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史学”思潮及其代表梁启超
戊戌维新虽然被顽固派扼杀了，但戊戌运动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由此开启的思想解放的潮流是阻挡不了的。至20世纪初年，由于空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以及逐步形成的共和革命思想的推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掀起了输入西方新思想、新学理，用以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道路的进步潮流。10年之间，雨后春笋般刊行了大量译著、杂志和报纸。梁启超对当时情况有过生动的概括：“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以梁启超相继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20世纪初年形成的波澜壮阔而富有生气的新史学思潮，便是当时迅速涌起的进步思想潮流之重要组成部分。“新史学”倡导者如饥似渴地输入和传播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对封建时代为专制政治服务的旧史展开猛烈批判，呼吁实行“史界革命”，建立起具有崭新时代内容、唤起民众觉醒、适应救国需要的新史学。
中国20世纪初输入西方史学理论，主要是通过日本进行的。此前，在19世纪末，一些进步学者在开始注意介绍日本学者新著新译的历史书籍的同时，也有零星地介绍刚刚传入日本的某些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到了20世纪初年，才开始稍有系统的介绍。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历史”专栏发表编译的《史学概论》，其书系以日本近代史学元老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为主要依据，并参考日本其他近代史家之论著辑译而成。汪氏自称“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学说，与本邦从来之习惯大异其趣，绍介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预示今后中国史学所要走的是与旧史迥然不同的“新史学”的方向。另一著名的日本近代史学家浮田和民的著作《史学原论》，是一部更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史学方法论的著作，此书在1902至1903年间，更被我国留学生竞相翻译，先后共有6种译本之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高涨。
这一时期翻译介绍的西方近代名著，有法国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此书在当时被认为是“史理学之嚆矢”。评论者认为，在基佐以前，欧洲对于自身文明的发展，“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为文明乃是“从天而降”。在基佐书出以后，“始以为欧洲文明，其渊源启自日耳曼之封建政体与圣会，及罗马自由市邑之三者，而各处政道，因而并立互相竞争，是即为欧洲文明之精神，而欧洲人民，此后乃得知文明之原因。”另据1900年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译书汇编》第2期载，《欧洲文明史》已经译出，译者为尼骚。还有英国巴克尔《英国文明史》，此书当时的译本多达4种。巴克尔这部著作的特点是以很大篇幅论述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问题。巴克尔以革新的精神，冲破英国某些保守的史学观念，注意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和规律，试图把历史研究提高到科学的地位，其理论和方法，影响到西方国家、日本以至中国史学的发展。“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的新史学思潮中，强调要注意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要讨究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求得历史发展的‘公理’或‘公例’，开始提到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些显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巴克尔文明史学思想的影响。”
西方新学理的输入，为当时激愤于时局危险和清廷腐败的进步学者提供了思想武器，他们大声疾呼对旧史实行根本改造，注入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的新内容，迎接“新史学”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邓实（邓实于1902年在《史学通论》中批判中国旧史“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并且满怀激情地憧憬中国“民史”时代的到来，希望新的历史学家“扬旗树帜，放一大光明于20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亚大陆”）、曾鲲化（留日学生曾鲲化，署名“横阳翼天氏”，在东新译社出版《中国历史》首编第一章中，指出中国过去“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今欲振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关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在所写《中国历史出世辞》中，认为历史的天职，应该是“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及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马叙伦（马叙伦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发表《史学总论》，提出“中人而有志于兴起”，“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和汪荣宝等人都撰有热情提倡新史学的论著。