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未起 间谍密布
国军开到 惊喜交集
战争爆发 群情激昂
四郊难民 聚集租界
弹落闹市 死伤无数
乐土不安 弃婴剧增
深宵奔走 打破难关
人人遭难 事事为难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上海，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皇下诏投降为止，这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住在上海一生之中最难忘的八个年头。
中国抗战了八年，虽然公私书籍记载频繁，但是目下存书不多，见到的人越来越少，况且现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阀已经完全倒下去了，时势推移，局面全非，中年人记忆日益淡薄，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简直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过我在上海亲身经历实况，可以反映出当年上海人在沦陷八年中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现在执笔仍然记忆犹新，唯感年月时日以及地名人名，每每想不起来，而且容易把事情和年月弄错，这是我上了年纪的必然现象，要是如今再不写出来的话，恐怕再过几年更加糊涂了。
战事未起 间谍密布
侵略战争开始之前，日本军阀在上海有几个优越条件：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事件之后，中国在屈辱的情况之下订立了一个《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周围数十里之内，只准到昆山为止，昆山以西，是见不到一个中国兵的。可是日本人反而可以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区屯驻军队，同时黄浦江中经常有大批军舰驻守，海陆空军都有，而且当时日军在上海布下了许多间谍，混在中国的各阶层组织之中，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的事情，日本人早已都知道。那时节上海市政府设立在市中心区，可是上海人要到那个区去，必定要经过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底的日本海军司令部，才可以到达市中心区，所以这个司令部就控制了市中心区的咽喉。
当时上海市市长是俞鸿钧[1]，他每天出出入入都感到日本军人的威胁。市政府有一个情报处，有一天，俞市长下手谕把历年情报档案运出中心区，哪知道所有档案早已全部失踪，代替档案的完全是白纸，原来当时市政府的秘书王长春早已受日本军部的利诱，勾结部分职员，干了这件“盗宗卷”的事情。因此市府一切情报，日本人早就知道。换句话说，这时市政府的情报处，早已变为日本人的情报处了。
上海市政府从那年的八月五日起就由俞鸿钧带了十六名亲信和八个卫士，在法租界白赛仲路（今复兴西路）一座神秘的屋宇之内，办理一切公务，上海的一般老百姓是不得而知的。
白赛仲路的办公处，五号上午开始办公，下午就有日本同盟社送来一份油印的新闻稿，俞鸿钧见了这个新闻稿为之骇然，因为他在此地办公是极端秘密的，何以当天就被日本方面知道了呢？
日本同盟社送来的稿件分为两种，一种是报纸用的新闻稿，一种是不公开的参考资料，在参考资料中就提到上海市政府已秘密迁移，且将全部人员名单调查得一清二楚。后来才发觉，俞鸿钧的秘书中有一法文秘书耿绩之，就和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同盟社每天送来的参考资料，竟然把南京最高当局每天给俞鸿钧私人的密码公文都译了出来，足见日本间谍不仅上海市政府有之，连政府最高机关都有，这么一来，才把俞市长吓坏了！
日本人在八一三之前，驻在上海的军队实在很少，其实不能应付较大的战争，他们所依仗的力量，只有三分是兵力，七分却是这批间谍的情报；他们对国民政府和市政府的情报了如指掌，所以一味靠“吓”和“诈”两个字，要令中国政府屈服。
