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享年50岁。父、祖为士人，都做过官。母是女诗人，有诗作。外祖父段玉裁著有《说文解字注》《经韵楼集》等，是当时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龚氏天资聪颖，从小就受到传统的儒家教育、文学和经学的熏陶，曾向段玉裁学文字学，向刘逢禄学《公羊春秋》，有深厚的学术文化基础。但他面临社会种种矛盾，并不着意于皓首穷经之路，而慨然有经世之志。他的仕途并不顺利，道光时才成进士，因为官卑职微，思想不免苦闷，甚至一度学佛。但他始终面对现实，发表己见，讥切时政，力主改革，憧憬未来。后来被迫南归，暴疾逝世于江苏丹阳。他生时是乾隆盛世之末，清朝已由盛转衰，社会矛盾重重，死前一年爆发鸦片战争，死后一年即订立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帝国主义侵入，故他是生活于清朝衰落时期，中国近代的前夜。他的学术思想，正是这个时代社会矛盾的一种反映。
1.提出“尊史”说
龚自珍针对乾隆以来“号为治经则道尊，治史则道绌”的观点，提出“尊史”说，写了一组“尊史”的文章，强调史学的重要性。其说的要点是：
首先，提出“经子皆史”说。他认为古代唯有史官掌握文化，说：“周之世官，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故他认为“经子皆史”。先是说：
“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书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于故府，而时诏王者也；小学也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
这个“五经皆史”说，是继承了前人的说法。接着，他又说：“孔子殁，七十子不见用，衰世著书之徒，蜂出泉流。汉氏校录，撮为诸子，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老于祸福，熟于成败，絜万事之盈虚，窥至人之无竞，名曰任照之史，宜为道家祖。
综于天时，明于大政，考夏时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为农家祖。
左执绳墨，右执规矩，笃信谦守，以待弹射，不使王枋弛，不使诸侯骄上，名曰任约剂之史，宜为法家祖。
博观群言，既迹其所终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讥，不受诸侯蹈抵，使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为名家祖。
胪引群术，爱古聚道，谦让不敢删定，整齐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为杂家祖。
窥于道之大原，识于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贵因，一呼一吸，因事纳谏，比物假事，不辞矫诬之刑，史之任讳恶者，于材最为下也，宜为阴阳家祖。
近文章，眇语言，割荣以任简，养怒以积辨，名曰任喻之史，宜为纵横家祖。
抱大禹之训，矫周文之偏，守而不战，俭而不夺人，名曰任本之史，宜为墨家祖。
五庙以观怪，地天以观通，六合之际，无所不储，谓之任教之史，宜为小说家祖。
故曰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
照他所说，五经是史，诸子也是史。这种“经子皆史”说，不完全是空言而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中国古代，学在官府，由史官掌握学术文化。周代的史官就是如此。当时及稍后产生的《易》《诗》《书》《礼》《春秋》等典籍，往往出自史官之手，或为史官所采集、收藏和使用。后来的诸子之学，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是“六经之支与流裔”，都与古时王官有一定关系。在龚氏看来，古代的历史文化，只有“史”才能概括得了；“史”是古代历史文化的总称。故其尊史论乃泛史论，是总论历史文化的。现在看来，经、子类古代典籍对于研究古代历史与文化，无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这个角度出发以其归属古代史学范畴也无不可；而且，人类社会以往发生的一切，无不属于历史范畴，无不统属于历史，故称昔日的历史文化为“史”也不无道理。
次之，认为“史”与人类前途和国家民族有一定关系。他说：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这就是说，“史”对于国家存亡、民族兴衰、文化荣枯、人格善恶，都有重大关系，故对“史”不得不尊。
再次，强调史职的重要。基于上述两点，龚氏认为必须提高史家的思想和认识，曾说：
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心何如而尊？善入。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如优人在堂下，号啕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这是说，史职之重要，不在于记事和褒贬，而在于心志和识见。既要做到“善入”，熟悉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如数家珍；又要做到“善出”，对所掌握的历史与文化，尽善尽美地表述出来，使人如观活剧，如临其境。同时，还要求史职“入乎道”，于治史中究明世变之道，使人们都懂得“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2.纵论历史变迁
