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提出问题是为了寻找答案。提出问题的人不只是想知道事情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最重要的目的是想通过了解的信息看清未来的走向，因为他们更想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未来，有些人充满期待，坚信美好的明天终将到来，但是也有人心存疑虑，他们希望有人能把他们从犹疑惶恐中拯救出来。那么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呢？
我们会变成什么样？每隔几天就会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有可能发生什么，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它们的关注点不同。哪些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又是如何知道的呢？有可能发生什么，取决于哪些条件？应该朝着哪些对人类有利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又是如何得知哪些事情必然会发生呢？我们如何了解事情的发展要取决于哪些客观条件？将来会获得什么收益，获益人是谁，以及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谁能依据他们的哪项权利提出要求？谁又知道如何才能将现实变得更加美好？
未来该由谁来负责？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问题的根源要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上寻找，但是未来尚未到来，等到那一时刻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向以往一样以史为鉴，让历史承担起人类原罪的责任。合理的推定应该是这样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未来并非依靠命运星象，而是取决于生命个体的天性和社会进程，很大程度上来说，应该是我们做出的决定，社会科学也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主要是经济学。越是责怪过去的不足和现在的欠缺，就越可能给未来背负更大的包袱，对人们渴望得到的美好未来造成影响。经济学不能拯救世界，但是能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那么，世界将何去何从呢？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还是毫无线索？未来的生活是值得拥有的吗？我们要去哪里找寻？如何得到？经济学家说起来神乎其神的，我们要依靠命运，还是要将命运抓在自己的手里，努力给自己的生活找到方向，让我们的家人、邻居、社会、国家都能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能实现到哪种程度？能够做些什么？
经济增长受到了哪些限制？
在最近这次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年中，用传统方法计算的经济增长率年均波动幅度在四个百分点左右；从过去近两百年的历史统计数据来看，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世界经济还能再次回到之前那种高增长吗？有这种可能吗？有这个必要吗？抑或我们将来追求的目标会逐渐转移，不再简单追求可以量化的产出增长了？如果用人均GDP衡量国民收入，每年增幅在7%左右，那么每十年就能翻一番。在下个十年中翻一番，以这种速度追赶发达经济体，有多少国家可能达到这种增长水平呢？如果这种设想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应该抱有何种期望呢？也许我们正身处比最近这次危机还要严重的灾难中，各种纷争正在不断恶化，随之而来的冲突也会不断加重，而且不只是经济方面的冲突，事情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吗？局势会好转吗？也许我们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时候会变好”。对于这个问题，难道答案真的只能是之前的敷衍之词——“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吗？
中国有句谚语：“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宁可做太平盛世的狗，也不做战乱时代的人。用来表示生逢乱世的痛苦心情。）”这句话听起来既像善意的祝福，又像恶毒的讽刺，在今天听起来显得尤为真实。从某些方面来讲，如今这个时代可谓乱世，各种宏大进程相互叠加，将文明的面貌彻底改变。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用他的笔描绘着各种启蒙事物的时候，地球只有2亿人口。托马斯·阿奎纳（1225—1274）向人们传教各种开明思想的时候，地球只有3亿人口。如今，再过不超过两代人的时间，地球的人口就能增长到那个时代的30倍。因此，如今的经济学必定是大众经济学，将来更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得不跻身其中，才能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能做到吗？应该怎么做呢？从物理意义上来讲，地球空间有限，话虽如此，如果一切无法自行运转，那么要由谁来协调地球上这么多人参与的复杂经济活动，如何协调呢？ 天地间俗事繁多，我们未及认真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当然，也可以说，那些计划并展望过未来的人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问题曾经困扰过他们。
“当前，我们正在遭受经济悲观主义的攻击。人们经常说，19世纪经济突飞猛进的态势已经结束；生活水平虽然一度迅速提高，但是如今步伐已经放缓，至少在英国确实如此；在未来十年，我们面临的应该是繁华落尽而不再是欣欣向荣。”到底是何人何时提出了上述观点呢？这些不是旧报纸上的无名论调，而是出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之口。他的经济理论和建议帮助我们摆脱了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保证了西方经济的不断增长，而且这种增长几乎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末。如今，人们又可以把这些话拿出来说了，今天的人们对美好未来再次失去了希望。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却有超过半数的家庭认为，与自己相比，子女的生活水平将会变得更差。希望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这些预言都不会成为现实，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事情真的有可能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一切尚无定论，未来取决于多种因素。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白取决于哪些具体因素。
