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大姐是1970年下乡的，还没有读完高中就被学校一声令下跟着同学们到了山西吕梁山一带插队去了。她与当年很多北京女孩子一样，是瞒着家长自己硬把户口迁走的--那时候这样的行为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她本来因为年少体弱可以分配到好一点的乡村，但由于“革命意志坚强”，要求批准到最穷的山区落户。就这样，她在山西和河南交界的运城地区的一个山村安家落户。那是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穷地方，上乡里的小镇也要走上近一天的山路。章到这儿插队后住在一家有3个儿子的老农家，主人待她不错，特别是每当生产队分给她重活累活时，当家的老爷子就嚷着叫3个儿子帮她干。日久天长，章便把这儿当做了自己的家。尤其后来她在北京的老母亲去世后，便跟这家房东的关系更亲近了一步。在她插队的第3年，房东大妈给她从城里扯了一块的确凉布，送到了她的小屋，随后问她愿不愿嫁给她家的3个山伢仔中的一个？章摇头也不是点头也不是，最后还是这家的老爷子选定的--嫁给二伢子吧。就这么简单，她就当上了这家的第一个儿媳妇。她的丈夫年龄与她还算相配，大3岁，而她的大伯子已经32岁了还是光棍。当了人家的媳妇，自然接下来就是生儿育女了。到八○年那会儿，那些当年与她一起下乡插队的知青都可以回城时，章的大孩子已经8岁，小的也有6岁了。根据当时的政策，她回城的希望是没有了。
她只好默默地流泪，偶尔站在黄土高坡向自己的故乡遥望一下，像是做错事似的很心虚。岁月的沧桑已经使她渐渐淡漠了自己是个北京人的概念。她把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原和身边的两个孩子当做了生命中惟一的希望和全部的寄托。
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她：根据政策，你可以有一个孩子回北京。
她的那颗已经枯萎了的北京情结仿佛在这一夜间猛然长出了绿芽，那颗死了几回的心顿时被打动了：坚决送娃儿回北京上学！
不管丈夫怎么嘀咕怎么罗嗦，她第一次在家里表现出不可更改的决心--孩子一定要送走！送到北京去！
北京，我的北京啊！多少年来，章第一次站在黄土高坡上，使出全身力气，对着自己的故乡方位，大声高喊。
她向北京送来的是小女儿。为了送谁回北京，丈夫还跟她吵了一场。丈夫的意见是送儿子，而她则坚持送女儿。“山里的女孩子除了嫁人和替别人生孩子外还有什么出息？”她抱住自己的儿子，痛哭流涕地对他说：“不是妈不心疼你，可你看看妈现在还有哪点像城里人？哪点像北京人呀？妈不能再让你妹妹一辈子像我一样的苦命……”
临走那天，她抱着两个孩子，痛哭了很久很久，一直到拖拉机开出几道山弯，她才放开儿子的手，与女儿一起千里迢迢回到了久别的北京。
啊北京，多么熟悉而又极其陌生的北京。章虽然自插队后的二十几年中也多次回过北京，可当她此次领着女儿重返北京，细细观望亲爱的故乡时，她才真的感到故乡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她这个从小生长在这儿的老北京人有种完全找不回自己曾经是个地道的北京人的感觉。她伤感起来，眼泪不停地流，害得一旁的女儿连声说：“妈，要不我们回山西算啦，这儿不是我们的家。”