当时民情和舆论，一致主张抗日，要对日本决一死战，所有报纸都同样主张要强硬对付，其他出版物如《抗日必胜论》等小册子，销数竟达数万册。表面的情况是如此，而当政的人都知道日本间谍已经渗透了全国上下，等于一个梨子已经从核心里腐烂开来，所以主张“不到最后关头，不作最后牺牲”。
在时局最紧张时，国民政府百般委曲求全，如代表国民党的《民国日报》登载了一段提及日本皇室的新闻，日本军部就认为是侮辱元首，要求停版，政府竟然立刻应允。
市政府在南京路大陆商场设立了一个新闻检查处，处长为陈克成，日本人又要求撤换，市府也马上答允。原来其中潜伏着一个叫黄香谷的人，也是日本人的间谍。
在这般情况之下，政府方面对日本人任何要求都唯唯答应，大家以为战事可能打不起来，所以从闸北逃到租界的人，虽成千上万，但是因此时的局势时紧时弛，有好多人又搬回了闸北。
国军开到 惊喜交集
当时上海市政府在市中心区，无数市民散居租界周围的闸北、南市、沪西和浦东，以及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内。所谓公共租界，是英、美、日三国全都有份的，英美两国为了避免纠葛，将虹口区划作日本人的防区，我住在英租界的中心区，所以即使战事发生，我的住处当时还不会被波及。
在八一三前半个月，报纸的记载虽有山雨欲来之势，但是天天情况不同，今天说非战不可，明天又说可以妥协，究竟是战是和，任何人都断不定。
要是战事爆发的话，一定在虹口区与闸北区互相对峙，我虽安居在英租界中心，但因上海国医公会办了一座中国医学院，占地五亩，自建大厦七座，是在闸北宝通路。这个建筑物虽说是公会所办，但是建筑的全部费用五万元，是由我和丁仲英老师两人签发债券负责借、负责还的。当时的五万元，实际币值比现在港币一百万元还大，我负上了这个债务的责任，又担当了总务主任的名义，所以每天清晨七时，一定要坐汽车到学院中去处理一切，此时学院的师生已逃避一空，但是如何善后，如何看管，着实要费些脑筋。
八月十一日，正在风声鹤唳的紧张情况之中，我一清早就赶到闸北，忽然看见无数军服辉煌的国军，威风凛凛地在闸北布防。本来“一·二八”之后的条约规定上海不得驻扎军队，此时竟然有国军开到，这说明国民政府已开始抗战的布置。闸北老百姓见到这种情况，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国军准备作战，惧的是祸及己身。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地由闸北逃入租界，我坐着汽车想开进去，可是人潮正在冲涌出来，车辆简直无路可走。
我心想，今天该是到了最后的关头，无论如何要到中国医学院去处理一下。我知道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到宝通路，但是此时国军已架设铁丝网，只准人出，不准人入。我心生一计，就在西瓜摊上买了无数大西瓜，装满了一汽车，开到闸口，对防守的国军说：“我是来慰劳的。”防军便把闸口开放，让我进去，西瓜搬下车了，防军拍手欢迎。接着我就一直开到中国医学院，此时院门大开，两个校役正在打包袱，准备离去。我说：“慢，慢！这次战事一开，这所学校一定会被炸为平地，你们也不必看守，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等我做好了，我带你们同坐汽车离开。”
于是，我坐在校务室，想了很久，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军事当局的，说中国医学院全部新建，内有学生寄宿用的铁床四百多张，希望国军接收作为伤兵医院，同时把宿舍所有的钥匙，贴上了房间号码也准备一并交给他们。于是我将大门锁上，带了信和钥匙，交给一位军人，要求他转送司令部。离去之前，我在学院中巡视一周，不胜依依，因为这所学院的一砖一瓦，都是我和丁仲英老师的心血所寄。（按：这所学院，地近八字桥，后来在战事最剧时，我认为一定已被炸为平地，哪知道它始终未受炮火损坏，国军退出之后，日本军人把这个处所改为“中影制片厂”，在广场上搭了四个摄影棚，拨交影业巨头张善琨使用。抗战胜利后改为中央制片厂，上海解放后，又改称上海第一制片厂，据说现在还是片场。）
战争爆发 群情激昂
