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书部类趋于定型
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及史学跟社会生活关系更加密切，人们加强了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使用，从而推动了历史文献学的进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书部类趋于定型，另一个方面是史注取得了巨大成就。史书部类的趋于定型，是史书在数量上迅速发展和种类逐渐增多的要求；史注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史书部类趋于定型，一是看它在整个文献中所占据的部位，一是看它本身内部分类的发展。《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略”《春秋》之后，史书在整个文献分类中尚无独立的位置，更不曾有内部的分类。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不断发生着变化。
在《汉书·艺文志》以后，直到《隋书·经籍志》问世以前，诸家“正史”都没有艺文、经籍之志。史书部类的变化、发展，可以从专门的目录书中加以考察。《隋书·经籍志二》“簿录篇”著录两晋、宋、齐、梁、陈、隋诸家目录书17种（专科目录不在此数）；《隋志》失载而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二》“目录类”的，有南朝宋人殷淳《四部书目序录》和隋朝王劭《开皇二十年书目》；上述二志均未著录，而见于别处记载的，隋以前的目录书，也还有一些。根据有关文献对这些目录书的介绍，大致可以看出史书部类趋于定型的发展情况。
这个时期最早的目录书是三国时魏国郑默所著《中经》（亦称《魏中经簿》）。西晋荀勖在此基础上著《中经新簿》（亦称《晋中经簿》），特点是“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四部，是甲、乙、丙、丁；其丙部书，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它在文献分类上，已不同于《七略》和《汉书·艺文志》，这是一大变化。另一大变化，是史书独立为四部之一，这是史书与其他文献在分类上的里程碑。东晋李充著《晋元帝书目》。因荀勖四部之法，“换其乙丙之书”，史书升为第二位，“自是厥后，世相祖述”。自此，史书在文献整体分类上的位置就确定下来了。南朝宋、齐间人王俭著《七志》，梁人阮孝绪著《七录》，以及隋朝许善心著《七林》，都是对文献作七种分类。《七志》对于史书分类，没有多少意义。《七录》作者阮孝绪因“今史家记传，倍于经典”的事实，特“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他说的“内篇”，是指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技术等五录；“外篇”，是指佛、道二录。《七录》继承了李充列史书于第二位的分类法，同时又扩大了荀勖对于史书内部分类的范围，分史书为12类，是史书分类上的又一里程碑。《七林》是仿《七录》而作，它的特点是：“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七录》和《七林》，在史书分类方法和文献学思想方面，为史书分类更加完备和走向定型，提供了重要的成果。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隋书》十志（即《五代史志》）修成，其中《经籍志》是《七略》《汉书·艺文志》以来最重要的目录书，是对两志之间目录书的总结性成果。《七录》已有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思想，《隋书·经籍志》把前人的四部分类法和按经、史、子、集加以部次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文献分类格局。其中史部又分为13类，每类均有小序1篇，加上史部大序1篇，共14篇序，约4100字。各类小序概说此类史书性质、体例、源流、存佚情况、代表作品；史部大序略述史职要求、史学功用、史官制度。《隋书·经籍志》已超出一般目录书的价值而具有学术史雏形的意义，其史部则具有史学史雏形的意义。至此，史书分类不论在与相关文献之关系的部次上，还是在内部分类的格局上，都基本确定下来。历史文献学在广义的文献学领域里，已卓然自立。
2.史注的突出成就
这是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的另一个突出标志。首先，许多重要的历史著作这时都有了注或新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史注名作。《左传》，有西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国语》，有三国吴人韦昭的《国语解》；《史记》，有南朝宋人裴骃的“集解”、唐代司马贞的“索引”和张守节的“正义”，习惯上统称为“《史记》三家注”；《汉书》，主要有唐代颜师古注；《后汉书》纪传，有唐代李贤等注；《续汉书》志，有南朝梁人刘昭注；《三国志》，有南朝宋人裴松之注。此外。南朝宋人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有梁人刘孝标注；三国佚名氏所撰《水经》，有北魏郦道元注等，皆为名家。这些史注都流传下来，对于后人释读、研究和使用丰富的史学遗产，发挥了很大作用，直至今天，它们都还有参考价值。
其次，是出现了多种注史派别和注史方法，为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些派别和方法主要有：
