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直皖系军阀战争的爆发
五四运动后，中国继续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军阀内部纷争不已。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
这时，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北京中央政府已经四年。五四运动中，皖系成为众矢之的，其卖国残民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得到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加紧策动反皖。
直系实力人物吴佩孚甚至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以笼络人心。吴佩孚（1874—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时任陆军第三师师长。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后，曹锟成为直系首领。曹锟（1862—1938年），字仲珊，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时任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兼直隶总督。1920年4月，曹锟与其他军阀结成直皖赣鄂豫奉吉黑八省反皖同盟。7月直皖战争爆发。战争在京汉、京津两路沿线的高碑店、杨村一带同时发动。经过几天的战斗，直军在奉军的配合下取得胜利。段祺瑞辞职，直奉联合控制了北京政府。打败皖系后，以不同帝国主义为背景的直奉两系的矛盾又尖锐起来。
1920年年底奉系张作霖入京推倒亲直内阁，抬出亲日的梁士诒组阁。吴佩孚乘机发起攻击，逼迫梁士诒下台。1922年4月底演成直奉战争。
直奉双方在京汉、津浦两线激战一周，结果直胜奉败，奉军退守山海关外，直系独霸了北京政权。曹、吴为制造合法的假象，首先搞起“恢复法统”的骗局，重开1917年旧国会，捧出原总统黎元洪复职。但当他们自认为统治已经稳定之时，便制造事端，逼走黎元洪。1923年10月，曹锟经过贿选，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
曹锟的贿选和吴佩孚为排除异己而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遭到全国各方面的反对。张作霖、孙中山和皖系浙督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则计划：以福建军务督理孙传芳与广东军阀陈炯明相配合，进攻广东革命政府；以江苏督军齐燮元消灭卢永祥；自己准备与张作霖开仗。1924年9月初，齐燮元与卢永祥间的江浙战争首先爆发。这场战争打了一个多月，以齐胜卢败而告结束。江浙战争尚在进行期间，9月中旬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奉两军在朝阳、山海关等地交战，战斗十分激烈。正当两军拼死厮杀之时，被派往热河方面作战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
2.冯玉祥组成民国国民军
冯玉祥（1882—1948年），字焕章，安徽巢县人。他因受到吴佩孚的排挤和孙中山的影响，决心反直。1924年10月22日夜，冯军回抵北京，包围总统府，监禁了曹锟。冯玉祥将所部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脱离直系军阀系统。11月初，国民军驱逐清废帝溥仪出皇宫。由于冯的倒戈，直军被奉军打败，吴佩孚乘军舰南逃。
冯玉祥，谱名基善，出生于直隶青县兴济镇北街（现为沧县兴济镇），祖籍安徽省巢县西北乡竹柯村。冯玉祥家境贫寒，只读了二年多私塾。为了维持生活，父亲冯有茂为刚满10岁的冯玉祥在兵营中补了名额，以便领些银子糊口。16岁的冯玉祥入保定五营当兵。1902年改投武卫右军，历任哨长、队官、管带等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递解保定。1914年7月，冯玉祥任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9月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1915年奉令率部入川与护国军作战，暗中与蔡锷联络，于次年3月议和停战。1917年4月被免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职。7月率旧部参加讨伐张勋辫子军有功，复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1918年2月奉命率部南下攻打护法军，在湖北武穴通电主和，被免职留任。6月率部攻占湖南常德后，被撤销免职处分，11月任湘西镇守使。1921年8月任陆军第十一师师长，旋署陕西督军。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因受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排挤，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抓紧练兵。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玉祥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1923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直军第三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事。但迫于形势，又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1925年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冯玉祥赴察哈尔张家口（今属河北）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8月任甘肃军务督办仍兼西北边防督办。在此期间，接受共产党人和苏联专家帮助，建立各种军事学校。1925年12月命令部下张之江劫持并杀害曾收复外蒙的著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徐树铮。1926年1月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8月中旬回国，迅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9月17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根据广州国民政府要求，在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建议下，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师甘、陕，11月解西安之围。1927年4月冯玉祥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此后，曾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反共。1928年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10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因军队编遣等问题与蒋发生利害冲突，在1929年和1930年爆发的蒋冯战争和蒋冯阎战争中失败下野，所部被蒋收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指挥所部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今分属河北、内蒙古）。8月在蒋派重兵威逼下辞职，隐居泰山。1935年4月被授为陆军一级上将。12月以蒋答应实行抗日为条件，在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6年后，冯玉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相继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受蒋排挤离职，仍奔走于鄂、豫、湘、黔、川等省，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为形势所迫，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同时被强令退役。从1947年起，在美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以20年亲身经历，撰写《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对蒋的专制独裁统治作了深刻揭露。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当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随即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自美国回国，乘“胜利”轮途经黑海在向敖德萨港（今属乌克兰）行进途中，因轮船失火，于9月1日与女儿冯晓达一起遇难，享年66岁。