日本人对这次战事，虽然摆足“华容道”，实际上只有海军陆战队数万人，真正的全面战争，这点人数是不够的，他们依仗的力量，首要是汉奸活动，窥透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情况，对京沪路国军部署情形，简直像看玻璃房屋一般清楚。
文的方面，俞鸿钧早被包围；武的方面，是杨虎当着一个没有军队的警备司令。八一三之前，忽然到了一大批国军，日本人倒手足无措起来，于是只得改用恫吓的方法，当晚命令虹口所有商店住宅完全把门关闭，挨户口头通知，不准窥看，同时有成千上万的日本军队由兵舰登陆，每一个军人胸口绑着X形的白色皮带，戴着防毒口罩，这般的动静在虹口区整整闹了一个晚上，居民大为恐慌，纷纷传说这支军队是“毒气队”。次晨，几十万虹口居民都逃避到租界中心区，后来才知道这完全是恐吓手段，实际上，日本人希望中国不战而屈服，所以在八一三早晨，还对市政府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说如国军撤退，一切都可以谈判。
哪里知道八一三晚上，国军人人想决死一战，胜败在所不计，等枪炮之声一起，几千军队首先从闸北攻打虹口日本海军司令部，日军伤亡很多，可是司令部的堡垒攻来攻去攻不下，国军也牺牲不少。另一方面，国军由华界“虹镇”出击，攻打日军心脏部分，先锋部队一直打到虹口汇山码头。日军虽勇，死亡也以千计，这一来，日方就感到军队的实力不够了。
八月十四日早晨，国军的空军出动，轰炸黄浦江中的日本主力舰“出云号”，虽然没有击中，但是附近的军舰却受了很大的损失，上海市民见到这般全面抗战的序幕已经展开，欢欣鼓舞，租界上的华文报纸，一致主张要清算甲午以来的旧账。
这时节我也高兴得了不得，各界人士赶紧组织各种民众性的后援工作，其时日本军队在上海的人数实在不多，一下子可能有歼灭之望。国军的英勇，战斗力的顽强，都高度体现了爱国雪耻的精神，让上海的所有中国人深深地透了一口气。
八月十四日，上海南市大火烧起，烧到满天通红。我的老家在南市王信义浜，也被烧成一片平地，幸而我早已将母亲接到租界来，才免受惊吓。老宅焚毁，母亲就泪盈于眶地对我说：“老家别无可恋，但是有一套紫檀木的家具，是我嫁时妆奁之物，在你六岁时节，家里的三家绸缎店同时倒闭，你八岁时，父亲逝世，我抚养你长大，家中四壁萧条，旧物就卖剩这套家具，现在竟然付之一炬，实在心痛。”我就安慰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后我还可以再买一套更好的家具。”我母亲这才展颜微笑。
在这次大火中，可以说，南市数千人家，都受到同样的损失，闸北的惨象更不必说。第一晚的炮声枪声，从租界听来震耳欲聋，不少楼宇的玻璃窗都被震碎了，大家既是惊慌，又是高兴。
四郊难民 聚集租界
当时上海的人口，是三百多万，原本住在租界的人不过二百三十万人，由南市闸北，以及四郊逃到租界来的大约有一百万人。这一百万难民，只有一小部分能暂住在大旅店或小客栈和亲戚家中，其他七十多万人都栖身马路边，这时一个大问题就发生了。
晚间，市民利用电话互相传递消息，然而打的人太多，电话很难打得通，因此在午夜一时，仁济育婴堂特地派出一个人来告诉我：“育婴堂在半天之内收容的弃婴达二百多名。”足见当时避难的市民多么狼狈！
仁济育婴堂，我是义务性质的堂长，附属于上海最大的慈善机构仁济善堂。仁济善堂有百年悠久历史，善款积贮下来，置了很多产业，把产业的收入拨作慈善费用，其规模之大，不亚于香港的东华三院。
仁济育婴堂专收弃婴，凡是人家送来的孩子，向例一定要收养，但是从前没有奶粉来喂养婴儿，所以雇了几十个奶妈专门哺养婴儿。平常有七十多个弃婴，如今突然在半天之内，多了二百多个，弄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因此夤夜来叫我去想办法。
我步行到了仁济育婴堂，见到门前地上还放着一排排的弃婴，走进堂内只听到婴儿的一片啼声。堂里的司事对我说：“原来的奶妈，本来就不够用，现在又有不少弃职逃跑，这怎么办呢？”我仔细想一想，就拿出两个办法：一面命在职的奶妈继续喂奶，其他婴儿都暂时喂粥汤，一面次晨在堂门口贴出一张招请奶妈的布告。许多弃婴的母亲都来应征，当天暂时解决了这个有孩没乳的难题。
那天晚上我刚入睡，仁济善堂又有电话来说：“明天上午七时，所有董事一定要到仁济善堂出席会议，因为难民问题，租界当局责成仁济善堂来处理。”
第二天清晨，我坐车到仁济善堂附近，见到成千上万难民阻塞道路，车辆无法通行，只得下车步行进去；我的老师丁仲英早已在那里正襟危坐，其余董事十七人，却只到了七人。
