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银行草率地放宽消费信贷政策，我们会面临货币供应快速增长的问题，市场上不断增长的有效需求将会超过商品供给。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超过当前值会引起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即过量需求会拉高价格水平。（在价格水平不断上涨的压力下，生产和分配成本也会跟着上升，这时我们还要解决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其他经济政策，来抵抗需求推动型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可以预见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由此导致的一系列情况，这些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较高的通胀率会促使政府采取紧缩措施，比如提高利率，或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抑制银行放贷动机。从而促使信贷规模得到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幅减缓或降低后，有效需求会跟着紧缩，市场上的通胀压力也会减弱，最终通胀会得到控制。这种预测之所以没有变为现实，是因为主管机构也就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考虑到了这种警告性预测。因此，这个例子说明，评判预测的标准不在于其是否能准确描述未来，而在于是否能够充当制定理性经济政策的工具。
还有一种自我实现式预测。不预测的时候，什么麻烦也没有；一旦预测，被预测的事件和过程就会随之而来。预测变成现实，如果没有做出这种预测就不会发生随后的状况。奥斯卡·王尔德的《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Lord Arthur Savile's Crime）很好地诠释了自我实现式预测。故事的主人翁即将与一位年轻美丽的姑娘结婚，占卜者预言他会谋杀某个人。由于无法承受这种煎熬，感觉厄运即将到来，又不能从占卜者那里获得任何详细信息，勋爵最终杀死了预言家。他因此推迟了婚礼，可怕的自我预言实现后，他的灵魂才获得了平静。
在现实经济中，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也可以做出类似于挑逗熟睡的小狗的行为，也就是挑逗人的某种情绪。这是大众媒体上的股票分析师和资本市场的投机者经常玩的把戏。如果与公司的经济基础无关，股票价格却出现可疑的大幅上涨或下跌时，金融监管机构会发起诉讼和调查。随着大量买卖行为的发生，在一系列特定情况下，有人的确能够通过协调各种舆论和组织各种流言成功“预测”利率和汇率的变化，投机获利。
然而，我们知道，路边池塘里的小鱼不值得一提，因为鲨鱼遨游的是一望无边的海洋。金融市场是社会再生产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起到促进资本积累和有效利用的重要作用。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市场上的一系列活动都与投机有关，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些行为并不能创造价值。投机者利用委托给他们的资金进行投机，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别人的，试图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主要是为了自己获益。华尔街和其他证券交易所的大部分交易对增进社会福利毫无帮助，这不是左翼民粹主义者的观点，而是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勋爵的看法。他还表示，金融投机者（也就是那些著名的投资者）不但没有创造价值，还从实体经济中吸走了大量利益。其他人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补充，他们认为如果这些投资者全部收拾包袱离开市场，回到他们的海边别墅，经济仍旧能正常运行，至少不会有丝毫恶化。
金融行业创立的最初目的，是在买卖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储户和投资者之间起到媒介作用。1985年，在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国七分之一的利润流向了金融行业。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推进，非实体经济比实体经济还要繁荣，所占比重在危机前达到了最高水平。2006年，非实体经济占据了国内收益的三分之一，尽管最近的金融危机给投机活动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仍然维持在接近四分之一的水平。
很多专家在幻想和期待中思考着人性的贪婪和弱点，他们预测繁荣会一直持续，这对金融市场来说更是利好消息，但是与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2007年末，投机泡沫膨胀到了顶点，由于深受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影响，大约有价值2万亿的“资产”通过信贷资产证券（CDOs）的方式在市场上流通。“证券”这个词语变得极具讽刺意味（英文中security有安全之意，此时变得不安全了），在此情况下，有毒资产开始泛滥。另外一个威胁来自信用违约互换这种金融衍生品，其总值已经达到美国GDP的四倍，大部分都是用来支撑这些有毒资产的。
尽管英国巴克莱银行的案例算不上自我实现式预测的经典例子，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自我实现式预测的重点。通过操纵市场基准利率，即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对金融市场造成影响。这个利率决定着很多贷款的定价，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是这样制定的：在每个工作日的格林威治时间上午11时，如果需要在银行间进行拆借，伦敦金融市场16家主要银行会向外报出自己愿意支付的拆入利率。简单来说，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指的是：英镑、欧元、日元、澳大利亚元和美元等十种主要货币，贷款期限从1天到1年不等的贷款利率。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并非总是由16家银行共同决定。涉及银行数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贷款期限和货币标价，一般在6到18家之间，而且首末两端会被排除（如果有15、16、17、18家银行参与报价，剔除最高、最低各4家报价，对其余报价进行算术平均计算；如果有11、12、13或14家银行参与报价，剔除最高、最低各3家报价，对其余报价进行算术平均计算；如果有8、9或10家银行参与报价，剔除最高、最低各2家报价，对其余报价进行算术平均计算；如果6或7家银行参与报价，剔除最高、最低各1家报价，对其余报价进行算术平均计算。）这种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少数银行决定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更容易出现操纵汇率的状况。