“胡说，这儿才是你的家。记住：有谁问你时，你要一点不含糊地告诉他们：你是真正的北京人！”她要满嘴山西口音的女儿发誓。
女儿只好老老实实地听母亲的话，孩子哪里知道母亲让她牢记这话的真正含意。
章把女儿带到北京后，
遇到的头件事是给女儿找所学校，哪知本来很简单的事却弄得章不知如何办才好。章在北京的亲人除了两个哥哥外，没有什么人了。章自己的父母在前几年就谢世了。虽然两个哥是亲的，但天各一方多年，再说哥哥家的孩子最小的都快大学毕业了，大孩子早已有了后代，章家祖上有房子后来拆迁全都变成了公房，等于章在北京的根也没了，她女儿的落户问题也是她同两个哥哥前后商量多次才定下的。最后还是大哥心胸宽敞些，章的女儿就落在大舅家，可大舅妈说孩子住的地方得另外想法。章看看大哥家的情况也确实为难，一个三室一厅的小三居五个人住着已经够呛。章便同二哥和二嫂商量，因为二哥家也是个三居室，两个女儿一个快要结婚了，另一个刚上大学，挤挤应该是没多少问题。但二嫂一脸不高兴，碍于面子没对章直说。
“这样吧，正好我们一楼比别人方便些，我给孩子在门口搭一小间出来，要是她嫌，以后我再跟她换，妹你看怎样？”二哥显得无可奈何但毕竟是真诚的。
“行，娃儿能在北京有个落脚的地方就成。”章没有特别的要求，能让女儿有个睡觉的地方便是阿弥陀佛的事了，还讲究啥？再说哥哥家怎么着总是自己人嘛。
女儿落脚的地方就这么定下了，接下来是上学的事。谁知这事好一通让章劳神操心。附近的两所中学都是市、区重点，人家借口说孩子的基础太差，婉言谢绝了。章便跑到跨区的另一所三类中学，那个校长还算好，因为他曾经也是知青，不过校长说：“插班的照顾我给了，但学校现在负担也重，你孩子上我们学校，肯定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为了我好向大家交待，你得给学校意思意思。当然你量力而行啊。”人家说到这份上，章也只有满口“那好那好”地回答。不多，就4000元。可章拿出这4000元等于要了她的老命。带孩子离开山区时，丈夫把全家的积蓄一个子不剩地给了她，也就是2000来块。除了用掉车费和给两个哥哥家买点见面礼外，章口袋里就剩1500来块。孩子上学是大事，也是章为了圆自己回北京梦的全部希望所在。无奈，她只好硬着头皮向大哥二哥伸手借。钱是借来了，可她与两个家的关系从此变了味。二嫂当着她面对自己的丈夫说：“往后咱家的日子就像中东地区一样，没个安稳了。”章把泪水咽在肚里脸上还得装出笑脸向哥嫂们告别。
“娃，以后手脚勤快些，二舅家刷碗洗菜和做饭的杂活你多干点，不要贪玩贪睡，啊！记住妈的话了没有？”
“嗯。”女儿的眼里噙满泪水，嘀咕道：“妈……我害怕二舅妈。”
“有啥怕的？她是你亲戚，不许你对舅妈犯嘀咕！啊，听清楚了吗？”章很生气地说。
女儿突然“哇”地一声扑在章的怀里：“妈，我想跟你回家……”
章更生气了，“啪”地抽了女儿一个耳刮子，斥道：“你要是不给我好好在这儿念书，就哪儿都别想回！”
女儿再也不敢多嘴了，低着头，眼泪依旧“啪嗒啪嗒”地往下掉。章装作什么都没看到，可当她转身走上西去的火车时，泪水一下像断了线似的往下流……
“北京啊，你是我梦里也在思念的故乡，如今为什么我在你面前像个过路的陌生人？难道你真的永远将我们这些知青和我们的后代给抛弃了？啊，北京，你能告诉我吗？北京--！”章两眼凝视着渐渐消逝的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轮廓，心底在凄楚地高声呐喊。
