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乌尔斯·马蒂亚斯·扎希曼
翻译：陶小路
中日关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旦公众对战争的热情被唤醒，他们对自己的敌人中国人的污蔑有时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然而，如果对这些战争沙文主义的表达信以为真、并把它们当成对中日关系所做的理智判断的话，就非常幼稚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甲午战争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仍然远远比预期要更为暧昧不明。
当然，尽管困难重重，但日本还是打败了中国这样的大陆大国，这让日本人感到十分欢欣鼓舞。报纸将此事与英国或普鲁士击败法国这些历史事件作比，并对此赞叹道，“一个四千万人的国家打败了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大国似乎完全不合逻辑。”此外，日本观察家很快给中国起了个新绰号“东亚病夫”，将中国与奥斯曼帝国进行比较。在甲午战争期间，这两个国家都被视为“世界共同的敌人”。
日本国内当时所表达的情绪并非都是对中国不利的。例如，1895年1月（当时正处战争期间），10年多前就曾预测中华帝国必定会崩溃的立宪改进党政治家尾崎由纪夫（1858—1954）在Taiyo杂志的创刊号中表示，中日两国应该在战后结成盟国（尽管两国的地位不完全平等）。此外，中国的惨状很快就第一次引起了日本人居高临下的同情。因此，1895年The Nippon宣布“我们必须加快援助中国”。文章认为，日本是一个公正而仁慈的国家，“投我以桃，报之以礼”，对别的国家的鲁莽行为则进行“劝诫”：中国是“朋友”，中国已经为自己对日本做出的无礼行为悔罪了。日本现在应该发挥它的力量帮助中国这个朋友克服它身上存在的问题。我们会看到，战争结束以后，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情况变得越弱、越是不可逆转，在中日关系中这种有关中日友谊的表达就更占主导地位。
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真正实力究竟怎样这个问题仍然有些让人难以捉摸。诚然，这场战争已经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实力远不如日本。然而虽然有些人将“三国干涉还辽”解读为中国在外交上的全面崩溃，但是至少它让中国处在了一个胜者的位置。这给人制造了一种虽然日本在战场上赢了，但是中国在谈判桌上做出了补救的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中国作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的形象。The Nippon的联合主编三宅雪岭这样写道：
了解来自中国外交的技能！
中国的作战能力很弱，我以前也想过，但是，他们这样的表现是我所不敢想的。
中国的外交能力都很强，我以前也想过，但是，他们这样的表现是我所不敢想的。
“中国猪尾奴（chanchan bo-zu）非常弱”
这句话绝对是真实的，但是
“中国的李鸿章是个相当愚蠢的人”
这句话肯定是骗人的。
因此，如果我们可以教他们作战的技能，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外交的技能吗？
此外，甚至有关中国潜在的军事力量仍然存在争议。在1897年著名的海军专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在享有广泛读者的《哈珀斯》（Harper’s）上发表了一篇题为《20世纪的展望》的文章。他在文中预言西方和东方文明之间会爆发最后一战。马汉非但没有将中国排在亚洲各国的末尾，他认为刚刚觉醒的中国凭借其巨大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比日本更大的潜力，可以展现出更强大的活力。因此，在他对“东西方最后一战”的设想中，中国和日本的地位相当。福泽谕吉也于1898年承认中国拥有巨大的军事潜力，并且认为中国如果有合适的人训练、指挥士兵的话，中国会有足够强大的军队。讽刺的是，他所做的设想和马汉的完全相反，他认为西方列强会利用中国的潜力建立一只庞大的军队并生产武器和军舰，对日本构成威胁。
最后，即使人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一类幻想，而是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穷途末路了，这从某种意义上让中国人对日本的威胁加剧。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关中国移民的问题是围绕着“混合居住”进行的公开辩论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1871年签订的中日友好条约因这场战争而被废止，其结果是：中国的治外法权被废除，但根据新的日本法律，针对中国人居住和迁徙的限制仍然存在。因此，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一直到1899年，在日本的所有外国群体中是否应当只拒绝给以中国人混合居住权利的问题仍然饱受争议。原敬在他的指导性著作《新条约实施准备》中表示，1898、1899年的大多数日本人仍然坚决反对给以中国人混合居住的权利，即使在严格的限制下也不同意，他们宁愿日本没有中国人也不愿意让中国人融入进日本社会（原敬对此表示不同意）。日本人这种对中国人的恐惧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欧洲当时的反犹情绪，这种恐惧甚至因为日本人看到了中国的脆弱而加强了。1899年，德富苏峰在一篇赞美中国人的文章中称中国人身上的品质是日本人所没有的，但是在文章的结尾加上了一段预言，中国人身上所有的品质也因此都变成了威胁：
