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单从军事装备上讲，开战时的北洋水师还有取胜的可能。那是个蒸汽铁甲舰用火炮交战的时代，打法是大家在海上互相开炮，看谁能先把对方打沉。在这种打法里，军舰的火炮威力和装甲厚度就成了重要指标。北洋水师的两艘主力舰“定远”和“镇远”的火炮和装甲都超过日舰。日军打这两艘船打不动，清舰打日舰却是一打一个窟窿。然而，清方从战略到战术再到战备上的一系列失误，葬送了挽回局势的唯一机会。
首先是战略上的目光短浅。清朝的洋务运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看上了外国人的装备和机械，在思想上仍旧轻视西方事务。日本维新以后，在思想上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维新一开始就派出大批学生留洋。就在甲午海战爆发4年前，美国军事学家马汉发表了著名的《海权论》，书中认为，海上主权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只要控制了制海权，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战争的局势。其实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在人类发现地球上几个大陆都被大片海洋包围、全球经济都依赖于航海贸易的背景下，海权至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甚至连大清这样不依赖海外贸易的农业国家都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在讲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就说过，英军因为拥有制海权，可以随意挑选进攻的时间和地点，还能随意撤退到海上，在战争中足以立于不败之地。日本是一个岛国，假如失去了制海权，不仅对外贸易会被完全封锁，而且整个国家都会暴露在外敌之下，毫无防御力可言。因此早在被列强轰开国门的时候，日本就已经意识到了海权的重要性。对于日本来说，甲午战争的首要目标就是摧毁北洋水师，掌握附近海域的制海权。相比之下，清政府还是在用传统内陆帝国的思路看待国防。李鸿章的职位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什么在当“北洋大臣”的同时还要他管理北京周边呢？因为北洋军作为北方最精锐的部队，它的定位就是保卫首都、保卫皇室，防止英法联军入侵的事件重演，所以李鸿章平时办公的地点就在北京的门户天津。
在这个思想下，北洋舰队的战略目的也就以防守为主。开战之后，李鸿章因为北洋水师实力不足，担心一旦被击溃就无挽回余地，于是命令北洋水师在朝鲜海岸附近巡防，保存实力，这样才能够持续牵制日军。北洋水师提督（即舰队司令）丁汝昌提出应该主动诱敌于纵深海域，伺机歼灭敌人的建议，没有被李鸿章采纳。然而《海权论》论证道，海军是一种进攻型军种，要集中优势力量去主动消灭别人。被动防御只能遭受失败。这个道理不难理解：海军和陆军战斗有个重要的差别，海军的机动性、隐蔽性和补给能力远强于陆军。在地面上，陆军如果要纵横千里搞运动战，对地形、军队的运输能力、沿途的后勤供给、情报的隐蔽性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在陆战中，城市、关隘、要塞的地位十分重要。在很多陆上的战争里，守住了关键的战略要地就可以获得胜利，或者至少能牵制敌人的大批部队。但是在海上，舰队很容易就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上，舰船的运输能力又强，可以独立作战一段时间。这是一种“我们和敌人都不一定出现在哪”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最好的办法是主动出击，寻找敌人的小股舰队一口一口吃掉。如果是被动防守，只能把战机让给敌人。这也并非是新鲜观点，日本海军早年在和英国学习时，已经学到了这样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日本舰队从开战之前就做好了主动出击、同清军主力舰队决战的准备。为此专门制定了战斗计划。
在开战后，日军舰队主动寻找北洋水师，最终在黄海的大东沟地区找到了正在护送清军登陆、并无决战准备北洋水师。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当远处的船驶近我们的时候，我们最先看见的是船的上半部分。蒸汽船都要烧煤，最先露出头的是军舰的煤烟。由于北洋水师使用的煤炭质量低劣，燃烧后的煤烟浓厚，因此日本舰队比北洋水师提前一个半小时发现对方。于是，北洋水师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迎战，这场战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甲午海战”，又称“黄海海战”。