龚氏在探讨世变、“通古今之故”时，往往对历史进行理性思考，表达了历史变化观和述往思来之志。
他曾谈到过关于人类社会的创造问题。他是这么说的：
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语言，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众人也者，骈化而群生，无独始者。
意思是，天地万物和历史文化，都是“众人自造”，是众人自身造就一切外部世界，而不是外在的神秘创造人类社会，也不是圣人创造历史。
他曾说过人类社会初级阶段的一些问题，如：
生民之故，上哉远矣，天谷没，地谷茁，始贵智贵力，有能以尺土出谷者，以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十尺、伯尺出谷者，以为倍尺、十尺、伯尺主，号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尽农也，则周之主伯欤？古之辅相大臣尽农也，则周之庸次比耦之亚旅欤？土广而谷众，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质祭享报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称名，名之曰礼，曰乐，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大分，自上而下。吾则曰：先有下，而渐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说于天。
意思是，上古生民进行农业生产，能者主持其事，分为等次，维持和发展之，于是产生相应的政治和文化。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历史文化的发生、发展，不像有的儒者所谓“天下大分，自上而下”，而是“先有下，而渐有上”。所谓“天下大分”云云，乃“有君才有民”即君主神圣之意；而“先有下”之说，则是群众活动中产生英雄，然后才有君主和政治文化之意。龚氏此论，实是一种群众和英雄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先有经济基础而后才有上层建筑之朴素的历史辩证法。
龚氏了解历史，有感于历史变化；曾师事于刘逢禄，学过《公羊春秋》。他谈论历史，据“公羊”三世说，略事改造，认为“通古今可以为三世”，从古至今的历史出现过治世、乱世、衰世，从而纵论历史变迁三期及师儒之学三世流变。第一期是治世，古时道、学、治三者合一，师儒能尽其史职：
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乃若师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戒语焉，则兼综之能也，博闻之资也。
这似是指春秋以前的历史时期。第二期是乱世，王政失，政教衰，诸子百家自鸣其学，但他们尚能肄其业，发为言，即还能尽其史职：
师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书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书焉。各守所闻，各欲措之当世之君民，则政教之末失也。虽然，亦皆出于其本朝之先王……世之盛也，登于其朝，而习其揖让，闻其钟鼓。行于其野，经于其庠序，而肄其豆笾，契其文字……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遗法，而在庠序者犹得据所肄习以为言，抱残守缺，纂一家之言，犹是以保一邦，善一国。
这似是指自春秋始的历史时期。第三期是衰世，君主专制，官吏腐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此时的师儒是：
重于其君，君所以保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生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昧王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其惑也，则且援古以刺今，嚣然有声气矣……（是故）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资，士无报国之日，殆夫，殆夫！终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谓夫！
这种人，既不了解历史，又不认识现实，对国家无用，与人民隔阂，不仅是白痴，还是绊脚石。
这个古今三世和师儒流变说，其主观构筑历史的成分很重，难免唯心主义，但也有点儿历史根据，尤其是言现实的政治和士人，还是很深刻的，而且寓有论者呼吁救世的深意。
龚氏认为，乱世糟糕，势在必变。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
这种古今大势就是事物无不变迁的言论，显然是历史变易思想。
由此，龚氏引申出“更法”“改图”的主张。他说：
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何莽然其不一姓耶？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将败则豫师来姓，又将败则豫师来姓！《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意思是，历代更替，都是在改革中进行的，改革是必然的，要从历史变革中悟出改革之理，明白“穷变通久”是世变之道。
