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椿芳年表（1912～1967）
一、从出生到入党（1912～1931）
1912年7月28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现常州市）。
1919年春，入私塾读书，先生姓孙。
1920年，前后两年在孙先生处读《百家姓》、《三字经》、《大学》、《中庸》，直到这个私塾停办。
1921年春，入另一私塾，先生姓周，开始读《孟子》。
1922年春，入第三个私塾，先生姓张。前后两年读《孟子》和《幼学琼林》等书。
1924年春，入基督教教会学校，该校原名东吴大学附属第12小学，1927年改名恺乐小学。入学时年12岁，仅能读初小二年级。
1928年夏，高小毕业。1927年北伐军进城，曾参加学生运动，作为学校代表，参加全县的学生会。同年春，在校长蒋文渊劝说下入基督教。
8月，和母亲一起到哈尔滨去。那时我父亲姜岳安因在家乡失业，已于前一年去哈尔滨投靠长兄姜岳令。姜岳令原在哈尔滨电报局做抄写员，我父亲去哈时他已调往松花江下游同江县电报局。我父亲只得在哈尔滨一个同乡吴敬先家帮助做饭。我和母亲到哈后，父亲即去同江伯父处。母亲留在吴家帮助做饭。我进东省特区第三中学一年级读书，并跟一个俄侨每天学一小时俄文。
同年冬天，参加哈尔滨学生抗议日帝建筑吉会等五条铁路的斗争。开始有反对日帝意识，写小诗和短文投寄哈市《国际协报》。
1929年，暑假后应升入初中二年级，但无钱读书，退学在家，准备找工作。秋天，经吴敬先的长兄吴克元介绍，进中东铁路工务处第八段办事室做俄文抄写员。我母亲搬出吴敬先家，独立生活。这时期开始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政治意识渐开。
同年冬天，因中苏纠纷解决，中东铁路恢复原状。我在工务处工作为非法，被解雇。我既失业，父亲又从同江来哈，生活无着。1930年初，经基督教会牧师张海云（他本在常州当牧师，被派到哈尔滨来传道）介绍，进光华通讯社做俄文翻译。每天从俄文晚报上译出一两千字的本市新闻，由通讯社择要发出，每月给工资20元，一家三口，聊以糊口。光华社是国民党员刘天佑办的，那时国民党员在东北算是进步人士，但在处理新闻稿上我们常常发生争执，我的思想开始左倾。刘天佑的兄弟刘天任，是吉林大学学生，有“左倾”思想。认识他使我在思想的发展上得到很大的帮助。
初夏，邻居阎书林介绍我进英商保宏保险公司做收账员，工资30元。这样，我白天去保险公司收账，晚上给通讯社译稿，50元一月，一家生活过得去了（那时“哈大洋”币值较内地银币约打8折）。
这一年读了不少刘天任介绍给我的文艺书。每天剪报，搜集资料，读大公报上的《苏俄视察记》，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世界。开始注意江西的红军活动。
1931年夏，万宝山事件发生，感到东北存亡的危机，反日意识增长。暑假中刘天任从吉林回哈，介绍我加入反帝大同盟，这是党的外围组织，由李晓风和我联系，任务是发传单。8月间，李晓风又介绍我加入青年团，入团后不久，即发生“九一八”事变。李晓风10月间介绍一党员同志和我联系，约两个月传递一些消息，就算做党的工作，但入党应该从1932年算起。
二、从入党到“八一三”（1932～1937）
1932年1月，李晓风让我继续做团的工作，我发展了几个团员：袁励康、王显微、李景荣等，编为新安埠街道支部，做了一些贴标语反对成立“满洲国”等宣传工作。3～4月间，参加团市委，担任宣传部长。当时团市委书记为吴振庭，组织部长为赵尚朴，领导我们工作的是团省委书记包铎和党市委书记杨靖宇。从此，我家遂成为团市委的机关。
这时期，光华社和保险公司都已停闭，我完全失业，只得教几个孩子读书，给《国际协报》投送从俄文报上译出的消息，取得些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
5月间，党派我到英亚通讯社工作。去前，党省委书记罗登贤曾找我谈话，交代英亚社是苏联塔斯社的化身，在那里工作要保密，今后中苏两党有什么信息要传递，就通过我和英亚社苏联人的关系。从此我便上午做党团的工作，下午做英亚社的工作，直到1936年5月间。
在团市委工作约半年，除编《青工报》外还跑几个支部，和党市委杨靖宇等联系。9～10月间，被调往团省委工作，担任宣传部长，团省委书记包铎调往中央后，由朝鲜同志金大秀暂代书记。我主要负责编《满洲青年》，后改名为《东北青年报》。在团省委工作约两三个月。12月间，金大秀通知我要转到党省委去工作，不久便介绍“小李”同志（即郝成祥，现名何成湘）来接关系。他让我搬家，同团市委和团省委以及各支部断绝关系。自此我便完全转到党内工作，我的家成为党省委的机关。
1933年，自1月起，我开始在党省委工作，担任宣传部干事，具体工作是编党报《满洲红旗》（后改名为《东北人民报》），学写宣言、传单，管理秘密印刷所和发行站，和工会负责宣传工作的“山西王”联系。那时党省委书记是“老魏”同志（即李实），组织部长是何成湘，宣传部长由何兼任，具体工作由我做。
4月间，从苏联越境来东北的“老李”（李耀奎）和他的妻子（宋兰韵）在我家住了约一个月。
5月初，杨靖宇同志从南满来哈，也在我家住了一个月。
5月15日（端午节，是年农历闰五月），在我家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见到省委书记老魏和另一个搞军委工作的同志（年轻，戴眼镜，当时不知道他的姓名），这次会议根据中央1月26日指示，作出了建立东北人民抗日军、东北人民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等决定。
同年夏天，中央派来满洲省委工作的老张同志（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杭州人），在我家住了一个时期。
12月间，省委决定我脱离英亚社，专任秘书长工作，以代替当时的秘书长冯仲云（我在哈时没有见过他）。党派往英亚社接替我工作的一位同志（好像姓刘），不能胜任，苏方要求我继续工作，党便决定我专做英亚社的工作，解除我的党内工作。因当时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我进出英亚社，最容易暴露身份，使敌人找到省委机关，党的工作和英亚社的工作不能兼任。年底我搬了家。
1934年春，我搬家后，党派那位杭州人“老张”同志和我维持个别关系，约半年。
同年夏天，我又搬家，曾告诉“老张”，但从此他就没有再来找我。与党失去联系后，我便给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大北新报》等几个报纸投稿，写杂文和影评。
1935年春，和张安英结婚。张是基督教会牧师张海云的妹妹，一直在上海，结婚时才来哈。
春夏间，罗烽、金剑啸（党员，我曾和他有过关系）等人来找我，与萧红、萧军、孙陵等合办长春《大同报》的副刊《夜哨》。
我另外还请赵光宇（原为团员，后做轮船公司经理）出面向警察厅登记出文艺杂志，未准。
秋冬之间，金剑啸任《黑龙江民报》副刊编辑。通过他的关系，出副刊《艺文》，我也写过些文章。写稿的人有任震英、金人（即张君悌）等。
1936年初，我和《黑龙江民报》解职归来的金剑啸等筹组《大北画刊》，约于5月间出版。《大北画刊》为孙惠菊所办，借用日本人山本所出《大北新报》的关系，我们每月给孙50元工资，收买他的出版权。画报共出10期左右，做了一些宣传工作。
5月间，英亚社停办，社长英国人佛利特赴上海办快讯社。党派我在英亚社工作的任务至此完成，正准备找关系转移阵地，不料于6月间被捕。
