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我又回到老茶馆，刚来第二天，已成习惯。假如我常驻开县，必定每天来。这里就是我的“宿云亭”，“卷帘无俗客，应只见云来”。他果然来了，坐在竹椅上喝茶、抽烟，神情严肃，一句话也不说。我上前寒暄几句，他并不搭理我。但我并未放弃，继续用心询问。见我诚心诚意，老先生终于按灭了烟头，上下打量我，问我的来历，又要去我的身份证，戴上老花镜仔细研究。谢天谢地，通过了“政审”，我于是直奔主题，询问家国往事。老人家从从容容，娓娓道来。
“我叫陈行功，1945年出生，是开县金峰镇金峰乡金玉社区3组村民，原先是民办教师，今天正要去县里办手续，申领补助。平时也不怎么来这里喝茶，今天来，主要是为了茶馆老板的一个官司。老板姓李，厚坝山上的人，被货车撞了，成了植物人，光是吃，说不来话，拖了四年了，一分钱没赔。头一回开庭他家属就来找我，我给他出了一个证明，证明他开的这个茶馆。他屋老娘脚有点儿蹁[37]，开个茶馆维持家用，那个女孩儿是他们的小孙女，他屋媳妇在娘家住……我今天来，就是问问官司怎么样了。”陈老师说着，又点了支烟，从现实转回历史。
“开县原先有一座文峰塔，一共九层，有十多丈高，在县东的宝塔窝，清嘉庆九年建成的，从下往上有螺旋石梯，结构非常别致、精巧，‘破四旧’的时候被毁了。原先，在县当门口，立有一座‘古北口抗日战争英雄王润波烈士纪念碑’，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拆了，好多人都痛心！王润波是开县汉丰镇人，黄埔军校三期学员，国民革命军陆军上校团长，是民族英雄啊！”
“开县还有一座仙女洞，热天里头非常凉快，有十几公里深，没有哪个走得拢。还有一座新龙桥，桥下石拱之内，曾经悬挂着一把宝剑，是用来镇风水的，不让它走蛟，蛟龙要过去，就把它刺中。现在桥还在，宝剑给拆了。”
“我是金峰乡金峰小学毕业的，金峰小学原先是一座寺庙，建于清朝雍正年间，当年和尚很多，香火非常旺盛，大殿一直都在，当门有两棵巨型黄桷树，要六个人才抱得拢，文物局不让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没拆，这两三年都给拆完了……”陈行功老师如是说。
“金峰镇金峰乡与云阳接壤，淹没了青橙和富民两个村的部分地区。我们金玉村地势较高，淹没不到。整个开县是三峡工程最大的淹没区，全县总共有3000多户居民搬迁，淹没的地方主要有通水坝、向家坝和西津坝这三个土地肥沃的坝子地，还有临江上面的竹溪坪，这些地方是水稻田和蔬菜基地。还有厚坝，三面环山，中间一个大坝，有好几千亩水田，山口很窄，移民局在口子上筑了一个坝，把良田保住了，那里地处淹没区以下，除了种田，还种葡萄、草莓，养鸡、养鱼……”停了一会儿，陈老师从国事谈到家事。
“我们陈家大院子还在，在中心客运站那边，从前叫歇马桥。那个大院子故事很多很多。我们陈家，上三辈人是跟开县的李大人李宗羲联了姻的，这个李宗羲是曾国藩的弟子，我们陈家的姑爷客。原先有一块乌龟碑，多大一个乌龟驮着一块石碑，上写着：‘两江总督，兵部尚书，振威将军，李公神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给毁了。我的爷爷屋里有些土地出租，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解放前都当过官，后来成分都评成地主，还算好，没有枪毙。在我们金峰镇金玉乡，有一个叫黄晓霞的人，解放初土改的时候，她的父母、爷爷、奶奶都是枪毙了的，一家枪毙了四个，后来她的姐姐把她给了一户姓黄的人家，这户人家把她养大。三中全会过后，她又回到老家，姓还是没有改姓，随她的继父姓黄。那一年，她们两姊妹都考上了大学，现在她分到我们乡，在行政办公室。每次我去办什么事，她态度都非常好。她人长得非常漂亮，到现在都没结婚。”
