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玉霞感到非常幸运，也非常感激这位银行家杰克先生。我和杰克先生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时至今日还年年互寄新年贺卡，表达对老朋友的牵挂和祝福。
自买下40号店铺后，我的生意账户一直在旺角汇丰银行。有一次，我弄错了，存款账面差点小数。该行新换的经理不了解我，给我退了票。我火了，我在香港从未被退过票，让他给我赔礼道歉，他不肯。我说：“我不在你们银行交易了，我要迁走账户！”我去找总行杰克先生，告诉他我要迁去别的银行。他连问：“怎么了？怎么了？”我生气地说：“才100多元就退我的票，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丢不起这个人！”他一边安慰我，一边解释，才平息了我的怒火。他批评了那个新经理，没多久，就把他调走了。
后来，我曾介绍工友王才生的儿子到杰克先生管辖的汇丰银行工作。王工友的儿子很争气，经过多年努力，升职为亚洲区汇丰银行总裁，在上海重建了汇丰银行大厦，后来又担任美国地区副总裁。前几年他退休后，被北京民生银行聘为总经理。
竞购38号 1978年，业主陈从欣先生要卖掉38号店铺，他儿子学做珠宝首饰生意，想在最繁华的弥敦大道上购买一间新店铺。新店铺300万元，这在当时就已是惊人之数，如今价值上亿了。
陈先生开价42万元，问我是否买。我嫌太贵，还价30万，他不答应。我其实很想买下来，38号和40号相连，将来可以打通成大铺面，但是，因为手里没有太多的钱，同时也想让他降降价，就缓了缓。没想到，陈业主急于出手好去买新的铺面，竟然去找了我的同学方浩然。他们谈成了，并且找律师办了手续。
有一位好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立即驱车赶回店中，与玉霞急匆匆地去找陈业主。我们商谈了半天，他最后说：“我已经与方先生谈好了，但还没签字，如果你想买，就直接与他协商。他答应让给你，我当然没意见。”
我夫妇二人立即去找小方，求他说：“您能否不买38号？即便买，也请让我们续租两年，容我们收回40号店搬过去，再把38号还给您。”小方不念情谊，一口拒绝，执意要买，并说有话让我去找他的律师谈。
我急忙找麦维庆大律师咨询。他向小方的律师了解到，小方只付了5万订金，还没签定正式付款合同送土地局注册登记。他叫我快去找陈业主，给他加价10%，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与陈业主一谈，他同意接受我出的价。
当天，我的律师让我先去办了银行贷款手续，然后拿着支票到律师楼与小方的律师当面交涉。双方在电话中追问陈业主到底卖给谁？陈业主坚决地说：“谁先付款，我就卖给谁。”我拿出支票当即付清全款，我胜利了，买到了38号店。
可是小方不认输，要告我加价不合法。我的律师叫我不要怕，因为小方没在土地局登记，等于没有交易，我们占理，他告也白告。小方托人在土地局做了手脚，事先登记上名字，但这是不合法的。最后他不得不认输了，却又强要我赔他5千元损失费。我的律师说：这是无理要求，不要给。我为求和气，还是付给了他5千元，破财了事。
这次竞购38号店铺真是太惊险了。很多同行和好友闻知此事都祝贺我说：有钱难买相连店，这是大吉。
两年之后，我将俩店打通成了双间大店铺。买了这两间门市，我开始走运了。我守本分，讲诚信，树立了好声誉，生意越来越旺，仅门市每月的营业额就有近百万元。
300万盘厂 1976年，由于日本、美国及欧洲的皮草市场需求强劲，我厂订单特别多，产能亟待扩大，而生产条件却无法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为了突破这个发展瓶颈，我一是让在澳洲刚读完大学的大儿子绍曾回到香港，协助我管理生产，加强领导力量；二是买了辆大货车，提高工厂——机场之间的运输能力；三是决定再租一处大一点的厂房，扩大生产规模。
1977年，就在我到处寻找厂房的时候，报纸上一条清货盘厂的信息吸引了我的目光。
这个厂原来就是和记洋行与赫米司先生合办的ITS香港公司。赫米司先生经营了几年后退休走了，ITS换了个叫弗林先生(Mr. Flint)的英国经理。弗林先生是干洋行的，不懂皮毛，也不善管理，再加上下面有些买料的、卖货的职员吃回扣，拿佣金，工厂根本不赚钱。后来，和记洋行一查账，发现ITS赔了大概数百万元，于是决定就此关闭，清货盘厂。