如果中国被瓜分，中华帝国从政治版图上被抹去，那么从那时候开始，中国人这个种族在世界上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强。一旦中国人像犹太人一样失去自己的国家，那么他们会像犹太人一样寄生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时而以工人，时而以金融家、商人的身份对他们暂时居住的国家施加压力以及行善事。
如果用数字来说的话，中国人比犹太人优秀50倍。不必说他们这个种族所具有的会让世界为之颤抖的品质！
日本政府最终在1899年取消了对中国人自由迁徙和居住上的限制，不过“外国工人”（指中国人）还是必须得到官方许可才可以在日本居留和工作。
以上情况应该足以说明，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日本国内，日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即使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仍然是不明晰的，其中混合着必胜的信念和焦虑感，这种情况至少在一些年中都是如此。
日本的全球化地位
战争的辉煌战果让许多日本观察人士对自己国家作为世界强国的未来产生了希望。因此，在1895新年Taiyo的第一期中，中西牛郎对日本的国际地位做了设想，他所设想的国际地位放在今天就是所谓“超级大国”所享有的国际地位：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责任在于让日本全民族团结起来，让日本成为世界各大国的中心，激发各大国的活力，保持大国之间的和平；制服当中强大且暴力的国家，帮助弱小的国家，带领其中的无知者，促进和推动尚未获得启蒙者的发展，这乃是我们的职责。
虽然中西牛郎的天真设想会引人发笑，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同时代人意识到这场战争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给日本带来了“刺激”，也意识到了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国际化”效应。《国民新闻》在1895年以其特有的警句式语言刊登了这样的话：
我国国运重要转折
此次与中国一战令我国为之一振，令我国国民始有民族意识。
此乃非常时刻，我国正处历史分水岭。我国国运之最大转折即是现在。
因此，虽然事后来看中日战争，人们常常会说日本将中国从自欺欺人的鸦片幻梦中惊醒，但是其实是日本通过这场战争在战后迅速成熟起来并且意识到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内村鉴三以及其他对战争持反对意见的人可能会对战争的间接后果存在疑虑（他们觉得日本才醒来便变得和其他基督教强国一样“堕落”了，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对战争的间接后果存在疑虑）。然而，他们也从来没有否认这场战争的益处，是终于让日本真正地向世界敞开了国门（反过来说，世界也真正地接受了日本）。战争结束五年后，文学评论家、汉学家和记者田冈岭云（1870—1912）这样来评价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
即使我们没有因为1894年到1895年的这场战争获得台湾或者巨额赔款，它也让世界承认了我们，与此同时，日本民众原来的心态很狭隘，这场战争令他们的视角拓宽，使其成为世界视角。中国虽然遭受了惨重的打击，但是正因为此，它现在必须争取自强并且要意识到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的全球地位也让日本人在战后对日本在海上的地位抱有了更高的希望。因此，1895年1月，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认为，鉴于势不可当、迅速发展的交通网络已经蔓延到了世界最偏远的角落，日本现在必须利用其天然的地理优势争取日本在东亚的“海洋权”：
在未来，等到西伯利亚铁路全面连接，尼加拉瓜运河修筑完成之后，西方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蓬勃，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难道不是正好在这条主要的交通干道之上吗？等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将太平洋、日本海和中国海的航运权抓在手中，如果我们没有成为东亚的海上霸主，那么我们就等于扔掉了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优势，将其拱手让人。