约6月13日，下午我身怀画报稿子走出画报社，送往印刷所，在中央大街被两个便衣日本人逮捕，送往日本领事馆。
后来知道，画报社的其他人，金剑啸、孙惠菊、孙立人和一些来报社接洽事务的人，共约10人也一起被逮捕，分别关押在日本领事馆各监房。我被审问过二三次，追问我是否是张某某，并给我拍了照。在狱中共35天，和孙惠菊、一个呼海铁路的青年职员同时释放。出狱后始知，同天被捕的将近10人，有的当天就被放了，有的一个星期后释放的。到我释放时，差不多已全部释放了，只有金剑啸被押解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审问，并在那里被枪杀了。我估计，我这次出狱，家人的营救固然起了一些作用，但主要是因为案子重点不在我，而在金剑啸。他在黑龙江办副刊，演话剧，比较突出，或已引起敌人注意，或被人告发。除金剑啸本人外，大概还有一个“要犯”张某某，敌人怀疑我是张某某，所以追问多次，还拍照去核对。我因口供都是假的，敌人仍继续盯梢，可能重新被捕，便于7月底离哈去上海。离哈时未找到组织关系，想到上海去再找，不知上海那时已无党组织。
8月初到上海，即到松江县妻子家小住，然后再到上海找工作。先找佛利特，他介绍我去苏联人主办的《中国导报》工作，未成。经苏联粮食出口协会陈大维（袁励康前妻陈娟的哥哥）介绍，往考上海大戏院和亚洲影片公司。在那里做俄文翻译和广告工作，宣传苏联影片。
在上海大戏院工作将近一年，和上海电影戏剧界知名人士颇多来往，曾同他们一起筹组中苏电影戏剧工作者协会。当时报名要求参加协会的有200多人，但国民党不批准，未能成立。
11～12月间，曾应读书生活出版社之约，和王季愚合译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译了几万字，未完成。除写电影宣传稿外，这时期没有写文章。
三、从抗战到解放（1937～1949）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在上海“八一三”战事发生前夜，上海大戏院停业，我家也迁入租界。抗战发生后，我通过石凌鹤等关系，做了些救亡协会的工作。上海大戏院的苏侨职员瓦冈诺夫介绍一苏侨，说能炸毁日本海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旗舰“出云”号。救亡协会夏衍介绍蔡叔厚（不是党员）和我联系，后又有庄希泉介绍张孤山与苏侨见面，但因技术有困难，没有谈出结果。
石凌鹤误会和我联系的蔡叔厚是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写材料托我转给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过不几日蔡答复我，说材料已经转去，于是我也写了材料给他，请他转给党组织，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约在11月间，党组织派殷扬来找我，算是接上了组织关系。殷扬即杨帆，他让我参加影评人座谈会，开始做一些工作。
同年冬，重新接上组织关系后，夏衍、梅益、赵邦荣合办《译报》，约我去做俄文翻译。这一工作做到1939年《译报》停刊为止。
1938年春，党组织让我做领导小剧场运动的工作。小剧场是和大剧场对称的，大剧场由于伶领导，是规模较大的职业话剧团，每天在大戏院演出。小剧场是各界业余话剧小剧团，各自或联合在小剧场演出。后来有一个时期组织起来，每星期日在大剧场举行联合演出，名为“星期小剧场”。每星期日演出一次，实际上是上海各群众团体通过戏剧这一形式进行组织工作的。支部中有王元化、郑山尊，后又发展吴小佩、张可、柏李等七八人。当时领导我的是孙冶方。冬，成立文化总支部，包括文学、戏剧、新文字三支部，我任总支书记。
1939年春，顾准代替孙冶方来和我联系。
秋冬之间，文总改为文委，由我任书记。不久，黄明代替顾准和我联系。
1940年，我继续做文委工作，联系人改为唐守愚。唐守愚在不同时间和我联系过两次，时间已记不清。这时期，上海敌伪势力日见猖獗，进步文化、戏剧很难活动，唐守愚派我去开辟京剧工作。
在这时期，我和苏侨音乐家阿甫夏洛穆夫搞过中国舞剧的演出，协助苏侨组织的俄罗斯剧场译成俄语演出中国曹禺的话剧《雷雨》。
党领导的用英商名义出版的《译报周刊》、《导报》，因英国人被汉奸收买均停刊，党只得出版《求知文丛》等不定期刊物，我为这些刊物编译一些文章。
1941年6月间，德国进攻苏联后，日德两国东西呼应，上海成为远东最大的宣传战中心。这时，上海租界上有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唯独没有我党的报刊。党派唐守愚来通知我，要我去和塔斯社联系，向该社社长罗果夫建议出版中文报纸，经费和发行都由我们负责，只要苏联人出面向租界当局领许可证。过去苏联人在租界上也很难活动，自从苏德战争开始后，英美和苏联站在一条战线上，因此苏联人在英美势力控制的租界上也能要求出版中文报刊。后与罗果夫商妥，不出日报，先出《时代》周刊，经费也不要由我党负担，只要我们派人去工作。于是我被派去主持《时代》周刊的出版工作。那时上海很少有懂俄文的人，我只找到新青年书店的陈冰夷和陈君实（笔名“梦海”）两人协助工作。《时代》周刊于8月中旬出版。
12月8日，日帝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发生。上海租界为日军占领，过去依靠英美势力出版的中文报刊全被查封，汉奸的中文报纸完全为日德宣传，德国人办的中文报也没有必要出版，只有用苏商名义出版的《时代》周刊能保持原来面貌，继续出版。这时期和我保持党的关系的是梅益。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租界完全由日伪控制，对中国革命群众统治极严。为取得掩护，罗果夫让我作为塔斯社工作人员，每天去塔斯社办公，实际上还是做《时代》杂志的编辑工作。
1942年，继续做《时代》杂志的工作。党组织的活动在上海也改变形式，过去比较暴露的人离开上海。组织解除我文委的工作，把《时代》工作作为党的任务来执行，党只和我维持个别关系，起初是梅益、黄明，后来他们也不能和我来往，只留江闻道和我维持非正式关系，到1944年形势最紧张时，连这一非正式关系也不存在了。
11月，十月革命节时，时代社又增出《苏联文艺》月刊。名义上是罗果夫主编，后来翻译人员略有扩大，陆续新增叶水夫、许磊然、朱烈等人。
1943年春，敌伪借口外国人不能在中国出版中文刊物，对苏联是特殊，但要把中文稿送警察局检查后方能付印，因此常有重要稿件被扣留。我和苏联人商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坚持下去，因为中国读者在东南沦陷区只有这唯一的一份中文刊物了。于是中国同志仍在极其艰苦和经常受到迫害的情况下，继续坚持，维持这一刊物。
