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东边，是一排高高的曲曲弯弯的榆树，整天随风摇动，哗哗作响。树后，是一堵高高的土墙。墙的那边，是大队办公的地方。
同样是一排稍微周正些的土坯茅屋起脊房。与普通民居不同的是，它两端的檩子，前后的椽子，外层都镶着天蓝色的实木挡板。还有，天蓝色的木制窗框上，镶着亮晶晶的玻璃。这使它成为附近乃至十里八村少有的特殊和显眼的建筑。加上院落里经常停放的当时庄户人少见的凤凰、永久等名牌自行车，出入的穿戴整洁衣冠楚楚的干部，再加上一人多高的围墙的阻隔，这里显得更加庄重与神秘。
这里便是管理着两个自然村落，100多户人家生产与生活的，在当时农民们看来拥有至高权力的领导机构，西十三号大队队部。门口挂着的木质白牌黑字，不声不响地显示着它的高贵与权势。
据说当年日本人占领东北的时候，这里是伪满洲国的属地，为便于管理，日本人将这一带的村屯就失去了原有的名字，都统一进行编号管理。这一带的村屯都叫多少多少号，沿用至今。老年人还记得，我们屯原先叫大桥。
6月份的一个早晨，我们没有上课。老师把我们编成一条长龙，领进了隔壁的队部。房间很宽阔，摆放着很多土墩子。当我们走进礼堂，其他年级已经坐得很规矩了。我们也坐在门口旁的两排空位上。坐好才发现，礼堂前面挂着一块黑板，散发着臭墨汁的味道，黑板前面是一张旧木桌和一条木凳。这就是主席台了。
黑板上粗重的粉笔字写着“西十三号大队忆苦思甜大会”几个大字。主席台上端坐着一位泥塑一样的老人。仔细一看，这个人我认识，是住在村西头的老张头。他又黑又瘦，矮矮的个子，背部弯曲得很，从侧面看像个锅的形状，村里人都叫他张罗锅。
张罗锅一个人过，没有成家。提起张罗锅，村里的婶子们，总是撇着嘴说：“张罗锅年轻时给地主干活，后来地主被打倒了，他也老了。哪个缺心眼的人家能把姑娘嫁给一个又老又穷的驼子，就是寡妇也不干哩。”
我和拴柱曾好奇地“潜伏”进张罗锅的家。走进昏暗的茅屋，迎面就是个土灶，土灶上架着一口锈迹斑斑的锅，锅里泡着一个豁牙旧碗。土灶旁是一口裂了纹的水缸，只在缸底存了些水。隔墙的炕上零星散放着几块席子，屋里甚至没有一床被褥。
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穷老头，会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今天他竟坐在了主席台前，看得出，他在尽力挺直弯曲的身子，表情有些严肃。
忆苦思甜大会开始了。
扩音器里传来了张罗锅嘶哑的声音：“要说这万恶的旧社会，狗日的坑人啊！”
“扑哧，”下面的学生听着脏话，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是。这万恶的旧社会，是真坑人啊！”张罗锅意识到这样的场合不能说脏活。
“天天没日夜地干活，吃不上，穿不上啊。冬天没有鞋穿，野外放牛，天冷了，脚冻得跟猫咬的似的，怎么办啊，就把脚插进牛刚拉的粪便里。”
张罗锅眼睛圆睁，满脸愤怒。扩音器断断续续，张罗锅的声音时隐时现。
类似的故事听了不下十遍了。孩子们早已失去了兴趣。我伸手推了推前面的拴柱，拴柱抬起腿来向后踹，二狗子也加入了，向前推搡着我。三个人正玩得热闹，一抬头看见老师正瞪着我们，表情严厉。我的脸上一阵灼热，赶紧低下头，意识到这个时候是不允许我们打闹的。于是正襟危坐，做出倾听的模样。
“别人忆苦思甜都哭着，这老头怎么不哭？”在我眼皮越来越沉重的时候，人群里不知是谁问了一句。显然这是个参加过忆苦思甜大会的人。周围的人也都说，是啊，怎么没哭呢？话音刚落，台上的张罗锅，语调突然哽咽了，脸上的褶子像纸扇子一样又开又合，还举起袖子，抹着眼角。袖子上大窟窿小眼子的都是洞。
这一哽咽，更听不清他说什么了，他干脆也不说什么了，就坐在那里抹眼泪了。他这一哭，前几排的孩子受了感染，跟着哭起来了。拴柱、二狗的眼眶也红了起来。整个礼堂都是哽咽、抽泣和擤鼻涕的声音。我愣愣地看了看周围，不知道为什么要哭。抬头又看了一眼张老师，她竟然也哭了起来，我觉得我也应该哭了。干涩的眼睛没有眼泪，于是在腿根处，狠狠地掐了一把，疼得龇牙咧嘴，硬生生地挤出了几滴眼泪，才觉得满意了。
