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十三岁。
十三岁，就有了很多无法言喻的惶惑。尽管那时我对诗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直野心勃勃想将来做一个诗人。我写了很多与幻想有关的诗，却怎么也不能把现实勾勒出来。面对现实，除了冲动得不能遏制的激情外，就是一种几乎绝望的无可奈何了。
每逢三、六、九，是镇上的集日。左右邻村和山里的村民倾巢出动，来镇上赶集。那是小镇最繁华最热闹的时候，人们穿着新做的衣服，怀着过年过节一样的心情，纷纷涌来。我那样恐惧这些赶集的人们。天刚露出鱼肚白一样的曙色，我轻手轻脚穿好衣服，拎上书包，背后就传来爷爷浑浊、沉闷的声音：“林娃，把扁担拿上，在老地方给爷爷占个位子。”
除了雨天、雪天，我都要拿着那根被烟浸染得看不清颜色的扁担，在靠近食品站门前的路段，给爷爷占一个位子，爷爷要摆他的麻花摊。
放学回来，街上的人已经挤得满满当当的。在人群中穿行，怕碰着别人，更怕遇见熟人，像个小偷似的。路过食品站门前，我把头埋得很低很低，我不愿看见爷爷。爷爷坐在那把很沧桑的圈椅上，椅子缠满了修理的铁丝。爷爷移动身体的时候，那把椅子就很忧伤地唱起古老的歌谣。爷爷的光头在阳光下油油地闪光。爷爷很谦卑地笑着，冲着来往的每个人。我知道，爷爷的微笑很多人不能拒绝，说得更确切些，是不忍拒绝。黄澄澄的麻花，是一份难得的奢侈。
一毛钱一根麻花，外带一个真诚和谦卑的微笑。人们带着施舍一样的神情，丢下一毛钱，拿一根麻花就走了。爷爷总是把一毛的纸币抚得平平展展的放进口袋。爷爷的旁边，是一个卖皮条的老头，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夸爷爷的手艺真绝，爷爷笑眯眯地拿着五六根麻花，像送给知己似的送给他和左右摆摊的人，免费。
那年夏天，我和弟弟都成了炸麻花的行家里手。每逢支起油锅，屋子里就飘满了油烟味。黑褐的窑洞光线很暗，通风不好，我的头常常晕眩。有时，我的手指在木制的案板上搓得流血，只好贴上胶布再搓。爷爷抽着长长的旱烟锅，深情地注视着我和弟弟。爷爷那样忧虑而焦急地劝告我们：孩子，好好学，那是你们一辈子的饭碗哩！未涉人世，我和弟弟根本不理解“饭碗”的含义，该捣蛋的时候还是捣蛋，漫不经心，偷懒。为了这，爷爷对我们没少痛斥，他忧伤地看着我们，叹叹气把头摇一摇。弟弟是个精明人，本来一斤干面炸十条麻花，他总要炸成十二三条。爷爷要是看见了，又是跺脚又是生气：“好娃哩，咱不能昧良心啦，一根要卖人家一毛钱哩。”
那年夏天，天气闷热，由于面发酵得快的缘故，街上摆麻花摊的人都停了。唯独爷爷的麻花摊醒目地摆在街上，爷爷谦卑地笑着。
那年夏天，我常常喜欢坐在小河桥边，看桥下招摇的水草和潺潺的流水。小河的四周长满了紫花地丁、车前草、旋复花和薄荷等植物。嗅着那些清新的气息，胸腔里塞满的油烟味被涤荡得一干二净。那份宁静，使我忘记了所有的惶惑和不安。十三岁，还没有读过一篇童话，却美丽在小河边，但很美的心境很快就被爷爷那张充满谦卑微笑的脸占据了。
赶集回来，爷爷支撑了一天的微笑失落了。他躺在炕上，辗转反侧，怎么也摆不好一个舒服的睡姿。爷爷啜起老白干，咕咚几口，躺在炕上安详地睡着了。奶奶做熟了饭，却唤不醒爷爷。爷爷的鼾声在窑洞里一起一伏，很响，很亮。
那年夏天，看见爷爷守在麻花摊上谦卑的笑脸，我就有种想哭的感觉。看到别人买走爷爷的麻花，说不出是欢喜还是心酸。真想阻止所有的人，别买爷爷的麻花！可我不能这么做。是的，爷爷把微笑卖给别人时，我心中很美很美的东西也被出卖了。爷爷，你给自己留下了什么？你又给我留下了什么？你把自己的岁月拧成很精巧很芬芳的麻花，全部卖出去了，一点也不留。我恨这种不公平的交易，可是，还有更好的交易方式吗？
爷爷的善良，注定他是一个失败的商人。虽然他在方圆百里人人皆知，但他的劳作却不能维持全家人的温饱。他的失败，却不能成为我不爱他的理由，相反，是我更热爱他的理由。
那年夏天，因为家里拮据，我和弟弟被迫辍学了。我和弟弟操起了爷爷留下的饭碗，连同爷爷谦卑的微笑。背倚着苦楝树，望着很苦很美的苦楝花，我读着那年夏天，那年夏天充满倾诉欲望的童年。似乎读懂了很多很多，又似乎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