1944年春，约于4月间，日伪当局借口外国人不能在中国出版中文刊物，正式下令禁止《时代》杂志和《苏联文艺》月刊的出版。《时代》杂志停刊后，我留在上海的意义已经不大，曾向组织提出调到解放区去工作；并且约好了关系，经浦东转往苏北，但苏方不同意，因为我在时代社，在中国人方面是一个头头，我不坚持下去，别人就更困难了。经组织同意又继续留在时代社。冬天，约在11～12月间，有日本宪兵来我家找我。自此，即使我要离开上海也不可能了。这是日本宪兵驻沪总队的一个军曹，姓中谷，穿便衣来找我，说要和我做朋友，了解我在时代社的工作情况，打听苏联人在上海有几个电台。他用俄语和我谈话。关于他的来访，他叫我不要告诉苏联人。我拿他的名片交给塔斯社社长施维卓夫，并把他的全部谈话内容告诉施维卓夫。施说，我们没有任何秘密，凡是你所知道的事情，他要了解都可以告诉他。自此，中谷每隔一两天就来找我一次，或于清晨在我尚未起床之时，或在深夜当我已睡之时，有时在我吃饭时来找我。有一次他把我全家的人都拍了照。关于他的来访和所谈的情况，我都经常向施维卓夫汇报，并讲给时代社同人陈冰夷、叶水夫和马骏等人听。中谷曾给我送来过一瓶食油、几棵白菜和一些土豆，我以同样代价买烟卷送还他，还在家里请他吃过一顿饭。他请我去日军俱乐部吃过一次饭。我以为一去就不能回来了，事先告诉家里和时代社的人作了准备。但是那次并没有扣留我。他请我看过舞蹈，我便请他看一次京戏。我估计，他来找我“交友”的目的，一为监视我的活动，二为了解时代社和苏联人的活动情况。这时日帝在太平洋上吃败仗，德国也在吃败仗，它想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并且想请苏联出来调停。它既对苏联人和与苏联有关的中国人在上海的活动犯忌，却又不便下手，所以时代社有不少人，如送报员、排字工人等被敌伪用各种理由逮捕传讯过，但都被告诫，不许他们把被捕、传讯的事说出去，对于我这个头头就更要采取慎重的方式了。于是便有中谷“交友”的事情发生。他的来访一直维持到日本投降。
从夏天起，我参加京剧界进步青年艺人组织的“艺友座谈会”，谈戏改问题，并演出过“改良平剧”。吕君樵、李瑞来、何毓如、李慧芳等都是座谈会的积极分子。此外，我还参加傅雷（法文翻译工作者）主持的座谈会，每隔一星期开会一次，谈各种学术问题。
1945年2月间，时代社译的苏联短篇小说，收买汉奸办的《六艺》杂志发表，为中谷所发现，曾来追问我，被我搪塞过去。
4月间，苏军已进攻到柏林附近。《时代》杂志不经日伪同意，即行复刊。中谷知道这一情况，也不干涉，只是常来向我打听出版多少份，还准备做什么。
8月间，苏联对日宣战。我和塔斯社的其他中国人和苏联人一起被监禁。傍晚时，中国人填表后释放回家，说必须要随传随到。我因有中谷关系，怕他下手，当夜没有住在家里，次晨即与袁励康一起躲避到常州，住一个星期。日帝投降，即回上海，出版《时代日报》。我离沪后，中谷曾到我家来过一次，家人说我不在家，他就走了。
9月间，中谷坐汽车来看我几次，我通过组织关系打听出，他已为国民党顾祝同系统的特务情报机关“国际知识社”所收买，我便冒险用“晓以大义”的话，把他支走，我即迁居回避他。自此，他没有再来看我。为我打听中谷依附国民党这一关系的是梅益。
日寇投降后的二、三个月中，我工作很忙。一则因为《时代日报》每天要发稿编排，二则有些上层统战关系的工作要做，例如傅雷有陈叔通、马叙伦、张元济等关系，我有张国淦、陈陶遗、刘垣等关系。我们曾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开过一次会，写条陈给国民党，要求和平，并发表宣言。我并介绍梅益和马叙伦、陈叔通等碰头，这是我党在上海初次和这些民主人士接触。
再有是：日本投降后，美军急于要在上海搞情报工作。第一架美机载来上海的第一个大国人吴大琨就有这种任务。为了和国民党争夺情报关系，即不让国民党先插手到美军情报机关内，吴大琨找赵朴初找人去美军机关工作。赵找我，我找沈知白和一个工程师的妻子，介绍去当英文翻译和打字工作。因时间急迫，又找不到党的关系，所以才找了这两个并不适于做这种工作的人；后来这些情报关系都由曹亮（曹吉荪，我党情报人员）联系。
同时，我还协助演出了中国歌舞剧《孟姜女》，由袁励康和江闻道出资，由苏侨阿甫夏洛穆夫导演和作曲。后来阿甫夏洛穆夫被宋美龄拉去为国民党组织剧团到美国去做宣传，我和江闻道等即和阿断了关系。
这样忙乱的工作到1945年冬天才算收住，从此专做《时代日报》工作。
1945年9月到1946年秋冬之交，曾在《时代日报》编辑部内设一收报机，抄收延安发出的新华社电讯。抄报员由党组织派来，电报除留一份给《时代日报》选用外，其余的由党组织派梅益的爱人伊某和陈时臬（现名陈×英）取去。
1945年9月到1948年6月，我一直在《时代日报》工作，也为《苏联文艺》月刊、《高尔基研究》、《奥斯特洛夫斯基研究》译稿。
1948年6月2日，《时代日报》被国民党以“扰乱金融、鼓动学潮、歪曲军事报道、破坏治安秩序”等罪名查封。但《时代》杂志仍继续出版，国民党统治上海后，时代社仍以苏商名义活动，起初国民党还因苏联是“盟国”不便过分得罪，所以对《时代日报》容忍了一个时期。当《时代日报》起的作用实在对他们不利时，不得已封了日报，还没有敢把时代社的其他刊物查封，时代社的人也经常被逮捕和传讯，对我的活动尤其注意，经常有人盯梢，拍照，但也未敢下手，我经常被传到市政府、警备司令部去受“训斥”。吴国桢曾要求把我撤职，但都在苏联人掩护之下应付过去了。
1949年4月，党组织通知我立刻离开上海，因得到情报，国民党将采用制造交通事故的方式对付我（用汽车在街上撞死我，记得这是陈时臬通知的）。我于4月18日，即解放军渡江前两天，化名魏晋卿随同一草帽出口商飞往香港。在港停留几天，于5月初乘轮船到天津转北平。5月20日左右听周总理指示后，随同接收上海的工作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去上海。26日到三野总部所在地丹阳，27日进上海，我被分配在军管委员会文管会文化教育艺术处工作（剧艺室主任），第一天便被派去和张春桥接收国民党中央社。以后便主要做戏剧改革工作和上海各种社会活动的筹备工作。
四、从解放到现在（1949～1967）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时代出版社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不用苏商的名义，改为中国的出版社，由我任社长。刊物方面，《时代》杂志、《苏联文艺》、《苏联医学》继续出版，《时代日报》不再恢复，主要是出书，翻译人员也有所增加。
我的工作，除时代出版社外，主要是做文管会文艺处的工作，并且参加了解放初期的各种运动和活动。例如，取缔银元贩子，慰劳解放军，救灾广播，游园义卖和各种义演等。
8月间，组织剧艺训练班。9月间参加筹备新中国成立大典的庆祝会，10月间参加招待苏联第一个文化艺术代表团的工作。自此，主要力量便转移到接待外宾工作方面。10～11月间参加接待苏联摄影队（拍两部关于中国的影片）。
11～12月间，市委责成我筹建上海俄文学校，先附设于华东革大，后来改名上海俄文专科学校（现名上海外国语学院）。
1950年春夏之间，筹建上海文化局下的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处，我任处长，主要做外宾的送往迎来工作。
1950年和1951年，我曾两次到北京，一次是为时代社到北京集中力量编俄华辞典，约一个多月；一次是和上海俄专副校长涂峰等同来参观北京的俄专和外国语学校等。
1951年，主要做时代社、俄专、对外处三方面的工作。年底参加“三反”运动，我检查了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错误。
1952年1月底，离上海，调北京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工作。3月间，斯大林室调来上海俄专的10名学生和大连《实话报》的3位苏联专家。刚要展开工作，即根据中宣部指示投入反细菌战的翻译工作。7月间，译苏联五年计划材料，10月间译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期我又出去参加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中苏友好月”等活动，并于12月间出国参加维也纳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为宋庆龄当翻译，斯大林室的工作几乎未开展。1953年初，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我任副局长，仍参加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工作。
