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中，我们论述了农村转移劳动力转移的首要动机是就业和收入。而就业和收入与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崔荣慧（2001）的调查中，他指出越来越多的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参与了转移，而且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水平每年可增加汇寄款149元。原因是，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73（谭友林，2001）。在作者所调查的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0个乡镇企业职工平均月工资为325元，有86.32％的职工月工资在200～400元之间。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1)
从对10个乡镇企业的调查中，我们得到有高达97.8％的转移劳动力意识到，自身素质提高对工作稳定性和收入状况改善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有87.9％的转移劳动力表示将投入资金进行自身再教育，有78.2％的被调查者表示将支持家中其他成员接受教育。
非农部门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劳动总量特别是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所以必须提高现有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有效转移。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教育也不仅是在转移前，更应该贯穿于转移中和转移后的整个过程中。
8.2.3 农村技术效率提高的经济效应
在前面几章的分析中，我们指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通过对分工效率（配置效率）的改进来提高技术效率的。实际数据也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根据世界银行（1998）和蔡昉等（1999）的计算，在改革期间，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非农产业）的转移，对GDP增长率贡献了16％～21％。具体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家庭收入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户职能分工与收入增长
在论及农户职能分工时，我们主要论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户生产与经营职能的分工。由于数据限制，在此，我们仅能分析广义农业内农户进行不同作物的生产之间的分工带来的经济效应。一般认为，农户种植粮食作物很难获得较高的收入，但同样是生产粮食，不同的生产方式仍然具有不同的生产效率和效益。如果把种植粮食的农户分为纯粮户、粮兼户、兼粮户和非粮户四类，则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报告，我们可以发现农户生产职能的不同分工方式或者说农户的专业化水平对农户的收入具有不同的影响，专业化生产粮食的农户（纯粮户）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如1995年种粮户的平均亩净收益为289.18元，纯粮户则达到了306.45元，高出5.97％。扣除家庭用工折值后，不同的粮食生产方式对投入净收益率的影响更大。
1995年种粮户的平均投入净收益率仅为1.73％，而纯粮户则高达106.29％。专业化生产对收入的影响具体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获得：一是不同的粮食生产方式，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专业化生产粮食的农户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按实际用工的粮食产出计算，种粮农户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为16千克/工日，而纯粮户则达到了28千克/工日，即专业化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比非专业化高出75％。不仅如此，甚至专业化生产对土地生产率也有影响，如1995年种粮户的平均亩产为296.71千克，而纯粮户则达到了311.07千克，后者比前者高出14.36％；二是专业化生产能够节约用工的数量（即提高了用工的质量）。如纯粮户的用工量一般比种粮户节约72.3％以上。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户家庭分工与收入增长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技术效率改变是通过分工效率即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变而实现的。对于一个农户家庭来说，家庭内分工的直接好处就是家庭收入来源及收入结构的变化。转移劳动力的收入转移是以转移劳动力为纽带联结城乡经济的主要方式，也是城市资本向农村转移的一个重要渠道。农户家庭中部分劳动力进城务工已成为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手段。成为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换，加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民收入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
根据蔡昉等（2003）的推算，2000年外出半年以上的劳动力的转移收入总规模已经达到2700多亿元。以安徽为例，2001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输出人数为77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6，全年农民外出务工总收入260多亿元，分摊到全省农民，人均500多元，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4.5％。表8-2对比了1997～2001年城乡收入转移的两种方式（劳动力转移收入转移与财政支农资金），从中可以看出劳动力转移收入转移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1997年转移收入转移是财政支农资金的1.07倍，到2000年就增加到了3.62倍。
8.3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诱致性制度创新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如何构建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以适宜的制度保障劳动力转移，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8.3.1 诱致性制度创新的条件分析
Schultz（1968）将制度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North（1983）将制度定义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规范"。"制度是经济主体或行动主体之间的一种利益安排，制度变迁是指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利益格局发生变化，通过相互博弈所达成的新的制度安排。"（史晋川等，2002）。拉坦指出，由技术进步释放的新的收入流，是制度变迁需求的重要原因，新收入流的分割导致技术进步或制度绩效的增进相联系的效率收益是进行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激励。制度在技术进步的变革中不断实现创新，以满足制度利润最大化。因此，制度变迁过程是制度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
制度经济学继承新古典经济理论，把制度引入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制度变迁同样可以用"需求-供给"这一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笔者认为制度变迁导致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又诱发制度创新。制度变迁是不断从非均衡（产生制度需求）到均衡（制度供给），再从均衡（新的制度需求）到非均衡（新的制度供给）的循环过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发展遵循了这一过程。本章将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生技术进步诱致制度创新的理论分析。