3.军阀混战
北京政变后，北方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直系在北方的势力被消灭；国民军控制了北京；奉军大批入关，占领天津，并沿津浦线南下；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趋向激化；段祺瑞欲东山再起，重掌政权。面对政变所引起的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冯玉祥一面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一面又同张作霖、段祺瑞举行会议，推出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样，在北京政变推倒直系统治之后，北京政府仍然控制在军阀官僚手中；但也造成了一种有利于革命的客观条件。
孙中山在接受冯玉祥电邀之后，发表《时局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
段祺瑞则坚持召开旨在维护军阀统治的“善后会议”，对抗在全国兴起的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4月，段祺瑞政府与法国订立《中法协定》，承认争执几年的“金法郎案”，答应中国对法国的庚子赔款用“金法郎”计算，使中国多付关银6200余万两。1926年3月又制造“三一八惨案”，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军阀斗争。段祺瑞政府的内外政策，遭到全国人民反对。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南走的吴佩孚，于1925年内又控制了湖北。10月在汉口宣布成立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与吴佩孚再起的同时，直系将领孙传芳另树一帜，扩张了势力。他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奉，并通过战争和借助五卅运动后全国反奉的声势，夺取上海，把奉系势力赶出苏皖两省，成为东南五省的统治者。孙传芳（1885—1935年），字馨远，山东历城人。
1925年11月，奉系内部发生郭松龄倒戈事件。郭松龄是奉军中有实力的将领之一，因不赞成张作霖的某些举措，并且在奉系内部的派别斗争中受到压抑，乃与冯玉祥等订立密约，决定举行兵变，推倒张作霖。11月下旬，郭率所部由滦州回奉，12月攻到距沈阳只100余华里的新民，但由于日本出兵干涉，最后兵败被杀。这次倒戈，是当时全国反奉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给奉系军阀势力以沉重打击。
郭松龄倒戈反奉，使冯玉祥、张作霖、吴佩孚之间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冯玉祥国民军在郭举兵后进占热河，又以假道出关援郭为名攻占天津。驻直隶的奉军李景林部退入山东，与山东张宗昌结成直鲁联军。吴佩孚与张作霖取得“谅解”，决定联合讨冯。1926年春，形成奉军、直鲁联军、直军联合进攻国民军的形势。冯玉祥宣布下野，把部队和地盘交给下属，自己准备到苏联考察。3月，奉军攻占滦州、唐山，直鲁联军进占天津、丰台。4月，奉军占领热河，驻北京的国民军推倒段祺瑞政府，然后退往南口。直鲁联军进入北京。直鲁军在北京劫夺民财，蹂躏妇女，残杀无辜，无恶不作，使北京城陷入军事恐怖和破败萧条之中。
4.孙中山为民主共和奋斗
当北洋军阀势力相互争夺，国内局势一片混乱之时，国民革命运动在南方蓬勃兴起。国民革命运动的起点，是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直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不懈地为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孙中山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而采取依靠军阀反对军阀的办法，并且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帮助，孙中山的几次斗争均遭失败。1913年的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下去。1917年的护法运动，因受到西南军阀的破坏而流产。1920年11月，孙中山再回广州，重组军政府，发起第二次护法，翌年4月被举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但正在他苦心经营北伐之时，由他扶植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又背叛了他。陈炯明（1878—1933年），字竞存，广东海丰人。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政变，围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被迫转移到军舰上，坚持斗争50余日，8月重抵上海。
这次失败，使他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他开始认识到，实现三民主义，不能“单靠军人奋斗”，而要依靠党的力量。但党的状况如何呢？自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后，党并没有新生。成员复杂，组织涣散，急需整顿和改组。
5.中共三大决议：国共合作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并主张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革命联盟。共产国际几次派代表与孙中山会晤，建议他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1922年7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出《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同年8月召开的杭州会议，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办法实现两党合作。孙中山很快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建议，答应共产党员可在保持共产党党籍的情况下加入国民党。从1922年9月起，孙中山着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联合发表宣言，苏俄方面郑重表示愿意援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6月，中共召开“三大”，正式做出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中国。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首并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和党务。