而作为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则是梁启超。他在20世纪初年的主要贡献是：在理论上对封建旧史的严重弊病做了有力的廓清，并对建设近世史学的方向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在研究实践上，他对如何摆脱长久沿袭的旧格局、开创近代式的学术研究，做出了成功的示范。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人称“康梁”。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先后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政治上持立宪、保皇的观点，而在思想文化上大量介绍西方近代学说，对国内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辛亥革命以后，曾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策划组织护国军反袁。后曾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1920年以后全力从事著述，并在清华学校和其他大学讲学。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在宣传维新变法时期，即重视史学启导民智、总结治国经验和认识国家积贫积弱根源的社会功用。《变法通议》的重要特点，即广泛引用国内外史实，论证变革是历史的必然。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从顽固派残酷绞杀新政的惨痛教训中，更激起对封建专制势力的仇恨，同时因流亡日本阅读民权学说著作，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思想启蒙、提高民众觉悟、灌输民权意识的重要性。正是从救亡和启蒙的时代需要出发，梁启超形成“史界革命”的强烈意识，自觉地担负起倡导“新史学”的时代使命。
1901年，梁启超撰成《中国史叙论》，论述地理条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古代民族都不是单纯血统，而由长期混合而成，划分中国历史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大段，这些在当时都是别开生面的新鲜见解。次年发表《新史学》这篇名文，即成为激烈批判封建旧史，宣告具有不同时代意义的“新史学”到来的宣言。
《新史学》开宗明义标明史学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史学应是“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的一门，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而造成旧史陈腐落后的根源，正在于完全违背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之上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述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叙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旧史界却“未闻一人之眼光能及于此者”。由此而造成旧史“四蔽”“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致使旧史简直成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是墓志铭、相斫书、蜡人院。这些批评虽属过当，却打中要害。旧史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层层堆积，封建意识根深蒂固。近代史学要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必须以凌厉的攻势，廓清其谬误，使人们猛醒过来，认清封建毒素的危害。
因此，梁启超大声疾呼要实行“史界革命”，即用国民意识和进化论哲学观为指导，对旧史实行彻底改造，创造出符合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这一时代需要的新史学，发挥激励爱国心和团结合群之力的巨大作用。
在激烈批判旧史的基础上，梁启超贯彻以进化论学说为指导，进行理论创造，提出新史学的方向，从三个层次对“新史学”的性质、内容加以界定：
一、阐述“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划清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与新史学认为历史的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即由低级到高级进化的界限。
二、阐述“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划清旧史把史书变成孤立的人物传的做法，与“新史学”要求写出人类“藉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日进焉”的界限。
三、阐述“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提出史家应善于通过比较研究和纵贯联系考察，“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按，即远古的石器时代），下至昨今之新闻”，从人类活动的总背景中去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并且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最后总结出历史哲学的理论，“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
梁启超对“新史学”的规划虽嫌简单，但他的理论与正在酝酿的革命潮流相合拍，从此宣告在指导思想上、内容上跟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迥然不同的新史学时代的到来，其开辟创始之功是巨大的。梁启超还对旧史中因粉饰君权的需要而大肆渲染、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正统”论和“书法”论痛加驳斥。他指出的史家宣扬“正统”的实质即是维护“君统”，“视国民为无物”，确实切中肯綮。