二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北洋水师还是占有优势。北洋水师虽然多年没有更换新船，但此时的主力舰定远、镇远号的装甲和火炮仍旧是亚洲第一，日本炮弹无法击穿二舰，这给日军造成极大的压力。日本海军的主力舰是新购买的“吉野号”。吉野号是最新型战舰，虽然装甲、火炮威力弱于定远、镇远，但有两个优势，一是拥有超快的速度，是当时世界最快战舰。二是配备了最新式的火炮，威力差但是射速快。为了能击败北洋水师，日本海军耗费了大量精力，制定了专门针对北洋水师的特殊战术。
在真正开打的时候，北洋水师采用的是“横队战术”，也就是把船首超前，各船肩并肩并排站在一起。这是当时蒸汽军舰对战最常用的战术，因为北洋水师各舰船首的火炮威力最大，如此排列可以在第一时间给予对方最强的攻击。吉野号速度快，速射炮安放在侧舷。因此日军采用了完全不同的队形：所有的军舰首尾相连，连成一条直线向清军冲去。因为清军火炮射程远，日军前期要冒着被击沉的风险硬着头皮往前冲，冲到清军附近时拐个弯，把侧舷转向清舰，靠高速运动包抄清军舰队。日方火炮无法击穿定远、镇远，就利用吉野号侧舷的速射炮去杀伤定远、镇远号上的水兵。
这两个战术里，清军战术是没走脑子的：世界主流是什么打法，外国顾问建议是什么打法，我们就照着去做。日本的战术虽然冒险却是动了脑子的：尽量发挥吉野号船速快、速射炮强的优势，半靠勇气半靠运气，去赌一个击败定远、镇远的唯一机会。北洋水师战术缺乏变化，这其中的责任，首先要由李鸿章来负。海军是一个高科技兵种，当时北洋水师的精英人才全都是留过洋的年轻人。李鸿章觉得这些人年纪太小，需要一个稳重的人带兵，结果把海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42岁的丁汝昌。
丁汝昌在淮军中的资历很老。他一开始是在太平军中当小兵，后来在和曾国藩的战斗中随着大部队投靠了湘军。曾国藩要李鸿章建淮军的时候，给了李鸿章8个营，丁汝昌在其中一个营中当兵，因此就加入了淮军。丁汝昌在淮军中指挥马队，因为战功而升官，逐渐得到李鸿章的信任。丁汝昌这人性格敦厚、做事稳重，的确是个带兵的人才。但是他没有文化，只念过几年私塾，之后一直在陆军带兵，海军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李鸿章曾考虑过让丁汝昌去英国留学，但是丁汝昌的岁数太大，留学已经不现实了。丁汝昌当上北洋水师提督后，很努力地学习海军知识。可是那个时代的海军拥有当时最尖端、最新式的技术，所有最先进的资料都来自于西方。而且那还是个海军技术装备更新换代飞速的时代，甲午海战是人类历史上蒸汽铁甲船首次大规模交战，这是个新生事物，要想选择正确的战术战法，就必须时刻紧盯西方最新的科技和战争学成果、紧盯最新的海军战例，而且还要有超越时代的头脑。这些对于丁汝昌来说都太为难他了。在实际交战中，丁汝昌除了一开始摆出了最主流的阵型外，整个战争中再也没有对舰队进行有效指挥，在战术上落了下风。
反观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曾留学英国，学习过炮术、航海术，亲自参加过日本的两场海战，还担任过海军大学校长。日方的其他参谋、舰长也都是有过留洋和海军经验的新式人才，这才能在开战前制订出行之有效的新战术。
在战斗中，丁汝昌还犯下了另一个错误，在交战前没有指定第二指挥官。当时无线电报刚刚发明，尚未应用，舰船之间靠打旗语联络。开战后不久，定远舰主炮巨大的后坐力将舰桥震塌，丁汝昌摔了下来负伤，虽然仍旧坚持战斗，但是失去了指挥舰队的能力。丁汝昌的旗舰再也没有对外发布命令，整个北洋舰队陷入无人指挥的混乱境地，很快进入乱战阶段，纯看各舰自己的军事素质。
提督不力，北洋水师各舰舰长的军事素质也堪忧。北洋水师虽然使用的都是新式的进口武器，但是内部的管理制度还是旧式的。李鸿章按照淮军的旧模式去管理北洋水师，结果水师内部派系众多，互相不服。北洋水师各舰舰长都是留洋学生，这个丁汝昌却是上级硬派来的老官僚，所以很多人不买丁汝昌的账，管理起来十分困难。
在太平天国时，西方人曾企图控制洋枪队。后来又有英国人李泰国以镇压太平军为名义用清廷的海关关税建立了一支舰队，却据为己有，以此要挟清廷，最终奕訢不得不解散该舰队。因为这些旧事，李鸿章十分忌惮外国人染指中国军队。北洋水师中原本有英国教官，但水师上下对其十分轻慢，最终英国教官一怒之下辞职，从此以后水师的训练、军纪越来越差，军中甚至存在狎妓、抽鸦片的恶习。由于战斗素养、舰队士气参差不齐，有些舰长在战争中表现得很英勇，也有的舰长临阵逃脱：在战局最焦灼时，致远舰管带（即舰长）邓世昌指挥军舰冲向日军旗舰吉野号，试图用船首撞角撞破敌舰。因为致远舰是一艘小船，火炮无法击沉吉野号，用船首的冲角重撞敌舰是唯一的机会。然而功亏一篑，致远舰未接近敌舰即被击沉，丁世昌等大部分官兵随船殉国。
而清军济远号在之前一场小海战中就率先挂出白旗逃跑，把负责护卫的运输舰丢到日军的炮火下，导致千余名清军将士和百姓阵亡，直接影响了清军陆上作战的胜败。这一次，济远号又率先逃出战场，慌乱中撞上了重伤的清舰扬威号，随后抛下扬威号仓皇离去。战后，济远号管带方伯谦以临阵逃脱的罪名处斩。[10]