“陈家大院子有一百多间屋，前面是一个彩楼（过去小姐要订婚，就从上面抛绣球），后面是一排排正屋，两边是厢房，中间一个大天井，外面是个朝门，后面是后花园、鱼池，种了樱桃树、柑子树、葡萄树。白玉兰，多大一棵树，满树都开的白花，那种花最香……还有月季花、紫荆花、栀子花和那种指甲花，肉红色的花汁，专门用来涂指甲的，花瓣也非常漂亮。鱼池是长方形的石缸，有半间屋大。院墙是青色的，那种火砖墙，屋顶是像那种帽子形状的黑颜色的槽瓦……我生在那里，几岁就搬走了。解放以后，我们还经常去。每年春节，我父亲都要去那里耍几天，从前他是陈家大院子的族长，非常能干，父亲有三兄弟，人家都叫他‘三爸’。陈家祖祖辈辈下来，上慈下孝，八十多口人没有分家。有个老祖母当家（就像《红楼梦》里的老太太），凡事都要问她。家里养了一百多条狗子，狗子也像人一样，有一条老母狗，走路一偏一偏的，它吃一口，别的狗子才跟着吃。当时清朝政府派钦差大臣来看了，看见狗子都这样，人更是慈孝和睦，还赐了一块匾，叫‘义门之家’。到了解放后还是分了家，大院子没收，分给了贫下中农。我的哥哥陈行云还留在那里，他们家是自耕农；我们都被撵走了，从城里撵到了金峰乡，因为我母亲的娘家在那里居住。当时我外公也在土改中被整垮了，租了一个茅草房，那家人姓徐，也是贫下中农。那里小地名叫黄沙坪。”
“我的父亲名叫陈叔愚，老家在开县镇安，原先在万县女子中学教过书，后来在县里当过税务官，又当过开县地区宪兵分队队长。那时候，我才三四岁的样子，还是有些印象，住的是青砖木楼，门口有一个很大的石窝窝。每天早晨，爸爸在里面工作，宪兵队的人就在那里揣糍粑，我妈抱着我站住旁边看，糍粑做好了，就会给我们盛一碗。宪兵队的人也过来抱我，知道我是陈队长的儿子。那时候，五姨在女子中学读书，跟我们搭伙，她把钱放在枕头底下，我跟我哥哥发现了，就拿去买巴巴吃……有一回，父亲带我去东河洗澡，拿个游泳圈套在我腰上，把我摔到河中间，吓得我直叫唤……我都还记得。”
“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派他的堂侄孙蒋孝先在全国招募一批素质好又对他忠心的宪兵，组成宪兵三团；父亲去参加考试，考取了，之后就去北京受训，住在清朝大公主府后屋；那个后花园里有个大草坪，父亲给我摆的[38]，每天早晨都看见特务押着几十个共产党囚犯；特务连长戴着红袖标，手一挥——‘奉命执行枪决’，一排一排都打了。父亲就躲在窗帘后面看见的，他吓坏了。正好他原先在万县高中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姓朱，是个地下党，当时也在北京，她是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的好朋友。她就劝我爸爸，说你莫去当宪兵啊，去了人就回不来了。后来父亲就当了逃兵——半夜里，火车开到青龙桥山上，詹天佑塑像那儿，父亲就跳了车，周身打得稀巴烂。后来西安事变，宪兵三团都打完了，蒋孝先也打死了。父亲就这样转回来，在开县镇安乡当了三年乡长，但是他没有得罪人，还保护过地下党。父亲说他在当乡长期间，总共打过两回人。一次是有一个强盗，偷了一个孤老汉儿喂的猪儿，父亲把他捉到乡里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是在半夜，父亲得到通知要去县里开紧急会议，那时南河还没有桥，走到南河渡口，那个渡船老头正瞌睡着，左喊不应，右喊不理，父亲就命令随从把他拖出来给打了一顿。父亲后来反省：强盗该打，那个渡船老头就不该打。解放以后父亲逃跑，被捉回来开斗争大会，就没有哪个提他的意见。”
我又问具体细节：“逃跑是怎么回事情？父亲逃跑之后，家里情况又如何？”陈老师抽着烟，喝着茶，从容讲述着，讲到父亲逃亡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事情了。时光如烟，将从前苦难化在今日阳光里，丝丝缕缕，不忍飘散。