同在1902年，梁启超撰成长篇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约8万字），鲜明地贯彻了进化观和因果论的理论指导，体现出与以往学者全然不同的研究风格，堪称是“新史学”理论在研究实践上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梁氏以开阔的视野和宏观的把握，第一次把中国学术作为发展进化的、前后有因果联系的对象来叙述，揭示其演进的脉络，并且中肯地总结出各个阶段的特点。如分析先秦时期古代思想的显著特点是：重视伦理关系，“凡先哲所经营想像，皆在人群国家之要务”，“专就寻常日用之问题，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独倚于实际”；与西方古代思想相比较，中国古代神权思想不发达，古代“天命”“天意”可以还原为民众意志；中国古代文明又重视“天人相与之际”等，所持的见解的确是深刻的。《论大势》又深入地论述学术思想与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相互影响和推动，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交互作用的格局。梁启超还做到以近代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精到地阐释传统学术中符合理性的、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优秀部分，同时尖锐地批判其中为封建专制服务的腐朽部分。篇中的基本思想，以后发展成其晚年撰成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多部著作。
2.夏曾佑在通史撰著上的成就
在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稍后，夏曾佑撰成《中国古代史》，它的产生是“新史学”思潮在通史撰著上取得的重要成果。
夏曾佑（1863—1924年）字穗卿，浙江杭州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旋改礼部主事。这一时期，在北京与梁启超、谭嗣同往来密切，共同探讨学术，热心于维新变法。1896年到天津，时严复、沈曾植创办《国闻报》，夏氏参加办报，宣传变法图强。1900年，任安徽祁门知县，在任三年甚有政绩，夏氏著史也开始于此时。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夏曾佑早先深研公羊学，写有“璱人申受出方耕，孤绪微茫接董生”的诗句，概括清代今文学派的统绪颇为精到。到天津后与严复密切往还，通过严复的讲述，夏氏倾心于西方进化论学说，哲学观点由此实现了飞跃。又据夏循垍《夏穗卿传略》载，当时严复译《天演论》《原富》等，常“与先生反复商榷而成篇”。反复探究、互相切磋，使夏曾佑对进化论有更深刻的理解，故梁启超誉之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夏氏本来发宏愿要撰写阐述进化论哲学观的著作，但未能实现，却独力撰成《中国古代史》这部以进化观为主导思想的历史著作。
夏曾佑以进化发展的观点，高度概括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对自古到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系统地提出了划分为各具特点的不同阶段的崭新看法。中国历代正史的编撰，均以朝代起讫定终始，体例沿用不变，编年体史书则按年代先后逐年编写，也一向无所改易。夏氏书出，才破天荒第一次以进化发展观点为指导，提出了一套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自成体系的学说。他认为中国历史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自传说时代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上古之世又可分为二期：“自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故谓传疑期。由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期。因中国之文化，往往在此造成。此期之学问，达中国极端，后人不过实行其诸派中之一分，以各蒙其利害，故谓之化成期。”中古之世，又可分为三期：“自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此时中国人材极盛，国势极强，凡其兵事，皆同种相战，而别种人对稽颡于阙廷。此由实行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良果者，故谓之极盛期。由晋至隋，为中衰之期。此时外族入侵，握其政权，而宗教亦大受外教之变化，故谓之中衰期。唐室一代，为复盛之期。此期国力之强，略与汉等，而风俗不逮，然已胜其后矣，故谓之复盛期。”近古之世，也可再分为二期：“五季宋元为退化之期。因此期中，教殖荒芜，风俗凌替，兵力财力，逐渐摧颓，渐有不能独立之象。此由不附会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恶果，故谓之退化期。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夏氏这样划分历史阶段，所注重的是国势强弱、文化发展及民族关系（当时他尚未能做到重视经济的发展，仅是论国势强弱包含有经济因素）。他还特别重视“世运”“变局”，即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总之，由于他已站在进化发展和注重考察因果关系的哲学高度，故能高屋建瓴地概括历史发展的趋势，对于清末历史即将出现的转折，尤其具有真知灼见。