由于日军战术得当，各舰的战斗素养又普遍高于清方，日军逐渐在海战中获得优势。清军各艘军舰或被击沉、或被俘获、或负伤撤退。最终海面上只剩下伤痕累累的定远、镇远二舰，在日舰的围攻中且战且走，因为装甲坚固，始终未被击沉。最后天色已晚，日军停止追击，甲午海战以清军惨败告终。
三
虽然北洋水师打败了，但此时战局仍有转机的可能。北洋水师最重要的定远号和镇远号并未沉没。这两艘巨舰在开战前就让日本人十分忌惮，在甲午海战里，两艘船在轮番围攻中仍未沉没，再次震慑了日军。如果两舰能及时修好，修改战术，对日军还能造成很大的威胁。日本舰队虽然获胜，但有多艘军舰重伤，情况也不乐观。此时就到了考验双方工业实力的时候。清日双方受伤军舰均回到港口修理，日方军舰经过短短五日的修理，立刻恢复了战斗力。清方定远、镇远号则面临破损过重、配件不足、修理厂效率过低、工匠怠工逃跑等诸多问题，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未能修好。
在甲午海战爆发的同时，两国的陆军在朝鲜半岛也展开了激战。由于战争前期李鸿章错误判断形势，为了避免激化事态，清方一直没有向朝鲜增兵。直到战争临近爆发时，李鸿章看到日军积极增兵的动态才有所醒悟，开始指挥布防，但是节奏比日军慢了很多，导致陆上战斗也处于被动状态。
战争中，清军陆军的早期主力是李鸿章的淮军。他们属于清军精锐，有些部队的装备要比日军的更好，有五分之一的部队使用的是西方最先进的连发步枪，还有最新式的速射机关枪、后膛炮。而日本士兵普遍使用的还是单发步枪。可是，清朝陆军的建设只看重装备等“硬件”，却轻视“软件”。清军的制度、训练、战术都劣于日军。淮军和北洋水师一样，陆军内部派系众多，各部队之间指挥不灵。甚至最高指挥官有时都指挥不动下面的军队。甲午战争后期，战场上还加入了很多其他省份的军队，它们也是仿照湘军和淮军的模式建立的，也有同样的问题。
清军平时训练不足，等到开打时还是按照旧办法，一队队一拥而上聚在一起，成了敌军射击的靶子，又使得后方清军怕误伤友军不敢开枪。清军也没有现代化的情报、后勤和战地医疗系统，士兵武器装备不统一，武器得不到足够的维护，损坏率大。因为旧军队的制度没有改变，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频繁出现的瞒报现象仍旧很常见，前方战败官员胡乱编造战绩，严重影响了上级的判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湘军是雇佣军模式，靠的是高额军饷来吸引士兵入伍。士兵和军官之间的关系，形同工人和雇主。这是于一种市场关系：士兵向军官出售自己军事技能，相当于商家，军官相当于消费者。
市场关系有这么个特点：人本性自私，在市场交易里每个人都想多占便宜少吃亏，每个商家都希望能把最差的产品用最高的价格卖给消费者。那是什么导致我们今天的商店里都是质优价廉的产品呢？那是因为有激烈的市场竞争，消费者不怕商家以次充好，只要把所有商家的产品都列出来比一比，那些以次充好的商家就自动被消费者淘汰了。这个机制放到雇佣兵里就是这样：每个雇佣兵都想既不出力也不冒险，还可以混上一份军饷。那军官该怎么把那些不善打仗和怕死的士兵挑出来呢？就要靠市场机制筛选，这个市场就是实战。所以曾国藩在同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制定了极为激进的淘汰制：哪个营打输就撤编，哪个营打赢就扩编。非常有效地保证了战斗力。但是到了和平年代就麻烦了，没有了实战，如何筛选士兵？当然可以靠考试，可是考试中的军事技能和实战有很大的差别，而且考试和清廷其他那些从上至下的制度一样，无法避免舞弊和官僚主义。所以今天的各国军队里，没有单纯用金钱来激励军人的。无论是采用义务兵制还是募兵制的军队，对于新兵都要进行很长时间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服从训练，持续不断地强调当兵入伍、为国牺牲的荣誉感，否则就不可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而且就算这样，长时间没参加过实战的军队，还是会出现战斗力下降的问题。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军队模仿西制训练，对每一个新兵详细讲解什么是“国家”，什么是“荣誉”，对士兵进行大量忠于天皇、热爱国家的教育。比如日军针对新兵的宣传手册中写道：“国家设立军队是为了防止外国的侵略，人民免受欺辱。”这让日军有了当兵的荣誉感。又写道：“现在欧美诸国，对我国虎视眈眈垂涎三尺，企图辱我民族、躏我疆土，迫我成他国之奴。”这让日军有了亡国的危机感。而我们说过，在没有普及教育之前，普通的中国百姓并没有“爱国”和“亡国”的概念。甲午时的清军虽然也有忠君、爱民、强调军纪的教育内容，但是远不如西式制度那样系统，军队流行的观念仍是“当兵就是为了吃饷”，士兵没有保家卫国的荣誉感。
自从捻军被平到甲午战争，中间已经过了20多年，这是一代人的时间。没经过战争洗礼的清军里，有相当多的官兵士气低落、贪生怕死，稍有损失就退出战场。在最重要的平壤会战中，清军原本稍占优势，但主帅意志崩溃执意弃守，而且随后出现的不是有组织的撤退，而是失去控制的溃逃。溃兵丢下了大量武器装备一路狂奔，结果受到日军沿途的伏击，一千五百多人被日军屠杀。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开战之初清军和日军双方尚能势均力敌，不久清军开始溃败，最后丢掉了朝鲜。