冬，苏联专家斯米尔诺夫来我局。我被派做专家工作，开始搞有关苏共马恩列斯研究院的材料，和师哲一起写关于成立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建议书。按照苏共马恩列斯研究院的机构设置规划编译局的建制。
1954年初，编译局新建制实施，我被分配负责领导斯大林室。这一年，《斯大林全集》第一卷出版。
1955年冬，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苏联举行的1905年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另两个成员是潘梓年和范若愚）。我在苏联多逗留一个月，参观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回来写成两份材料。在局内参加斯大林全集和列宁全集的译校工作。
1956年，除参加局内的译校工作外，并和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潘梓年、金岳霖联系，组织大学教授和社会力量翻译马恩著作，筹建马恩列斯陈列馆。
1957年，除在局内工作外，继续组织外力翻译马恩著作和筹建陈列馆的工作。冬，与田家英、黎澍一起出席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三次国际党史会议（翻译为罗正发）。会议完毕后并访问柏林、莫斯科和乌兰巴托。
1958年夏，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调出编译局，副局长陈昌浩生病住院，张仲实调往布拉格，副局长只剩我一人。局内一般工作，请示康生，他建议我参加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以便了解情况，安排局内工作。冬，和曾三、叶蠖生、李践为一起去柏林参加第四次国际党史会议，会后在莫斯科逗留一周，此次出国翻译为纪涛。
这一年，马恩列斯陈列馆的工作仍未间断。秋天，局内开始赶译列宁全集，以大跃进姿态为国庆10周年献礼。我个人开始为报刊写多种内容的文章。
1959年春，出席在匈牙利举行的苏维埃革命40周年学术讨论会，约两周。秋，和王实（南京军事学院）一起去罗马尼亚出席第五次国际党史会议，翻译为杨威理。回国时在莫斯科稍作逗留。
1960年，上半年参加《列宁选集》（4卷本）的编辑工作和列宁6个小册子的编选工作。我个人继续写些文章。
6月底因“党过生日”一文有严重错误，在局内受到批评①。7月，停止参加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
5月间开始参加“毛选”外文版第四卷的翻译工作。自此，我的主要工作在毛选组，直到1966年初。此外，并开始参加反修文章的翻译，直到1965年夏。
1961年到1964年秋，在“毛选”组工作。
1964年10月，去通县小营村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0月初，中宣部干部处通知我写关于医生周潜川材料②。1957年夏由我向中宣部体育卫生处反映有关周的情况，从而使他得以在北京开始行医。1961年7～8月间，周被山西公安部门“以其江湖医术骗人，行特务活动之实”的罪名逮捕，我负有最初介绍之责；10月10日前后我写了交代材料，仍去小营村参加“四清”工作。
1965年6月，由小营村回北京，仍到“毛选”组工作。8月底，中央批发中监委关于周潜川案件的调查材料，对周定性为“反革命医生”，并点了我的名，在中央编译局一部分党员范围内展开对我的批评。1966年4月间，党内对我就周潜川案件问题再进行批判，未及处理，即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年初起，我调离毛著室，只在列斯室工作。
8月间，我在运动中被揪出为“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开始检查自己的错误言行。
1967年6月，继续受批判，继续检查。
姜椿芳 1967年6月12日
附注：
①1960年6月中旬，《北京晚报》为纪念“七一”向姜椿芳约稿。姜根据报上毛主席6月21日在上海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所说的话（团结一切除了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以外的最广泛的力量进行反帝斗争），得到一些启发，并想起1948年毛主席写过一篇“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文章，就觉得反帝斗争可以作为文章的主题，6月28日又看到报上发表布加勒斯特公报，提到各国共产党团结一致领导世界人民斗争的字句，便决定写一篇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团结一致，领导人民进行世界范围的反帝斗争”为主题的文章来纪念“七一”。
《北京晚报》没有采用这篇稿，直到7月18日，姜到中宣部开会时，才知道这篇文章有错误，并受到了批评。1960年8月15日姜椿芳检查：“该文的错误不在于强调‘团结一致’，更不在于强调反帝斗争。错误的严重性在于时间、地点、具体问题上不适当地强调了‘团结一致’。”
②周潜川，汉族，四川省威远县人。解放前曾任伪军少将参谋处长、川北师管区少将司令和四川省伪银行成都分行经理等职。解放后行医。1965年4月29日因反革命罪，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65］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5年，于1971年元月病死狱中。
1979年以来，其子周巢父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经查明：“周潜川1953年从四川到上海、北京、山西等地行医治病，是经有关领导批准的，1958年以来，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日报社等单位出版发行的《气功药饵疗法与救治偏差手术》等书刊，和应邀在太原、保定、石家庄、北京等地的报告会、座谈会上向医务人员和干部作医学学术报告属实。但均系讲述中医学术和气功理论。原判认定为‘反动书刊’和‘灌输反动毒素’、‘向我干部群众进行和平演变的破坏活动’不能成立；周潜川力图把红外用于医学和将我旅大地区500余名军官病案带回太原，系研究医学，原判认定为刺探‘军事机密情报’不当。
1983年1月14日，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一、本院［65］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撤销；