夏曾佑运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社会学知识，对于中国历史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特出的见解。他阐释了古代传说与信史的划分和联系。中国历代儒生，往往“嗜古”成癖，总想把中国历史往上拉得越远越好，大谈“盘古开天”“三王五帝”之类，以此当作信史相夸耀。夏氏则以截断众流的勇气，指出儒生们所侈谈的大多是不能据信的传说、神话。他将具体区分的界限放在炎黄之际，认为：中国从黄帝以上，包牺、女娲、神农诸帝，其人之形貌、事业、年寿，皆在半人半神之间，皆神话也。“故言中国信史者，必从炎黄之际开始”。在20世纪初即已提出这样的见解，表明夏氏无愧为近代探索科学古史体系的先驱者之一。同样可贵的是，对于神话传说材料，夏氏并不是简单抛在一旁，而是以人类社会进化的理论加以分析，找出其中所保留的上古初民社会生活的史影。此项在今日为普遍常识，但在当时却需要很高的见识。他根据包牺氏“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制以俪皮嫁娶之礼”的传说，用社会进化观点和西方社会学知识做出新鲜的解释：“案包牺之义，正为出渔猎社会，而进游牧社会之期。此为万国各族所必历，但为时有迟速，而我国之出渔猎社会为较早也。故制嫁娶，则离去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之陋习，而变为家族，亦为进化必历之阶段。”又根据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播五谷、相土地、尝百草、察水泉的传说、用人类进化的共同规律做出解释，认为这正表明社会进入了更高一级的农业社会阶段，论述人类的生活需要如何促进生产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婚姻和家庭关系如何变化，各种国家制度如何产生，社会又如何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这些全新的历史观念和科学知识，乃为传统学术之所未闻，包含着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原理，在当时确有开扩读者心胸和启迪智慧的巨大作用。同时，夏氏注重考察历史因果关系，对于历史上的转折时期每有独到的分析。如他认为春秋时代学术上的变化，已为战国的社会变革开辟了道路。他说：“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春秋之季，老子、孔子、墨子兴，新理大明，天下始晓然旧俗之未善。至战国时，社会之一切情状，无不与古相离，而进入于今日之局矣。”这样强调新的学说具有转变旧的风气、解放人们思想的巨大作用，正是20世纪初先进的人们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观点，是一种极为宝贵的近代意识。又如阐述经济范畴之改革时，夏氏极具卓识地论及商鞅变法标志着由农奴制向私有土地制的转变。他认为西周至春秋，“土地为贵人所专有，而农夫皆附田之奴，此即民与百姓之分也。至秦商君，乃克去之，此亦为社会进化之一端”。“民得蓄私产之法，即起于此”。继夏氏之后，经过学术界长时间反复探索，证明上述论断大致都符合后人研究得出的结论。
夏曾佑在书中还激烈地批判专制主义的罪恶，反映了20世纪初进步思想界要求结束专制的时代潮流。他不仅一再痛斥独夫民贼的虐民，而且尖锐地批评儒学为专制统治者提供了很便于利用的学说。书中论及东汉弊政更为耐人寻味，指出：“终东汉之世，外立者四帝（安帝、质帝、桓帝、灵帝），临朝者六后（窦太后、邓太后、阎太后、梁太后、窦太后、何太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远，利深祸速，终于亡国而后已！”夏氏著书时，不正同样是那拉氏专制，“定策帷帘”，“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造成行将亡国的危险局面吗？联系到其现实背景，我们更能感受到他的论述所具有的战斗意义。激烈地批判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是夏曾佑思想中民主性的精华。可惜，他只是一度激进，而晚年却鼓吹“孔教”，走到了本人前期思想的反面。
总之，由于夏曾佑掌握了进化论哲学观，接触了西方社会学知识，用来分析中国丰富的史料，使他在书中提出了系统的新见解，并且与当时的时代潮流相合拍。跟书中新鲜的内容相适应，他在编撰上也运用了新颖的形式，借鉴了当时刚刚传入的外国史书分章叙述的方法，同时吸收了中国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将二者糅合起来。这样，《中国古代史》的出版，确实使人一新耳目，被评价为“上下千古，了然在目”，使人读之“有心开目朗之感”。20世纪初，《新史学》和《中国古代史》在新史学思潮中分别撰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以史学理论和通史撰著的出色成就，成为近代史学正式产生的标志。此后几十年中，进步史家无不以“新史学”看待自己的事业和这门学科取得的进展。
3.20世纪初宣传革命的历史思想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以武装斗争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路线，在19世纪末已经出现。至20世纪初，特别是1903年以后，国内革命思想迅速高涨，成为代表中国社会前进的时代主潮。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行不通，但在相当时间内，改良派还有很大影响。为什么一定要革命，一定要推翻清朝统治才能救中国，这些与民族生死前途攸关的大道理，必须通过宣传，通过与改良派论战，才能深入人心。革命派从事历史教育，采用通俗读物或政治论文的形式，以大量中外历史知识作为有力根据，揭露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揭露清朝对内残害人民，对外屈服投降的本质，动员人民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实现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成效卓著地帮助民众提高思想觉悟。这一时期，用历史知识宣传革命的出色代表是邹容、陈天华、章炳麟。
邹容（1885—1905年）于1903年春撰成《革命军》一书，两万余字，署名“革命军之马前卒邹容”，章炳麟为之作序。在上海出版后，随即行销各地，有如震天的号角，在全国范围引起强烈的反响。邹容把本书题曰“革命军”，自信：“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说明他认为宣传革命的思想具有全副武装的军队那样的威力，必能唤醒民众，将专制统治摧毁。他以火热的激情宣告，当前要摆脱腐败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要挽救民族的危亡，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对此别无选择，绝对不能犹豫徘徊：“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20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邹容从社会前进的普遍规律的实质，论述革命的必然性、正义性：“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以充沛的热情，磅礴的气势，宣告革命是摧毁腐朽的封建势力、彻底改造社会、为民众造福的唯一手段，指明时代前进的方向，具有巨大的感染力量。