四
北洋水师的战败丧失了制海权，让日军得以向朝鲜轻松运兵，清军自己却难以增援，这加速了陆地战争的溃败。反过来，陆上的溃败，又加速了北洋水师的灭亡。
打开中国地图，渤海湾这一圈的海岸线，就如同一个英文字母“C”。北京的门户大沽口位于“C”最左边的凹陷部分。“C”的起笔这一点，是位于我国辽宁半岛的旅顺。终笔这一点，是位于我国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对于北京的海上防务，渤海湾有绝佳的地理优势：辽宁半岛和山东半岛如同两个臂膀，把渤海湾抱在自己的怀里。整个渤海湾的门户就是旅顺和威海卫。所以李鸿章下大力气在这两个地方修建军港，把旅顺和威海卫变成北洋水师的基地。甲午海战的地点和旅顺很近。北洋水师战败后，就退入旅顺港维修。日本陆军在朝鲜获胜后继续进兵，突破鸭绿江进入辽东半岛。由于日本海军已经获得制海权，陆军又逼近旅顺，所以日方派大军在旅顺附近的花园口登陆。这其实是有点冒险的军事行动，日军有可能陷入前有陆上阻击、后有海军骚扰的境地。登陆时，日方海陆军高度戒备，然而没有看到半个清军。日军轻松登陆，立刻扑向旅顺。
旅顺要塞由李鸿章花费巨资修建，配备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巨炮，对陆地方向也设置了炮兵阵地和防御工事（终于不犯鸦片战争时的错误了）。原本停留在旅顺港的北洋舰队还可以协助防守，抵御日军从海上的进攻。然而在日军围攻旅顺前，丁汝昌为保存实力，将舰队撤出旅顺港，退向威海卫。后来进入威海卫军港时，镇远号还不慎触礁受伤，失去了出海的作战能力——在自家港口竟然触礁，这是不应犯的低级错误。镇远号管带林泰曾极为内疚，两日后吞鸦片自杀。
回来再看旅顺。自从陆军在朝鲜战败后，旅顺要塞不断接待从前线溃退下来的败兵，十分影响士气。北洋舰队又不顾旅顺守将的苦苦哀求，执意撤退，更是打击了士气。旅顺要塞的清军和其他部队一样，是由各地的旧式军队混编在一起，将领之间难以统帅，很多将领心怀鬼胎，只想着在这四面楚歌中如何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士气已经崩溃，再好的要塞也没有用。日军在付出不大的代价后占领旅顺，随即对旅顺的军民开展了大屠杀。
日本在开战以前，学习西方的经验，已经有了很强的媒体宣传意识。在甲午战争的对外宣传中，日本一直强调这是“一场文明国家同野蛮国家的战争”，强调日军遵纪守法、救治战俘、爱护百姓，比清军更文明。而日本在开战前确实已经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模仿西方建立了军事法庭、军队纪检部门、宪兵、军事警察等监督机构，用来维持官兵的纪律。日军还有专门的战俘收容所，能给予战俘基本的衣食和医疗。相比清军经常出现劫掠百姓、杀俘、虐俘的劣迹，日军的军纪的确要更好一些。
但是日军的“高素质”靠的是极强的服从性。这种服从性，又靠的是泯灭人性的纪律约束。一旦失去了外界的约束，往往就行事肆无忌惮，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所以在近代的战争中的日军经常会出现“军纪崩盘”的情况。前一刻还彬彬有礼，下一刻突然变得惨无人道。
旅顺大屠杀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占领旅顺后，日军为了报复之前清军虐杀日本战俘，对旅顺的百姓、妇孺和放下武器的清军进行了血腥屠杀。日军冲入老百姓家中随意杀人，还用大炮轰击运载平民的小船，转眼间旅顺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日本随军记者记录说：“即便是才笔纵横之士，也难以在纸上再现旅顺的惨状”。按照当时外国记者的报道，旅顺最后仅剩36名中国百姓，因为被日军征为“清尸队”，才侥幸留下性命。
五
旅顺沦陷，清廷大为震惊。我国今天的东三省在当时被称为“满洲”，是清朝的发祥之地，被清廷看做“圣地”。和日本开战之前，清政府原本以为要打的是一场朝鲜宗主国之战，败了最多让出朝鲜，没想到现在日军竟然大举攻入“圣地”，而且再打下去很快就要打到北京了。朝廷里很多人就有了和谈的想法。
以翁同龢为首的部分清流派坚决主战，声称就算迁都到西安也要跟日本人打到底。可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取胜的好办法，不过就是继续增兵、撤换惩治战败官员、对前方官兵进行道德宣讲，“激发天良”这么几招。还有人想出各种纸上谈兵的计策，如提议把日本索要的赔款送给英德当酬劳，要他们共击日本。这类思维还停留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年代，把外国人想象成为了钱什么都能做的小商小贩，以为天朝稍施伎俩就能玩其于股掌之上，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简而言之，清廷上下已经没有拿得出手的办法，只能任人宰割。