二、宣告周潜川无罪。”
姜椿芳年表（1968～1987年）
1968年 9月16日，经中央批准，姜椿芳被错误地以“苏修特务”罪名投入北京秦城监狱单人牢房，过着非人生活，身陷囹圄长达6年7个多月，共计2407天。
牢房的窗子“开、闭”规定极其严格，从来不随气温和天气变化而改变：半年开，半年闭。他曾在夜间受凉，患了三叉神经疼，痛不欲生，无法下咽食物，硬是用食指把饭菜塞进食道，才得以维持生命。在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精神压力下，仍苦思冥想，为未来的中国百科全书构想方案。
1975年 4月19日，被解除拘留。他带着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腹案出狱。当天他向中央编译局领导谈起在狱中的设想：中央编译局已经译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是否可以用现有编译力量，再配备一些有专业知识的编辑人员，编辑中国缺少的大型工具书——百科全书。据回答，中央编译局还有编译三大全集第二版的任务，无力编百科全书。于是姜椿芳按照中央编译局给他安排的任务，参加了《列宁全集》的校订工作。同时，他仍想着推动编辑百科全书的工作。
7月17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下达了对姜椿芳审查做出的结论：
姜椿芳，男，现年六十三岁，江苏省武进县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入党，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因苏修特务嫌疑问题，经中央批准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拘留审查，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九日解除拘留。结论如下：
一、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春，姜椿芳在上海苏联时代出版社工作期间，为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社长罗果夫搜集过国民党的情报。此事，姜于一九五六年向组织作了交代。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间，姜椿芳四次出国访问，在莫斯科与罗果夫及苏修特务曾秀夫见过面；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曾秀夫、罗果夫来华时，与姜也有接触。未发现姜向曾、罗二人提供情报的事实。
二、一九五六年七月，姜椿芳任编译局副局长主管苏联专家工作时，苏联专家潘克拉托娃向姜提出，《列宁全集》中文版里有关个人崇拜的注释均需修改。姜报经原局长师哲同意、旧中宣部批准，由编译局有关单位按苏联寄来的“勘误表”修改了有关斯大林的注释。此事，不是姜背着组织干的。
三、一九六0年四月《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前，姜椿芳是俄文翻译组负责人，擅自让苏联专家伊万诺夫等参与了俄译文的定稿，属于政治错误。
根据上述审查情况，恢复姜椿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由原单位分配适当工作，原工资照发，受审查期间扣发的工资予以补发。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章）
1976～1977年 他一面搜集、阅读国内外百科全书的资料，一面向一些熟悉的、可能对百科全书感兴趣的朋友谈他在狱中的设想，以获得学术界出版界的赞同。他经常挤上挤下公共汽车，到处奔走呼吁，先后拜访了胡愈之、于光远、许立群、王子野、陈翰伯、王益、倪海曙、黎澍、周有光等人，被访者都表示首肯。
经潜心研究、周密调查，姜椿芳写出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一文。
1978年 1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情况和建议》（内刊）第2期上发表了姜椿芳所写的《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一文。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内部刊物《出版工作》1978年第3期转载了此文。
3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化组副组长。
4月，写出关于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正式倡议书，送国家出版局，出版局请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会签，联名向中央提出《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请示报告》。
5月，请示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
7月，召集最初参加百科出版社筹备工作的8位同志，讨论了需要马上着手进行的几项工作（如临时工作地点、经费、调集干部等）。
8月，多次召集大百科编辑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按内容分卷的初步设想（方案之一）”，《全书》为47卷，包括科学技术方面27卷，社会科学方面18卷，索引2卷；并且研究了着手编辑《天文学》卷等问题。
8月16日，与金常政初访上海天文台，同李珩、万籁等天文学家商讨编纂《天文学》卷问题。
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主任、副主任第一次会议，姜椿芳在会上提出《全书》总体设计按大类分类出版的设想，得到批准。
姜椿芳、萧军、楼适夷等创立野草诗社。
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下达批文：“国务院转发国家出版局批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请示报告和补充报告”（国发［1978］239号）。
补充报告中提到：因《中国大百科全书》规模大、涉及面广，须采取相应措施，才能完成编辑出版任务。鉴于上海的文化、科学、教育单位比较集中，著译力量雄厚，在上海设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分社，由陈虞孙、汤季宏、王顾明负责筹备。
1979年 5月1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创办的《百科知识》杂志问世，姜椿芳发表《为什么要出〈中国大百科全书〉》，作为代发刊词。
与世界范围的百科出版社取得联系，如英国米契尔·比兹莱出版公司、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等。
7月，野草诗社（姜椿芳是诗社发起人之一）社员自费内部出版《野草诗辑》。