10月，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被孙中山聘为组织教练员。年底，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应邀赴粤，帮助孙中山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出席大会代表共165人，其中有国民党人廖仲恺、谭延闿、戴季陶、孙科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同国民党人共同拟定的宣言，确认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组成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大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做出新的解释。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规定：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效忠帝国主义及军阀者，不得享有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的原则，一是平均地权，防止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对缺乏田地的农民，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二是节制资本，凡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之企业，由国家经营管理，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相同，因此它成了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合作的政治基础。会议通过的国民党章程，再次规定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不要经过选举。总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这种突出个人权力的规定，对以后的国民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大会召开期间至同年8月，孙中山对为之奋斗多年的三民主义，作了系统讲演，最后完成了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
1924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一般称黄埔军校，1926年春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是一所国共合作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共产党人周恩来等参加了军校的领导工作。廖仲恺（1877—1925年），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归善（今惠州）人。
国共合作成立后，一个包括全国各族绝大多数人民在内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兴起。工农运动、爱国反帝运动、反军阀争民主运动，以及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几股革命洪流，相互推进，向前发展。
1924年7月，广州沙面租界工人为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制订新警律，妨碍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而举行罢工。罢工坚持一个多月，取得完全胜利。这是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的起点。同月，共产党人彭湃等开始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两年共办六届，培养出800余名领导农运的人才。规模最大的第六届，由毛泽东主办。1925年五一节，广东成立全国第一个省农民协会。同年冬至1927年，韦拔群（壮族）在广西东兰也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前后三期，培养农运干部数百人。
1924年5月，《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在北京签订。在协定中，苏方承诺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协定。以此为契机，全国掀起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电邀，于1924年11月离粤北上。在此以前，共产党已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政局问题的主张。随着孙中山的北上，全国掀起召开国民会议运动。这个运动虽未取得直接成果，但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早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通过上下结合的方式，广泛宣传了民主思想。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孙中山为创建中华民国、确定第一次国共合作，立下了伟大功勋。他逝世后，全国广泛展开追悼孙中山、宣传三民主义的活动。
6.中共四大以及五卅运动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这年1月，中共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制定了发展革命的各项决议，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做了准备。
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维护劳动权利和政治权利，举行罢工。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并伤十余人。顾正红事件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事件后，上海学生开展募捐和追悼活动，又被捕去数人。帝国主义者准备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对学生进行审讯。同时，帝国主义还准备通过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等“四提案”。这更激起上海人民的愤慨。5月30日，2000名学生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工人、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又遭逮捕。聚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外的万余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学生。英国侵略者竟命令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四人，伤后不治身亡者九人，重伤数十人，造成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将反帝运动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结成联合战线，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6月1日，上海“三罢”实现。在“三罢”斗争中，学生们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五万学生参加罢课，又积极劝说商界罢市。代表中小商人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也表现了很大热情，首先表示赞成罢市。主要代表大资本家利益的上海总商会，受到反帝怒潮的影响，也赞成了罢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投入了这场斗争，但主力是工人阶级。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第一道命令是宣布总同盟罢工。自6月1日至13日，参加罢工的工厂和单位共113个，人数约15万，其中外资工厂和单位102个，人数12万以上。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四个团体，于6月4日联合组成运动总指挥机关“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总商会拒绝参加这个机构，并将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交涉条件修改为13条，删掉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承认工人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等项内容。总商会在抵制英日货和募捐活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帝国主义对上海人民继续采取屠杀政策。从5月30日至6月10日，杀害中国民众60余人，重伤70余人。他们又采取分化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对资产阶级一面以“司法调查”“关税会议”进行诱惑，一面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和电力供应等相威胁。6月26日，商人复市。不久，学生因暑期到来，纷纷离校。鉴于此种情况，共产党决定改变工人斗争策略，由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八九月，罢工工人先后复工。