《革命军》还专辟“革命之原因”一章，对清朝历史作鞭辟入里的分析，论证这一腐朽、专制、卖国的王朝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它的理由。邹容怒斥清廷甘当洋人走狗：“‘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像这样反动、腐朽、卖国的专制政府，难道还不该用革命的手段把它推翻吗？邹容还从多方面论述革命的手段，指出他所号召的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革命军》的问世，等于在政治上宣布清朝专制统治的死刑，从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革命必然爆发的结论，为危机深重的中国指明了通向光明的前途。短时间内，它成为革命志士的必读书。上海《苏报》首先发文推荐，主笔章士钊撰文盛赞“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清政府悍然下令封闭《苏报》馆，并将邹容、章炳麟列为要犯，两人先后被关进上海租界监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邹容在监狱中毫不动摇，最后献出生命，病死狱中。《革命军》出版不久，全国各地竞相翻印，其销行数量，占清末书刊的第一位。鲁迅曾中肯地评价《革命军》的巨大教育作用：“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的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孙中山在1904年到1906年，先后在美国旧金山、新加坡筹印数万册，在华侨中广为散发，华侨“不及半载，观念大新，齐唱革命”。在国内，如湖北军学界，几乎人手一册，很多爱国志士，都是读了《革命军》后立志走上了革命道路。
陈天华（1875—1905年）的《猛回头》和《警世钟》均撰于1903年。他从事革命历史教育的显著特点，是以炽热深沉的感情，叙述了大量确凿的史实，又运用通俗的唱本形式，生动形象地讲出不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中国就要亡国灭种的道理，为群众所乐于接受。发表后传遍城乡，震撼全国，学生读之“如同着迷”，士兵读之“都奉为至宝”，民间用作歌本，到处传唱。《猛回头》以铁的史实，揭露清廷残酷榨取民脂民膏的腐败实质，斥责清廷对外妥协投降，屈辱苟安，“件件依了洋人”，造成列强合伙瓜分，中国面临灭亡的危险局面。陈天华又列举世界史上印度、波兰等亡国的教训，沉痛地呼吁民众猛醒奋起：“怕只怕，做印度，广土不保；怕只怕，做越南，中兴无望；怕只怕，做波兰，飘零异域；怕只怕，做犹太，没有家乡；怕只怕，做非洲，沦为牛马；怕只怕，做南洋，服事犬羊。”陈天华还撰有《中国革命史论》，从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说明革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动力：“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清政府对陈天华的革命宣传十分害怕，宣布《猛回头》是“逆书”，可是反动派越禁止，阅读“逆书”的人却越多，外省纷纷辗转向上海购买，以至重刊十余次之多。革命党人高度评价说：“《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由于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都能了解，故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
章炳麟作为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宣传家，他最被广泛传诵的名文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撰于1903年），广引中外历史事实论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必要，驳斥康有为诋毁革命的谬论。他揭露清廷经济上“行其聚敛”，政治文化上屡兴文字狱，为害酷烈，“万国所未有”。针对康有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的谬论，章炳麟引证西欧、日本历史说，不但革命要流血，立宪也要流血，上书奏请是得不来的，“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也不能成”。进而指出，革命能开发民智，造就人才。美国发起独立战争时，事先并不知道有华盛顿；中国革命起来了，也能造就自己的杰出人物。他又以李自成为例，开始时，“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然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均田免赋等思想就是在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他响亮地喊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则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用之良药！”这篇有力地阐发革命派历史观的文章，与《革命军》《猛回头》等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
章炳麟（1869—1936年）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姚人。早年从古文经学家俞樾学习经史。后因参加维新宣传被清政府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立志革命。1903年因《苏报》案入狱，1906年出狱后由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遭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五四”运动后主要从事著述，“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他因受西方进化论和社会学的影响，在1900年曾提出修撰《中国通史》的计划，“约之百卷，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要在书里贯串进去自己的“新思想”，摒弃旧史学只会排比事实的陋习。这种“新思想”，一是“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是“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他设想的体裁，系由典、记、表、考纪、别录五体综合而成。