工作人员抬来一个大笸箩，里面装满了高粱面馒头。工作人员每人发给我们一个。馒头扎嗓子，噎人，很难咽下去。老师严厉地要求我们必须吃掉，说这是在回忆旧社会的苦，不忘新社会的甜。于是大家边吃边哽咽着。粗粝的高粱面，到了嘴里细细地咀嚼着，和唾液充分搅拌，还是咽不下去。我偷偷扔掉了手里的馒头，最后把嘴里的一口也吐到了手里，扔掉。
吃完了忆苦思甜饭，大家又挥着胳膊，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力地喊了几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会议结束了。端坐了许久的孩子们，一窝蜂地跑出了礼堂。我走在最后，看见地上都是大大小小的高粱馒头。工作人员又端来大笸箩，捡拾地上的馒头，嘟囔着：“猪今晚又能啃上高粱面馒头喽。”
下午的作文课上，老师布置作文题目：以张爷爷的故事为素材，写一篇作文，表现对旧社会的憎恨和新社会的热爱。
写作文是我擅长的，也是我最喜欢的。已经不止一次，老师将我的作文当成范文在全班朗读。张罗锅的故事讲得啰啰唆唆，前言不搭后语。不多，也不系统，没有打动人心的地方。我冥思苦想，突然想到了村里另一个很穷、很瘦的老头——老马头。老马头七十多岁，须发斑白，驼背弯腰，走路的时候五指总是僵硬地张着，像四股叉一样。一家人住着一间破旧的茅草房，很拥挤。近半年他每天往返于家和马号之间。原来儿子娶回了媳妇，家里实在住不下，无奈他晚上在生产队的马号睡觉。
我猜测这个年纪大又贫穷的老头，也一定有很多在地主家受苦受难的故事吧。把他的故事写成作文，一定能在班级引起轰动。
放学后，我就坐在老马头平时经过的路口上等他。
阳光褪尽，月盘挂起。老马头迈着不大不小的步子，晃晃悠悠地走来了。
“马爷爷，马爷爷，您能给我讲讲您在地主家受苦受难的故事吗？”我仰着头，问老马头。
老马头似乎没听见的样子，脚步没有停顿，从我身边走过。他仿佛没有看见我，没有听到我的话一样。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理我。
我灵机一动，又想出一个办法。
我家的灶房有个柴火堆，是平时堆放柴火的地方。它的下面是个土豆窖，平时用几块木板盖着。我要是烤几个土豆送给老马头，他就会给我讲故事吧？
于是，晚饭后，趁父母不在，我推开上面的苞米秆等，掀开两块木板，一股冷森森的凉气扑面而来。底下黑咕隆咚，不知深浅。我用苞米秆向下试了试，不深，便扒着窖沿，试探着一点一点地蹿下去。事情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刚一下去，便觉得眼睛像棉被捂住了似的，什么都看不见。同时觉得棉被不光捂住了眼睛，还捂住了嘴巴，一口气也喘不出来。想喊，喊不出声，想动，动不了。我没有摸到土豆，就无声无息地晕倒了。
等我醒来，已经躺在自家的土炕上。只觉得全身无力，一摊泥一样躺着。映入眼帘的，不仅有天棚上糊的旧报纸，还有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的脸。此刻，他们焦急地围着我，高声地呼喊着我的名字，急得团团乱转。见到我醒来，亲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土豆窖长年封闭，处于没有氧气的状态。有经验的人，下窖之前，都点上蜡头，先顺下去。如果蜡头灭了，便等一阵再下。蜡头有火光，说明有氧气，才可以放心地下去。我没有这个经验，险些酿成事故。幸亏父亲及早发现，我才免于灾难。
“我要吃烤土豆。”苏醒后第一句话。我这样小声地说。
父亲下到窖里，捧出一堆土豆。母亲选中几个个头中等的，埋进火盆。不到半个时辰，从炭火里拨出，土豆熟了，丝丝地冒着热气，泛着金黄色，一股香味扑鼻而来。
很快，我用手绢包着土豆，跑到了老马头住的马号里。
马号里的尿骚味儿和粪臭味混合在一起扑面而来，有点熏眼睛。马儿的喘息、刨地声，充斥着耳膜。
老马头见到我有些意外。我先拿出热乎乎的土豆，再说明了来意。老头的眼睛亮了，脸上也堆起了笑容。土豆有些烫，他不扒皮，倒吸了几口凉气，一口咬下一半，便连吹带舔地吃起来。吃饱了，老头抹抹嘴，便开始给我讲故事。
