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下午醒来，少年发现自己躺在公社卫生院的病床上，脑壳里如同□了钉子一般疼痛。
那时，公社卫生院的条件简陋，床上铺的是蒲草席，褥子被子上都是斑斑点点的污渍。一个洗脸盆架挂着吊瓶，一条软管蛇一样垂下，咬着他的手臂——他正在输液。
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个老农，枕着被子，闭着眼哼哼唧唧的。
进来一个人，不是穿白大褂的护士，是学校的另一位老师，姓闫。闫老师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整天价阴着个脸，从未见他笑过，同学们背地都叫他“眼镜蛇”。
“我怎么在这儿？”他问闫老师。
“你自己能不知道吗？”
“我喝晕了，不记得后来的事。”
“正想问你哩，赵老师哪儿去了？”
“赵老师他怎么啦？”
“没影儿了。昨夜里，你和他在一块儿，说说怎么回事？”
“我真不知道。”
“胡说！你和摘帽右派分子打得火热，你就不怕被他染黑了吗？”
“我本来就是个‘黑人’……”
从卫生院出来，少年从同学嘴里知道了酒后所发生的事——第二天人们没有看到赵老师，有好事者便汇报到教导处主任闫老师那儿，几个人便慌忙到赵老师寝室找。只见门大敞着，屋内一片狼藉，少年趴在小桌上不省人事……
“要不是敞着门，你的小命阎王爷就给你收了……”
“咋啦？”
“煤气中毒——赵老师这开门一走，救了你一命！”
“赵老师去哪儿啦？”
“不知道。”
“听你的这腔儿真像赵老师……”
经过那一夜，门子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只是这普通话里夹带有本地方言的音调。同学取笑他，他也不恼，心想，不说普通话，怎么能对得起赵老师？
想起赵老师，他就想喝酒——他这辈子看样子离不开酒了。
一声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