ITS倒闭对我却可谓天赐良机，当天一早，我立即带绍曾来到ITS进一步了解情况。
这个厂在大角咀油麻地渡轮公司大厦五楼，2.5万多方尺，三面环海，空气清新，光线明亮，环境优美。弗林先生陪同我们查看了全部资产——各种机器和货仓里存放的很多皮张、皮褥子。他们财力大，进的都是好设备。他们的账目很清楚，给了一份清单。他要价350万元，我还价300万。他说300万不能再少了，他们已经赔了七、八百万，按账本计算，这些货值五、六百万。他爽快地接受了我的报价，这反而让绍曾有点犹豫了，他建议我再考虑一下，明天再来。我说不能等明天了，这些存货和设备300万超值，绝对不可错过。看准了就要果断出手，我当即便和ITS签了合同。
中午，我们从ITS出来后，得知有一个同行已在外面等了几个钟头。我们出不来，他也不能进，就只好在外面等，等我们出来了，协议也签了。幸亏我们抢先一步。
我拿着合同去找汇丰银行经理贷款，绍曾没有跟我同去。我英文马马虎虎，我说我300万元买了个厂，需要贷款支持。那时候我一年营业收入有几千万，因为看得利薄，纯利润大概几百万。
他一看合同，说：“你买的什么？房产还是货？”
“我买的是皮货和机器设备，没有买厂房地产。”原来我英语表达不清，他还以为我买的是厂房。
“值吗？”
“绝对超值！我是内行，这些货值五、六百万呢。”
他见我信心十足，二话没说，当即就给批了贷款。
我把这批货接下来，然后又与厂房业主立了新租约。这个厂房原本就是皮草厂，不用重新布置，也不用装修，我搬过来很快就顺利开工了。
开硝染厂——宝利皮草 20世纪70年代，香港皮草业欣欣向荣，大大小小的皮草厂层出不穷。这些皮草厂在欧美拍卖会上买了生皮以后大都就地硝染，然后再运回香港加工制衣，那时香港的硝染业还不发达。有位叫林波的山东师傅，在香港西伯利亚皮草行工作了10多年，负责硝染皮草，技术一流。德国玛可(Marco)硝染厂发现了他，与他合作开了一家叫玛可·林(Marco Ling)的硝染厂，非常成功。在香港开设硝染厂很有发展前景。
我有位英国朋友叫翰可尼先生(Mr. Hanckney)，他经常来港推销水貂皮和狐皮等，做的生意不大，但经验丰富，样样精通，在英国皮草业很有名气。我们相识有几年了，彼此非常信任。1978年，经过商议，我们决定合作在香港开一家硝染厂。就在这个时候，刘家杰出现了。刘家杰是我地毯业好友刘春涛的儿子，在北京化工硝染毛皮厂工作了10年，懂技术，会外语，忠诚可靠。他来香港投奔他父亲找工作，而我正想找个合适的人管理硝染厂，真是天助我也！于是，我又拉上刘家杰，我们三人合资15万港元，成立了香港宝利皮草硝染厂，英文名：Poly Fur Dressing Dying Co.， Ltd.。
厂名是我起的。在香港的茶楼里，大家都爱叫宝利(即普洱茶)。“宝利”这个名字好听好说又好记，以此做厂名翰可尼先生和刘家杰也很赞同。
翰可尼先生是小生意人，占45%的股份；我资金也不富裕，也占45%；刘家杰刚从内地来，借了1.5万港元入股，占10%。刘家杰任厂长。
我们租的厂房约3千方尺，每月租金6千元。办公室很小，和小面包车差不多，仅能放两张写字台、两把椅子。当时欧美皮草业开始走下坡路，硝染业随之衰退，很多硝染厂都关闭了，翰可尼先生在英国以比较便宜的价格选购了一部分二手机器。厂内一切生产设备均由刘厂长布置。前前后后筹备了仅3个月，宝利厂就这样开业了。
宝利厂起初只为我的香港皮草厂硝染皮张，后来外来生意越来越多。
搞硝染，经验和技术至关重要。第二年，翰可尼先生介绍了一位很有经验的英国硝染技师魏逊先生(Mr. Wilson)来宝利工作。魏逊先生与刘厂长配合默契，可惜只工作了3年就回国了。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后来宝利厂年年派刘厂长去欧洲各国学习取经，如今他已经成为掌握全套工艺的一流硝染技师了。
我一般只做决策和幕后指挥，有时也参与具体管理。平常我对工友和蔼热情，但是对违反厂规的，只要反映到我这里，不管是谁，我都会不徇私情，严肃处理，该批评的批评，该处罚的处罚，该开除的决不姑息迁就。