攻陷旅顺后，整个日本极为亢奋，东京全城召开庆祝大会，街道上挂满了日本国旗，市民走上街头高声欢呼，学生举着火炬连夜游行，如同过着盛大节日一般。自从一千二百多年前，唐军大败日本的“白江口之战”后，日本从来就没有在对华战争中取胜过，连朝鲜都不能染指。而这次日军竟然可以轻松攻入中国本土，实现自丰臣秀吉以来一直未竟的梦想，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呢？这时的清廷已经开始寻求西方国家调停，希望能同日本和谈。但日方上层十分狂热，认为应该从辽东半岛向华北继续进攻，在华北平原同清军决战，然后攻入北京，先占北京再和谈，那样获得的利益更大。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却十分冷静，他认为西方列强不会坐视日本在中国获取的利益太多，一定会横加干涉。而且时间快要到达冬季，日军在华北平原的后勤会有问题。在他的劝说下，日军决定停止进攻华北平原，转而进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目的是彻底消灭北洋舰队，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相比日本海军主动进攻、抢夺制海权的理念，李鸿章的海军思维还停留在“保存实力，防卫近海”的阶段。北洋水师从旅顺逃到威海卫后，李鸿章听从德国顾问的建议，下令定远、镇远二舰龟缩在威海卫内，依靠威海卫的炮台保存实力，只允许北洋水师在港口附近巡游护航，不允许深入大洋寻找战机。这虽然暂时保住了定远、镇远，但也等于失去了制海权，让日军可以在附近沿海随意登陆。
没有了北洋海军的威胁，日军轻易地在威海卫旁边的荣成湾登陆，岸上的清军只做了零星抵抗即告撤退。等到日军开始进攻威海卫时，北洋水师才发挥了作用，炮击岸上日军。清军的火炮给予日军较大损伤，但是日军进攻勇猛，清军士气低落，交战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溃逃。占领威海卫炮台的日军在短时间里修好了被清军破坏的火炮。这些李鸿章花费巨资购置的最新型巨炮，开始昼夜不停地向停泊在威海卫的北洋水师开火。海岸炮的威力远远超过舰载炮，北洋水师成了被屠杀的活靶子。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也开始强攻。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提督丁汝昌表示愿意向日方投降，希望能以此换来将士和百姓的人身安全。
甲午海战后，丁汝昌作为李鸿章的亲信，以及北洋舰队战败的第一责任人，已经成为朝政的众矢之的。朝廷之前已有命令，假如定远、镇远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正法。丁汝昌向日军表示投降后，下令炸沉定远号，随即吞鸦片自杀。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刘公岛总兵、李鸿章外甥张文宣也吞鸦片殉国，镇远舰管带杨用霖吞枪自杀。
日军占领了威海卫，日本海军终于征服了曾让他们大为恐惧的定远、镇远两艘巨舰。定远舰已经自沉，一位日本富豪雇佣潜水员捞出了定远舰的零件，运回日本建造成一座别墅，称为“定远馆”，直到今天还可以看到。从外表上看，定远馆只是一座带小院的普通日式小屋，仔细看才会发现：其中很多部件都来自于定远号：院子大门是定远舰的装甲，上面还保留着当年的弹孔；房屋木材来自于定远的舱壁和甲板；廊下的横栏是定远的舢板船桨；房门是定远的舱门；房梁是定远的桅杆……定远馆曾作为甲午战争中的战利品展览馆，接待过很多日本贵族和高官。如今百余年已经过去，定远馆变成个旧海报、旧玩具的小展览馆，游客寥寥。大多数当地人已经不知道这座建筑的来历，在多次的翻修中，一些定远号的遗物被当成垃圾丢掉。镇远号被日军俘虏，维修后加入日本舰队，仍旧命名为“镇远”。
话说在甲午战争爆发8年前，定远、镇远等军舰到访日本长崎市，两艘巨舰的庞大身躯和巨大的炮口让日本人既惊且惧，成为笼罩在日本人头上迟迟不散的一团阴影。如今赫赫有名的镇远号成了大日本海军的一员，一时在日本引起巨大轰动，镇远号开回日本时引来大量百姓围观。镇远号加入日军后，参加过日俄战争，随着军舰的更新换代逐渐被淘汰，最后作为靶舰被击毁，一些遗物被日方作为展品保留下来。
六
随着威海卫被占领，北洋水师的覆灭，北京面临着从辽东半岛、大沽口、山东半岛三面夹击的危险。少数人如翁同龢还坚持迁都抵抗，但大部分人都知道，除了和谈已经没别的招了。日本人辛辛苦苦打了那么多仗，等的就是在谈判桌上大开口。清廷刚开始派去的使者被日本人嫌弃级别不够高，要求换个位置更高、能做主的人来。当时李鸿章因为连续打败仗，已经被撤了下来，清流派正高喊要严惩李鸿章。可慈禧知道和谈这事除了李鸿章外，没人能办得了，于是73岁的李鸿章又被重新启用，去完成这项屈辱的使命。清方希望和谈地点在中国境内，这样可以占有主动，但日方坚持要在日本境内谈判。最终选择的地点在日本的下关市，被当时的中国称为“马关”。