10月31日，召开第二次《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主任、副主任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于光远、周培源、严济慈，以及陈翰伯、张友渔、姜椿芳、裴丽生、刘尊棋、王顾明、唐守愚、高步青、阎明复等，于光远主持会议，姜椿芳汇报一年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筹建和编辑工作情况。
同年，重点抓《天文学》卷的编辑工作，同时使《物理》（2）、《法学》、《宗教》、《中国文学》（2）、《外国文学》（2）、《体育》、《考古学》、《戏曲·曲艺》、《力学》、《音乐·舞蹈》、《化学》（2）、《外国历史》（2）、《生物学》（3）、《中国历史》（3）、《地理学》、《地质学》等开卷。会见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百科全书。
1980年 5月1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领导姜椿芳等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代表吉布尼等举行会议，就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简编》中文版的“原则协议”草案取得一致意见，并决定中方派5名代表访美，并在美正式签订协议。
6月，姜椿芳接待美国唐纳利印刷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商谈协作。
8月，姜椿芳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代表团访美，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签订了共同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简编》中文版的协议。姜椿芳等在美国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
9月8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以斯旺森为首的董事会代表团。接见时陈翰伯、许力以、姜椿芳、刘尊棋、王纪华和阎明复在座。
11月，会见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董事长马克斯威尔先生，就双方建立合作关系事项进行友好洽谈。
同年，除参加已开各卷的编委成立会、编撰工作会议和审稿会外，继续使未开卷的《环境科学》、《矿冶》、《建筑·园林》、《固体地球物理学·测绘学·空间科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水文科学》、《交通》、《机械工程》（2）、《军事》（2）、《农业》（2）、《戏剧》、《电影》、《土木工程》等开卷，参加各卷的筹备工作会议，拜访或会见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并宣讲百科全书体例等。
同年，姜椿芳和翻译界的一些同志奔走各方，呼吁筹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1981年 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第三次会议在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总编委副主任于光远、严济慈、张友渔、陈翰笙、周培源、钱学森、姜椿芳等，出版社负责人刘尊棋、唐守愚等。会上姜椿芳作关于大百科出版社两年半来工作的汇报。
2月，姜椿芳主持召开《中国文学》、《戏曲·曲艺》、《戏剧》、《电影》等卷交叉重复协调会。出席会议的有张庚、邓绍基、郭汉城、范宁、阮若珊、马奇、程季华、沈彭年等。会议决定将交叉重复压缩到最小限度。
3月，主持召开编辑会议，制订四种条例：《总编室工作条例》、《责任编辑工作条例》、《编辑室主任工作条例》、《编审工作条例》。
6月，苏联文学研究会在大连召开高尔基学术讨论会，名誉会长姜椿芳作了题为“高尔基培育我们革命的一代”的书面发言。（姜椿芳本人因病住院，未能到会。）
9月11日，主持召开出版社第11次编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唐守愚、刘雪苇、王顾明、王纪华、阎明复等10多人，重点讨论《中国大百科全书》10年出齐问题，姜椿芳强调了“三不变”方针（《全书》综合性和大类分卷的编法不变；70卷的规模不变；10年出齐的目标不变），与会者一致同意。
10月，姜椿芳接见南斯拉夫出版代表团一行五人，在座有阎明复、吕东明、肖德荣、金常政。
同年，除先后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已开各卷的框架讨论会、审稿会、定稿会以及听取各卷的编辑工作汇报外，还使《教育》、《纺织》、《航空·航天》、《数学》、《经济学》（3）、《中国地理》、《心理学》、《世界经济》等各卷开卷；召开各种会议，会见各学科卷的专家学者；并主持会议，及在会上讲话。
1982年 3月，姜椿芳、阎明复、吕东明、周志成等拜访《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钱学森同志，向他汇报1981年工作，并听取他的意见。
同年，姜椿芳先后参加了处于不同编辑阶段的各卷的多种会议，拜会了各学科卷的专家学者，并听取各编辑组的汇报。姜椿芳使《哲学》（2）、《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新闻·出版》、《电子学与计算机》、《语言·文字》等卷开卷。会见各卷的专家学者。
4月29日下午，听取社科编辑部汇报工作。计划1982年完成两卷，1983年完成四卷，1984、1985、1986、1987年每年要完成6卷，工作量很大，要调些大学生来加强编辑力量。会上说中国青年报社要调来一些干部。
6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在中央编译局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姜椿芳、王子野、叶水夫、陈庶、宋书声、吴文焘、杨承芳、季羡林、浦寿昌、曹汀、德林、钱伟长等20人。
6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王震、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薄一波、杨静仁等，姜椿芳被推选为会长，并在会上致词。
11月2日下午，主持召开小型工作座谈会，就《外国文学》卷第二卷“土耳其文学”条的释文错误（书缓出）以及修改问题进行讨论。大家的意见是：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问题，要加强社内、社外的三审制度，重点抓好责任编辑和主编两道审稿关，健全二审和三审，提高各层审稿人员政治责任感。
