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蕴芳，现今的大华西村民，以前她是紧挨华西的前进村村民。她说：“我们村上的人有句流行语，叫做‘儿好女好，不如华西好。’前进村在50年代时与华西村同属一个大队，那时吴仁宝也是我们的书记，后来行政分家，我们就成为独立的前进村。可前进村不‘前进’，1988年时华西已成‘亿元村’了，我们村却到年底时连村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还倒欠村民6万元。记得那天外面下着雨雪，刮着寒风，我们村上的干部愁得在村委办公室里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华西村的吴仁宝书记来了，他带着10万元现金对我们说：‘先把欠村民的债还了，再把年过了。’当时我们前进村的干部们真的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
更让我们感到意想不到的是，老书记吴仁宝当场拍板，说要帮我们建厂。‘我们华西出500万元投资款，赔了是我们华西的，赚了是你们前进村的！怎么样？干不干？’老书记拍着我们村的支书这样说。这么好的事不等于天上掉馅饼嘛！再不干、再不好好干，我们还有什么脸面挨着华西村？就这样，在吴仁宝老书记和华西村的无私支持下，我们前进村化工厂于翌年元月正式投产，当年就净赚50多万元，三四年后利税已能达到四五百万元，也开始渐渐走向富裕……”与前进村情况相近，华明、三余巷村也在那些年里，得到吴仁宝和华西村的全力支持，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摆脱贫困，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老书记吴仁宝对我们周边村的帮助是无私的。那年他主动找我商量说要帮我们村办一个法蓝厂和一个化工厂。工厂建起后，我们村的农民收入一下得到改善，大家喜洋洋的。可天有不测风云，1994年5月份，一场火灾把我们村的‘摇钱树’--化工厂全烧了。就在我们全村痛苦不堪的时候，吴仁宝老书记带来280多万元重建资金说要在原址上再帮我们建起一个规模更大的化工厂。当时我们村的村民和干部全都掉下了眼泪，大伙儿说：‘啥叫社会主义好？啥叫共产党好？华西人的风格和吴仁宝书记的为人，让我们一下全明白了！’”原三余巷村支部书记孙大龙感触万分地说。
然而，让前进、华明和三余巷、泾浜等周边村发生根本变化的，还是2001年吴仁宝创造性地提出的“一分五统”的大华西概念。
何谓“一分五统”？“一分五统”是吴仁宝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践中的一大发明，它曾被中央领导和学界称为“吴仁宝新模式”。这一构建模式，是吴仁宝在期望以“富华西带周边穷兄弟”时想到的。1988年后，华西主动伸手出资为周边几个村办厂帮扶后，虽然也让这些村的日子改变了一些，但由于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等影响，周边这几个村的好日子并没有节节上升，有的甚至在下滑。这让吴仁宝对帮扶问题有了重新思考：过去总讲“船小好掉头”，其实在全球化经济越来越形成的市场条件下，只有“大船才好抗风浪”。华西村之所以能够乘风破浪、效益越来越好，正是因为它的企业集团有着较强的竞争能力。于是一个打破中国50余年农村行政格局的大胆设想在他脑海里形成，随即吴仁宝把自己的想法专门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
“好啊！吴仁宝同志的设想和思考符合邓小平理论，也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嘛！我们认为这‘一分五统’行！有创新，也有可操作性！这也说明吴仁宝一生追求的共同富裕理想，已经开始从华西走向社会，我们全力支持！”上级部门的态度，给了吴仁宝极大鼓舞。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这些年大家都看到了，华西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村民们吃的、用的、穿的，还有银行里存的，都比别的村好一大截！可我要说的是，华西村富了，我吴仁宝高兴。可如果你们--你们这些乡里乡亲的邻居们都好了，我吴仁宝就更高兴啦！现在，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愿不愿意跟着华西一起上路、一起走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那是一个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的日子，吴仁宝来到华明、泾浜、三余巷和前进村的村头田间，他一边挽着裤腿帮人家干活，一边这样问大伙儿。
“愿意！我们做梦都想做华西人哪！”邻村众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围着吴仁宝久久不愿离开。
“好，过些日子，你们都将是华西人了！让我们一起共同富裕奔小康、迎中康吧！”吴仁宝那天也很激动。当下他请来华明、泾浜、前进和三余巷四村的干部，然后又对自己的“一分五统”的设想征求意见。
“一分，就是村与企业分开，我们与华西合并后的原村委会还是由本村村民自治、选举；五统，即联合起来的5个村统一由华西集团实行经济上的统一管理、干部使用上的统一、人员统一使用、村民的福利也统一、5个村的村建也统一规划是不是？”邻村干部问吴仁宝。