“五卅”后，革命风暴扩展到全国。广州、北京、南京、汉口、天津、长沙、济南、徐州、青岛等数十个城市的人民群众纷纷集会、游行示威或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一些地方的农民也加入斗争行列。全国投入这场反帝斗争的群众，约达1200万人。
这是“五四”后出现的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高潮。这次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显示了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在运动中各个阶级有着不同的表现。这个运动的经验对以后的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
7.省港罢工及三一八惨案
在为支援上海人民反帝运动而爆发的各地罢工斗争中，1925年6月19日开始的省港罢工，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参加这次罢工的有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工人共20多万。罢工使香港变成“臭港”“死港”，严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这次罢工坚持了16个月之久。罢工的领导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2000多名工人组成的武装纠察队，成为广东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直系北京政权倒台后，段祺瑞和奉系军阀成为中国人民的直接的主要敌人。1925年10月爆发直系孙传芳与奉系的战争。这是军阀间的争斗，但对反奉极为有利。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时机，领导发动了反奉倒段斗争。11月底，北京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和其他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示威大会，并企图通过城市暴动推倒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但没有成功。这次斗争被称作“首都革命”。到1926年3月，发生了“三一八惨案”。3月12日，日本驱逐舰掩护奉军兵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驻守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国民军奋起反击，逐走日舰。随后，日本帝国主义纠合英、美、法、意等八国，以维护《辛丑条约》为由，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限期答复。大沽口事件激怒了中国人民。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下，北京各界在李大钊的主持下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前召开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会后组成2000多人的请愿团，到段祺瑞政府请愿。段政府对爱国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打死学生领袖刘和珍等47人，打伤李大钊、陈乔年等1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群众以及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纷纷举行各种活动，声讨卖国政府，支援北京人民，形成一次广泛的群众革命浪潮。这次请愿遭到镇压以后，北方革命运动低落下去了。
8.两广统一及国民党二大
在全国革命高潮中，广东革命根据地逐步得到巩固。
1924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依靠黄埔学生军、一部分革命军和工农力量，平定了反革命武装广东商团的叛乱。1925年2月，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企图进攻广州推倒革命政府的军阀陈炯明。革命军在东江农民的支援下，勇猛前进，打垮了陈部主力三万多人，占领潮州、梅县等地。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了滇桂军阀的叛乱。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由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汪精卫为主席。汪精卫（1883—1944年），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广东番禺人。8月，国民政府将所辖军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10月，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很快收复东江地区，全歼陈炯明的军队。同时举行南征，到1926年2月，歼灭了海南岛上的军阀部队。至此，广东全省为革命政府所统一。3月，控制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两广实现统一。李宗仁（1891—1969年），字德邻，广西桂林人。白崇禧（1893—1966年），字健生，广西桂林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出师准备了条件。
革命形势在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内的斗争也在发展。孙中山在确定三大政策之时，就遭遇到仍然留在国民党内的地主买办分子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反对。孙中山逝世后，这些人猖狂起来。1925年8月，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刺杀。这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举动。共产党推动国民党中央，坚决打击了右派势力。代大元帅兼广东省长胡汉民因涉嫌廖案，一度被拘留，后离开广州。
1925年夏，出现戴季陶主义。戴季陶（1891—1949年），名传贤，又名良弼，字选堂，又字季陶，笔名天仇，四川广汉人，国民党右翼理论家。这年六七月份，戴季陶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书中以儒家的“仁爱”“道统”说解释孙中山的思想；以“民生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用民族斗争否定阶级斗争；以所谓团体的“排拒性”，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政治动向，成了右派反共篡权的理论基础。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等著文驳斥了戴季陶的反动观点，维护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