他发音不准，吐字不清，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连呼哧带喘，说说停停，总算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将他讲的故事稍加整理和加工，很快写成一篇作文。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我14岁那年，母亲不幸患肺结核去世。家里几年来给母亲看病花去了大半个家当，没有钱发丧母亲。眼看着母亲的遗体躺在土炕上，爹和我只有流泪，却拿不出钱来安葬。后来，还是邻居帮着想出了办法，向村西的地主借钱借粮来渡过难关。可是，狠心的地主竟以要我进他家放牛为条件，才答应借4石高粱。为了安葬死去的母亲，为了安慰凄苦的父亲，我咬着牙，答应了。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安葬了母亲。我却从14岁起，便成了地主家的“小牛倌”。
地主叫刘世英，家坐落在我屯的西边。全村各家都是矮趴趴的草苫泥土房，唯有地主家是青砖到顶、青瓦覆顶的四合院。那片房子占了全村一小半的地方，周边筑有一人多高的青砖围墙，围墙周围种着与房脊一般高的白杨树和榆树。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这一片青砖青瓦的建筑。院子中间，建有高高的炮楼和炮台。站在炮楼上，可以向四面八方鸟瞰十里八村。炮台上有四门土炮，用来对付偶尔来抢粮的胡子（土匪）。
地主家的门口，有两只蹲着的石狮子，穷人走到这里，便会心生一种恐惧感和威严感。我走进石狮子守候的黑铁门，如同进入了人间地狱。
老地主领着他的三个老婆和十六个孩子及兄弟姐妹住在正房里。穷人连一个老婆都娶不上，连一个孩子都养不起。他却有三个老婆、十六个孩子。他的管家、长工、短工和家丁住在东西厢房里。而我这样的放牛娃，大多数时间只能住在牛棚里。夏天躺在草堆里看星星，冬天才能挤进长工的土炕上，免得冻死。
老地主家有一眼望不到边儿的土地。咱们村里近一半的耕地都属于老地主家。老地主伪善地要求家人，来了要饭的人，一定要让他吃饱，他拉屎都得拉到咱家地里肥田。老地主走在路上，地上有一棒玉米穗、一枝高粱穗，他都会弯腰捡起来，尽管家里有几年吃不掉的粮食。老地主出门，总是拎着粪筐，顺便捡粪到家里肥田。村里曾流传着老地主舍不得将屎拉到外面，急着跑回家弄脏裤子的故事。他自己也说过，吃饭的时候，孩子都放下饭碗了，老地主也要薅着跑到外面玩耍的孩子的耳朵，将孩子拎回来，拾起掉在桌上的饭粒。
老地主家生活相当好。每年春节，都要杀掉四五头猪，将肉冻进大缸里，慢慢地吃。过年过节，鸡鸭鱼肉摆一大桌子，一大家子人，有说有笑，欢声不断。而我们这些小长工，只能吃点残汤剩饭。当我进他家时，老地主承诺，长工与他吃一样的饭。谁知道是他先吃我后吃啊！
老地主家照明点洋蜡，那玩意大又亮，又不熏灯烟子，可是，对长工们，他家连煤油都舍不得买，长工们缝补衣服，连洋油灯都点不上。多数的时候，都只能摸黑。
我白天放牛，晚上回来还要抱柴烧火，挑水，打扫院子，这样没白天带黑夜地干了8年，还没有还上母亲去世时借的4石高粱。按照约定，再有2年就可以还上债了。不幸的是，一头黄牛不慎跑到场院偷吃黄豆胀死了。老地主不但罚我2年工钱，还要我赔偿黄豆。如果不是共产党来了，搞了土改，我至少还要在老地主家放牛5年时间。
1948年，轰隆一声震天响，村里来了共产党。地主家的土地被分到了贫苦农民手中，连地主家的四合院，都分到了贫农的手中。穷人翻身了。我分到了土地，分到了牛马，还分到了房子，娶上了媳妇，有了儿女，过上了今天的幸福日子。
