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于一八一八年，一八八三年去世。今年三月十四日是他逝世一百周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马克思一生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他和恩格斯创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他们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提出的各项原理和原则性论述，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叶，列宁根据俄国革命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而又统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针对中国的国情来实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贡献，统称为毛泽东思想。
中国革命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今日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斗争所遵循的原则，根本上也都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一切事业，我们在新时期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刻不离的指导原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我们无时不向马克思学习，无时不怀念马克思，际此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时，我们更为深切地纪念马克思。
马克思的后半生，正当中国发生历史上重大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在马克思的中年，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前后，正是在中国发生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年代。马克思向来对中国人民抱着深厚的感情，对中国人民的遭遇深为同情，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极为重视，对十九世纪中叶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对于英美等资本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和残杀十分愤慨，他写了不少文章歌颂中国的革命，驳斥和抨击外国侵略者，不遗余力地为中国人民辩护，同时也无情地揭露当时清朝帝王和官僚的无能、腐败和投降主义。在一百多年前，当中国人还不知道有马克思其人的时候，马克思就站在中国人方面，做中国人的代言人。当中国人还不能正确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自己过去的历史，捍卫自己的利益，认识自己的革命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马克思就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了深刻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指出奋斗的目标和革命的道路。
根据现在所看到的材料，直到一八九九年，中国人才知道马克思的名字，那是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基督教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介绍英国社会学家颉德的《社会的进化》（题作《大同学》）一文中，非出于这个文化侵略者的本意，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当时译为“马客”。稍后，梁启超于一九○二年九月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上简单地介绍马克思的学说，说“麦喀士是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中国报刊上初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和他学说的简介，是在马克思已对中国各项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的半个世纪之后，这时还根本不了解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论点，即使报刊提到马克思之名，也只为极少数的人读到。在十月革命之后，在“五四”时期，中国人才逐渐稍多知道一些马克思的学说，但有关他对中国所做的大量工作，中国人还是一无所知。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重温一下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开始对中国所作的论述，即温习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逐渐介绍到中国来的论点，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所需要的。
马克思曾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封建王朝为什么维持得这样久长？一个文化发达很早的古国为什么不能像西欧那样及时进入现代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将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革命的前途如何？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解答了这些问题。
马克思在他所著的《资本论》（引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九六一年版，下同）里指出：中国的经济从古以来是小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宗法的、以家族、家庭为基本结构的“村社”式的经济。中国人向来所说的“男耕女织”，是一族一家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结构。耕种和织布之外当然还有为生活所必要的其他工种：“村社的结构表现出有计划的分工，可是像手工工场业那样的分工是不可能的”，因为铁匠、木匠等等所需要的市场是很难出现的，至多也不过随乡村的大小为转移，工匠的数量有所增减（《资本论》）。
这种“村社”式的经济组织很坚韧。在中国，以及在印度等国家，世代相传，不容易被打破。统治它们的帝王驱使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主要是利用他们的体力，做出巨大的工程，包括水利、城垣、宫殿等等。帝王及其支持者地主、官僚，剥削和压迫这些劳动力，严重到“民不聊生”的地步时，便爆发农民战争，战争之后，不是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而是恢复旧观。“这些自给自足的村社，经常以同一形式重新恢复起来，它们被破坏了，又在原处用原有名称重新产生，它们生产的简单结构就足以解释这样的秘密：为什么亚洲国家经常被破坏又经常重建，迅速地改朝换代，而与此相反，亚洲社会却没有变化。这个社会基本成分的结构，并不被政治范围内所发生的风暴所惊动。”（《资本论》）
就这样，中国的封建王朝，一朝一朝地更换，经济上没有显著的变化和发展，几千年来，一直到鸦片战争发生，一直是自给自足、再加上王朝政府的闭关自守，社会经济没有跨进新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说：“使用中国旧式犁来耕土，像猪仔和田鼠一样，只掘开泥土，不能犁成沟畦，且没有将泥土翻转。”“……在这种耕种制度之下，农业生产率的代价，就是大大耗费人类的劳动力，使这些劳动力不能参加其他的生产部门。”（《资本论》）
农业生产不改进，其他生产部门也跟着落后，这就造成整个中国经济的停滞。经济发展的停滞，面对西方经济的发展，就必然处于挨打受欺的地位。
在西方，以英国为首，经济生产发展到使用机器的阶段，大量的工业品必须寻求销售的市场。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财富丰裕的中国，被目为重要的市场。但西欧和美国的商业，却攻不破具有坚韧性的中国小农经济。廉价的纺织品，在中国打不开广阔的市场。英美资本家在使用种种伎俩之后，找到了一种商品，既可以麻醉中国人又可以赚大钱的毒品——鸦片烟，大量地输入中国。在十九世纪初叶和中叶，清廷曾一再禁止鸦片的进口，但由于走私和官僚的受贿，英美商人输入的鸦片一再增加，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出，使银贵钱贱，国库日见枯涸，人民愈来愈多地中毒和贫困。中国有识之士对这一情况的危害性是看得很清楚的。
一八三九年春，湖广总督林则徐到广州任职后，雷厉风行，严禁鸦片，他把英美走私犯交出的约二三○多万斤鸦片当众销毁。英国为保护毒品谋利而掀起了“鸦片战争”，一八四○～一八四二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又有一八五五～一八五八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此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马克思在英美发动的鸦片战争中，曾发表一系列义正词严的文章，为中国人辩护，猛烈抨击英美侵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