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号是一个很大的套院，有两个大院相连。院里有启元茶庄的货仓、益盛碱店、颜料公司。父亲租了两间房，这两间房既是我们一家七口的家，又是父亲代购地毯的办事处。房东姓冯，也经营地毯生意。房东的二太太信一贯道，常在西屋设坛作法，大院里很多人都迷信，被拉入道。父亲和母亲不喜欢这个古怪的院子，当年我们又搬到崇文区西八角胡同6号，租了三间南房。八弟就是这年底在这里出生的。
西八角胡同附近的花市大街有个回民学校叫穆德小学(即现在的东城区回民实验小学)，它是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开买卖的回民老表捐资兴建的。穆德小学坐北朝南，有三座二层砖木结构的教学楼，楼前有一个大操场，操场东西两侧分布着器材室和老师办公室，校园里安放了爬杆、单杠、双杠、跳马等体育运动器具。穆德小学建得很好，口碑也不错，是当时这一片的名校，老百姓都希望把孩子送到这里念书。1943年，父亲托一位姓白的回民把我转到了穆德小学。
穆德小学除教授语文、算术、修身等正课外，还教授阿拉伯文、武术、手工等等。穆德小学设有一年级到六年级12个班(每年级都是招两个班)，12个班分别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敬、教、勤、学的顺序命名，真可谓别出心裁。
穆德小学办学很有特色，可同学都是回民，我是汉族，不习惯，不久我又转到北方小学。
北方小学和穆德小学在同一条街，相距不远。当时的校长姓王，脸上有麻子，同学们背地里都叫他王麻子。王校长的妹妹是副校长，他们兄妹二人多才多艺，会唱京戏。
沦陷时期的北平粮食极缺，人们清早4、5点就去粮店门口排队，即使这样有时也只能买到一块两寸厚、榨过油的豆饼，或买点混合面，根本买不着白面，人们都吃不饱，生活非常艰苦。父亲这时在天坛墙根那里卖估衣，不上学的时候，我也去帮着照看摊位。
1944年9月，我升入北方中学念初一。
北方中学在和平门外，靠近城墙根，距我家六七里，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当时学校被日本人把持着，向学生灌输“复古”、“反共”等奴化和反动教育，开设日语课，搞日本军训。军训教练是个日本人，对我们很凶，同学们特别讨厌他。
过了不久，我家搬到崇文门外木厂胡同58号(现在叫东兴隆街56号)。58号是个四合院，是1942年父亲和二叔花了13根大金条买的。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上海买了沪西大宅院。这都属于他们兄弟四个的共有财产。二叔他们住上海的房子，我们就搬进了北平自己的新家。这时大姐玉荣结婚了，姐夫叫张益三，他们就住西八角胡同的房子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乡下最苦，我家买的地最多，买地时父亲就让我写汇票。我看着样子用毛笔写，写完给父亲念一遍，父亲一听没问题就盖上自己的章，然后交给卖地人，让他带着去上海大有地毯公司取款。这算是我最早的经商经历吧。
我频频转学，成绩欠佳，画画不合格，不爱好唱歌，踢足球又不行，语文也不好，只有数学还不错。1945年放暑假时，父亲说我会写信写汇票就可以了，让我到上海大有地毯公司当学徒，我从此辍学，走上了经商之路。
五 结婚
父母之命 12岁那年，我与大营镇李崔浒村李玉霞订了婚，她比我大5岁。那时我远在上海读书，从未和她见过面，她到底啥模样，啥性格，家里啥情况，我一概不知。
我们的媒人是我的表兄张金湘。他可能很早就张罗这门亲事了。我9岁在乡下的时候，有一次和父亲路过李崔浒村，发现有人看着我指指点点的，还说看小女婿。父亲告诉我说：“瞧，人家看你呢”。可我当时却什么都不知道。