仁济善堂的董事，多是地方上六十以上高龄的绅士，虽然都很乐于为善，但是在董事会上，议论纷纷，一时讨论不出办法来，认为这次的战事，非短期内所能了结，对这批难民的生活如何解决，连续讨论了几个钟点一无结果。
公共租界警务处当局，派了一个捕头弗兰臣（所谓捕头，香港称为警司，弗兰臣是英国人，能讲流利的中国话，职属外事科主任，相仿于今时所谓公共关系主任）出席这个会议，他说难民聚集街头，第一没有吃，第二满地粪尿，要是没有办法收容救济的话，抢米的风潮就会开始，要是米铺关上门，租界的市民也就不能安居了，如果你们有办法想出来，我们都乐于支持。
善堂董事黄涵之对我说：“我们都老了，你是最年轻的董事，应该想些办法出来。”我想了好久，就说：“只有办难民收容所。收容所以庙宇、学校、教堂、戏院最为合适，只要把难民的数目分配好，有秩序地进驻，想来在这个时候，房屋所有人是无法拒绝的；另一方面由仁济善堂按日供给白米，那就不至于闹出抢米的风波了。”
弗兰臣认为我这个办法很好，在座的董事们问：“每个收容所由谁去管理呢？”我说就在难民之中选择有能力的人担当主任，负责自治和管理。大家说很好。于是我就请一位董事，把施诊所的空白挂号卡纸，作为临时难民证，凭这个证才可以进入收容所，于是由我和董事谢驾车两人办理这件事。为了避免人多口杂发生纠葛，就请捕头派两个巡捕去组织这些难民队伍。
我走出仁济善堂董事室，门口挤满了难民，一路走一路拣选身强力壮又有能力的男性，先给他一张纸委任他做一个难民所的主任，请他进去参加开会，当时就选出八十多个主任。
这许多临时主任开会之后，就带领难民赴各处。我记得光是天蟾舞台一家，就容纳了两千名难民，玉佛寺竟容纳了四千多人，静安寺容纳了五百人。主任之中有一位是虹口一家小学的校长翁国勋，我对他说：“请你担任第一收容所所长，率领二百个难民，进驻慕尔堂，一切难民表格、领米证，以及每天报告表等由你设计，作为难民所的组织资料。稿件到后，由十家印刷所日夜赶印正式的难民证和各种章则表格。”
这样，就把无数难民安排好了，第一天就组成了八十个难民收容所，第二天一切条例和表格渐渐印好，难民陆续来，由后援会继续组织，一共组织了三百八十处难民收容所，安置难民的大问题也就解决了。
处理这件事情，把我每天睡眠的时间剥夺了，以致寝食俱废，眼红刺痛，连声音都嘶哑了，好在每天看到报上国军英勇抗战，致使日军死伤无数，也可聊以自慰。
弹落闹市 死伤无数
战事的情况，以在闸北八字桥最为剧烈，国军发挥了高度的威力，日本军人死亡不计其数，这下子把日本人夸口三小时占领此地的狂言完全打破了，租界的居民，无不鼓舞欢欣。正在高兴到极点的时候，忽然“大世界游乐场”门前十字路中心，由飞机上落下一枚大炸弹。这个地方，原是英法两租界的交通中心，熙攘往来挤迫不堪，这个炸弹落地爆炸之后，死亡的人数达到一千几百人，伤的是无法统计。
这天的早晨，有个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来说，他有病住在大世界对面的时疫医院，病已痊愈，出院后无家可归，要我代他说想多住一天。我心里颇不以为然，只说：“下午见面时再说吧。”上午我就到仁济育婴堂办公，新收的弃婴又增多了，这让育婴堂人员毫无办法。
我正在堂长室发愁，总巡捕房的捕头弗兰臣突然来了一个电话，他说：“关于难民收容所的事，由你设计安排，我因此被记了一个大功，所以专程打电话向你申谢，嗣后你有什么困难的事，我会尽力协助。”我说：“现在收容弃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请你来帮助一下，否则后果也会严重起来。”片刻之间，弗兰臣就来了，此时育婴堂中几百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啼声震天，无数女童子军帮着做抚慰工作。我说：“现在每天总有成百个弃婴，送到堂里来，屋宇不敷应用，我们旁边有六幢房子，想收回自用，而且我们另行替他们找到新居，但是他们始终不肯搬迁，可否请你协助一下。”他说：“好的。”十分钟之后，弗兰臣召来十名巡捕，挨户去劝他们搬迁，有些肯，有些不肯，弗兰臣要我派所有做抚慰工作的女童子军，每人抱两个婴儿，排队分别送入六幢房屋里，各住客也就不得不勉强迁出。
处理这件事告一段落之时，突然间天空中起了一阵尖锐的嘘声，嘘声方毕，接着又是猛烈的爆炸声，一时楼宇都被震得摇动起来，我觉得眼前一晃，有些支持不住，等到睁开眼睛，屋宇内现出一层黑雾，大约弥漫达五分钟之久都是飞沙，我心想这一下，又不知道发生什么滔天大祸了。