李鸿章一行来到马关后，同日方和谈的第一项内容是休战，就是咱先别打了，然后再慢慢谈判。日本提出的休战条件十分过分：要求日军占领天津、大沽、山海关，控制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解除当地清军的武装，休战期间的日本军费还要清方负责。这实际上就是要清方拱手让出京畿的防御，把北京置于日方的军事控制之下。与其这样，还不如真在华北平原打一场呢。李鸿章严词拒绝，日方也不让步，双方陷入僵持阶段。
就在这个时候，一天李鸿章在从谈判地点返回住所的路上，被一位日本青年开枪刺杀，子弹击中李鸿章左眼下的面颊。这名日本青年认为日本应该进一步扩大战果，现在同清朝和谈会损失日本的利益，于是刺杀李鸿章以阻止和谈。刺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西方国家纷纷谴责日本，在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天皇宣布除台湾和澎湖列岛外，其他战区无条件停战。那位日本青年以为自己英勇爱国，其实为清方送去了一份大礼。但后面的谈判就没这么便宜了。毕竟日方拥有军事优势，仍旧可以狮子大开口。更可怕的是，日本还破译了清方的电报密码。李鸿章的每一天的谈判记录都要以电报的形式向清廷汇报、接受清廷的指示，可是没想到这些内容全在日本的掌握之中。
这事儿还要说回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定远、镇远等军舰到访日本长崎市那一次。在到访期间，清军水兵在逛妓院时和日本人发生冲突，后来爆发大规模械斗，双方各有死伤。在骚乱中，日方凑巧捡到了清方电报的译电本，掌握了清方制造电报密码的方法——注意啊，是制造密码的办法，不是密码本身。为了进一步破解密码，在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方外交官故意给清方驻日公使递交了一份用汉语写成的外交文书。清方公使立刻用电报把这份文件报告传给国内，电报被日方截获后，由于事先知道文件的内容，又知道了清方是如何制造密码的，因此很快破解了清方的电报密码。结果清朝在战争期间就一直都没有更换密码，于是谈判时，清方的内部交流日方知道得一清二楚。谈判这事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知道对方的底线。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卡着底线咬紧了不放，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日方掌握了清方的底线，还时时以开战做威胁，无奈之下，朝廷只好指示李鸿章接受日方的一切要求，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方赔款两亿五千万两白银、放弃朝鲜宗主国地位、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澎湖列岛。
《马关条约》的条件极为苛刻，两亿五千万两白银是史无前例的巨款，远远超过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简直是漫天要价。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这么多领土更是耻辱之至。条约公布后，国内立刻舆论大哗。当时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日本还是万年的穷困小国，大清打赢日本根本是没有悬念的事。因此很多人听到战败的消息都震惊了：你李鸿章搞了洋务运动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建设水师，结果被一个小弱国打得溃败，你是干什么吃的？你还跟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你是无能呢？是懦弱呢？是里通外国呢？还是三者都有呢？
一时间，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舆论一致抨击李鸿章卖国自保。各省督抚都反对割地，各省举子联名上书，要求废除条约，迁往内地，继续战斗[11]。甚至有人主张雇佣刺客去刺杀主张议和者。然而和谈是朝廷内部已经做好的决定，继续战斗朝廷肯定不答应，不过把李鸿章抛出去当挡箭牌倒没什么问题。因为李鸿章所主持的淮军、北洋水师对战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实话），因为李鸿章割地求和、丧权辱国（这是瞎话），李鸿章以及手下的将领被清流派大肆攻击。李鸿章本人受到慈禧的保护，只是解任留京，没有进一步的惩罚。但是李鸿章一系的将领被大规模清洗，导致整个淮系官员退出上层政治舞台。
