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格兰莞尔！即使圣约翰教堂里所有双料大爆竹一起燃爆，二十支带钩火枪一齐发射，比利炮台上那尊著名的蛇形炮的轰鸣——在巴黎围城期间的一四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天，它一炮就打死了七个勃艮第人[106]，库藏在院门[107]那里的全部弹药一起爆炸，都比不上在这隆重庄严、激动人心的时候从门卫嘴里叫出的“波旁红衣主教大人到”这一句话，更能炸裂他的双耳。
这并不是说皮埃尔·格兰莞尔畏惧红衣主教大人或者藐视他。他既没有这种懦弱，也没有这份傲慢。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折中主义者[108]，就像我们如今所说的那样。格兰莞尔是这样的一种人：高尚坚毅，温和冷静，一向懂得要置身于万物的中间地位（善守中庸之道[109]），既尊重红衣主教[110]，又富于理性精神，满脑子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哲学家是珍贵的人种，永远不会灭绝。智慧好像是另一位阿丽亚娜[111]，也给了哲学家们一个线团，使他们从开天辟地时起就能顺着线团放出的线走出人间万事的迷宫。我们在任何时代都能见到这些哲学家，他们总是同样的，就是说，他们总是适应各个时代的。姑且不算我们的皮埃尔·格兰莞尔吧——如果我们能将他值得拥有的声誉给予他的话，他倒可能是十五世纪这些哲学家的代表人物，确实是这些哲学家的精神激励了迪·布勒依神甫，使他在十六世纪写出这段坦率卓越、值得千古流传的话：“从籍贯上说，我是个巴黎人，就言论而言，我是个自由派，因为Parrhisia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言论自由[112]：我甚至对孔蒂亲王[113]殿下的叔叔和弟弟那两位红衣主教大人也是自由言论的，不过，我非常尊重他们的高贵尊严，同时也不得罪他们人数甚多的随从中的任何一位。”
因此，红衣主教大驾光临固然使皮埃尔·格兰莞尔有种不愉快的情绪，但其中并没有对红衣主教的怨恨，也没有对他的藐视。与此完全相反，我们的诗人非常洞达人情，衣衫又太破旧，对他在序幕所作的种种隐喻，尤其是对法兰西之狮的长子的称颂，能否为红衣主教大人尊贵的耳朵所听到，不会不特别重视的。然而，在诗人们高贵的气质中，占支配地位的并非一己的私利。我假定诗人实体为十，让化学家来分析，来作剂量测定的话，如同拉伯雷所言，那么肯定会发现在这实体中，私利只占一份，自尊心却占了九份。因而，当大门为红衣主教开启的时候，格兰莞尔那九份自尊心，在观众赞赏的推动下膨胀，处于惊人的增长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刚才从诗人气质构成中所分辨出来的极小的私利部分，好似窒息一样，完全消失了。不过，私利也是珍贵的组成部分，是现实和人性的压舱物，没有这种压舱物，诗人们就不可能着陆，生活在人间。本来，格兰莞尔正沉浸在感受、观看，可以说是触摸全场观众的欢乐之中，这些观众确实都是些普通老百姓，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听着从他那祝婚诗剧各个部分不时涌出的数也数不清的大段台词，观众们全都目瞪口呆、纹丝不动、如痴似醉。我敢断定，他本人也在分享着全场的福分，同时与拉封丹[114]完全不一样。拉封丹在他的喜剧《佛罗伦萨人》首次公演时问道：“这部拼凑出来的东西是哪个蹩脚货色写的呀？”而格兰莞尔却很想这样问他的邻座：“谁是这部杰作的作者呀？”现在，我们便可想象到，红衣主教不合时宜的突然莅临给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他所担心的事，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大人一进来，全场便沸腾起来。所有的脑袋都转向那座专用看台。所有的嘴巴都在重复地喊道：“红衣主教！红衣主教！”除此之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序幕真是生不逢时，再次被突然打断。