11月15日上午，与刘尊棋和徐慰曾讨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编辑、出版工作。徐慰曾汇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工作情况：1983年第三季度各学科审稿完毕，汇总后，按拼音排，1984年发排一卷，以后每两个月发一卷，1985年全部出齐。
12月21日上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召开1982年工作总结会，姜椿芳到会讲话说：“……《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正业，目前《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重要工作。出了第一版后，还可能有第二、第三版。工作是通过实践来提高的，当初商务、中华创办时也是没有经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经历了200多年，一改再改。我们通过编译它，既传播了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又可以培养一批人才。”
同年，姜椿芳和翟富中等两次去上海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分社领导研究如何加快《全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一致意见，加强了总社、分社之间的团结。
1983年 4月21日，文化部党组对中央宣传部1983年4月11日（83）干任字
27号文关于姜椿芳、常萍同志任免报告的批复，中央同意下列同志的职务任免：……姜椿芳同志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常萍同志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
7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发出任命书（第03212号），任命姜椿芳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
8月，赴哈尔滨参加东北三省党史资料专题征集座谈会。
9月28日下午，出版社党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姜椿芳为书记，常萍、翟富中、阎明复三位同志为副书记；姜椿芳、常萍、翟富中、阎明复、石磊、周志成、叶佐群等七人为常委会委员。中共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机关委员会于10月13日发出“关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党委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的通知”，表示同意。
10月24日，苏联文学研究会在福建厦门大学召开全国屠格涅夫学术讨论会，姜椿芳在会上作题为“对《罗亭》的一种看法”学术报告。
11月，中国译协会刊《翻译通讯》创刊，姜椿芳撰写题为“翻译工作要有一个新局面”的发刊词。
12月，出席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调查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的上海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
姜椿芳接受由邓小平和康克清签字的纪念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基金会理事聘书。
同年，姜椿芳出席了本年召开的《戏剧》、《电影》、《哲学》、《音乐·舞蹈》、《经济学》等卷编委会，并在会上讲话。还主持召开《美术》卷首次座谈；出席由出版社与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联合邀请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的座谈会，讨论《新闻出版》卷中新闻方面的框架条目草案；参加在海南岛召开的《民族》卷编委扩大会和审稿会，他在每个会上都有发言。
同年，除了参加已开各卷的各种会议外，还听取编辑们的汇报，使《美术》（2）、《化工》、《现代医学》（2）、《轻工》等卷开卷。
1984年 9月10日，姜椿芳应聘兼任中苏友好协会理事。
9月21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民族文化宫举行建社6周年庆祝大会。社长常萍主持大会，总编辑姜椿芳回顾了建社6年来走过的道路，并对今后工作提出希望。出席大会的还有张友渔、王子野、宋木文、阎明复等，他们也都讲了话。
12月，在北京召开中国译协第一届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译协在京部分常务理事和22个省、市、自治区译协，译协筹备组的负责同志54人。姜椿芳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年底前，先后拜访《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沈鸿、于光远、贝时璋、张友渔、陈翰伯、茅以升、裴丽生和委员钱临照、王力、吕骥、刘思慕、钱俊瑞、夏衍、赵朴初等并致送聘书，还专程赴已故委员王竹溪、陈维稷家中，在遗像前鞠躬致哀，并请两位委员的夫人接受聘书。
同年，参加了《语言·文字》、《电子学与计算机》、《土木工程》卷编委成立会，并在会上讲话。出席了《航空·航天》、《化工》等卷的编委筹备会。
同年，除参加已开卷的各种会议外，听取各卷编辑的汇报会，还使《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物·博物馆》开卷，为《社会学》、《中国传统医学》卷的开卷做了很多筹备工作。
同年，姜椿芳作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分别参加了黑龙江省、辽宁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译协成立会，并在会上讲话。会议期间拜会了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同志。对在成都举行的科技翻译经验交流会（25个省、市、自治区参加），姜椿芳作了书面发言，题为“繁荣科技翻译事业，更好地为四化服务”。
1985年 年初，拜访总编委会副主任华罗庚、周扬、吴阶平，并致送聘书。为加速《建筑》卷定稿工作，拜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戴念慈同志并求援。
1月30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会议由于光远主持，姜椿芳作重点发言，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情况”。张友渔、陆达、吴文英同志也讲了话。出席会议的还有周培源、陈翰伯、马洪、宋汝芬、许力以、边春光、阎明复等。
