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东汽地处山区、雨区、污染区、泥石流区和地震灾害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发展落后，职工就医、小孩上学、子女就业都很困难，职工家属的业余文化生活枯燥而又单调，所有条件与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相比差距甚远。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利益驱动和社会思潮不断涌向并影响这个偏僻的小山沟，许多来自大城市的专业骨干人员更是情绪波动、人心思走。当时工厂生产科研能力上不去，许多人无用武之地或专业不对口，加之汉旺地区偏僻狭小，环境条件不适应自身发展，许多人就选择离开工厂到外面闯荡，特别是燃机室等产品设计实验部门走的人特别多，导致当时东汽的人才流失严重，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离散现象。
东汽党政组织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了稳定职工队伍，老厂长陈宽金于1984年及时提出了“政顺人和、立志改革，勇于开拓、唯旗是夺”的“人和”文化理念，强调在没有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多用事业心、人情味特别是重视思想沟通、关心工作生活、解决职工后顾之忧等情感氛围来留住人才，稳定人心，激励士气。这种激励与安抚的思想对策在后来得到了不断的传承和完善，并形成了东汽人格外看重与拥护的“感情留人、事业留人、适当待遇留人”的有效做法。1986年，东汽根据当时的形势要求和发展需要，确立了在环境条件相对较好的德阳市区建立工厂分部的战略布局，这不仅意味着工厂生产环境与职工生活条件将不断改善，也为东汽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以及对外开放、向外拓展打开了一扇窗户和大门，诸如生产协作、信息交流、用户往来、产品运输等难点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后经“八五”“九五”“十五”等数个“五年计划”以及“十一五”规划时期的不懈努力，东汽德阳分部迅速建设成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一条龙配套特别是加工大型火电、核电、气电、风电机组重要部套生产之大成的研制生产基地，其固定资产和生产规模占据了东汽1/3以上的投入产出能力。这些重要举措不仅为企业稳定了队伍、吸引了人才，并储备了宝贵的人力和智力资源，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也为东汽的做大做强，尤其是抗击“5？12”特大震灾后走向新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
继续留在繁华大都市过安逸舒适的生活，还是回到条件艰苦的“三线”企业干一番事业？他毅然选择了从上海回到东汽。东汽老职工王平子也是热爱事业、选择东汽的老职工。由于为东汽的产品设计和实验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东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于1961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在哈汽从事产品设计和实验工作，后被派到上海汽锅所参加试验设备设计，与后来担任东汽总工程师的姚福生以及厂长张绳铨一起工作。按照王平子当时的说法，作为一个出生在江苏宜兴的南方人，他似乎总不习惯北方冰天雪地的气候和生活。根据国家“三线”建设的总体部署，哈汽作为东汽的援建单位，开始在厂里挑选骨干精英赴四川参与东汽筹建工作。
王平子从小就听说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又是南方，环境气候要比北方好一些，于是仅凭这点朴素的想法就主动申请到四川参与“三线”建设。他在上海工作时经常憧憬着汉旺东汽，便给同事写信询问汉旺东汽的建设情况，得到的回复却是五花八门：同学池叔航回信说“条件比他想象的要艰苦”；同事刘万琨回信说“这里的蔬菜都是最新鲜的”；乐天派潘伟雄说“这里无论天晴下雨景色都很美丽”。尽管如此还是没有影响王平子的选择，他的申请很快得到了上级的批准。1966年12月，他与哈汽的援建人员冒着大雪寒风，坐着闷罐火车经过几天几夜的奔波，终于来到这个向往已久的西南小镇。然而一下火车，他就傻眼了——眼前的汉旺并不是此前想象的美丽的天府之国，而是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镇。
当时镇上的老乡都用一种别样的目光注视着这一群远道而来的异乡人，让他和同行的人感到很不自在。汉旺阴冷潮湿的天气使许多人都得了感冒，一些患有风湿病的同志更是站不稳、立不直，条件甚是艰苦，环境相当恶劣。可是向往南方、钟情专业的心愿还是让王平子定下心来，而且从此与艰苦创业的东汽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此，王平子年过三十才与相处多年的女友结婚，婚房就安在一栋被人称作“红楼”的简陋的楼房里。伴随他们蜜月的不是花前月下，而是马不停蹄地对汽轮机研究设计的勤奋钻研。