不幸的是，甲午战争也扩大了西方列强的视野，它们对东亚的野心再次被唤醒，它们不愿让日本轻易地在东亚获得权力（更不用说对东亚的主导权）。三国干涉还辽便是第一个例证。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可能是由于后来的事态发展影响，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被片面地解释为对干涉还辽的三个国家所做的不公正行为的强烈抗议。政府也因此受到严重谴责，尤其是因为它严重低估了战争的国际化影响。1895年6月，陆羯南将“国际干预”视为权力关系全球化的正常结果：
国际社会对一国国内政治的干预不合乎常规，但我们要承认，国际干预在国际政治领域是件相当常规的事情。我们这个时代有陆地和水上的交通工具，贸易通道贯穿于东、西方之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利益自然相互关联，从这些相互之间的关系中产生了相当混乱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主动开放的确是我们的外交政策，那么我们从最初就应该明白，我们对外开放也就是允许了其他国家对我国所有外交事务的干预。如果我们因此也介入到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中，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种介入是对我国利益的延伸吗？
因此，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三国干涉还辽也可以被视为日本新近在世界所获得的地位的证据，另外它也为将来日本为自身利益要求对外进行干预创造了一个先例。
联盟与合作
东亚的“全球化”让许多日本观察家相信日本需要结束孤立，与一个西方强国结盟。这是在公众舆论上发生的一个根本变化。在此之前，日本人曾经短暂地有过与西方强国结盟的想法，然后很快因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而选择放弃。日本在战后逐渐放弃了凭借一国之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想法，因为这种做法会给日本带来很大风险；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认真考虑结盟问题，这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对自己上升的国际地位的意识增强。
三国干涉还辽的消息公开后，日本国内即刻发出要求结盟的呼声，当时报纸也可以再次出版了。1895年5月29日的《国民新闻》注意到了近期的现象：“我国民众呼求我国必须与外国结盟。”不过，是否应该结盟以及与哪个国家结盟仍然存在争议。1896年，《朝日新闻》这样描述当时的论证：
我们可以把讨论我国外交政策者大致分为两派：主张英日同盟者和主张俄日同盟者。自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以后，许多人意识到日本仅靠自身力量无法维持东亚和平，因此，他们相信日本必须与一个强国合作。他们在选择合作的国家上有不同看法，有人选择英国，有人选择俄国，但是他们都认为继续孤立下去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看法是相同的。但他们难道不是一些病好后却依然无病呻吟之人吗？
这篇登在《朝日新闻》的作者主张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继续奉行传统的孤立政策。
从很早开始，多数日本人视英国为结盟的最佳选择。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是英日同盟最热心的倡导者在战争结束初期仍然对此有所保留，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两个国家之间的文明程度存在差距。例如，《时事新报》一贯倡导与强国结盟，因而支持外交部中有影响力的如林董（他本人也为《时事新报》撰稿）或加藤高明这样的倡导结盟者。然而，福泽谕吉很清楚地表示与英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结盟是日本未来的希望。现在的日本还不够强，因此日本现在要做英国的合作伙伴还不合适，因为英国当然也会想从同盟关系中受益。福泽谕吉认为日本还达不到世界最文明国家的标准。1895年7月的《国民新闻》也对英国是否能成为日本的盟国持怀疑态度，并且刊发了一个英国作者对此的意见，这位作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然而，到了1898年，由于远东危机的影响，《国民新闻》成了英日同盟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
真正的在文明之上的竞争开始