育婴堂地处跑马厅路（今武胜路），距离大世界三四百步，只见排山倒海的人群逃过来，说是大世界门前炸弹爆炸，那是从飞机上丢下来的，不知死了多少人，逃的人惊悸万分，好多人身上都溅到了血，天空中不但飞沙走石，还有许多被炸得飞起来的窗门铁片以及断手残臂。我看着呆了一阵，两脚软到一步走不动，回想那个留在时疫医院不肯走的朋友，不知他如何了，又想到战事这样下去，租界也不是安乐土，来日大难，不知如何了局。
大世界的一颗炸弹，引起了无数可悲可泣的故事，有的全家死亡，有些死去丈夫或妻子，惨状不胜缕述。事后，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就是那天如果我到时疫医院去探访那位朋友，也可能“适逢其会”，想到这一点，心头犹有余悸。
这一天，西药业公会正在大世界共和厅召开紧急会议，袁鹤松坐了一辆汽车直到大世界，他走进共和厅就听到轰然一声，知道外面出了事，急忙奔出去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因为他想到车上还有许多西药和一位司机。一到外面只见死伤枕藉，他的汽车也被炸毁，他顿足长叹，想到那位忠厚的司机可能已遭难了，他呆得说不出话来，刹那间，这位司机突然从远处跑过来，问有什么事。他见到司机心中为之讶然，问道：“你怎样会逃出这个劫难？”司机说：“我因为早晨没有吃东西，所以下车到恒茂里去买一团粢饭，因此就逃过这一劫。”袁鹤松不禁向他握手道贺。
我的老师丁仲英[2]那天到仁济善堂去开会，到了大世界，难民塞道，车辆不能通过，但仁济善堂的会不能不去参加，一念之善，他就下车步行从人群中走到仁济善堂。待到大世界的炸弹爆炸之后，他也想到他的司机阿唐会不会遇难，放心不下特地亲自去找寻，一看他的汽车并不在场，他倒放心，可是直到晚间不见阿唐回家，方才知道这辆汽车已被炸毁，阿唐当然也被炸得体无完肤了。丁师想到要是他不步行到仁济善堂，一定也被炸死了。事后很多人向他道贺说：“吉人天相，善人当有善报。”（按：丁师现年八十三岁，健强如昔，今侨居美国三藩市，仍操医业。）（另注：丁仲英已于1978年12月在美国旧金山逝世。——编注）
虽然有人逃过了大世界的一颗炸弹，但隔了不多天，还是被炸死在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前的第二枚炸弹中。诸如此类的幸与不幸之悲惨故事，真是多到不胜缕述。
乐土不安 弃婴剧增
这时无数人感觉到租界也不是安乐土，一部分人想逃出上海，很多贫穷的人觉得婴儿拖累最不方便，先后把襁褓中的婴儿送到育婴堂来，于是育婴堂又遭到一个更严重的困难。
大世界门前的炸弹爆炸之后，仁济育婴堂门外人声鼎沸，加上救护车、警备车、救火车飞驰而来，一种急迫的钟声、喇叭声叫人惊心动魄。这些车子上走下来的工作人员，是抢救伤者的，但是死者多而伤者少，于是他们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把死尸一排排地放在跑马厅路的地上，排列的方式是一排与一排之间，留出空间，以便死者家属前来认领，整条马路有六排尸体，这些尸体都是较为完整的，其他支离残缺的，如无头的尸体，以及有头无躯的和断手断臂，就由普善山庄的车辆，运到沪西郊区“万人冢”埋掉。单是这种运载残骸的车辆，就先后开出二十多辆。
仁济育婴堂，就在跑马厅路中段。我这时坐在堂中办公，见到救伤人员和商团中人把尸体一排一排地排过来，心想这样一路地排过来，一种恐怖的情形一定会影响堂内服务人员的工作情绪，所以我请育婴堂张少堂主任，要他把前门锁起，窗口用牛皮纸密封起来，免得大家看见了引起心理上的不安，所有工作人员，都由后门老街出入。
不一会儿，人声嘈喧。认尸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呼天抢地，哭声不绝，堂内的人都听得到，一时所有的工役都逃跑了。到了下午四时，忽然有五个奶妈来求见，说是所有育婴的奶妈都已溜走，她们五人无家可归，要求我介绍她们到难民收容所去，否则，外面尽是尸体，吓都会吓死的，晚间怎么能合眼呢？我听了这些话，一面安慰她们，要她们继续做下去，一面告诉她们，我准备给你们每人一封证明书，证明你们忠实可靠，可以永久任职，而且日后还有重酬。
