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班宿舍的二楼，住着班主任顾仲彝老师和师母，我们七个学生住在楼下（本来是八个，因为香港录取的一位吴姓女同学没有报到，八仙过海变成了竹林七贤）。五女二男，同处一室，好嘛，有热闹看了，我的生活也跟着多姿多彩起来。要用电影发展史来譬喻，那就是由无声到有声，由黑白进入了彩色世纪。五女二男，虽有别于“十三男与一女”，也够瞧老大半天的。
顾仲彝和周贻白两位先生分别在北平、上海替永华训练班考取了四个学生。北平是梁达人（男）和周晓晔（女）。梁是先在北平的广东人，二十一岁，长得白白净净，文质彬彬，很有点像《忆江南》的冯喆（凤凰女星冯琳之兄，故于西安）；周晓晔，二十岁，辽宁省人，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满映”的基本演员，和刘恩甲、章凤（甄珍母）、张冰玉同期，长方脸，尖下颏，柳叶眉，杏核眼，肤色深深，微有几点雀斑，十足东北大姑娘的味道。（一定有人奇怪，李翰祥的记忆力还真不错！当然了，我跟周晓晔女士不仅同学，而且同乡，不仅同乡，而且还公开地请过两桌客，正式地订过婚，怎会不记得。）
上海考取的两位女同学是冷仪和汪瑞莲。冷仪，十九岁，眼睛滴溜溜滚圆，二眸子乌黑甑亮，很有点像亚洲影后林黛，个头儿也蛮高，身材也够窈窕，美中不足的是嘴角上翘，笑时露齿，所以上镜不如本人漂亮；汪瑞莲，二十岁，也是高头大马人物，胸围高耸，玉腿修长，很有点像《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1943）的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外加走路有如风摆柳，更显得婀娜多姿。相形之下在香港考取的一男三女，就失色得多了。不说别人，我已经马马虎虎了（绝非自谦，是自知）。三位女同学，只有一位姓吴的还有个明星样儿，可惜家里反对她放下教鞭拍电影，所以连到都没报过。另两位是陈榴霞和陈家树。前者，大概只有四尺八寸半高，腰长腿短，走起路来，步子小而快，看起来好不替她忙得慌，有时故作青春玉女状，又跳又蹦的，唱着树上小鸟啼，吱吱喳喳的，还真像个小麻雀，颇有滑稽感，长得倒也不算难看，不过想做独当一面的明星，还差得远；另外那位陈家树，喜欢舞蹈，思想相当前进，经常看些《大众哲学》之类的书籍，瘦瘦小小，面色苍白，要是把徐訏先生著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改编成电影剧本，她做女主角倒是颇能胜任的，至于片子卖不卖钱，发行和老板们愉不愉快，就另当别论了。训练班就是如此这般的男女七大贤！别人怎么看法不知道，电影界可就纷纷议论起来，顾周两位老夫子千挑万选的，怎么弄来这么几块料？无怪李祖永先生看看我们，连训话的精神都提不起来了。所以训练班一直没有正式开过课，除了和顾老师一起吃饭时，听他讲讲中国电影剧的发展史外，就是在天台上上武术和舞蹈课。教武术的是永华的基本演员邹雷，他老先生是个不折不扣的武夫，讲话粗俗不堪，而又专好咬文嚼字，显点学问，经常提他的“当年勇”，告诉我们《木兰从军》的陈云裳就是他的学生，还有很多大明星都出自他的门墙；口沫横飞，洋洋自得，和北京天桥卖大力丸、狗皮膏药的张宝忠差不多，不过张宝忠那张大弓拉得又圆又满，恐怕我们的邹老师办不到吧！
公司发给我们每人每月薪金一百元，扣了六十块的饭钱，只剩下四十元零用，仅比当时一脚踢的女工好一点（女工每月三十元）；每天由宿舍到公司搭巴士的车钱两毫，买包香烟七毫，算起来每月还剩十三块，另外还要洗洗衣服、剃剃头，买底裤背心都不够。每天象征式地上一堂课，余下的时间就无所事事，既有时间，又没钱，五女二男又都正当情窦初开，你看看怎不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