章大姐的女儿留在北京，留在自己的哥嫂家，可是对一个从小在封闭的山村长大的女孩子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令人害怕。不说学校里的同学始终把她当做“外地人”对待，也不说她根本没有伙伴带着她熟悉这个本应同样属于她的城市，单说在舅母家的日子，让她有种难以诉说的孤独和备受歧视的痛苦。
女儿从舅母和两个表姐的眼里看得出她们对她的到来并不欢迎，她也知道这个家里舅舅并不能成为她所依附的靠山。她记下了母亲的话：少说话，多干事，手脚要勤快。为此，她早上先于舅舅家的人起床，帮助做好开水，做好早饭。但她学不会煮奶，常常把舅母给两个表姐订的3包牛奶煮成几小口，要不就是干了锅。
“你是成心看着表姐们吃奶生气怎么着？”舅母终于发怒了，再也不让她做早饭了。
母亲临走时吩咐她，城里人一般吃完饭不爱刷碗，你就眼尖点，等晚饭后人家看电视，你去把碗刷了。她照母亲说的去做，主动冲洗收拾一大堆狼藉的锅碗勺盆。
“这都是谁洗的呀？油乎乎的，脏死了，还不如不洗呢！”小表姐一边拎起一只碗，一边斜着眼看她，然后娇滴滴叫道，“妈你快看，这碗上的油渣都是什么时候的呀？”
舅母赶过来，看了看她洗的东西，嗓门一下子大了：“笨得出奇，洗几个碗都不会，就只会白吃白住！”
她委屈地躲进自己的小屋，眼泪哗哗地湿透了小枕头。２０瓦的昏暗小灯泡下，她含着泪给远方的母亲写信：“妈，你快来吧，我不想在这儿念书了，我想离开舅舅家……”
女儿的呼唤像箭一样刺痛了章大姐的心，她不敢耽搁时间，怕女儿在陌生的地方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才走3天又回来了呀？”当她跨进哥嫂家时，嫂子一脸的惊诧。
章大姐还能说什么呢？只好顺口说怕孩子在这儿呆不惯。
“怕是在我们这儿受苦吧？真是笑话，在北京好好的住着，难道还赶不上山西那个穷地方呀？”嫂子拿话挖苦道。
章大姐脸上赔着笑，心里却阵阵作痛。她走进女儿的那个楼外搭的小棚，一股扑鼻的气味让她无法忍受。“这孩子，大热天的，也不知冲冲澡？咋啦，身上怎么那么多红斑？虫咬的？”
“妈--呜呜呜……”女儿哇地一声，扑在母亲怀里哭得两肩都在颤动。
“她们什么都不让我……等我洗澡时就说换煤气怎么怎么不容易，我说小屋蚊虫多有没有蚊香点一下，她们就说山里来的人，皮肉都像树板似的，还怕小蚊小虫？一次我来例假，用了一下表姐的舒而美，她就骂我说你也配用这？我就只好等她们用完后扔在厕所里偷偷捡起来洗净，然后在这小屋里焐干后再自己用……妈，你带我回去吧，我不想在北京上学了……”
“啪！”一只有力的粗手掌打在女儿的脸上。“你敢？！”章大姐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那重重的巴掌仿佛打在自己心头。
她左思右想，决定让孩子搬出舅舅家。可是到哪儿去呢？她找到居委会，居委会说这事她们管不了，再说你们父母都不在北京，孩子就得有监护人负责，其他人谁都担当不起。
无奈，章大姐想起了几个中学同学，可是多少年没有联系了，她凭着依稀的记忆，找到了这些同学的家。当她推开老同学家门时，几乎没有一个人还能认得出她这个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山西大妈”的二三十年前的老同学了。
几番诉说，几番眼泪，老同学开始伸出了友情之手。有位在国家机关当处长的女同学说她可以从自己管辖的下属那儿借间库房给她女儿暂住。“不过北京社会治安比较复杂，我不放心你女儿一个人住在那儿。”老同学说。
“有我陪她呢。”章大姐随口说道。
“这就好。”老同学放心了。
章大姐却自己给自己出了个难题：怎么陪女儿呀？