——补充史事。裴松之《三国志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还有唐人李善《文选注》，是这方面的名注。裴松之肯定《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是“近世之嘉史”，惋惜它“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于是“采三国异同”为之作注。所注内容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有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这一段话，说明作注的宗旨和方法，具有理论的价值。从“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有所论辩”来看，裴注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着眼点在于对文献的搜求，即所谓“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因此，裴注重在具有补充文献的价值。从史注发展来说，《三国志注》开创了新的注史方法，在史学史上是值得重视的。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原为8卷，刘孝标注本为10卷，今传本分上、中、下3卷。这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36门，记东汉末年至东晋末年间士大夫的言谈轶事，对于反映魏晋时期门阀地主的思想、生活及清谈放诞的风气，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刘孝标仿《三国志》裴注之注，广征博引，采撷文献400余种，以注《世说新语》，这就更加提高了它的历史文献价值。《世说新语》注也兼有考史、评史的作用，但不如《三国志注》在这方面的作用突出。
萧统所编《文选》（后亦称《昭明文选》）30卷，是一部文学总集，选录先秦至南朝萧梁的诗文辞赋，不选经、子，史书也只选录少量“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论赞。全书分为38类，共700余首，是梁、陈、隋、唐时的重要文学读本。唐代先后出现了两个《文选》注本，一是高宗显庆年间的李善（？—689年）注本析为60卷，一是玄宗开元年间的“五臣注”本。宋人又把它们合为《六臣注文选》。李善注精于“五臣注”，这是两宋以后的普遍看法。《新唐书》称赞李善：“淹贯古今”，“为《文选注》，敷析渊洽”，“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南宋尤袤指出：“五臣特训释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独李善淹贯该洽，号为精详。”今传《文选注》，大致保存了李善注文的优点，但已非李注原貌。李注重“用事所出”，征引赅博，储存了唐初以前的丰富文献，这跟《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是有同样价值的。这三种注，被认为是“六朝唐人书注最浩博者”。刘知幾指出，“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是南朝学人注史的一个特点。齐陆澄的《汉书注》、梁刘昭的《后汉书》注，也是采用搜集同异以为注的方法。
——训释史文。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等注，是这种注史流派的代表作。它们的特点，是重在训释史文，疏通原著。刘知幾称赞这种史注有“开导后学，发明先义”的作用，又便于“古今传授”。《史记》三家注以前，有东晋徐广作《史记音义》13卷，以注音释义为主，“具列异同，兼述训解”。裴骃“集解”即“以徐为本”，又“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加以训释。司马贞在此基础上，“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述赞”，撰成《史记索隐》。“索隐述赞”兼有提要和评论的性质，这是“索隐”不同于“集解”的地方。张守节作《史记正义》，自谓：“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三家注虽不尽相同，且有互补之效，但中心都没有脱离音字释义这个基本方法。从《史记正义》的体例说明“论史例”、“论注例”、“论字例”、“论音例”、“音字例”、“发字例”、“谥法解”、“列国分野”，可以看出这一派史注的风格和特点，跟《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是迥然不同的。
颜师古的《汉书注》是这一派史注中成就最大的。颜注是在已有20多家《汉书》注的基础上所作的，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对待旧注：凡恰当可用者，“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凡意有未伸者，“衍而通之，使皆备悉”；凡“越理乱真”者，则“匡而矫之，以祛惑蔽”：凡“泛说”、“芜辞”，“徒为烦冗”者，一概不取；凡旧注阙漏者，则“普更详释，无不洽通”。第二，是对待“六艺”之文：不“追驳前贤”，也不“曲从后说”，而“各依本文，敷畅厥指”。第三，对本书纪传表志所记“时有不同”者，或“笔削未休，尚遗秕稗”，或“后人传授，先后错杂”，都“穷波讨源”，予以甄释。颜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在字音、字义的注解上一丝不苟，功夫坚深；一是不脱离原著，“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反对“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史载：《汉书注》出，“大显于时”；时人称杜预、颜师古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这反映出杜预、颜师古注史的成就，也反映出这一史注流派的学术影响。