1925年11月，出现西山会议派。一批国民党右派中央执监委员聚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对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他们议决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开除中央委员中的共产党人。他们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伪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同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斗争。毛泽东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反击右派的宣传。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继承和发扬“一大”革命精神的大会。大会决定接受孙中山遗嘱和“一大”所定政纲，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和土豪。为了完成革命任务，大会认为，必须以诚意与苏俄合作，承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完成国民革命，扶助农工运动。大会做出“弹劾西山会议”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派成员做了组织处理。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6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各有共产党员7人。会后，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继续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大多为共产党员。各地方党部多由共产党员主持。国民党“二大”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谭平山（1886—1956年），广东高明（今高鹤）人。林伯渠（1886—1960年），又名祖涵，湖南临澧人。
9.“中山舰事件”与蒋介石
国民党中的反共势力看到共产党在革命阵营中力量的增长，就寻找时机进行打击。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经过黄埔建军和两次东征，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提高了。国民革命军编组后，蒋任第一军军长。经过国民党“二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任国民革命军总监。随着权势的增长，他的政治野心更加强烈，因而同共产党及国民党内汪精卫一派人发生了尖锐矛盾。他深知军权的重要，便首先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介石命令，需调派兵舰到黄埔候用。海军局即派出“中山”等两舰前往。但舰到黄埔后，蒋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中山舰又开回广州。蒋借中山舰的往返开动，诬蔑共产党阴谋暴动。20日凌晨，他擅自宣布戒严，逮捕海军局负责人李之龙（当时为共产党员），占领中山舰和海军局，扣捕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面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结果，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共产党员退出了第一军，部分苏联顾问被辞退回国。蒋还把地位超过他的汪精卫排挤出国。1926年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幌子，又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了种种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任职和活动的条文，如：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省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职等。由于中共中央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这个提案被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扩张权势的关键的两步。
蒋介石，名中正，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字介石，1887年10月31日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父蒋肇聪，母王采玉。他8岁亡父。幼读私塾，稍长入新式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1908年入东京振武学校学军事，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他率敢死队参加光复浙江之役，1913年夏，他追随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10月加入中华革命党。1922年陈炯明叛变，他接讯自上海赴广州，登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患难，深获信任与器重。但由于他资历尚浅，因此，迄至国民革命初期，未能进入国民党的权力中枢。
1924年5月3日，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仿苏俄模式，着手建立国民党党军。他把此视为培植嫡系势力的良机，因之竭尽全力，从军服军帽设计、校舍卫生管理到教官的任命、教学内容的制定，都亲自参与决定，并与学生保持密切的接触。在培养军官的同时，他还在黄埔军校组建教导团，募兵练兵，这样，到1924年冬季，黄埔建军已具雏形。由于这支军队经过严格的选拔与训练，受过思想政治教育，又有“革命军连坐法”，因此战斗力很强。10月，蒋介石领导黄埔军校师生镇压了广州商团的叛乱，1925年2月，率师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打垮其主力部队3万余人。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1925年7月，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0月，蒋介石率军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叛军。翌年2月，统一了广东全境。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开始进入党的权力中枢。
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蒋介石借机制造了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8日，共产党员、代理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接到假命令，率中山舰赴黄埔候用，被人诬陷为企图绑架蒋介石。蒋乘机扩大事态，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李之龙和各军党代表，监视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的内幕现在仍不能彻底澄清，但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的冒险获得成功，打击了共产党，排挤了汪精卫，扩大了自己的权力。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员被排挤出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岗位。蒋介石则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不久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委员会常务会议主席。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北伐军先后打垮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全境或部分地区。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极力扩大势力，着意夺取中央大权。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定都武汉，蒋介石则坚持迁都南昌。