当时帮助抚慰婴儿的是慕尔堂学堂的女童军，家庭环境都很好，年龄不过十四五岁，我想这班女童军，今天即使很诚恳地服务，明天一定会受到家庭的阻止，未必会来，那么收容所的婴儿，要是没有人照顾的话，我和张主任变成无兵司令，怎样也维持不下去，难道让这群婴儿活活饿死吗？我愁眉不展，心烦意乱，就对张主任说：“别人会走，你会不会走？”他很爽朗地回答我：“别人走光，我决不离开。”我说：“好，那就有办法了。”
我就打电话给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校长陆礼华女士，那时全市电话很忙，每每要打十几次才能接通。但是这次电话恰巧一接就通，我就将育婴堂服务人员走散的情况告诉她，要求她号召所属的女童军次日来帮忙。陆校长一口答应说：“我校共有一千多童军，每天分三班，每班派四十人来绝无问题，同时我也来坐镇指挥，否则你文绉绉是撑不下去的。”我说：“好极！好极！”
隔了三小时，陆礼华亲自赶到，巡视四周，看到婴孩哭声震天，嗷嗷待哺，恻隐之心大动，因为她是一个性格爽朗、躯体健硕而有丈夫气概的女性，见了这种悲惨情况，也不免潸然泪下，又见到我忙得声音嘶哑、疲惫不堪，她说：“明天起我来代替你当堂长，你去休息几天。”当晚她就号召了十几个女童军来参加值夜。
我得到陆礼华的帮忙，心上的一块石头才放了下来，为了回家路近，我叫张主任开前门走出去，顺便看看外边的情形。本来我看过电影《西线无战事》和《乱世佳人》中死伤枕藉的大场面，但电影是一时的刺激，如今目睹惨况，身历其境，心灵上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见到这般惨烈的大场面，对日本侵华战争实在恨透了，我怀着悲痛的心情走出这个恐怖的环境，忽然觉得两腿萎软不能动弹，说话也哑不成声，只能坐在街边等候车辆，好容易见到一辆黄包车（即人力车），但是两脚已无法走动不能上车，幸亏车夫扶我上车，才能回到住处，下车时还是两足无力，车夫又扶我下车。一到家中，家人问我何事，我说不出话，只是摇手倒在床上就睡。
次晨，觉得两脚更不能动。我一想，这虽不是中风，也不是极度贫血的瘫痪症，但可能是受惊过度，变成神经性萎痹症，自己想想倒也害怕起来了。
家人和我讲话，我只用笔写了几个字：“不听电话，不问事务，我要休息。”如此摒绝一切，连睡了三天，自行调治进服各种药物，到第四天，仁济育婴堂张主任赶来，见到我这般情况，他说：“陈医生，你如何这般无用？我年已六十开外，尚且支撑得住，堂内一切幸亏有那位‘恶娘子’陆礼华指挥着，才渡过三天难关。”我听到“恶娘子”三字不觉好笑起来（按：恶娘子三字，相当于人们所说的恶婆），又听他说我没有用，受他一阵刺激，竟然一跃而起，我对他说：“我们还是呷些酒罢。”于是两人苦口苦面地对酌起来。张主任唠唠叨叨地说了三天的经过，讲到弃婴还是不断有人送来，认为来日大难，真不知伊于胡底？
谈话时我精神越来越好，我说：“你不要多谈无谓的话，你提出几个难题，我会对症下药地为你解决。”当下张主任就归纳一下，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没有钱，雇不到奶妈和长工。
第二，婴儿睡的小铁床不够用，大多数孩子都排睡在木板上，没有被、没有衣、没有尿布。
第三，病孩子越来越多，医疗设备不够，虽有一幢楼隔离着专供病孩之用，但是两个义务医生时常不到，即使到来，也束手无策，病孩死亡很多。
第四，向来收容的弃婴，养到能步行之后，就送到王一亭办的上海龙华孤儿院去，现在龙华成为战场，今后已无出路，这又是不得了的事。
我一边听一边饮酒，想想这真是“疑难重症”。大约饮了一小时，边饮边想我已经想出对症的办法来，拍了下桌子说：“有了。明天早上你在育婴堂大天井间，排四张桌子，第一张桌子收捐款，第二张桌子收小铁床衣被什物，第三张桌子款接义务医生，第四张桌子款接领养婴孩的人。每一张桌子要请陆礼华派几个女童军来服务。”
张主任听了我的话以后就走了。等他走了之后，我起身兜了几个圈子，觉得脚力已经恢复，就立刻草拟一篇向社会呼吁的新闻稿，又写了一段电台用的广播文稿，一面叫一个学生查出距离我家最近电台的地址。等到写好，我精神百倍，亲自把一篇稿送给《申报》的赵君豪，一篇稿送给《新闻报》的严独鹤，他们说：“现在只有难民问题，何以还有这种弃婴问题？”我说贫穷人家滥生滥养，现在大家只想逃难，所以都把襁褓中的婴儿送来，我希望这段新闻要登在显著地位。他们恍然大悟，都欣然接受我的要求。