吴仁宝笑：“是这意思。你领会得蛮快。”“华西效益与我们有天壤之别，这一统一你们不是亏大了？”“华西村这几十年发展的是集体经济，走的是共同富裕。你们加入大华西后，就是华西的人了。华西人不讲谁亏谁赚，只讲贡献和能力。再说，华西还要向前大发展，你们加入进来后，在人力和自然资源上也给华西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前景，我们彼此谁都不吃亏嘛！”“好，就这么说定了！我们心甘情愿当华西人！”“我们也愿意！”“愿意--”呵，当华西人，这对周边的农民来说，那是一种梦想！农民们是最讲求实惠，现在吴仁宝把已经闻得到香味的“肥肉”送来了，谁还不愿意？不愿意的是傻子，种地人才不是傻子呢！吴仁宝推出的“一分五统”第一年就吸引了华明、泾浜、前进和三余巷4个村。第二年，西巷、北缪家、水池、陈塘、朱蒋巷等村又几乎以百姓百分之百的签字率（吴仁宝要求，凡想加入大华西的周边村子，村干部必须征求村民的自愿签字）请求“并入华西”。
华西在“一分五统”的引领下，短短几年时间里，一下“扩容”到了今天方圆3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下辖16个村级单位，人口也增至30000多人……当我们今天走进到处欣欣向荣、和和美美的大华西，看到那些井井有序的“工业区”、“生活区”、“休闲娱乐区”、“生态农业区”、“旅游风景区”等规模和气势都十分壮观与美丽的现代化景象时，仿佛置身于一个别样的都市之中，而这在“一分五统”之前的华西村是不易做到的。
在请吴仁宝描绘“一分五统”后大华西前景时，老人举目窗外，然后深情地告诉我：“到我80岁时，所有大华西的村民都要搬进别墅、新房，让他们人人都能享受到中康的幸福生活……”中康是什么概念？中康应是人均收入在6000以上美元的水平吧！事实上我知道华西村在2004年，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但在吴仁宝的心目中，中康何止是一个人均收入6000美元的概念，它还有生活的质量、精神的内容，以及对未来的信心等等。
吴仁宝对我说，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华西村民们的生活越接近中康、大康，他越想为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穷困地区的农民兄弟实现脱贫和奔小康助把力……一个多么崇高的老共产党人的胸怀！“吴仁宝，国之宝。”有位中央领导这样评价他。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倡导下，始终信守“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是富”的理念，尽其所能地为“边少穷”地区帮困扶穷，功绩卓著。而在这其中，吴仁宝更是老骥伏枥，一马当先。
早在1991年，吴仁宝与陕西省领导签订建立第一个外省“华西村”后，他就亲自带领本村的骨干专程到千里之外的黄土高原上的陕西汉中的高潮村考察落实扶贫与建厂事宜，并且从那时开始，每在外省建一个“华西村”，吴仁宝都要亲自前往考察落实具体项目，有的地方还要一年去几次。那一年，华西村的帮扶技术考察队在前往山西途中，车子发生意外事故，年届67岁的吴仁宝不顾流血伤痛，坚持要到目的地，当他带伤下车到大寨看望帮扶项目时，大寨的郭凤莲握着老人的手感动得热泪纷飞：“华西有您这样的老书记是福气，我们大寨有您这样的好亲人感到光荣啊。”1994年，国务院作出了力争用7年时间，解决中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已经走向西部扶贫征程的吴仁宝在返程途中，专门上北京向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表示：华西村愿意投巨资，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培训干部，采取一带十、百带千的方式，并且在2000年前帮助西部地区10万人脱贫、1万人奔小康！“了不起！华西了不起！吴仁宝了不起！”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在敬佩吴仁宝的同时，又称他的培训和扶贫构思是“中国扶贫工程中的伟大创举”。
从那一年开始，华西村在吴仁宝的主持下，每年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培训任务，多则一次几百人、少则几十人，时间有的两三个月，也有一年、两年的。所有到这里培训的干部全部由华西提供生活和学习的全套优质的免费服务。而吴仁宝不仅担任培训的领导小组组长，而且每期必亲自要上几堂课。来自穷困地区的学员，在华西和吴仁宝那里，既学到了小康的致富经验，也深深地被吴仁宝这位基层老支书的那份对百姓、对集体、对国家和对党的浓厚感情所感染。而吴仁宝则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穷苦地方的老百姓最关心两件事：能不能吃饱穿暖，能不能让孩子上学。
可每当我到西部那些穷地方走一走时，心里就特别的沉重，就特别想帮他们一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华西今天富甲天下，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华西帮一把穷兄弟也是自己坚定共同富裕信仰的一种体现、一份感情。”10多年来，在吴仁宝倾心努力下，华西在外域建立的“华西村”已经不下10个，帮助西部10万人脱贫和1万人奔小康的目标也早已实现。然而吴仁宝和华西人帮扶的脚步从未停止，一个个具有“吴仁宝模式”的“华西村”在甘肃、宁夏、黑龙江、江西等地遍地开花，而吴仁宝在帮助这些兄弟省区建设“华西村”时，掏的不仅是钱口袋，更多的是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念和意识。他甚至每一个关键时刻除了自己亲自蹲点扶植外，总要派出华西村最好的技术骨干和管理能手到那些地方扎根，而这些骨干和能手中必有他的亲生儿子。
1995年，村党委决定为黑龙江肇东的一个山村屯建“东北华西村”，那儿条件十分艰苦，社情也复杂。吴仁宝挑了自己最心疼，也是最小的儿子“老四”，临别时他对“老四”说：“你上那儿一定要像孝敬我和你母亲一样孝敬那儿的百姓，也一定要像建设华西一样建设好‘东北华西村。’”“老四”不负父望，带领当地村民，苦干一个秋冬春夏，既平地，又办厂，一年就使这个原来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的贫困小村庄，一跃成了人均收入4000元的当地富裕村。