最后，我又把报纸上常用的政治语言运用到作文的结尾，全篇文章的主题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马大爷个人的遭遇，是千千万万贫下中农在旧社会遭遇的缩影。广大的农民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打倒地主阶级，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但是，被打倒的地主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无时无刻不梦想变天，回到他们的天堂中，让广大贫下中农再吃二茬苦，遭二茬罪，我们贫下中农决不答应。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跟着共产党，永远干革命！
因为全班的同学写的都是忆苦思甜大会的题材，内容也不完整，多是拼拼凑凑，加上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而我的作文显得十分突出。老师以我的作文为范文，进行讲解，如何选材，如何布局，等等。讲解前，老师要我将自己的作文念一遍。于是，我激动地站起来，声音洪亮，饱含感情地将作文念了一遍。全班的男女同学都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我知道，我成功了。
第二天，老师让我拿着自己的作文跟他走。我不明白他的用意，只好跟着他走。奇怪，他竟带我来到8年级的教室。
坐在这个教室里的同学，明显地比我高出一头。坐在桌上，他们的胳膊把桌子全覆盖了，腿也明显地支在凳子外面。上学路上经常看到他们。有的看上去有些面熟。此刻，他们都在等着上课。男的梳着好看的分头，女的也都梳着好看的辫子。
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让你们写作文，这个费劲呀。作文有什么难？不就是把要说的话写到本子上吗？现在，你们来看看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同学，看看他是怎样写作文的。来，扎麻棵（我的名字），把你的作文念一遍。”
我这才明白老师的用意，让我来念作文呀。这可是8年级的大同学，明年，他们就要毕业了。我偷眼看讲台下，那些平时正眼都不看我，有的甚至还欺负过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眼睛瞪得大大的望着我，有的还张了惊愕的嘴巴。那表情，有不解，有期待，有疑惑。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出头露脸的机会。它充分说明了老师对我的抬举和重视，也说明我的作文足以引起高年级的赞美与夸奖。想到此，我鼓足了勇气，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用嘹亮的饱含感情的语言，将作文念了一遍。出乎意料，我的话音刚落，小小的教室里竟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我的作文写得有那么好吗？我悄悄地问自己，我不能回答自己。
我激动地回到家。
晚上，吃饭桌摆在土炕中间，上面放着满身油腻的灯盏。它豆一般大的灯火光，照得屋内昏黄一片，灯光上面晃动着筷子一样长的黑烟。母亲在打袼褙，一块一块的旧布用厚厚的糨糊沾到面板上，将来晾干便可用它纳鞋底。父亲在炕上躺着，脚放火盆上烤。我照例向母亲描述了我作文的成功。然后我自信地读了一遍，等待父母的夸赞。
“不行，作文不能这样写！”父亲咕哝一句。
望着父亲，我不解。我知道父亲一天书没读过，他不懂作文。
“刘世英是你太爷！你是要打倒自己的祖宗呢！傻孩子。”父亲一下翻身坐了起来，一脸凝重告诉我。
“是我太爷？怎么会……”这地主竟然是我太爷，我竟然是个地主的后代？我小小的脑子里有些混乱，一时有些难以置信。
还是母亲聪明，她说，去掉太爷的名字，就可以。不说那个地主的名字，作文还是成功的。名字去掉了，作文还是作文，可是我是地主的后代，这让我难堪，也让我不解。巨大的迷雾笼罩着我的精神世界。我有些迷茫、彷徨、忐忑。
父亲感叹一声，“孩子大了，有些事，该让你知道了。”便向我讲述了祖上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