章炳麟治学继承了清代考证学成就，且运用西方新学理加以阐释，对于学术史和制度史提出了新见解。《訄书·订孔》一文，较早地提出将孔子放到与诸子平等的地位，作客观的历史考察。以后，他撰有《驳建立孔教议》，一方面，精到地评价孔子是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所谓平阶级，是指先前世卿垄断政治的局面，因孔子而开始动摇，此后开辟了平民参政、人才涌现的局面。另一方面，他明确地反对康有为等人企图把孔子奉为教主的复古迷信主张。对于清初学者颜元学术的特点和清代朴学的源流，章氏的论述尤有卓识。颜元在清初提倡躬行实践，在20世纪初大受赞扬，被认为与现代教育思潮多有相通之处。章氏不附会此说，他指出颜元主张的片面性。颜元反对理学空谈，痛恨其贻祸，为救其弊，特提倡躬行实践，主张以习行德、行、艺三物为学，抨击著述讲学。章氏认为颜元最大的毛病在于“所学得皮肤，而总揽之用微”。章氏分析说：离开物器而习符号，符号不可任。但是算学的数字、公式、定理等等，都是从具体物器总结出来，通过计算，能解决物器问题，不差分毫。这是因为数字、公式等，是“总揽”而得，是总结、抽象出来的。以往读书人的毛病是拘泥于字句，刻板地理解，所以不得真正的“道”。关键要问书籍等是否正确，“非书者不可用，无良书则不可用”。不能因为反对理学家空谈而完全否定书本的作用。章氏的论述，正确地指出理论高于实践的道理。《检论·清儒》尤为总结清代学术史的名作。章氏概括清代学术的总特点是，由于理学衰落和清廷实行文化专制，造成考证学独盛的局面。考证学由清初顾炎武、阎若璩等开创，至乾隆朝形成系统。其极盛期，吴、皖两派各有特色。吴派以惠栋为代表，“治学好博而尊闻”，短处是拘泥旧说，缺乏创见。皖派以戴震为代表，治学“综形名，任裁断”，更具创造性。章氏的论述对近代学术界影响甚大。但他站在古文经学家立场，门户之见甚深，对清代今文学派龚自珍、魏源极力贬低，而不能正确认识龚、魏等人利用、改造公羊学说，猛烈批判封建专制、揭开近代思想解放序幕的历史性贡献。
20世纪初年运用史学宣扬革命思想，还表现在国粹学派的论著中。国粹学派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翼，他们从爱国救亡和排满革命出发，利用史学宣传保存固有文化，鼓吹民族主义。1905年，邓实、黄节、刘师培等在上海成立国粹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编印丛书。章太炎在上海出狱，道抵日本，就在东京留日学生欢迎会上提倡“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其后，在他主编的《民报》上连续发表宣扬“国粹”的文章，并在《民报》内设立“国学振起会”，与国内的《国粹学报》相呼应。国粹学派这种颇大声势，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发生。
国粹派所阐扬的国粹，主要是指那些能够从中发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的传统文化。章炳麟说：“为甚要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黄节在《国粹学报》第一期发表《黄史总叙》，以申论“种族大义”为著史的宗旨。刘师培的《攘书》和《中国民族志》，章炳麟的《序种姓》和《中华民国解》，都着重阐述汉族的起源和历史，以强化“光复汉种”的民族意识。黄节编《正气集》，著《宋遗儒略论》，陈去病辑《明遗民录》，大量搜集宋明遗臣、志士的著作和事迹，表彰他们的民族气节。
国粹派又注意发掘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国粹”。邓实论述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变迁，必然是“君史”的消亡和“民史”的渐兴，要求仿效西方近代史家著史，“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邓实著《中国群治进退之大势》，着重批判专制制度严重阻遏中国历史发展。他又主张区分“君学”和“国学”，“在朝之学”和“在野之学”，推崇旧文化中具有反抗性和民主性的部分。邓实还明确提出儒学是“利君不利民”的“君学”。国粹派在批评历代帝王所利用的儒学的同时，尽力提高诸子这类“在野之学”的地位。章炳麟在《诸子学略说》中批评封建时代学术的弊端在于“一尊孔子”，而赞扬先秦诸子“各为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往复辩论”的自由学风。刘师培则在《周末学术史论》中，通过比较儒、墨二家政治学说，批评儒家，表彰墨家：“儒家以德礼为本，以政刑为末，视法律为至轻。……故儒家所言之政治，不圆满之政治也。”“墨家不重阶级，以众生平等为归，以为生民有欲无主则乱，由里长、乡长、国君以上同于天子，而为天子者又当公好恶，以达下情。……权为有限者也，较之儒家，其说进矣。”刘师培、林獬还搜集历史思想家论“民贵君轻”、批判专制的言论，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广泛发行，刘师培当时也被誉为“东方卢梭”。
然而，国粹派人物大多有浓厚的封建性，他们在政治上、文化上有严重的保守以至复古的倾向。他们宣传最多的是排满，并且包含着强烈的大汉族主义情绪。章炳麟还认为中国的封建“纲纪”并不坏，坏的只是满人。他在后来写的《自述学术次第》中曾说：“清之失道，在乎偏任皇族，贿赂公行，本不以法制不善失之。旧制或有拘牵琐碎，纲纪犹自肃然。”黄节在《国粹学报序》则提出宣扬国粹的目的是光复周公孔子之学。至辛亥革命后，国粹派人物认为排满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国粹主义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更加突出了，而最终汇入民国初年的复古主义逆流中。
上述20世纪初年的史学成就，特别是“新史学”思潮的蓬勃兴起，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后，中国史学无论在理论指导上，或者在治史范围和治史方法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恰好在此时期内，甲骨卜辞、敦煌写卷、汉晋简牍和明清内库档案等新史料相继发现，大大开阔了史学家的视野，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有力地促进了“五四”时期及此后史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