临别时，独鹤问我：“这些弃婴是怎么送到你们堂里来的？”我说：“育婴堂门前本有一个砌在墙上的大抽屉，是专门接受弃婴的，多数在天亮前后，人家偷偷抱来放在抽屉中的，现在一个抽屉根本不敷应用，所以他们就把弃婴放在门前行人道上，我们恐怕婴儿受凉，特地在地上铺了几块大红毡，借以避免弃婴在水门汀上。”独鹤听了觉得惊奇，说“我明天派新闻记者来拍照”，同时他也通知赵君豪照办。
我一路走，觉得精神越来越旺盛，一口气走到第一个无线电台。找寻主任，给他一份广播稿，主任一看之下大为感动，他立刻宣布游艺节目暂行停止，在广播室麦克风前说：“现在有一个特别报告……”跟着就把广播稿播了出来。接着我又跑了两家电台，也同样地接受了我的稿件。第四家要我亲自播送，我除了照稿讲述之外，还补充了几句话，要求大家送小铁床，声明我们没有人去取，要送的人请自己送来。
深宵奔走 打破难关
等到回家时，恰巧已到戒严时间，倒头便睡，次晨一早赶到育婴堂去看宣传的反应如何。张主任果然已排好了四张桌子，第一张桌子是收捐款的，捐款的人很多，亲自送来的小铁床已有几十张，堂内拥挤不堪，我就请大家把小铁床放在大门外阶沿上。
张主任见了我微笑相迎，大家忙着处理一切，也来不及谈话，只见陆礼华出出入入指挥女童军维持秩序，一点也没有倦容，令我心中暗暗佩服。
大家忙到中午时间，张主任特地备了一些酒菜，他说昨天你请我，今天让我来请你，作为庆功之宴。我说：“好的，我们一面饮酒，一面倾谈各项事宜。”我匆匆饮了三杯酒，吃了半碗饭。正在这时，外面有一对衣饰华贵的夫妇，昂然而入，那位先生先问谁是堂长，我就起立款接，料不到他一开口都是詈骂之词，说是：“我以为育婴堂总有相当规模，料不到如此破败，房屋旧，家具旧，婴孩连床都没有，排在木板上，挤在一堆，像什么样子？真是腐败！腐败极了！”
我听了他的话，并没有生气。我说：“仁济育婴堂是在五十年前开办的，房屋旧，家具旧，我接手时也看不惯，本来我们只预备经常收容一百个婴儿，平时经常不足此数，现在一天要收到几十名，所以弄得连小铁床都不够，这是事实。在我接办时，就想要将旧屋拆掉，全部家具换过，现在乱糟糟的，既缺人又少钱，一切谈不到！”说罢这话后，已经陆续有工役、童军、主任、书记、客人进来要我逐一解决问题，那对夫妇反而看呆了，坐在一旁静静地等着不走。
我在办公桌前应付一切忙个不停，有一位邵万生南货铺的小东主，拿了四种奶糕的样子来给我看，要我选一种，我就选定浅红色的一种。他问：“你何以选这一种？”我说：“这是我设计的，在奶糕中掺入赤豆汁，以防脚气，奶糕价钱，我和你父亲争执了好久，我当时说过‘积财不如积德’，不知你父亲是否生气？”他说：“我父和你争执一场之后，已改变态度，只要你选定一种，他可以无限制地供应，一个钱都不收，全上海能做奶糕的工场，只有我们一家最大，所以我们才敢接受。”我听了满面笑容地说：“好！好！”接着上海大绅董顾馨一来到，他虽是仁济堂的董事，但是视钱如命，因为育婴堂欠他一笔很大的米账，他听说我们大收捐款，就赶来收账。我见了他啼笑皆非，既客气又严厉地对他说：“顾老伯！这几天你们送来的米，品质恶劣，掺入了无数细沙白粉，明明是四号杂米，而你开的价钱却是二号白米的价格。”顾老伯面色马上转变，说：“小世兄，你不要听人家乱说，我也是个做好事的人，绝对不会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我笑了一笑，就叫张主任把淘米淘下来的沙粒杂质拿出来，请这位顾老伯过目。张主任走进厨房拿出一个米桶，里面满是沙石杂质和黑小米（即最廉价的北籼米），顾馨一料不到这一着，当堂就发呆了。我说：“今天恰巧我们要招待新闻记者，可否把这件事公布出来？”顾老伯听了我这话，当时两手震颤，讷讷说不出话来，后来说了一句：“好了，好了，小世兄全部积欠米账一笔勾销，算我捐给育婴堂的。”说毕又连叫了几声“小世兄”，并且大谈其和我家三代世交的旧话，我就手拉手地把他送出育婴堂。
接着集成药房屠开征来看我，说：“你上半天连打几个电话找我，究竟有什么事？”我说：“现在新辟一处专住病婴的医疗室，隔离疾病的传染，中药由童涵春药店免费供应，西药我搞不清楚价钱，我想请你们集成药房平价供应一切药品。”屠氏很豪爽地说：“全部药品由我免费供应两个月，满了两个月，我再叫别家药房来继续两个月，现在战争方开始，大家今天不知明天事，钱有什么用呢？”说罢，他就和我握手而别，我连感谢他都来不及。