1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个人专权的决议，撤销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则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夺权行动，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并在统治区域“清党”，残酷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分子。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集合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南京国民政府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其成立是仓促的。它一开始就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外临列强的观望怀疑，内遭桂系及被其拉拢的一部分黄埔系军人，如何应钦等的反对，武汉方面以蒋下台为宁汉合流的必要条件，军事上克复徐州之役又以失败告终。在反对力量压迫之下，蒋遂于8月下野。但他仍关注时局，并尽最大可能施加影响，寻找再上台的良机。9月，蒋介石访日，以寻求日本的支持，11月5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赞成其反共但反对北伐。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这次婚姻使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成一体”，与美国的联系亦因之密切起来。
1928年1月，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无力应付时局，迎蒋还政之声高涨，蒋乘机复职，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全会根本改变了国民党一大以来的政策。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会后不久，又任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了4个集团军，合力进行“二次北伐”，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6月3日，张作霖自北京返奉天，翌日，在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京被阎锡山占领，北伐至此完成。北洋军阀长达16年的统治被推翻。北伐完成伊始，蒋介石就宣布“军政时期”结束，开始实施“以党治国”的“训政”。10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和《训政纲领》。同月，国民政府重新改组，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12月29日，在蒋介石的积极争取下，张学良排除日本的干扰，在东北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蒋介石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真正实现中央集权，蒋想方设法在军事上消除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的军队，并夺取其地盘；在政治上瓦解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派系的有组织的对抗。
1929年1月，全国军队编遣会议在南京举行，由于各派意见无法统一，会议无果而终。蒋介石见和平手段达不到目的，就准备武力解决，冯、阎、桂系也积极备战。这样，1929年到1930年间，蒋先后与桂、冯、阎或其联军展开了一系列的混战，严重削弱了国力，予日本武力侵华以可乘之机。
1930年5月，形成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军事集团和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两个政治集团的反蒋大联合。5月11日，蒋介石向冯、阎军下达了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双方百万大军，主要围绕陇海、津浦两个主战场展开厮杀。蒋有中央的名义，有雄厚的财力，又善于通过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对手，终于在赢得张学良东北军“拥护中央”后，打破了相持的局面，于10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原大战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内反蒋派之间的一次军事政治大决战。双方参战兵力达140万人，死伤30万。蒋介石通过这场决战打垮了冯玉祥，重创了阎锡山，冯、阎与汪精卫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治联盟也被迫解体。国民党各派系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集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此后，其他派系势力虽仍继续进行反蒋斗争，但已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介石一决胜负的形势与实力。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为了巩固和强化这一有利形势，蒋急切地在政治上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以确立自己集权统治的法律依据；在军事上则加紧了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
1931年2月，蒋软禁反对制定约法的立法院院长胡汉民，5月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专权确立了法律依据。蒋对中央红军于1930年12月、1931年4月和1931年7月，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都被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打败。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夺占沈阳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至11月日军已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蒋的政策招致各阶层人士的不满，国民党内反蒋派施压，蒋释放了胡汉民，反蒋派坚持以蒋下野为党与政府统一的先决条件。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但仍暗中掌握实权。接任的孙科政府无力左右政局，对于日军的步步进逼亦无办法，不得不于翌年1月25日辞职。蒋介石、汪精卫在此前秘密会晤，达成了权力分配协议，此时则联合复出。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军事；汪为行政院院长，主持行政外交。国民党政权进入蒋、汪联合执政时期。蒋、汪上台伊始，即着手解决日军于1月28日发动的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问题，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6月，蒋介石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其国策，倾其全力围剿红军和压制国民党内反对派，而日本则不断利用该政策的对外软弱性制造事端，侵占中国的领土。在对内围剿红军方面，1932年6月至翌年3月，蒋介石调集60余万兵力，首先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另辟川陕根据地。