红衣主教在看台的门槛上停了一会儿。在他相当冷漠地朝全场扫视的时候，嘈杂声加倍猛烈起来。每个人都想更清楚地看到他，每个人都在使他的脑袋高出邻座的肩膀。他的确是位出类拔萃的大人物，看他比看任何其他喜剧都值得。查理，波旁的红衣主教，里昂大主教和伯爵，高卢的首席主教，他既与路易十一是姻亲——他的兄长、博热的领主皮埃尔娶国王长女为妻，又因母亲阿涅丝·德·勃艮第的关系与勇猛者查理[115]有亲戚关系。因而，这位高卢首席主教性格中的主要特点，与众不同的、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朝臣的才智和笃信权势。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一种双重的姻亲关系曾经使他遭遇到数也数不清的麻烦和政界暗礁。他那心灵之舟不得不迂回曲折地行驶在这些暗礁之间，以免被路易或查理撞得粉身碎骨，要知道他们俩就像夏里德旋涡和席拉暗礁[116]，曾经吞没了内穆尔公爵[117]和圣波尔元帅[118]。幸亏上天保佑，航行相当顺利，他平安地抵达了罗马。可是，虽然他平安地抵达了目的地[119]，更由于他已登上了目的地，每当回顾起那么长久充满惊涛骇浪、历尽艰辛的政治生涯中种种翻船的可能性，他还是忧心忡忡、心有余悸。因此，提起一四七六年，他总惯于说道，对他而言，“既是黑色的，也是白色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在那一年相继失去他的母亲波旁公爵夫人和表兄勃艮第公爵[120]，而后者的丧事倒安慰了他的丧母之痛。
再说，他倒是个有趣的人。他过着红衣主教的逍遥日子，欣然以夏约的皇家葡萄佳酿自娱，颇得丽莎德·拉·加尔穆丝和托玛斯·拉·沙雅尔德等红粉佳丽的欢心，宁愿眷顾标致少女，不肯赐恩珠黄老妇。由于这种种原因，巴黎民众十分喜欢他。红衣主教出门时，身边总有一小群出身名门的主教和神甫簇拥着，这些侍从全都风流倜傥，放荡不羁，喜欢珍馐美味。圣日耳曼·罗赛华的虔诚信女们，晚间在波旁府邸灯火辉煌的窗下走过时，不止一次地听见正是黄昏时分给她们唱晚祷的那些嗓子，在觥筹交错中高唱着在三重冕上又加上第三重冕的伯努瓦十二世[121]的酒神颂：“像教皇一样来喝吧[122]！”她们对此非常愤慨。
毋庸置疑，正是由于他如此这般所获得的民心，使他在进场时没有受到观众的嘘声，虽然人们刚才还十分不满，也根本不打算在将要选举一位教皇[123]的这一天对一位红衣主教顶礼膜拜。再说，巴黎人少有怀恨之心，何况既然已专横地迫使演出开始，好样的市民们已经给了红衣主教一个下马威，这种胜利也就够使他们心满意足了。此外，红衣主教大人是个英俊人物，穿着件漂亮的大红袍，更见潇洒，这就是说他赢得全体妇女即观众中更好的一半的青睐。一位红衣主教长得漂亮，又穿了件合身的大红袍，仅仅因为要人等他来戏才开演就去嘘他，那当然是不公道的，有些胡闹了。
他走进场内，面带大人物对小百姓那种世代相传的微笑，向全场致意，然后缓步走向他那张鲜红丝绒的靠椅，神情似别有所思。接着，由主教和神甫们组成的随行团，我们今天可称之为他的参谋部，也蜂拥进入了看台，这使得正厅里的观众更加喧闹、好奇。大家都指指点点，提名道姓，谁都不甘落后，谁都想至少认出其中的一位：那一位是马赛主教，如果我记得不错，他叫阿洛岱先生；那一位是圣德尼的教务会会长；那一位叫罗伯特·德·莱斯皮纳斯，圣日耳曼·戴·普雷教堂的神甫，就是路易十一某个情妇的浪荡兄弟……他们说到这些人时，全都把名字说错了，发音也是怪腔怪调的。至于那些学生，个个都在骂不绝口。因为这一天是属于他们的，是他们的丑人节，是他们的放浪日，是法院小书记员们和大学生们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在这一天，任何一种胡闹都是可以的，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况且，观众中还有不少疯疯癫癫的饶舌女人：西蒙娜·卡特勒里芙，阿涅丝·拉·加蒂纳，罗比纳·皮埃德布，等等。逢着这样一个好日子，又有着教会人士和烟花女子如此美妙的伴侣，不是至少可以随心所欲地谩骂一通，对上帝发发牢骚吗？他们是不会错过这种机会的，而在一片嘈杂声中，那帮神学生肆意辱骂，粗话连篇，喧闹得可怕。他们由于畏惧圣路易的打烙印的烙铁[124]，在一年中的其他日子里都噤若寒蝉，今天却都还其舌头以自由。可怜的圣路易啊，这些人在你的司法宫里对你是怎样的轻侮啊！他们每一个人都从专用看台上初来乍到的贵人中间，选定一个或是穿黑袍的，或是穿灰袍的，或是穿白袍的，或是穿紫袍的，作为攻击的对象。至于若阿纳·弗罗洛·德·莫朗迪诺，既然是副主教的亲弟弟，就选定穿红袍的，肆无忌惮地进行攻击，他放肆地盯着红衣主教声嘶力竭地叫道：“浸透美酒的袍子[125]呀！”