我堂侄绍树(堂兄连仁之子)1982年由上海来香港，先在饭店工作不成，后来进了宝利厂。有一次，英国技师魏逊先生叫他去车间工作他不听，叫了他3次他也不动。他对魏逊先生说：“这是我叔的厂，我只听我叔的。”魏逊先生和刘厂长拿他没办法，就打电话给我，我气得火冒三丈，真是恨铁不成钢！我当即让他接电话，把他臭骂了一顿，并限他3小时内离厂。我说：“这么不争气，我不愿见到你！如果不离厂，我会用木棒打断你的腿，叫你爬出厂门！”他真怕了，马上就离开了。
事情过去20多年了，我只见过他两、三次，他还是很怕我，不敢见我。也许我太严厉了，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但是要管好一个厂，不严以律己，怎能严以律人呢？不知他是否理解我的用心。
还有一位李先生，是厂办公室给刘厂长调来的英文助理，做事不积极，敷衍了事，缺乏合作精神，工作了两年，也被我开除了。
后来厂里登报聘请了张钜英先生(英文名Benson)。他精通英语，人品极好，忠厚诚实，勤奋耐劳，与刘厂长合作得特别好，后来入股成了宝利的小股东。
俗话说“三人同心，黄土变金”，我们合作了七、八年，把宝利厂经营得有声有色。
大约1985年，翰可尼先生见有了丰厚的利润，欲将他的股份以150万元的价格，转卖给德国著名皮草硝染厂施密特·玛可(Schmidt Marco Co.)。与其合作可以进一步提高硝染技术水平，对宝利厂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我就同意了。从此，宝利厂英文名改为：Schmidt-Poly Fur Co.， Ltd.。与施密特合作后，宝利厂大大提高了知名度，生意越来越多，虽再三扩大生产规模，但仍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后来德国皮草市场下滑，施密特被逼破产，便将其所持宝利股份全部转给了意大利著名硝皮厂的瓦瑟奇先生(Mr. Valsecchi)和纳德莱先生(Mr.Naderleich)。
从成立至今，宝利厂一直由我全权管理，外国股东从不过问，但每年年终我都会给他们做一个忠实的业务报告，并准时将红利汇去。在技术方面，他们给予了有力保障，需要时我会派人去学习，或他们派人来指导。刘家杰和张钜英则常年驻守工厂，组织生产，不断创新，在同业中树立了崇高的声誉。我们几位股东同心协力，合作非常愉快，宝利厂也由小变大，生意一路兴旺。宝利厂称得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合资企业。
五次扩厂 1500、5000、8000、16000、25000、45000方尺，这组一再攀升的数字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香港皮草厂的发展历程，在1966—1980年的14年里，香港皮草厂的厂房扩张了5次。
1966年，为给伦敦先纳公司大批加工麝鼠皮褥子，在木厂街60号开设的小加工厂，厂房约1500方尺，雇了18位工友。这是香港皮草厂的雏形。
1969年，为满足麝鼠皮褥子和水貂皮大衣片加工业务扩大的需要，加工厂搬到新蒲岗，5千方尺的厂房比原来增加了3500方尺，扩大了2倍还要多，工人也增加了几十位，香港皮草厂正式注册为香港皮草厂有限公司(Hong Kong Fur Factory Ltd.)。
1972年，工厂搬到观塘区励业街9号，租了九楼整层，厂房比原来增加了3千方尺，达到8千方尺，工人有100多位，主要大量生产兔皮成衣。
1973年，欧美和日本的市场一打开，兔皮成衣、水貂服装、毛皮碎料拼制服装等订单接踵而来，厂房又不够用了。开工厂又不敢一下子开得太大，于是就在当时的厂址上又租了一层，面积增加了8千方尺，扩大了整整一倍，两层达1.6万方尺，工人也增加到200余位。
那时真是忙得不得了，中午饭常常没空吃。一会儿这客人来，一会儿那客人来，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人拳打脚踢去应付。这样时间长了，身体就顶不住了。有一次，我胃口疼得难受，忙得没空去医院检查，就叫医生打了一针，也不知道打的什么针，回来走到门口就晕倒了。喊来医生一测，心动过缓，每分钟才跳30几下，医生叫赶快送医院。医院诊断我得了胃溃疡，是长期不定时吃饭引起的。我被迫送进医院治疗，但心里总挂着厂里的工作，只住了3天就赶快出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