《马关条约》规定要把我国的台湾岛割让给日本，还要办一个割地的手续。清流派无法惩治李鸿章，就用这件事来羞辱他。清流派力主朝廷派李鸿章和他的儿子李经方一起去办割地手续。有一位官员在奏疏中尖酸刻薄地说：“此事既系李鸿章，李经方始终主谋，岂有功届垂成，反自逍遥事外之理？”李鸿章为了保护儿子，多次恳请朝廷只让自己去，免去儿子的差事，但是朝廷不准。最终，父子二人还是被迫去了台湾。可是台湾岛的交割并不顺利。我们说过，古代的百姓大多没有“亡国”的耻辱感，但是知识分子有。听到清廷出让台湾的消息，台湾乡绅极力反对，绝望之中，一众乡绅推举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独自抗日。因为这样从法理上来说，台湾可以不受《马关条约》的限制，有机会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援。
其实这些乡绅、官员内心还把自己当成清朝的臣民。唐景崧上台后十分窘迫，一面电告朝廷：“俟事稍定，臣便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gǎo）请罪。”——说这事结束后臣子我马上就去京城告罪。一面找朝廷和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寻求支援。然而清方对于台湾乡绅的抵抗只是作壁上观，李鸿章父子办完手续后就匆匆离开，清廷则为了“免生枝节”，只是在口头上鼓励唐景崧坚持抗日，却没有任何实质支援。日军见到台湾乡绅不肯臣服，于是派兵强行占领。在日军登陆前夜，唐景崧逃往厦门。在中法战争中曾经击败法军的清军将领刘永福带领旗下“黑旗军”顽强抵抗，绝望中多次向清廷求援，都被冷酷拒绝。最后在日军的围攻下，刘永福乘坐英国轮船撤退，余下清军投降，被日军遣送回金门岛。随后，日本开始了对我国台湾岛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
七
《马关条约》签了，清廷认怂了，割地赔款也都答应了，可是西方列强不乐意了。其中最不乐意的是俄国、德国和法国三个国家。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所求不是很多，因为中国距离他们太远，要块领土什么的战略价值不大，维护成本还高，不如争抢家门口的利益更实在。可是俄国不同，俄国横跨欧亚大陆，东北亚就是它的家门口。为了维护它在亚洲的利益，俄国需要在亚洲建立一个军港。
可在当时，俄国在亚洲最南边的港口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从清政府手里得到的海参崴（今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位置太靠北，一到冬天就有三个月的结冰期。等于停留在这港口的军舰每年都有三个月时间不能出港作战，这打起仗来也太吃亏了。所以俄国急需一个在东亚更靠南的港口，具体看上的是中国辽东半岛的大连和旅顺。日本要割让辽东半岛，这一下就踩着俄国的利益了，所以俄国万万不能答应。法国是因为刚和俄国结成同盟不久，有履行同盟国的义务，所以跟俄国站在了一起。
德国反对日本，是因为德皇威廉二世是个十分狂妄的人，特别迷恋军事征服、主张强硬对外。可是德国统一的时间太晚，在清朝搞洋务运动的时候才刚刚统一，等到它开始扩张的时候，欧洲附近的殖民地早就被列强瓜分殆尽。因此看到中日之间的冲突，德国也非要插一脚，既显示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想趁机获取在亚洲的利益。
于是俄、德、法三国，尤其以俄国为首，开始干涉《马关条约》，向日本施压。对俄国来说，日本占领台湾岛、澎湖列岛什么的无所谓，他只要求日本把辽东半岛吐出来。
对于日本来说，虽然它是侵略的一方，但是面对三国干涉，日本觉得自己很委屈。日本认为《马关条约》是日本同大清签订的，按照国际法不关其他国家什么事。凭什么要你们三个国家出来干涉？而且条约已经签完，已经生效了，你们凭什么还要让我修改，你们这哪里有契约精神了？我们说过，列强只在小事上遵守契约精神，大事上该耍流氓还是要耍的。而且流氓还耍到底了，为了给日本施加压力，俄国开始在亚洲集结舰队。日本考虑到无法同三家列强同时开战，只能认怂。最终三国“调停”的结果是，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代价是清廷再赔款三千万两。反正三国不能吃亏，日本也不能吃亏，清方怎么想那就无所谓了。可是清廷一看，最不可忍受的割地在俄国的努力下取消了，还很感谢俄国。但钱的事儿怎么办呢？《马关条约》赔款两亿五千万两白银，这又追加了三千万两，加一快是将近三亿两白银，是清廷年收入的三倍还多。之前搞洋务运动的时候，还没打仗呢钱就不够花的，现在这么一个天文数字，钱从哪来呢？结果俄国主动向中国提供贷款，又让很多清朝官员感激不已。
但是，哪能有那么便宜的事呀。三国干涉还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在华利益。干涉事件后，德国向清政府索要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俄国指名索要山东半岛的胶州湾，这两个要求都被清廷拒绝。可是你不想给也没用啊。又过了两年半，德国借口德国传教士被杀，出兵占领早已相中的胶州湾，逼迫清政府把胶州湾租给德国99年。随后俄国用军舰运输2000名陆战队员在旅顺登陆，要求租借旅顺、大连25年。并且修建一条贯穿我国东北的铁路，将俄国同辽东半岛连接起来，而且整条铁路也都要在俄国的控制范围内。清廷以为“三国干涉”是捡了便宜，其实是刚出龙潭，又入了虎穴。