表兄在上海做生意，和玉霞的父亲是师兄弟。玉霞的父亲、叔叔都在北平经营皮货生意。她父亲常年在外，在抚顺跑生意时娶了个小老婆，后来带到北平又安了一个家。玉霞的母亲则带着孩子在乡下，和玉霞的爷爷、奶奶、婶婶一起生活。玉霞是长女，下面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那时候，女孩子不准外出念书，她家就请人到家中教识字，她才勉强能看信写信。
1943年，冀南大旱，麦季绝收，秋收无几，饿死人的现象屡见不鲜。更为恐怖的是，这年夏末，毫无人性的日寇在冀东南、鲁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细菌战，一时鼠疫、霍乱四起，数十万生灵惨遭荼毒。家乡的老百姓人心惶惶，纷纷四处逃亡。在这种情况下，1944年，玉霞的父亲提议让我俩提早成婚，尽快把玉霞从乡下接到北平来，父亲当即同意。双方家长很快商定了结婚日期，做好了结婚安排。
为什么找了个比我大5岁的陌生的乡下姑娘做媳妇？我不知道，也没想过要问个明白，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我只是听从父母之命。
16岁做新郎 1944年，我和玉霞在北平结婚。当时玉霞在乡下，我在北平北方中学念初一，时局又动荡不安，双方家长做了非常灵活的安排，因此，我们的婚礼也有点与众不同。
在乡下，先由二姐代替我坐轿迎娶新娘。过了几天，二姐和玉霞的姑姑把玉霞送到北平。我事先根本不知道娶媳妇的事，那天早晨去上学，仍像平常一样带着午饭准备在学校吃，到了中午，突然家里来人叫我回去吃饭。到了家一看，屋子里好多人，很喜庆，桌上点着香和红蜡烛，还有一位新娘，我这才恍然大悟。家人给我换上蓝布长衫，就按着我和新娘跪下拜天地，然后又叫我吃了几个小元宝水饺。当时我才16岁，害羞极了，脸红红的，吃完饭，脱下长衫，背起书包，骑着自行车就回学校上课去了。
结婚前，我和玉霞一次面都没见过，太陌生了，到了晚上，说什么也不肯进新房跟她一起睡。家人没办法，只好依着我。最后是二姐与玉霞同房睡，我仍与父母睡在一个大炕上。
当时我们住在西八角胡同6号的四合院，院里还有3户人家。外人不明白内里的原因，感到很纳闷：怎么结婚不同房呢？这让玉霞觉得很丢脸。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有1个月，玉霞终于忍不住了，向大姐哭诉：“为什么连义不进我房？”她叫大姐劝劝我。大姐反复给我讲道理，最后我勉强答应和她同房睡，但还是抹不开脸，不肯与她说话。我的冷漠让她感到十分委屈，有时半夜里听到她偷偷地哭，我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她。
我家是个传统的老式家庭，媳妇进了门就像女佣一样，伺候一家人。我结婚后，做饭、洗衣、缝缝补补等许多家务活就由玉霞来做了，姊妹们都很少帮手，玉霞在家里是最辛苦的人。尽管如此，她还经常遭到母亲的指责，嫌她炒菜油倒多了、饭做得不好吃了、衣服没有叠好了等等，说她不会过日子。玉霞很受母亲和姊妹的气。
1945年7月，我放下玉霞去了上海。玉霞的母亲在乡下，离得远，父亲在北平，虽然离得近，却不怎么关心她。况且父亲有小老婆，玉霞遇到难事或不顺心的事也不愿意找父亲，有时她心里有委屈就向我诉诉苦。有一次，她偷着写信给我，说手都冻裂了，想买点冬天用的防冻膏，向我要点钱。我向她发火说：我哪里有钱？不管！还有一次，我回京探望生病的母亲，她见了我大哭，说在家受气了，如何如何。我不但没安慰她，还嫌她事儿多，大发脾气。