“毕竟出生地主，土改的时候，父亲在山里逃亡两年多。”陈行功老师接着说，“逃亡的那天晚上是在冬天，月黑风高，父亲原先当乡长时候的一个手下叫谢吉林，打着火把，来到我们家；我妈妈就把我抱起，向着爸爸走的方向作揖。那天晚上，我妈妈哭得昏死过去，后来他们再没见面。”
“土改的时候，有农协会，每一条路上，都有民兵盘查。当初农协会的人填土改册子，他认不得字，就喊我爸爸跟他填，也没有报酬。农协会主席，他有农协会的公章，我爸爸看见，就扯谎说自己要出去走亲戚，想开个路条，最后他写了之后，就盖上了公章。有一条通往山里的必经之路，几个民兵在那里盘查，看到了路条，就予以放行。爸爸他们要去山里的长岭冈，那里住着我外公隔房的一个叔爷，叫周五源，他是因为得罪了当地土匪，躲进了深山，在九岭冈居住，那里人烟稀少，隔多远才有一户人家，王法不到，没得土改。我父亲就跟着谢吉林，躲到他那里。他屋没得儿，有个大女娃子，背得起一百多斤；爸爸是个知识分子，跟着她背柴、背红苕、背洋芋，都背不赢那个女娃子。爸爸这一走就是一年多，将近两年，等‘镇反’高潮过去了才回来，那时母亲已经不在了。”
“在山里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区公所差一个厨师，经周五源介绍，爸爸去了那里办厨，每月工资是5块钱。周五源说，这是我的侄女婿。因为父亲厨艺好，待人和气，把他们伺候得很好，区公所的人对父亲也很友善、尊敬。但有一天，来了一个泼皮，他认出了父亲，上来就说：‘你是陈叔愚，躲到这里来了。’他就以此要挟，跟父亲要包袱[39]要钱，说你要是不给，我就举报你。父亲说：‘没得法。我这条命，反正脑壳是吊起的。那你要举报就去举报吧。我没钱，也没得法。’他就把我父亲扭到区政府。这个举报人也不识时务，他觉得自己有功，就坐到办公桌上，翘个二郎腿，说来举报逃亡地主。区长当时就很恼火，说你是什么人，举报就恭恭敬敬举报，敢大闹区政府？结果把两人都捆起来，押到县政府。捆的时候，区长把眼睛一眨，让人把那个泼皮捆紧些，我爸爸捆得还松活些。爸爸后来告诉我，临走的时候，他看到报纸上说西藏和平解放，感觉到自己还有希望。后来他又碰到谢吉林，假装不认识，有一个机会见到谢吉林的后人，让他传话回去，说我们现在不能说话，将来还有见面说话的机会。”
“后来我爸爸就被关进了‘崖背后’（是个监狱的名字），和那个泼皮一起。监狱里有好多爸爸原先的同事，他们就问爸爸是怎么被捕的，爸爸说就是对门那个家伙把我举报的。狱友们就说，我们来收拾他。他们就一起整那个泼皮。当时监狱里不许买卖，那家伙在里面卖衣服。那些人就把他捉住，交给监狱长，说这个人在监狱里做生意。按照监规，那人就被关进了特别监狱。特别监狱只有三尺高，像个鸟笼，坐也坐不得，地上还有铁尖尖。后来那人受不了，就越狱逃跑，被开枪打死了。最后爸爸判了一年徒刑，实际关了十个月，十个月之后押回镇安开斗争大会，没有人提他意见，一个都没有，说这个人表现好，从前还保护过地下党。他当时保护的地下党员有解放后开县第一任县长陈仕骏，还有政协主席许允斌。服刑期间，父亲被押到奉节硫磺厂下井挖硫磺，后来遇见许允斌，他让爸爸去煮饭，工作松活些，还能进办公室看报纸，直到刑满释放，通知我们家里接他，那个时候，妈妈已经去世。”
“我妈妈名叫邹才玉，性格很温柔，但忍辱负重。父亲逃到山里，那是1951到1952年间，母亲没有办法，就拄个棒棒，带着我们三兄弟讨口要饭。当时农村很苦，喝的那个粥，遇到好心人就给你盛一碗，母亲只喝两口，就都给我们喝，喝完了还有一层糊糊在碗上，再用几根豇豆抹了来吃，等于把碗舔得干干净净的。”
“有一次，我和我哥哥被狗咬了，我母亲就去找那家人评理。人家说你是地主婆，把你家孩子咬死也不算什么。母亲说不出话来。还有一回讨口回来，家里别人送的一块猪油和盐遭邻居偷了，我妈在屋里号啕大哭，也没有找邻居理论，她还是忍了。我小时候长得很好，别人想把我抱去当儿，说每年还给你东西，给你粮食，母亲就是讨口要饭也不肯，舍不得，坚决不干。但是后来，找不到我爸爸，他们又把我妈妈拉去批斗，叫她交待爸爸逃到了哪里，不说就叫她跪碎玻璃，大冬天往她身上泼冷水，回来得了病，又没有医药，后来就病死了，那时我才五六岁，我小弟弟还在吃奶。妈妈就是在金峰乡金峰坝被那些民兵整死了，死的时候才三十几岁，死了以后，房子[40]都没得到，就那么直接埋到土里。后来我五姨还在问，我说现在那里起了屋，坟都没得了。”