再来看看日本。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的感觉很复杂。一方面，日本第一次击败了压在自己头上一千多年的宗主国，这让全国极为兴奋，感到我们国家终于可以作为强国驰骋于世界了。但是“三国干”涉又给日本当头一棒，让日本看到原来列强没有道理可讲，尤其是俄国，乃是日本的心头大患。于是，日本又开始新一轮的卧薪尝胆。
在甲午战争十年后，日本同俄国在中国的领土、领海上开战。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场比甲午战争更大的豪赌。在陆地，日军疯狂进攻旅顺，付出了数万人的性命。在海上，日本海军孤注一掷，海军司令在决战前向舰队发出“皇国兴废，在此一战”的信号。最终日本获得了全面胜利，接管了俄国在中国的利益。
这不是好事。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都大大扩张了日本的利益。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因为全力进行工业和军事建设，经济压力很大。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让日本大松一口气，全国经济复苏，又送给了日本垂涎已久的朝鲜和台湾，还让西方国家逐渐重视、接受日本，这让日本上下认识到“战争可以让国家崛起”。
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每一次胜利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参加七年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接连不断的战争中，军队的权力持续上升，逐渐超过了内阁。甚至那些不够好战的政府官员会被视为“日奸”遭到刺杀。最终，全日本无人能制衡军队的权力，使日本从一个议会说了算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变成了军人干政的军国主义国家。在军人的策动下，日本发动了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疯狂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沦为被占领国，东京被大火焚烧，两个城市被原子弹化为废墟，一代人陷入极端贫困。一场不断靠发动战争换取的大国崛起之梦，最终以亚洲几十亿人民近五十年的血泪告终。
这条不归路，就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日本在不归路上渐行渐远，大清依旧在强国的迷梦里茫然无措。
今天我们回顾当年那场战争，日本的胜利其实有很多侥幸的成分。清日在朝鲜有两场陆地战斗。在前一场的“成欢之战”结束后，日本将领承认，假如之前日本舰队没有击沉清军的一艘运兵船（就是济远号丢下运输舰自己挂白旗逃跑的那一次），胜负并未可知。后一场“平壤之战”，清军是在占有优势的情况下，因为主帅胆怯而溃逃。假如能坚持到援兵到来，战局或许也有转机。而在最关键的甲午海战里，假如北洋水师提前有所准备，假如水师的煤炭和火炮质量再好一些，假如定远、镇远运气稍好一点，多击中日舰几发炮弹，战局可能都不一样。
从大的角度讲，假如李鸿章没有错误判断形势，从战争开始之前就向朝鲜大批增兵，日军取胜的希望就会小很多。又假如李鸿章的眼光能开放一些，改海军防御为主动出击，北洋舰队同样有获胜的机会。再从更大的角度讲，历史给了李鸿章三十多年时间治军，假如他治军时能再用一点心，改革军事制度，军事训练再好一点，装备再先进一点，后勤和医疗建设再卖力一点，战争结果也都会不同。但当我们再往上追溯的时候，就会发现战败又成了必然，因为真正能决定胜败的，是一国的国力。即便甲午战争中清廷取胜了，又当如何？以清廷之傲慢，国力之有限，占领、肢解日本是不可能的，况且西方列强一定会阻止。清廷能得到的最大利益也不过是割地赔款而已。取胜后，清流派必然弹冠相庆，感叹取胜之道果然是“在人心不在技艺”，更多人相信救国的希望在于读孔孟圣贤。洋务派更加相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拒绝民间经商，用中国农民在田间辛苦劳作出来的一粒粒种子去填补日益庞大的军费。即便有少数人认识到发展商业、改变制度的必要性，他们也会受到更大的阻力，进展会更缓慢。相反，维新的日本在战败后会更加团结，奋发振作，以先进的社会制度发展经济，终究会以更强的国力、更大的怨恨卷土重来，让中国承受更大的痛苦。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对清廷来说，就已经是绝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