一个，七毛钱一封，成为小孩嘴馋、成人或充饥或佐酒的上品。20世纪的50后、60后与部分70后，莫不对当年舌尖上的麻饼美味记忆犹新。而一分钱一粒的水果糖更是让金城镇的少男少女们垂涎欲滴。那时糖厂在节假日或周末，准许学生进厂“打工”，任务就是包糖，包一百粒一分钱。对学生来说，挣几分钱是次要的，而趁工人不注意，将桌上的一些糖渣甚至是一整粒糖飞快地丢进嘴里才是最有诱惑力的事。一些男生不但要偷糖吃，还将大叠的糖纸偷出来做玩具，一到下课，大家纷纷拿出糖纸玩，样子就像散花的仙女。
能“享受”这种待遇的孩子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学生则将这种奢望寄予了市井，仪陇山地多，盛产红苕，当年的人们为改善生活，将红苕做成了很多种花样的食品拿到金城的街头卖，比如红苕干，炒出来后脆脆的，甜甜的，味道与营养绝对不会输给今天肯德基的薯条，只是太土，今天的孩子们是绝对不会看上眼的；比如苕粉，可用来煮滑肉，即便没肉，煮成苕粉汤也很鲜美。但金城的孩子们更喜爱的却是一种叫苕麻糖的东西，就是将红苕里的糖分熬成糖稀，稍带加点花椒粉、胡椒粉或芝麻粉之类的调料，用手捏成长条，卖的时候用一把剪刀剪开，用一分钱可买三厘米左右，相当于糖果厂的三颗糖，依此类推，如果用五分钱的话，其长度将超过十五颗糖的长度，但这种“奢华”基本上是学生中的“大款”或当年的“富二代”才敢出手的，所以一听有人剪五分钱的，立即会引来一大片艳羡的目光。也有平素极害羞的女孩去剪苕麻糖，我曾见过我们班上的一个女生瞅着电杆下卖苕麻糖那里人少，快步走上去，细声细气地说两分的，然后递上两枚分币，手绞着辫子慌慌地等待，寒风吹过，加上害怕碰上熟人，她的脸红扑扑的，像开在冬季里的桃花，至今历历在目。每次开同学会，看见她徐娘半老的样子，就想起当年桃花的样子，不好说出来，于是就在心里笑。
作为一个城镇，金城的生活平淡而朴实无华。作为人口大县曾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本身的人口并不多，新中国成立初这里不足一万人，到改革开放前这里的人口也不过两万，城区因街道而定型，四条公路分别从土门、日兴、复兴、巴中方向逶迤而来，在车站坝处相互交叉，使城区在山腰形成一个巨大的Ⅹ形。在20世纪80年代前，城区也很小，往西北到今天西街的高杆灯处，往南到车站坝处，往东到金城小学下面的粮站处就是尽头了。街就只有西街、南街、禹王街、状元街、双龙街这几条，除了有百货公司、饭店、旅社、食品公司、五金公司、银行、电影院、川剧团、学校、医院、图书馆、邮政局，以及自来水、电灯、电话等城市特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符号以外，其余几与农村相近，人们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有于月上柳梢、山近黄昏之际在金城山上散步的，却以机关干部与教师居多。大多数百姓则习惯于在街市旁、家门口搭一只竹凳，或摇一把扇或沏一壶茶，就一台电波嘈杂的收音机，听老伴叨叨如絮，看儿孙绕膝而欢，其乐也融融。到70年代末，县广播局有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晚上摆在局里一个小院坝放，结果天天晚上人满为患，虽然后面的只看得见一些影子在晃动，连男女都难分辨出来，但大家还是天天如约而至，一些后来的看不见屏幕也不想走，痴痴地站在那里听着声音，也觉得很兴奋，很过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