“我父亲前面还有个女的，姓谢，也是本地人，生得两个娃，大哥叫陈行树。土改的时候，父亲走了，大哥流浪到万县，万县孤儿站把他收留，还送他去读书，后来大哥成了万县罐头厂的一名工人。我1969年去看过他一次。还有一个二哥，父亲养不活，就给了别人家；那家人姓欧，在开县石龙船大桥那儿住，是贫下中农（那时候，贫下中农日子要好些），二哥后来就改姓欧，叫欧兴五。他后来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妻子非常贤惠。困难时期，你说他们有好恼火，一斤米，五个人要吃一天，还要吃干饭：早晨，把饭煮到半生半熟，用筲箕把它沥[41]起来；再把红苕切成碎块放在下面，把饭放在皮面[42]，弄一点水把它控好[43]。那些娃儿来盛饭，红苕上粘着些米粒，好吃哦！一斤米还是有两碗饭，早晨吃大半碗，中午吃大半碗，晚上再把剩下的米煮一锅稀饭。”
“娃儿没钱读书，欧兴五的儿就去澎水河（原先叫南河）挑鹅石宝，卖到石灰窑子烧石灰，五分钱一百斤。冬天也没得个长筒靴子穿，赤脚下河，挑了过后，脚都冻坏了。后来1977、1978年恢复高考，他的儿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后来又出国深造，回国以后，在重庆汽车制造总厂当总监。他们两个女儿也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在学校教书。一家人在城里买了房子。”
“我的亲生母亲有五姊妹，我大舅很早就死了，还有三个妹妹。我母亲生了三个孩子：大哥陈行伟现在湖北，因为成分的关系，原先没有结到婚，后来找了一个离了婚的，做了上门女婿，他的妻子原先有两个孩子，后来做了结扎手术，所以我大哥没有孩子，他跟继子关系也不太好……大哥回来，我们还在老家给他办了一个‘五保户’，这样更靠得住些。我还有一个妹妹，原先叫陈行乐，当时养不活，就送给一户姓易的贫下中农，改名叫易兴荣……”
“我的妻子叫吴长秀，1950年出生，也是金峰乡人，出生贫下中农；当时我走去，她一看，就把我这个人看起了。我地主出身，屋里那么恼火，没吃的，她还是愿意嫁给我，非常不容易，吃苦耐劳，没有三心二意的。那时候政治斗争，农民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结婚的时候，我们连房子也没有，就搭个偏偏[44]，门也没有，就用竹子和泥巴挡起。我们有一儿一女，女儿生下来的时候，我女的全部吃的那个番薯尖尖，奶水都是黑黄黑黄的，像番薯叶子那种颜色，没什么吃的，饿盲了；生下我女儿，光是骨头棒棒，连肌肉都没得，一天就坐在那儿，人来了，连眼睛都不眨，像个木老汉儿[45]。我父亲都说，这个娃儿带不活。但我们还是把一儿一女都带出来了。天生一人，必有一路。女儿小时候没有奶吃，她妈妈就给人家干一天活儿，换一顿奶吃，人家生了娃儿有奶。因为家里穷，有时候，她煮两个鸡蛋，自己舍不得吃，给孩子吃。带大了儿女，后来又带外孙女。外孙女小时候多病，她就背她二十多里，到县医院看病，买两个包子都给她吃，自己饿着……”
“有个村干部前两天在我家，说起过去，跟我俩吵起来……我说是你没生在那个时代，你没有饿过饭，你没有受过那种折磨，你就不懂得那时候的苦……”
“‘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县有个叫熊沛的大学生，因为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就被枪毙了。枪毙之前，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说没有了。”