上面引用的文字是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写下的，出自凯恩斯193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当时社会充满了满腹牢骚的悲观论调，作者远离了这些情绪，理性地回答了“未来一百年中，有关生活水平的合理期待是什么”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他曾提醒别人不要对未来经济妄下定论，认为我们无法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做定论，毕竟，未来还未到来。凯恩斯的这句名言经常被人引用，以至于成了烂俗之词：放眼未来，我们都会变成死人，换句话说，我们最好不要总说什么将来，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虽然他曾经提醒过别人，但是自己还是对一百年后商店里会摆放的物品进行了大胆的预测。他还犯了个大错误，认为在他的家乡英国，100年后的经济产出会是当时产出的8倍。他的错误不止如此，在预测未来时，他的很多假设并没有变成现实，其中两个假设尤其值得一提：战争将会消失，人口问题会得到解决。他对未来极其乐观，因此他预测的前景有些美好过头了。他认为，如何满足人类需求这个首要经济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这个观点非常正确。然而，他觉得这个问题能在一个世纪内得到解决，事实证明这个预测是错误的。
在之前的一百年，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再接下来的一百年，这些问题还会存在。原因在于，虽然“积累资本的能力”和“由创新引导的技术进步”这两个因素，幸运地支撑了300年，但是这两个因素无法满足人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部渴求。积累资本是投资的理由，有助于扩大产能，技术进步是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但是，要借助微观的经济管理技术和宏观的经济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增长潜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全球化、科技新革命，社会、文化和政治价值观，这些方面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环环相扣的各种事件和历史的发展趋势也是人类不曾面对过的。
如果乔治·奥威尔(1903—1950)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在民众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监督的自由民主的社会，“老大哥”一定会爱上这个时代并渴望加入的，如果是那样，他会为我们写下什么样的文字？他在《1984》中提醒大家警惕集权政治，当他走出自己写作的房间时，如果知道不到200米的距离外就有中央监视器盯着自己，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他在2014年写下《2041》，会向我们提出什么样的警告，以及应对方法呢？他会给我们展示一副什么样的政治局面和经济体系呢？如今单单欧盟范围内就有25，000，000失业人口，那些有幸找到工作的人，像资本主义机器上的齿轮一样受着重压。谁是监视者，谁又是被监视者？谁在拿别人当物品一样对待，巧取豪夺？谁在操控谁，谁在剥削谁？奥威尔若从2014年而不是1948年的角度考虑未来，他是更担心未来的集权主义，还是毫不担心？关于经济问题，他更关心哪方面，他会如何描绘我们这个美妙世界团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像新自由主义辩护者给我们提供的田园生活那样，还是像与比奥威尔早一百年的恩格斯曾经写过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相似的场景？
我们不要忘了，欺诈行为不会在市场上消失，民主也无法终结愚蠢，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无法将人们从社会疏离和经济排外主义中完全拯救出来。我记得，一位出色的波兰漫画家曾经画过一幅描绘社会主义政权的漫画，有个人在评论区留言说：“他们跟我说了，‘把你的嘴放进桶里。’还好，那个桶是满的。”如果大家都能吃饱，那么社会主义政权可能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那些国家的人民只能期待自己的政权少犯些错误。现在我们会听到：不要抱怨，我们是民主社会，你能通过投票为自己争取更美好的未来。如果好景没有出现，你也能为争取一个还算不错的未来投票。市场化和民主化，是两个最有力的现代自由主义制度，只有合适的价值体系才能让它们开花结果。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才能让自由经济抓到机会，达到我们合理的预期？那些相信我们只能在非常遥远的未来才会变得更好的人，只是在用权宜之计敷衍应对。这就意味着用兵来将挡的方式抗击危机、刺激经济繁荣的方法是错误的。经济和生活一样。也有昨天、今天和明天、后天以及之后的日子。有历史，有不可预见的未来。这是值得人们去思考、探讨、记录和学习的。
综合考虑，讨论整体经济问题，目的是为了避免经济活动中一直困扰我们的所有形式的错误。穷人、中产，还有富人，三个阶级概括了所有人。起决定性作用不止是企业家、管理人员和政治家，还有从社会阶梯底端到顶端的雇员，他们也能对自己关心的问题和人以及涉及他们利益的决定施加影响。不止是在任的雇员，他们的孩子、退休人员和正在找工作的无业人员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么如何避免未来的经济走错方向？到底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只要什么都不做就什么都不会错。但是社会要进步，我们就要有所作为。因此，正确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在大力作为的同时，尽可能少犯错误。
我不知道自己算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如果有必要，希望由他人做出评判。我只知道，人类的思想和行动能解决很多复杂的经济问题，让未来的物质不再短缺。当我被贴上积极主义者的标签，尤其是说我过度积极时，我会反驳说，那是因为别人太悲观了。如果有人指责我太悲观，这说明指责我的人是个乐天派。我想做一个理性的实用主义者。我是这样看待经济问题的：首先，必须理智、实用，也就是说要为发展和进步做好打算。我们的发展轨道要从输出增长转移到社会和经济发展，再到文化进步上来。
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为解决全部的大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了，在努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有所期待。虽然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却能让我们看到希望，在我的期待中，将来的世界是和平的，我们能有效避免所有热核战争，在避免灾难性的全球变暖问题上摸清了方向，也不会有大规模的流行病，其他灾难也都找到了应对的方法。重要的是，理性的实用主义会帮助我们抵御巨大的灾难，免受乌托邦式理想主义的误导。
这就是我想献给大家的充满希望的前言。积极乐观的人能从时代的困境中找到发光点，从这一团糟的状况中摆脱出来。我们应该努力朝着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