为了使读者了解当时的情景，我们在此如实曝光了这些详情细节。其实当时会场蜩螗沸羹，以至这些叫骂声在传到专用看台之前就完全被淹没在其中了。况且，红衣主教即使听见了也会毫不介意，因为在这一天，习俗原是允许胡闹一番的。再说，他那时神色忧虑，另一件烦心事正逼迫着他，几乎跟着他同时进入了专用看台，那就是佛兰德斯的使臣们。
这并不是说他是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担心着他远亲勃艮第的玛格丽特公主和他嫂弟维埃纳的王太子查理殿下的婚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奥地利大公[126]和法国国王之间这种粉饰的友好亲善关系能够维持多久，英国国王又会对自己的女儿遭人轻视采取什么态度：这些事情，他都不怎么忧虑，每晚照例痛饮夏约特制的皇家葡萄美酒，一点儿也没想到，就是路易十一满怀热忱地赠送给爱德华四世[127]的几瓶这样的佳酿（当然经过医生夸克迪埃的检验并降低了浓度），日后竟然在某个早晨帮路易十一摆脱了爱德华四世。“奥地利大公殿下至尊的使臣们”并没有给红衣主教捎来这类烦心事，而是在另外一个方面使他腻烦：我们在本书的第二页已经稍有述及，他——波旁的查理，红衣主教，法兰西人，快快活活的席上客，却不得不盛情欢迎和款待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市民，这些小官小吏，这些佛兰德斯人，喝啤酒的家伙！还要当着大庭广众的面！这实在有些使他难堪。确实，要讨得王上的欢心，他总要做出矫饰的举止，他虽然对此厌烦透顶，却不得不屡屡为之。强做欢笑盛待佛兰德斯使臣，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次罢了。
当门卫响亮的声音通报“奥地利大公殿下使臣先生们驾到”时，他朝大门转过身去，那姿势可说是世上最为优美的了（因为他对此素有研究）。不用说，全场观众也转身向大门望去。
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的四十八位使臣，两两步入场内，他们神情严肃，举止得体，与波旁的查理的那帮随从教士的轻浮躁动形成鲜明的对比。为首的是约翰和雅克·德·吉瓦：前者是上帝的可敬的使者、圣贝尔丹教堂的主教、金羊毛颁勋会[128]的总管；后者又称都比阁下，乃是根特市最高司法官。全场观众一片寂静，都在强抑住笑声，听着那些稀奇古怪的姓名和微不足道的头衔：每个使臣都一本正经地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告诉门卫，再由门卫乱七八糟、缺音漏字地大声通报给场内。其中有：鲁凡市的助理地方长官洛依斯·何埃洛夫阁下，布鲁塞尔市的助理地方长官克莱·岱居尔德阁下，佛兰德斯的法院院长保尔·德·巴欧斯特先生，又称瓦尔米赛尔阁下，安特卫普市市长约翰·柯勒甘斯阁下，根特市法院首席法官乔治·德·拉·莫艾尔阁下，根特市检察院首席检察长盖尔多夫·范·德尔·哈根阁下，以及比尔伯克阁下，约翰·比洛克，约翰·迪马尔赛尔，等等。法官，助理地方长官，市长；市长，助理地方长官，法官，全都挺得笔直，道貌岸然，故作姿态，身穿丝绒或锦缎的节日盛装，头戴黑绒帽子，帽上缀着塞浦路斯的金线大缨子。总之，是一些佛兰德斯的典型脑袋，是一些神气十足、态度严肃的面孔，属于伦勃朗[129]在其《夜巡》一画中用黑色背景衬托出来的那么强烈、严峻的脑袋和面孔的同一类型。这些人的额头上似乎都铭刻着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在其御书中的有理之言：“朕充分信任彼等深具明智、勇敢、经验丰富、忠诚及一切高尚之品德。”
不过，也有一人是例外。此人面目清秀、聪明、诡诈，是一种猴子脸，外交家的表情。红衣主教见到他，连忙趋前三步，深施大礼。其实此人不过是“根特市参事和领养老金者”，大名纪尧姆·里默。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纪尧姆·里默是怎样一个角色。此人是个旷世奇才，如果处于某个革命时期，定然是个耀眼的风云人物，然而在十五世纪，他只能策划于密室，搞些阴谋诡计罢了，正如圣西蒙公爵[130]所说：“生活在暗中破坏活动之中。”确实，他颇受欧洲第一“破坏家”[131]的赏识，和路易十一沆瀣一气，大搞阴谋诡计，经常参与这位国王的秘密勾当。这些事情，观众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只是对红衣主教如此优待这个地位卑微的佛兰德斯官员感到十分惊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