“1960年，开县满月乡发生了‘满月暴动’[46]，其实就是一贯道的人带领他的信众去强行借粮食，粮库的工作人员就给政府打电话，派解放军来的，开县县志上都有记载。我到满月乡去过，那里的老百姓就说，哪里是什么暴动啊，实在是饿盲了，活不下去，去借点粮食。”
“灾荒年，全国粮荒。一方面，吃大锅饭，集体食堂，不许私人烧火，烧火就把你锅儿打了，把你罐罐都砸了，还要弄去批斗。另一方面，全部劳力都去山里砍树，‘大办钢铁’争荣誉，要‘赶英超美’；屋里谷子栽下去，没有人打，屋里尽是老弱病残。花生在地里都生了秧，像豆芽一样挖不出。红苕、苞谷都烂在坡上，没有人收。粮库吃空了还要谎报产量，亩产一万斤，啷个不饿饭？！街上看着这个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饿死了，就我们那里，活着的人全部都得了浮肿病，肿起像个佛爷，‘三肿三消’人就要死。我父亲就是肿了，没有锅，我们在冬水田地里捉了些黄鳝，直接在火上烧给他吃，才把他救活。”
“我们那里有个城里来的女知青，叫龚碧鲜，为了活命，跟供销社的一个转业军人同居，后来怀了孕。这个转业军人自己有家，就把她嫁给了他在山里（李子湾）的弟弟，被折磨得要死。三中全会之后才离了婚。这些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陈行功老师如是说。
“反右斗争的时候，我们那里有个优秀教师叫李教斋，多才多艺，看的书很多，是个高度近视眼。李老师因为给校长提了意见，被打成了右派，整得好惨。学生上课不学习，大吵大闹，李老师就说：‘同学们哪，我虽然是个右派，但你们在课堂上学的知识，还是你们自己的。’当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陈老师说着便唱起来：
右派分子黑良心，咬着牙齿恨人民，
反共反苏不算数，还要煽动工人和学生。
他们早就打算好，要把共产党来赶跑，
解放了的新中国，他们妄想当领导，
想得好来想得妙，可是人民觉悟高，
紧紧抓住狐狸尾巴，看他们还往哪里跑哪里跑。
“就这首歌，还要让李老师教学生唱，李老师没办法，只有含着眼泪教唱……那个时代，毁灭了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毁灭的尽是能干人！”
“灾荒年间，我们隔壁住着的兄弟俩，苏乐祝和苏乐富，哥哥十三岁，弟弟六七岁，因为饿盲了，哥哥就偷了生产队地里的两块种红苕[47]来吃。村干部发现后就把他捆起来，前面用绳索牵起，后面叫他的兄弟，才六七岁，那么高点儿，用树枝条当鞭子来抽他哥哥，一路游街，游了几个大队，还逼着他哥哥自己大声喊：‘我偷吃了生产队的红苕——我偷吃了生产队的红苕！’”
“我们陈家老屋有个七姑娘，是我父亲的妹妹，我的七姑爷在铁路上工作，这个七姑娘在反右斗争中说了两句错话，就被贬到农村，回了老家也是给饿死的；家里没吃的，就用一床新棉被换了两斤红苕；最后要死了，想吃碗面，我去给她弄了二两粮票，下了碗面给她吃。”
“灾荒年间，有一回，我饿盲了，在一片豌豆地里，用小锄头想刨一点头年的落花生来吃，被队长发现了，把我一顿毒打。”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金峰乡）那里有个农民叫周成家，也戴个红袖标，有一回他涮坛子[48]，说你们（红卫兵）那个红袖标，是膀子断了的节节。结果被红卫兵用棕绳捆起来，先是按在地下用脚踩，然后又吊起来整，差一点被整死了。”
“还有一个老师，开大会的时候，他负责抱毛主席的石膏像，因为石膏像很大很重，他抱了好长时间才放下来，就说了一句：‘这个东西好重。’——就那么一句，被整死了，因为不该说‘东西’两个字。”
“社教运动的时候，有一个贫下中农叫王寿昌，目不识丁，落雨天，他的斗笠烂了，就把画报上毛主席和林彪的画像撕下来糊斗笠，被发现之后罪名大了：‘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到处游街批斗，吃尽了苦头……他还是个贫下中农。”陈行功老师如是说。