蒋介石随即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这次围剿又被红军打破。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采取“步步为营，节节进剿”的碉堡战术，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此时统帅红军的“左倾”领导人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的应对战略，经一年鏖战仍不能胜，遂被迫长征。1935年10月，红军冲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在压制国民党内反对派方面，1933年7月至9月，蒋介石军事与政治手段并用，摧垮了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4年1月，蒋介石出兵镇压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建立的“联共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1936年5月，陈济棠、李宗仁两广实力派发动“两广事变”。陈、李通电反蒋，并出兵湖南。但由于外患日甚，全国各阶层人士一致反对内战，蒋介石不得不有所克制，广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为了进一步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于1934年12月在《外交评论上》以徐道邻的名字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说国民党1927年后已开始反共，日本不应该再害怕中国赤化。日本如果再进一步侵略中国，在中国民族意识高涨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就只能抵抗，而共产党就会乘势而起，日本也会因中国的长期抵抗而耗尽国力，最后的结果是中日两国政权同归于尽，因此中日双方应合作而非为敌。这篇文章引起了日本当政者的重视，此后中日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日本始终未因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让步而停止侵略的步伐。1933年5月，国民政府地方当局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1935年7月，中国地方当局与日方签订了《何梅协定》。贪得无厌的日本继而策划华北5省的“自治运动”。这既使国民政府对北方的统治岌岌可危，也使英美在华北的权益受到严重威胁，更遭到中国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11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到了和平绝望需要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蒋介石对日本无止境的侵略表示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在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会后，蒋即以此谈话精神为中日谈判的指导原则，不再对日本一味让步。9—11月，支持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指挥的反击日伪军侵略的绥远抗战。
随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调整，蒋介石对共产党一方面加紧军事围剿，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渠道与共产党进行接触、谈判，但始终未改变武力解决中共武装的立场。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代表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同张、杨谈判。在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方人士的调停努力下，蒋介石口头保证“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遂于25日被释放。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政策。
1928—1936年，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得到了逐步加强，这与他这10年来采取的一系列强化统治的措施有关。在组织上他强化了军政统治的各级机构，并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用各种手段来对付共产党、民主人士和反蒋派系。在文化思想上经常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文化人士，并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加紧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在经济上他力图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有一定的发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全中国抗战的开始。17日，蒋在庐山对各界人士发表重要讲话，正式阐明：“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不能受到侵害，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不合法的变更，中央任命的宋哲元等冀察官员不能任意撤换，29军在所驻地不受任何约束。中国不能再对日本妥协，从现在起，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最后声明中国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日军进攻下，北平与天津于29、30日相继陷落。8月1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有各地方派系和共产党将领参加的国防最高会议，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作战方针。又决定了“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备华南各港”的作战指导原则。并将全国战场划分为5个战区：1战区辖冀省全部及鲁北，2战区辖晋察绥3省，3战区辖浙江及苏南皖南，4战区为闽粤2省，5战区为鲁中南及苏北皖北。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翌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中国政府调集大量军队与日军作战。日军在正面进攻进展不大的情况下派援军在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腹背受敌，11月9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之久。在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曾接受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试图通过打谈结合的办法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但日本被一时的得逞冲昏了头脑，在和谈中不断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和谈没有结果。蒋深感敌强我弱，战胜强敌必须依靠外援，始终努力使英美等列强介入，逼使日本停止侵略行动。但英、美不愿与日本马上发生冲突，并想借机发战争财。蒋的“联英美制日”的战略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奏效，他虽非常失望，但一直持之不变。