由于“三线”建设时间紧、任务重，王平子等人一到汉旺就从事建厂工作。本来已有许多民工在搞基建，王平子等人作为技术人员主要参与技术准备和产品实验，可是由于东汽是“三线”企业，担负了部分军工产品的研制生产，属于国家重点保密单位，因此基建没干多久，建厂指挥部就把很多人员辞退了。为了保证基建任务的按期完工，工厂就发动调来东汽的干部职工参与基建。跟当年建厂的工人一样，王平子他们听从指挥，放下手中的笔尺图板，积极参与到了土建工作中。他们在建设工地个个都挽着裤腿、担挑扛抬，凡是耗体力、花气力的活都抢着干。王平子与林京太等同事当时在仓库每天都要抬着木料、钢材、水泥桩子等建筑材料上上下下，一根足足有360公斤重的圆钢仅靠四个人搬运，一天下来肩膀红肿且手臂酸痛，可大伙儿还是坚持干了下来。
1970年年底，部分基建任务完工，产品实验室也造好了，王平子与大家欣喜不已，他们以后可以专心致志地搞技术研究了。但是由于缺乏技术人员，许多大型设备迟迟不能安装上马，实验室也无法投入使用。于是他们放下手中的锄头铁锹，拿起扳手、螺丝刀、榔头、焊枪等工具，自己动手，硬是把设备给安装上了。最后在大伙的共同努力下，实验室终于投入使用了。众人拿起久违的笔尺和图板，开始为东汽第一台产品——7.5万千瓦汽轮机进行着各项前期测试。
1978年，随着世界发电设备制造技术的飞速发展，当时东汽已有的技术知识已不能满足生产、研发的需要，东汽人也深知必须与世界接轨，掌握先进的知识，不断完善自身，才能提高产品性能。于是，王平子经选拔考试后赴清华大学学习深造，1981年毕业后被分配在成都科技大学担任生物力学教师。而此时国家正实行改革开放，各个领域都需要科技人员，上海更是在大量引进人才。在亲戚和朋友的劝说推荐下，王平子于1985年调到了上海汽轮机厂，其工作生活环境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而此时远离大城市的东汽也在快速发展，引进人才成为当务之急。由于东汽厂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都很差，许多技术人员不仅不愿来东汽，甚至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等人才流失的倾向。曾先后担任东汽总工程师的王树槐和宗福新多次给王平子发出邀请函，东汽人劳处也给他连连写信希望他能再回厂里搞开发研究工作。宗福新在诚邀信中还专门回忆了与王平子共事的日子，又向他介绍了东汽的发展变化，嘘寒问暖、情真意切的邀请深深打动了王平子。
王平子面临着两种选择。但想到曾经一起工作、生活、学习的同事们，想到汉旺条件虽很艰苦简陋，同事和邻里之间却相处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于是在东汽急需人才的时候，他又毅然选择从上海回到了东汽。他回来后充分施展其技术专长和掌握了英、法、德、日四门外语的优势，先后翻译了约500万字的汽轮机文献资料，参与了“863”科技项目总结报告、超超临界汽轮机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气工程大典》、《燃气轮机联合循环汽轮机》等教材资料的编写以及美国西屋公司工程专业设计手册的厂方翻译工作，从而在基础研究和资料积累方面为促进东汽的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作出了宝贵贡献。
王平子1999年5月因腰伤住院手术，术后因感染并发症而在床上疼痛难忍地度过了两年时间。在他生病卧床期间，时任厂长的张绳铨和总工程师宗福新等人都多次前去探望，许多同事也经常主动在病床旁陪护他。所有这些难能可贵的人间真情，又使他深切感受到东汽大家庭的关爱和温暖，也给他增添了战胜病魔、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在治病期间，他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投入报效祖国的努力工作中，其中翻译的《联合循环发电技术》等资料已成为全厂技术人员的重要参考文献。王平子在2002年已到退休年龄，但他提出申请想为工厂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于是被安排在东汽档案馆继续发挥着自己的特长和余热，一直承担着美国GE公司等企业燃机资料的引进和翻译工作……
在外虽然有很多诱惑使人眼花缭乱，但是身处其境又别有滋味，他们思前想后还是觉得与东汽的情谊深。长期以来，由于环境的艰苦与良好的人和氛围，几代东汽人形成了一种共识：山沟里的工厂既然不可能靠优越条件吸引人，就只能靠感情事业聚人心留人才。正因为营造了这一难以寻觅的人和氛围，东汽几十年来不仅稳住了队伍，还引来了大批人才。早在1985年就有十几个大学毕业生要求进东汽，使企业主管部门开始感到很为难。当时的用人政策规定必须本人户口、毕业证、派遣证“三证”齐全才能录用，然而面对不畏艰难愿意到山沟企业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东汽人觉得应该想方设法接受他们，于是立即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争取到当地政府的积极支持，那一年通过“三不要”做法就引进了100多人。他们大多已成为生产、技术和管理骨干，至今仍在施展才华，早把东汽当成了自己的家。
在这期间，还有一些跑到城市闯荡多年的人最后又“叶落归根”回到东汽，留下了一些爱“大家”胜过爱“小家”的动人故事。1982年，东汽派往美国学习汽轮机自动控制的4名骨干学习结束时，上海有家企业就想高薪聘请他们，并提出解决家属户口等优惠条件。但经过两相权衡，他们还是觉得感情与事业更重要，于是回厂从事发电设备自动控制研发工作，并为自控公司后来创年产值8亿元、人均产值近300万元的发展出了大力。近年常有外单位来招募东汽的技术骨干却很难如愿。重型二分厂高级技师熊绵京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加工汽轮机转子的高手，沿海多家企业闻知都想高薪聘用他，他却不为所动，一直钟爱着东汽和自己的岗位，并以出色业绩成为工厂的劳动模范和技术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