16家银行参与最重要的利率制定，其中最高、最低各4家银行的极端报价会被排除，剩余报价的平均数就是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这个基数会影响我们把钱放在银行的存款利率（我们希望它尽可能高点，银行希望其尽可能低），也会影响我们向银行贷款利率（我们希望贷款利率更低，银行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利率更高）。
尽管在计算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时，极端报价被排除了，仍然可以通过夸大或低估报价的方式来实现共同决定汇率的目的，主要看你出于什么目的，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予取予求。这样一来，如果对货币市场前景作出比较客观的预测，你就能影响它的实际运行。你心里想的当然是从庞大的金融活动中为自己谋利，而不会考虑别人的成本和收益。当较高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对巴克莱银行有利时，它会报出一个高到足以被排除的价格，因此与它的报价未被排除相比，报价的平均数会被拉高。同理，如果较低的利率对它有利时，它还可以使用类似操作来拉低基准利率。
实际操作的情况会复杂些。巴克莱银行是大银行，是金融市场上的重要玩家，重要到其他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全都要仔细观察它的一举一动。如果在某段时期，美元的贷款利率被调高，会被其他金融主体当做参与制定基准利率的银行发出的信号，是这些银行真正的期望。其他金融市场参与者可能会针对这个预测调整利率。结果，一项准预测变成了自我实现式预测。事实证明，在此情况下这种行为有利于提高这些知名银行的特殊利益。
这些行为貌似只会造成短期影响。实际上，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同样会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基准利率的高低不但决定长期贷款利率，还能决定汇率。继而对一系列的经济决定和经济行为造成影响，如长期投资，企业、产业和国家的竞争力。而且，它还会通过影响出口增长率来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工业生产效率和就业水平。利率是强有力的重要工具，会直接影响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如果我们看一下基准利率调整的预言，就会发现市场预测是多么的精准。抛开汇率不谈，利率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基准价格，决定着当下以及未来的贷款利率。银行分析师做出的这项预言（由专家的小圈子得出平均数，然后再推向公众）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种出色的能力呢？当然还要有一定的运气。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该得到表彰而不是批评呢？有时确实如此；做出准确的预言，需要正确的理论依据以及聪慧的推理头脑，还要具备绝对客观的判断能力。但是，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案例，我们会看到自我实现式预测的征兆，也试图在中央银行做出正式利率决定的会议中进行协调（当然是独立委员会）。更不用说，分析师毕竟会向别人咨询，得出共同的观点；这些内容会被大众传播媒体（无党派媒体）大肆渲染，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也都知道，只是几乎不可能去为此反抗所谓的市场合议结果，或者这些分析师达成的中间意见。委员会的专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没有一个人希望被媒体描绘成无知的墙头草，不理解其他银行分析师的明确意思，这就等于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利率应该是多少！因此，他们通常只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们应该记住，即便委员会成员投票的时候是保密的，但是结果在一个月后就会揭晓——谁是“鸽派”谁是“鹰派”；谁要躲进洞穴，谁要顶住市场的压力站出来。控制市场利率的，不是货币委员会；与之相反，是市场在告知利率应该如何变化。即便不是经济学家，也不难猜出，银行分析师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家银行股东的利益，但是衙门不一定会为了自家的客户这么做。同时你也应该明白，当他们公开明确地表态时，预言一定会成真。当然，如果没有媒体牵扯其中，也无法实现。
这些把戏不会停止，他们会为了不同的目的，把各种各样的预测当做工具使用。所有签署雅典协议加入欧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加入欧元区。为了事实协议，他们制定了货币收敛的相关协议，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截至2014年，其中的四个国家已经加入了欧元区：斯洛文尼亚（2007年）、斯洛伐克（2009年）、爱沙尼亚（2011年）、拉脱维亚（2014年）。虽然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欧元会在什么时候成为其他国家的法定货币，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关键问题，更重要的是加入货币同盟的汇率问题。经济竞争、出口收益和进口成本都会受到汇率问题的影响，而且会对经济状况和长期的生产增长趋势造成影响。
如果本国货币太强势，在加入欧元区的时候，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该国会不愿意接受单一货币。葡萄牙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比较早加入的斯洛伐克，本国货币的价值也被高估。这样一来他们的出口税收就会减少，无疑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