日本对自身的实力和地位的认识有矛盾之处，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矛盾与战后西方国家对日本的评价相似。一方面，西方观察家仍然对日本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不承认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与西方国家相当。另一方面，因为日本的胜利，一种反日的种族主义在欧洲兴起，无论这种种族主义背后的动机怎样政治化以及存在多少谬误的地方，它们都暴露了欧洲国家对日本近期国际地位的上升所存有的潜在的焦虑。这两种态度，反过来向日本观察家表明“真正的文明之上的竞争”才刚刚开始，日本必须更加努力来证明自己和欧洲国家一样文明，或者最终证明自己比欧洲国家更文明。
有人认为，日本因为在甲午战争中获得胜利，所以西方马上就把日本视为“它们中的一员”，视其为文明国家和世界大国中的一个。然而，这样的表述有些夸大。尽管我们可能要承认西方国家中的一部分公众对日本的胜利不吝赞颂之词（这与战争刚开始时人们对日本的贬低、有时甚至带有敌意的言论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认为日本与西方列强同样强大。毕竟，日本仅仅是“赢得一场与一个瘸腿之人的比赛”。《北华捷报》便是持这样的看法：
因此，虽然我们可能会承认或者完全愿意承认，日本这样一个30年前还处于异常残暴的封建体系奴役下的国家，却在此次战争中展示了其作战策略，展现了作为一个东方强国的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表现非常出色。日本肯定是具备征服当下中国的实力的。然而，征服一个无力反击的国家只是徒有其名。在一场赛跑中赢一个瘸腿之人可能也是获胜，但是这样一种胜利所给人赢得的赞誉很难让人感到骄傲和满意。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似乎被日本国内的报纸所忽视……
《北华捷报》在战争初期持极端反日立场，它对日本所取得的成功的贬低多是因为这种反日情绪。然而，即使是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也表示，事后来看，日本的胜利没有给他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他在前文所引述的文章中这样评述道：
日本人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但他们遇到的阻力很小；要管理、控制一个有四千万人口的岛屿国家比在中国这个拥有辽阔土地和十倍之多的人口的国家要容易。
如果如马汉这样公认的权威人士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肯定许多人都会认同这个观点。
另一方面，日本所展示的力量导致了欧洲反日的种族主义情绪上升，这种种族主义情绪表现为“黄色人种威胁”或对“黄祸”的恐慌。日本很早就对欧洲国家这一新变化很了解。1895年7月的《国民新闻》就已经刊登了下面的新闻片段：
黄种人的崛起
……着实让一部分欧洲人感到惊恐。Chuiiru将军[17]还指出：“日本用了25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几百年才取得的进步。最重要的是，如果中国也从沉睡中醒来，那么欧洲肯定再也无法安然入睡了。难道欧洲国家真的有时间窝里斗来削弱各自的实力吗？”
描述“黄祸”最著名的是克纳科弗斯（Knackfuss）的绘画，这幅画是由德皇威廉二世于1895年令克纳科弗斯按照他的要求所绘制，随后他将这幅画的副本送到欧洲各国以及俄罗斯的统治者和政治家手上，并将其在德国军舰上展示。这幅画的题词是“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产！”，日本很早对这幅画很熟悉。《国民新闻》早在1896年1月就刊登了这幅画的草图（相比之下，俄国沙皇收到这幅画的一个副本已经是1895年9月以后的事情了，俾斯麦则是在1895的圣诞节才收到）。
日本观察家当然不同意反日的种族主义，我们将在泛亚主义的背景下再来讨论这种反日种族主义的影响。然而，许多日本评论家确实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战胜中国并不意味着赢得文明上的竞争，这场文明上的竞争才刚开始。福泽谕吉警告他的同胞“不要因为这场胜利所带来的虚荣而自傲”。他认为，打胜中国“也就不过是击溃了一个老旧、腐朽的东西”。即使是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时代也是没什么太值得骄傲的。毕竟，在这场战争以前，日本需要处理的外交关系一直比较简单，日本当时还处在一个受庇护的位置。如今情况不同了，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东亚地区，日本将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强大的竞争力量。
选自《明治晚期的中国与日本：对中政策与日本国民身份话语》，China and Japan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China Policy and the Japanese Discourse on National Identity，1895—1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