事情已经没了退路，不这么着，孩子就得重回山西，永远别在北京读书了。不不，章大姐咬咬牙，说什么也要让孩子能替自己回到北京，能读上大学！
为了保证能供孩子上学，她必须在北京找份活干，为此她托人办了个卖菜的执照。每天都得四五点钟赶到大钟寺市场去批发，然后蹬车回城里的固定摊位。不管刮风下雨，必须天天出门。但天天出门并不一定能把菜卖掉、能赚到钱。有一个夏天，章大姐想着给女儿交下学年的学费，就跟着人家多进了些西瓜，哪知一进货就下了几天雨，好端端的西瓜转眼烂成了一锅粥。一着急，章大姐连发了3天烧，卖西瓜没赚钱，反倒住院看病付出了300多元。气人的事还多着呢，有一次卖菜时，一个男人明明给的是一张10块钱票，章大姐找还他４元８角后，那人就大叫大吵起来，说章大姐有意赖他了９０元钱，开口就骂：“你们卖菜的这些外地人就知道黑北京人！”
章大姐有口难辩，最令她伤心的是人家根本不把她当北京人看待，那种受歧视的点点滴滴，使她从此放弃了卖菜生意。
后来她又当过环保员，扫过街，管过十几个厕所，甚至还干过谁也没有听说过的好多种北京人不会相信、也不会注意的活。“只要你能在北京城里说得出的脏活累活，几乎没有我没干过的。”章大姐说。
然而这些她都不在乎，她在乎的是自己的女儿能在北京上学，能考上大学。像所有家长一样，她更担心自己的女儿成绩跟不上，为此她也尽自己所能帮女儿。没有钱买辅导资料，更没有钱请家教，她便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可能。比如她主动到开高考辅导班的学校义务打扫庭院，跟那儿的门卫师傅和上课老师搞好关系，一次又一次地帮助那些听课的孩子们热菜买饭，然后求人情从老师和孩子手中借一本辅导教材或者听课记录，再回家一个字、一道题地为自己的女儿抄下来，第二天再还给人家。章大姐说她在女儿后来上高中的3年里，曾经在不下十几个高考辅导班当过义务工，也常常利用休息时间，一整天一整天地蹲在书店里帮女儿从《海淀考王》等众多高考参考新书上抄下复习题。最后连不少书店的员工都认识她了，就例外地允许她进行“现场窃版”……
那年９月，当章大姐把女儿送进大学门后，她已经身患多种疾病，本该留在北京这个医疗条件好的城市医院看病，但她没有，她怀着对还在山洼洼里辛勤劳作的丈夫和儿子及那个属于她的家的一片眷恋之情回到了山西，重新拾起了赶毛驴的鞭子……
建刚是边防部队的上校老参谋，也是我国南方海疆缉私战线颇负盛名的英模。当年我在武警部队搞新闻时，建刚曾接受过我的采访，所以我们比较熟。他满脸胡茬，性格具有天生的军人气质。当年他就是凭着威严英俊的形象把女大学生赵梅“骗”到手的。说“骗”并不过分，20年后，已经从女大学生赵梅变成某市国土局科长级公务员的赵梅，谈起当年她与建刚的婚恋史时就直言不讳道：“当兵的找对象十有八九的老婆是骗来的。”
这次她是特意从千里之外的西北老家赶来与丈夫“和好”的--这话是建刚在电话里悄悄告诉我的。我当时是想了解一下军人家庭的子女高考情况而突然想起了建刚老弟。我知道他家的那位“千金”也到了参加高考的年龄，
正巧，他女儿将在世纪之交考大学。建刚在电话里说：“你的弟妹正在我这儿探亲，她的目的就是拉我回去给女儿找路子补课。你说我哪有时间？，这不，一来就跟我闹别扭……”
建刚的部队在紧靠南海的海滩上，每天头枕波涛，条件比我十几年前见到的要好多了，“但任务却比过去也重了几倍。”当年英俊潇洒的建刚如今已两鬓斑白，因为过度的海上生活而变得十分“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