6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南斯拉夫辞书出版社就辞书出版科学领域进行合作的总协议举行签字仪式。姜椿芳主持会议，常萍代表出版社在总协议书上签字。
8月5～12日，在新疆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期间代表翻译工作者协会讲话。
8月，苏联出版工作代表团访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姜椿芳和社长常萍会见了代表团，并就双方合作问题进行了会谈。
9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代表团吉布尼等一行，朱穆之、边春光、姜椿芳、刘尊棋等在座。吉布尼代表不列颠百科出版公司将《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的复制品赠送邓小平，姜椿芳代表出版社将刚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一、二、三卷呈送邓小平。
同年，赴长沙看望参加《航空·航天》卷成书工作的专家学者和编辑们，并审定该卷部分稿件；邀请“档案”方面的专家座谈，讨论《国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档案”学科编委成员名单；与《新闻·出版》卷责任编辑赵素吾同志一起去拜访萨空了先生，请他担任《新闻·出版》卷中新闻部分的编委筹备组负责人。
同年，参加了《考古学》、《交通》、《音乐·舞蹈》、《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水文科学》等卷的编委会，并在会上讲话。
同年，多次与赵洵（主编）、张曼真（责任编辑）等讨论《苏联百科词典》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并亲自审定前言、凡例、出版说明等稿件。
同年，多次检查社科部、科技部、文艺部所负责的各卷的编辑进度和了解存在的困难。
同年，姜椿芳代表全国译协赴天津参加天津市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会，并致祝词。
1986年 1月，姜椿芳在北京大学主持召开《数学》卷的编辑和社外专家之间的协调会，使停顿了8个月之久的工作，从此恢复正常。
2月，胡乔木的秘书来姜椿芳家，传达胡乔木关于出版社人事变动的意见。
3月18日，邓力群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姜椿芳、梅益、赵仲元等宣读胡乔木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尉健行关于出版社人事变动的建议信。
5月3日，召开全社职工大会，欢迎新上任的总编辑梅益同志，会上梅益说：“因为目前我对《全书》的工作不熟悉，日常工作过去是姜椿芳同志管的，仍然由他管，人事方面，暂时不动。”
于是姜椿芳仍然做着总编辑的工作：他率《水利》卷编辑们去水利电力部拜访钱正英部长，并请她担任《水利》卷编委会主任；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法学》卷编委会、《社会学》卷编委筹备会、《数学》卷编委会、《水利》卷编委会筹备组扩大会、《中国传统医学》卷编委筹委会、《语言·文字》卷第三次编委会等，在每个会上都讲了话。
9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出版发行招待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学术界人士。会上姜椿芳首先致欢迎词，常萍介绍中美合作过程，最后胡乔木代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表示祝贺。
政协文化组的活动：姜椿芳召集出版局有关同志准备分别调查我国出版发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出版改革等方案；组织纪念汤显祖逝世370周年大会和学术讨论会，姜椿芳主持并讲话。
同年，《电工》、《水利》、《中国传统医学》、《社会学》开卷。
1987年 2月，胡乔木和梅益到姜椿芳家。
政协文化组的活动：姜椿芳主持讨论关于成立民俗民间文化馆的倡议书；姜椿芳主持讨论出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王益、邵宇、叶至善等，会上决定用两个月时间调查我国出版、发行、印刷方面的情况，并根据调查情况分析研究，写出关于国家出版工作方面的意见；姜椿芳接待西德联邦议会内政委员会议员访华代表团一行11人，并主持会议。
4～6月，因青光眼，住进同仁医院，先后给两个眼睛做了青光眼手术，6月27日出院。在住院期间，向医院请假，出来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赵朴初和楚图南为名誉会长，钱昌照为会长。会上姜椿芳被推选为学会常务副会长。
7月，主持召开中国译协核心小组会议，讨论中国译协派代表团出席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第十一次世界大会一事。
在姜椿芳家召开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讨论上海局1945～1949年党史。出席会议的有唐守愚、吴小佩、王楚良、梅益、艾中全、郑森禹、姜椿芳等。
8月，赴内蒙古通辽出席第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代表全国译协讲话。
9月，经CT检查发现肝和胰腺上有肿瘤，10月住进北京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确诊为胰腺癌，肝上是转移的癌。因为是晚期癌症，医院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只有吃中药来缓解病痛。为此10月15日出院回家疗养。病情愈来愈严重，12月21日姜椿芳对子女讲：“我一直想写两篇文章：一篇是《我母亲的一生》，原写的《姜母十三迁》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现在我的眼睛不好，身体又不好，要完成这篇文章已经不可能了。”说着流下了眼泪。他又说：“另一篇文章是要写孙尚香的，想用诗的形式写……”
最后对女儿妮娜说：“明天我们开始工作，每天上午两个小时，我说，你写。先为翻译小说《归》写序。”
第二天姜椿芳口述，女儿记录，刚写了几行字，因病痛坚持不下去，只好辍笔。
12月3日，姜椿芳召来金常政和张曼珍同志，在病痛中向金谈了两点希望：一是请他搜集一下姜椿芳关于百科全书的论述文章，看能否编一本百科文集；二是请他在适当场合对“三不变”有所说明。
12月7日，血压不正常，经医生劝说，他同意住院。当救护车来到时，他特意到书桌前剃须，剃毕在书桌前默默坐了几分钟，然后恋恋不舍地躺到担架床上前往北京医院。住进医院后，眼睛一点都看不见了，病情迅速恶化。
12月17日下午，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央领导到北京医院看望姜椿芳。当天18时35分，姜椿芳逝世于北京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