坐在旁边静观的那对夫妇，见我处理事务这样迅速干脆，夫妇俩耳语了一会儿，就对我说：“你刚才说缺人，缺钱，我觉得‘人’的一方面，你应付有余，‘钱’的一方面，我来出一分力。”说毕当场开出一张麦加利银行一万元的支票。当时外面捐款的虽拥挤非常，但都是三元五元的，最多的一人不过五百元，我对他捐出这笔巨款，真是感动。接着我问他尊姓大名，他坚不肯说，并且说：“不要问我姓名，只是要求你一件事，我们夫妇没有子女，现在想领养四个婴儿，你可否答应？”我说：“照堂里规矩，领养婴孩以一名为限，多则恐怕别人拿去贩卖，你地位不同，当然不会做出这种事，但要补一份店铺保证书，你的身份可以不必暴露。”他们夫妇欣然而去，不一会儿，把保证书拿来，并且很精细地花了两小时，选了四个五官端正、面目清秀的婴儿，每人抱了两个欣然而去。后来我和这对夫妇成了好友，不过相见之时绝对不提领养孩子的事。我到香港，有一次在沙田碰见他们夫妇，身旁只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他的太太笑着对我说：“这是我生的最小的孩子，由美国回港度假，其余三个都在美国，两个得到博士学位，一个正在进修硕士。”我当时就向他们道贺，别的话一句不提，大家只是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第一天收捐款的结果，除了那对夫妇的一万元之外，共收到四千多元，小铁床七百多张，排列在门前街边，白布二百多匹，志愿来参加工作的中西医生有十多位。我对张主任说：“一切都如愿以偿，明天起我只出主意，不再到堂办公。”张主任说：“还有两个问题，这些白布如何改制成床褥衣被和尿布，而且现在收到的弃婴除了被人领养出去的以外，还有七百余名，婴儿每天要换上四块尿布，七百名就要二千八百条，洗涤大成问题。”我说：“这问题可以打电话给第一难民收容所所长翁国勋，征求懂得缝纫洗涤的妇女来担任这项工作，每天给她们一块钱薪酬。”张主任照着做，事情也就解决了。
陆礼华说：“现在捐款的情况很好，应该每天到电台上去报告一下以昭信用。”我说：“你的见解很好，如果连续十天如此，大可以把一部分旧楼改建新屋。”那时育婴堂四周的邻屋，还有几座也属于仁济善堂的产业，住着的人见到育婴堂的尿布每天有二三千条，比扯万国旗还多，而且等待晒干，这些尿布虽说已经洗过，但经过曝晒，秽浊的气味仍是日夜不散，都向仁济善堂请求易屋迁居。我叫张主任从速接纳他们的意见，因此又收回了四幢空屋，于是运用捐款，把一部分旧屋拆除，改建新屋。同时我们还得到“生生护士学校”的合作，由该校长期派出护士学生来接替女童军的工作。这么一来，育婴堂就面目一新，大非昔比了。
人人遭难 事事为难
我是上海的一个市民，无党无派，非军非商，所以见闻有限。我写述的“安置难民”和“收容弃婴”的情况特别详尽，绝不是炫耀自己的才能，因为当时的上海人，各就自己的本位，万众一心，抢着去做各种后方工作，如民食问题、伤兵问题、急救医院和供应前方物资等，大家不求名不求利，在仓促间，各尽所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遭遇到困难，当然别人也同样遭遇到困难；至于后来遭受到敌伪方面的压迫，别人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虽然着重是讲自己的几件事，举一反三，也可以反映出当时无数人民的苦难情况了。
当时国军越战越勇，顾祝同是淞沪会战的总指挥，右翼指挥是张发奎，左翼指挥是陈诚，中央指挥是朱绍良，作战部队的指挥是孙元良、罗卓英。八月二十一日日军大举进攻吴淞，在浏河双方决一死战，相持了十天光景，国军竟然把吴淞前线的日军全部歼灭。这下子，上海市民更是兴奋热烈地做后援工作。
上海本来有一个市民协会，组织最庞大，财力最雄厚，抗战开始，它联合各方组成为“抗敌后援会”。后援会的委员，都是上海有名的热心公益的人士，内中有一个小组，叫做“慈善救济组”。后援会中人，请仁济善堂推出几个委员来参加这个小组。
仁济善堂的董事，都是老迈的绅士，也不知道他们是重视我，还是老谋深算，怕将来有什么问题，只把我的名字提出来，因此我那时也名列后援会慈善救济组的委员名单之中。
大约抗战了三个月之后，国军撤退，日军势力就伸张到公共租界上来，所有后援会的委员，日军都认为是“抗日分子”。那时节，所有后援会的人溜的溜，走的走，有些溜到香港，有些走入后方，全部名单二百多人，可是连我在内，只有八个人留在上海，我就成为当时黑名单中的人物，天天都在心惊肉跳，生命危在旦夕。后来八个人之中有两个人倒向日方做汉奸，保全了生命，四个人遭到极其凶残的杀害，只有我和另一个人，竟然得免于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