诱致性技术创新必须要以一定的制度创新或者制度条件作为保障。速水佑次郎（2003）指出"不管一项技术创新能预期产生多高的利润，也不管生产者多么理性，他都不可能独自的进行技术创新"。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而言，要成功的实现这样的技术创新，必须满足相应的制度条件：首先，经济体系中，接受转移劳动力的部门必须是一个有效的利益主体，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再者，存在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使价格能够反映出相应的劳动力稀缺水平，同时传统部门转移出来的这一部分劳动力在现代部门能按照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工资率的标准取得劳动所得；再次，劳动力转移不受制度约束，即劳动力所有者对劳动力拥有完全产权，可以自由选择就业。
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机制总是有效，经济就应该稳定增长，不会出现我国目前这种巨大的城乡收入缺口。所以，我们必须了解目前妨碍我国诱致性制度变迁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因素。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一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无疑是一种市场配置资源的行为，对提高经济效益是有利的。然而，我国现行制度还无法保障这样的技术创新顺利进行。历史发展战略导致的许多制约因素很难实现增量质变，即存在制度的路径依赖。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传统的多种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税费制度等）共同限制，这些制度的增量变化成本相当巨大。在城市，部分省市出台了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及外来劳动力务工的规定和政策，政策制定者把所属省市受益的政策而不是国家受益的政策放在了最优地位。正如Mancur Olson（1965）所说，由于承担组织行动的成本的那些人员只能得到集体行动的部门利润，因而组织起的集体行动通常大大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而，在技术进步已经产生制度需求时，我国政府应继续完善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回顾过去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演进过程，无疑对我国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据估计，劳动力转移对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0.23％（蔡昉等，2000）。劳动力转移对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为16.3％（蔡昉等，2000）。
然而，我国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变迁道路是一个渐进的探索过程，制度供给相对落后于制度需求。改革主体来自需求者，变迁力量薄弱，并且当需求者的短期利益得到满足后，制度变迁的动力就会减弱。或者由于受到绩效误导，表现出路径依赖和制度缺失的特点。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需求问题。
目前，妨碍劳动力转移的许多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尤为突出的是，户籍制度和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户籍制度首先给劳动力转移制造了进入壁垒，其次是在工资及各种福利保障待遇上的户籍歧视（蔡眆等，2001）。这样的户籍制度造成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从而无法通过劳动力的转移推进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期限的意愿制度常常在"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现实中无法实现，这种实际和意愿的差异阻碍了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流转，也限制了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离开土地之后仍有后顾之忧。
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必须建立在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防止由于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不同收入弹性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Johnson（1999）认为，在今后30年，如果劳动力转移障碍拆除，在可比人力资本条件下，城乡收入可以达到几乎相等的水平。蔡眆等人（2000）指出，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对年均增长率的贡献可以实现2～3个百分点。
因此，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探索激励劳动力转移的新型制度，在制度变迁中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无论户籍制度改革还是土地制度改革，并不是形式上让农民变成"非农民"，而是要在实质上给予农民要素产权，在公平市场上实现优化配置。政府的作用是供给利于这种市场配置的制度。我国劳动力转移应该实现供给主导型占优的格局，形成自上而下的畅通的劳动力转移制度，突破劳动力转移"制度锁定"的局面。
8.3.2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需求
林毅夫（1996）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所引起的。"如果（行动主体）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Davis and North，1979）。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盈利性决定了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和城市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相对稀缺程度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了相对价格的变化。
由于生产方式改变而不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成为农村传统部门的优势资源，资本成为城市现代部门的优势资源，劳动力与资本的重新配置将使各个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得到提高，带来利润。但是，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农民对就业方式和就业区域没有自由的选择权。扭曲低效的要素配置制度已不能满足人们利润最大化的需求，这一需求必将诱发实际的制度变迁。
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释放的劳动力受到城市现代部门新技术新增长点的吸引，萌发了从事非农劳动的念头，但由于户籍制度和传统观念的限制，在信息和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劳动力不敢大胆尝试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去从事不熟悉的劳动方式。制度需求者在昂贵的意识形态摩擦成本前不愿自我冒险进行制度创新，这种迫切的制度需求只有靠政府来供给。正如林毅夫（1996）所说，虽然制度供给者不是国家，但国家天然是制度供给者。
8.3.3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供给
当政府预期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将通过法令改变制度的非均衡而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即这种制度变迁的诱因在于政府效用最大化。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