于此可见，顺势应变，“更法”“改图”，乃龚氏探讨世变的结论，是他历史观的基本点。如果仅从他“万物之数括于三”“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以及“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的文字表达进行推论，其三世说似乎应属于历史循环论，但就其论世世都在变，代代都在改，乱世更得“更法”“改图”的基本论点分析，其三世说实应属于历史变迁论，是一种历史变易思想。
3.复兴经世之学
龚氏论“出乎史，入乎道”，既尊史，也议政。其尊史与议政密不可分。从学术思想渊源来看，他的尊史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
针对明朝文化专制和理学喧嚣，李贽主张经史相为表里，要使经史平起平坐，甚至有把经归于史的味道。是后，随着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和尖锐，思想领域显得活跃起来。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学术界大师，学术思想上的共同特点是经世致用，顾祖禹、唐甄等亦然。他们痛诋理学空谈和八股空言以至误国害民，将学术转向于匡时救世，一时形成学术界的主要潮流。在清初统治者加强封建专制和文化高压政策的情势下，史学的大量工作转向于历史文献学和考据史学，学术和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乾隆时期此风尤甚；当时唯有章学诚提倡“史学经世”，然亦难以形成气候。
嘉道年间，清朝由盛转衰，社会痼疾频发，外患也将发生，危机四起，民生不宁。这时清朝思想文化专制也开始松弛，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面向社会，主张经世之学，通古今，究弊病，欲有所作为。有些讲求事功的官吏，如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也注意世务，注重于当时某些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和改图。龚氏交往的一些友人，如魏源、汤鹏、包世臣、李兆洛等也都提倡和致力于经世之学。
龚氏得风气之先，探讨“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成为清朝嘉道时期复兴经世之学的先驱者和倡导者。他的“尊史”和一切议论，都是从时代需要出发，针对现实，而经世致用的。他批判封建黑暗和政治腐败，指出当时社会病已严重，无法自愈，必将大变。他说：
人有疥癣之疾，则终日抑搔之，其疮痛，则日夜抚摩之，犹惧未艾，手欲勿动不可得，而乃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何也？无所措术故也。
律令者，吏胥之所守也；政道者，天子与百官之所图也……为天子者，训迪其百官，使之共治吾天下，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以为治……约束之，羁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部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县官……大抵逆亿于所未然，而又绝不斟画其所已然……官司之命，且倒悬于吏胥之手。彼上下其手，以处乎群臣之不合乎吏胥者，以为例如是……夫聚大臣群臣而为吏，又使吏得以操切大臣群臣……犹不能以一日善其所为，而况以本无性情、本无学术之侪辈耶……使奉公守法畏罪而遽可为治，何以今之天下尚有几微之未及于古也？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权不重则民不畏，不畏则狎，狎则变。待其敝且变，而急思所以救之，恐异日之破坏条例，将有甚焉者矣！
这段话是说，社会之病严重，无法治疗，甚至束缚而使其越加病危，统治者无所举措，大臣照例办事，群臣忙于事务，吏胥也是按例，地方官亦然，天子则束之以例，如此腐朽必且变，如此条例必破坏。同时，他还据亲眼所见，描绘当时官吏贪污，剥削百姓，以及社会混乱现象，叹道：“哀哉，谁为之而一至此极哉？”他以为官吏腐败，主要是“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封建君主专制造成的。
龚氏一方面诅咒现实的黑暗，另一方面又憧憬未来的光明。他在《尊隐》一文中，以寓言式的语言，描写“夕时”的情景：京师失道，每况愈下，而山中或野鄙则是生机勃勃的另一番景象，祖宗和神灵都对京师的皇朝产生悲观，而期待于山中之民，然而统治者不思振作，但闻其鼾声。于是，“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就是说，山中之民乘时奋起，当朝统治者便至于末路，将出现另一朝新天地。龚氏对“山中之民”认识并不清楚，不能做进一步的描述；但他有预感，故做了预言。他有这样的诗句：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在期待着风雷将起，快降人才而创造新历史。
龚氏以其“尊史”和一切议论提倡学术方向和风尚，从历史文化、学术传统、时代需要的高度阐发了经世之学的质性和路向，不仅以“更法”“改图”的政治主张，而且还以憧憬未来的光明展示历史必然之路和发展趋向，从而成为晚清学术思潮和政治思潮的先驱和代表。他说，“良史之忧忧天下”，自谓“但开风气不为师”。我们称许他是忧天下的开风气者，想必是很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