——以著为注。郦道元《水经注》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水经》是一部水利史专书。北魏郦道元为之作注，广搜资料，大加扩充，成《水经注》40卷。《水经注》共记河流1252条，详细记述了各条河流所经过的山陵、郡县、城市、关津、名胜、祠庙、冢墓等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和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歌谣以至神话传说。注文共约30万字，为原书的20倍。其引用书多达431种，并收录了不少汉魏时期的碑刻，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水经注》跟《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相比，可谓貌似而神异，它具有明确的撰述思想和撰述体系，可以说是一部以注代著或以著为注的历史地理名作。
——著者自注。以上几种史注，都是注家注他人之书。自注，是著者自注己书，刘知幾《史通·补注》篇称为“子注”。自注是著者在撰述中对于历史文献的一种特殊的处理方法。这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行文中由此及彼，旁及相关事物，不便书入正文而又可以烘托正文所记者，北魏杨衒之（一作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属于这种情况；一是为简省正文而对正文所做的补充或说明，唐杜佑的《通典》属于这种情况。《洛阳伽蓝记》在流传中正文与注文久已混淆，后人难以复其原貌。《通典》正文约170余万字，注文约20余万字，占正文八分之一左右，是《通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3.文献整理、总集和类书
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学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成就。一是西晋初年对汲冢出土的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其中《纪年》12篇在历史文献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它说明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已有略具雏形的编年体通史的撰述。
二是关于总集和类书的编纂。总集以萧统编的《文选》最有价值，所收诗文多为历代代表之作，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历史面貌。它所收录的史论和史述赞，尽管是从“辞采”和“文华”着眼，但把史论列为总集的一目，对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晚唐文宗大和年间，裴潾“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录一卷”。章学诚对其评价甚高，说它“汇公私之述作”，“以词章存文献”，是“史部之通”的一种形式。可惜此书今已不存。类书有隋末唐初虞世南编的《北堂书钞》、唐高祖武德年间欧阳询等编的《艺文类聚》、唐玄宗开元年间徐坚等编的《初学记》，今三书皆存。《北堂书钞》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类书，原有174卷，今存160卷。全书分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等19部，851类，按类排比资料。引书除集部书外，多达800余种，而原书今多亡佚，故储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艺文类聚》100卷，分为天、岁时、地、州、郡、山、水等44部，720余目。每目之下，“事居于前，文列于后”，征引唐以前文献1431种，今所存十不一二。《初学记》30卷，分天、岁时、地、州郡、帝王等23部，313目。每目之下，依次按“叙事”、“事对”、“诗文”，三个部分采撷文献。《艺文类聚》《初学记》都比《北堂书钞》严谨，而《初学记》在取材精审上又胜于《艺文类聚》。这三部类书因保存了大量的已佚古书中若干资料而备受后人重视，对宋以后类书的发展和校勘、辑佚之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各种同类性质的文献汇编日渐增多，这跟封建皇朝政治统治的需要和社会风气有直接的关系。《新唐书·艺文志二》故事类著录有《魏名臣奏事》30卷；刑法类著录有陈寿《汉名臣奏事》30卷，有《条钞晋宋齐梁律》20卷；谱牒类有王俭《百家集谱》10卷，王僧孺《百家谱》30卷、《十八州谱》712卷等。按文献性质分类汇编，是历史文献整理的基本工作，这个时期有了明显的进展。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文献学的成长，为宋元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