后来玉霞的母亲在乡下病重，快不行了，叫她回去一趟。我母亲说：“回去人也死了，还看什么？”也没让她见母亲最后一面。这是我家最对不起她的地方。
在那个旧时代，媳妇受气是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然而，回想起来，我仍感到对玉霞有些歉疚。那时我年少无知，不懂得体贴关心妻子，真是苦了她了。
六 跟二叔学徒
二叔 1945年7月，父亲送我到上海大有地毯公司学徒。
在去上海的途中，我们遭遇险情，差点丧命。当时抗日战争即将结束，铁路经常遭到日机轰炸。那天，火车快要到达南京时，警报突然响起，乘务员让旅客紧急撤离。父亲拉着我迅速下车，不顾一切地钻进旁边的庄稼地里，趴倒在地，眼见飞机上的机枪扫射了整列火车。过了一会儿，警报解除了，大家又跑回车厢。几个没来得及下车的人死的死，伤的伤。我们的座位上也有几个子弹孔，算是我们命大，又逃过了一劫。
大有地毯公司在上海市同孚路(现名石门一路)12、14号，是两间门店。这条街比较繁华，只地毯公司就好几家，有北洋地毯、大东地毯、皇家地毯、三阳地毯等。这些公司大都是做外国人的生意。
大有地毯是二叔一手创办的。想当年，家里很穷，为穷苦生活所逼，二叔决心走出去。在离开家乡时，他跪在村东头的关帝庙里发誓：不发财，不成功，永不回此村！那时他只有十七、八岁。他先到天津学徒，后来当过警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当过和尚，最后辗转来到上海谋生。在上海，他进入北洋地毯公司学徒，没几年就学会了，于是开始自己创业。当时没有本钱，为了筹集资金，他召集乡亲们凑钱做股东，开了大有地毯公司。开始的时候，生意不太好，其他股东失去信心，陆续都撤了，只有二叔还坚持着。其实也并不是二叔一个人在坚持，他的身后有父亲、三叔、四叔在全力支持着。在兄弟四人的共同努力下，公司逐渐兴旺起来，后来发展成为上海著名的地毯公司。
二叔很要强，很有生意头脑，也很聪明。在上海，他不但很快学会了经营地毯，而且还自学了英语、日语、古文和中医。
二叔非常善良。他懂中医，店里没有客人时就给人看病，有客人来也不耽误做生意。他不是挂牌行医，而是免费给人看病。几乎每天都有来看病的，多数是老乡，遇到家里穷的，他还赠送几副中药钱，有时几十块，多的时候几百块，让人家去抓药治病。他的爱心让人感动，大家都很尊敬他。
二叔很有学问。他没事的时候就看书，他看的书很多，都是古书。他常常教育徒弟，给徒弟们讲孔子、孟子的故事，讲为人处世之道，讲如何做生意。他是个谦虚的人，但求事功，不事张扬，不爱跟人争执，多数是礼让。我这辈是“连”字辈，有叔伯兄弟八人，都是二叔给起的名字，由大到小分别叫仁、义、智、信、良、恭、俭、让。这是二叔根据四书起的。他们兄弟四个事业有成后，说应该立个堂号，于是二叔又给同门四股各起了个堂号：父亲这股叫益寿堂，二叔叫增寿堂，三叔叫延寿堂，四叔叫天寿堂。
二叔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最恨赌钱，经常告诫我们不要赌博。
我们学徒的都是年轻人，晚上在店里没事做，常有人赌钱，一般是掷色子或者推牌九。有一年春节，年三十晚上几个同事又偷着推起牌九来。他们正玩得全神贯注，忽然响起咚咚咚的敲门声，从门缝里往外一瞧，发现是老板来了，都吓坏了。二叔知道他们几个爱赌钱，特地半夜里过来查赌，大家也都晓得二叔恨赌钱，而且脾气大，弄不好就得挨两巴掌，所以都叽里咕噜钻进了被窝，衣服也没顾得脱，我甚至还穿着鞋。
“起来，装什么混啊！”二叔一边呵斥，一边走了进来。
我们赶紧下来站好，二叔狠狠地把我们训了一顿。他最后说：“不让你们赌是为你们好，下不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