“我一辈子已经搞完了。”陈老师最后说到自己，“有几次机会进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行列，都被极左路线葬送了。第一次是我从金峰小学毕业考初中，考取了不录取，因为政审不合格，我们班主任都哭了一场。第二次我又去云阳，又考取了，考了第一名（那时候要是能录取，就是国家的人，将来就能直接教书了）。但是公社书记把我爸爸找去，说人家都在劳动，大办钢铁，你把儿子送去云阳，逃避生产。我爸爸就给我写了封信，说‘父亲没办法，你给我回来’。我是含着眼泪回来的。云阳书也没读成。后来到了1958年11月，我想去云阳兵工厂半工半读，公社书记又把我的手续、材料给撕了，还是因为我的地主成分。第四次是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叶剑英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可惜我父亲早死了一个月，否则我就可以接他的班，去县里当政协委员了。第五次是90年代，乡里人看到我是个人才，让我当治安员，金峰乡党委已经开会通过，我已经去上了一个月的班，但还是被县委书记的学生顶替，把我给整落了。而1979年参加高考，因为数学不行，也没能考取大学。”
“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勉强还能活下去；在金峰乡种庄稼，种谷子、苞谷、番薯、洋芋，是坡坡地，一个人亩把。我们两个老的带着个外孙女；女儿在广东那边打工，结了婚，后来女婿失踪了，女儿改嫁，把外孙女丢给我们。这个小姑娘话不多，非常善良本分，学习成绩又很好，马上要考大学，我非常着急，希望她今后能找个饭碗，养活自己……为孙女的事，我还要跑民政局，申请‘抚养困境儿童补助’……”
我们真的说了三天三夜，果然没有说完，太多的往事几乎要溢出来。
临别的那天中午，我宴请陈老师，才得知陈老师自己已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桃花村的儿女们》。席间，陈老师慷慨激昂地给我背诵了这部小说的序言。
我深信这是一部杰作。而陈老师随后告诉我，他已托人将小说的一部分在网络上连载，网络编辑却将小说的原名《桃花村的儿女们》，改为《错爱、乱爱、真爱》。
带着陈行功老师沉甸甸的书稿《桃花村的儿女们》，我离开了开县。临行前我独自来到歇马桥，想寻找当年的陈家大院子——陈老师说院子还在，还有隔房的大哥住在这里，可傍晚时分来到歇马桥，只见斜阳映照的乱石野草，泥泞的道路两侧，到处是残砖碎瓦和零乱不堪的工地。我知道，陈家大院从此只存在于记忆之中，而无论如何，“那里的故事很多很多”……只要用文字记录下来，它们就不会消失；而文字也只有与芸芸众生的苦难、命运结合在一起，方能长存，并获得丰满的血肉与高贵的灵魂。
开县开县，我来了又去，临行前眼前仍是一片废墟；废墟之中往事重叠，多少热血与灵魂沉积在汉丰古镇。据《开县志》记载：自东汉末年，刘备入主巴蜀，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置汉丰县。汉丰，取意“汉土丰盛”。南北朝时期，西魏改汉丰名永宁。北周天和四年（569年），迁开州治所于永宁。隋开皇十八年（599年），改永宁为盛山，改开州为万州。唐武德元年（618年），改盛山名开江，复改万州名开州。州、县治所迁至南河以北，即汉丰镇旧城。宋废县设州。明洪武六年（1373年）降州为县，改开州名开县。开县其名，自此延续至今。自唐武德迁治所于汉丰，至2008年6月底，旧城居民全部搬迁新城，开县汉丰镇（旧县城）共历时1390年整。
而今，又过了五年，这是2013年8月21日夜，我在暗夜废墟中祈祷徘徊，无论发生什么，无论经历怎样的沧海桑田，只因埋藏着太多苦难、太多热血，这里依旧血脉绵延，汉土丰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