“我还是那句老话：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我们的共产党要干什么？就是要让没有过上好日子的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让已经过上好日子的百姓，更加幸福富裕、健康长寿……”50余年党龄、78岁高龄的吴仁宝，今天依然声音响亮、步子匆匆、干劲不减，他把华西的大权交给继任者后，说自己现在的任务是：争取活到100岁，再为党和人民做点事。
我们祝愿这位老人革命青春永葆，也祝愿他亲手举起的华西旗帜永远地高高飘扬……
2005年5月至6月于华西--北京
一场影响和改变9亿农民命运的山村革命第七篇一场影响和改变9亿农民命运的山村革命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农民按下手印，签订了一份分田到户的包干“契约”。
一年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将小岗村的事写成一组“内参”送到中央领导手里，小岗村从此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其实，中国农村改革的真正发源地并非在小岗村，而是在一个更边远和偏僻的山区农村--浙江台州的皂树村。这里的分田到户和大包干，比小岗村更早、更广泛、更彻底，并且经受的斗争也更激烈和痛苦。皂树村和台州农民应该是中国农村改革真正的发源地和急先锋！中国改革开放史将重新改写这一新事件。
引言历史学家喜欢追溯首创和第一，其意义显而易见。因为只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能称得起勇敢者，其后，即使你能一次吃上一百只螃蟹，充其量也只能算个勇敢的追随者；第一个登月者在月球上迈出的那一步，远比今天在几万公里外的太空站上行走的宇航员要伟大得多；《共产党宣言》的创立者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连同第一个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之所以被后来的信仰者与追随者称为“马列主义”，同样也因为他们都是共产主义学说和学说实践的第一人。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谁发起和缔造了这场改变了当今世界命运的伟大革命，谁是冲在这场伟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我们或许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客观公正的史学研究，然而现在大家能够统一和共同确认的是对前一问题的肯定，那便是：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者。那么，到底谁是冲在这场伟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呢？有人说是深圳人，然而“特区”的孕育和“特区”这一词的出现，也还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中期；有人说应是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的18户按手印分田的农民，他们该是冲在这场伟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可浙江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浙江人明确告诉我：中国的改革风暴确实始于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农民，是中国农民最先掀起的改革风暴，但我们浙江人毫无疑问是这场急风暴雨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浙江人的理由是：如果说分田，我们浙江人要比安徽小岗村人早得多，而且范围要大得多，不止几十个农民，是一个村、一个公社，甚至是一个区的范围。“在小岗村人按手印分田之前，我们早就有人悄悄地甚至是公开地把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如果说农民走出庄稼地开始经商，“我们浙江人挑着补鞋机走遍全中国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靠粮票、靠定额过日子呢！”如果说民营企业，“这更不用说了，是我们浙江人最先开创了民营企业的先河，而且先有‘浙江制造’，而后才有了‘中国制造’的……”浙江人的理直气壮，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而今天的浙江经济，特别是浙江广大农村所掀起的民营经济风暴，事实上一直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样式，是全国各地的样板。
这是毫无疑问的历史。
然而在我们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还有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是：在英气昂扬的浙江人中，又是哪个地方的浙江人开先河并成为真正的“浙江精神”和“浙江制造”的始作俑者呢？
外界似乎有一种统一的说法，是温州人。其实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