在对内方面，蒋介石采取了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方针，为此他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在实际上由中共领导，以敌后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释放一批政治犯。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被确定为国民党总裁，并自任新成立的三青团团长。总裁的权力在党和国家之上。蒋的独裁地位大大加强。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以“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是“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有利于团结抗战。在军事上，抗战开始直至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中国一直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亲自指挥了此一阶段的一些重要战役。在这个战略阶段，中国损失了大量军队，消耗了大量武器装备，丢失了大片国土，但阻止了日军的战略进攻，使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破产了。
1938年10月，中国抗战进入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的方针是稳固统治，坚持抵抗，苦撑待变，继续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特别是英美苏与日本关系的变化，实现联英美苏制日的目标。在这一历史阶段，在稳固统治方面，蒋主要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强化个人集权和国民党一党专政，二是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中央在陪都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两个报告，指出国民党有很多缺陷，再不加以整顿，就会“趋于消灭”，因此要唤醒党员的三民主义意识，发扬“四维八德”，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对于共产党，蒋提出“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根据蒋的指示，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1939年3月，蒋开始搞“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二”“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同时下令实行“新县制”，控制地方权力，城乡街镇都实行“保甲制”。
1941年1月，下令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1943年3月，发表反映其主要思想和政策的《中国之命运》。蒋在书中再次宣传自己的“力行哲学”，强调“‘诚’是行的原动力”，力行就是革命。对于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蒋则进行了抨击，说二者“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是“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提出要开展“革命建国”活动，进行五项建设：心理建设，即信服“力行哲学”，“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主要是恢复以忠孝为主的中国固有伦理，以培养民众救国的道德；社会建设，一是强化保甲制度，二是继续推行新生活运动；政治建设，主要是继续实行“训政”，加强集权统治；经济建设，主要内容为实现“工业化”，保障国民生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受到中共及民主党派的批判。
1943年8月，林森去世，蒋介石再次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马上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三军统帅，五院院长需由主席提请选任，并对主席负责。蒋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在这一阶段，蒋介石仍努力抵抗日本在军事上不断发起的进攻，对于汪精卫集团的主和及随后的投敌卖国，则进行了斗争。1938年11月，他主持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对第一阶段的抗战进行了总结和检讨，并重新划分了战区。会后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从1940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蒋介石直接或间接指挥下，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又与日军打了几次较大的战役。
在苦撑待变，联英美制日方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蒋介石达到了目的。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国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英美等国放弃了过去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1942年1月，蒋介石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统帅。1943年11月，赴埃及出席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会议签署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日本在中国窃取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必须归还中国。对于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秘密签订的有损中国领土与主权的《雅尔塔协定》，蒋虽感到气愤，但为了战后与中共斗争的需要，他在取得苏联支持国民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战胜日本3个月后从东北撤退全部军队等承诺后，还是接受了该协定。
1945年8月15日，在中、美、苏的联合打击下，无力支撑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从1945年9月至1949年年底，蒋介石面对力量、地位日益增长且人心所向的共产党，处心积虑地想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但事与愿违。这一时期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均遭到重大失败，以至退居台湾。1949年4月至1950年3月，解放军相继发起了渡江和解放全中国的战役，国民党在大陆的军队被消灭殆尽。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死于台北，终年88岁。
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1922年召开的“二大”，明确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此后，许多共产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都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分析。瞿秋白、邓中夏较早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问题。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不但肯定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重要，而且把它同农民同盟军问题联系起来。接着，毛泽东明确提出：在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地主阶级之后，要建立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这是民众联合政权的思想。以上这些思想经过后来的发展，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当时共产党还不懂得无产阶级政党直接掌握革命武装和政权的重要，这就使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不能真正解决。这是党的幼年性的表现，也是后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