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故事》很好地反映了一个印度妇女在美国的后殖民生存体验和“文化翻译”进程。女主人公巴特尔夫人自动流亡来到美国大学学习。请听她的心声：“劳沙尼和孟买的贵族女子学校已经教会我举止得体。我循规蹈矩，感情细腻，姿态优雅，含蓄沉稳。我的这些优点陪我经历了暴乱，离家，分别和我儿子的死。”她的话包含了一个印度妇女美国化以后以外位视角对自己的印度性进行“文化定位”的丰富涵义。她还这样说道：“我的声音不经意间透出一种有教养且被置换的第三世界妇女的机敏。”“后殖民主义已经使我成为他们的裁判。”这些话和前边的内心独白形成照应，分明点出她经历美国生活的“文化翻译”之后的心理现状，也暗示了作家在塑造这个女性形象时注入了自己关于移民体验的一些新思考。因为逃脱了印度社会对妇女的禁锢，巴特尔夫人感到特别自由。她与来自匈牙利的白人情人伊姆雷打得火热。故事夹杂了大量关于前殖民地的文化碎片似的回忆，甚至还出现了“四川成都”和“武昌起义”的字样。后来，丈夫来到美国，巴特尔夫人虽然与丈夫心有隔膜，但仍然批上莎丽陪同丈夫出去旅游。故事结尾处蕴涵匠心。第二天丈夫就要走了，妻子前所未有地刻意打扮以讨欢心。她的想法是：“我想在他面前假装一切都未改变。”但是，故事最后的叙述将她的西方化展示得淋漓尽致。在浴室的镜子中，她看到了自己光彩照人的裸体。“我的身体美得让人晕眩。我毫无羞耻地站在那里，仿佛他根本没有看见我。我感到轻松自在，飘飘欲仙，仿佛眼中所见只是别人。”《房客》中来自加尔各答的年轻女移民玛雅拥有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她在北爱荷华大学给二年级学生讲授印度作家R. K. 纳拉扬和非洲作家齐努阿？阿切贝。玛雅虽然表面上保持着印度性，但身为美国公民的她内心里已经掀起翻江巨浪。玛雅告诉印度移民同胞，“玛雅”（Maya，意为幻灭）是她最喜欢的印度名字。不过，她的作为已经远离印度传统，她已经跨进了美国文化的边界内。“玛雅和杜克大学的妇女俱乐部有些纠纷。她太过女权主义色彩了。她曾经试图解释她来自于怎样的世界……她已经和过去一刀两断。”斩断印度传统的玛雅的性开放让人惊讶不已。离过婚的玛雅认为，婚内女人更孤独，离婚女人更自由。她和很多男人发生关系，却从来不和印度男人这么做，虽然她偶尔也和印度同胞约会。但是，玛雅跨越种族的性爱结合还是难以抵挡她内心的孤寂。在故事的结尾处，她与没有手臂的白人房东老板特德有了苟且行为。“她从来没有和一个无臂男人睡觉。他在夜间两人缠绵时会开玩笑，说他们两个是受伤的人。这使她震惊……她知道自己在这里是陌生而孤独的，她可能会想，作为印度人不会是这样的畸形。”这说明，玛雅跨越文化边界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毕竟，印度移民要完全适应美国的性解放，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无臂白人是身体残疾，她却是在挣扎着适应美国新生活时受到了心理创伤。换句话来说，她为主动适应“新世界”而招致精神创伤。这种重塑自我的“文化翻译”是一种苦乐参半的过程。这么说来，玛雅经过对自己族裔身份的“文化翻译”与“文化定位”，获得了一个“畸形”而混杂的“第三度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玛雅是否能自由自在地呼吸，答案已经给出。总之，穆克吉塑造的上面这两个美国化印度女移民形象值得深思。在给自己进行“文化定位”的路上，她们一个暂时没有感到危机，一个已经有所察觉。
穆克吉曾经评价过自己小说人物道：“他们用自己在古老舒适的世界中没有采纳的方式冒险解决新问题。一旦他们改变国籍，他们就获得再生。”但问题就出自这里。这种由流亡意识转向移民心态的“再生”，是否真的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完美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具有挑战性。想想《中间人》里小说《为东山再起而战》的菲律宾移民姑娘布兰奎塔的话就会明白几分：“帕皮是对的。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这二者永远不会相遇。”她将殖民作家吉卜林的殖民话语进行后殖民语境再现，这说明了移民心态的复杂微妙。再看看另外一篇小说里主人公最后一句内心独白：“我不知道我已经启程的这次航行在哪里停止。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再以小说《房客》为例。和奈保尔一样，玛雅悬挂在东西文化之间，两边都不能上岸。她现在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美国人。“她如同神话里的陀哩商古悬挂在空中，体现了被两种文化之网捕获的人的真实困境。”在印度古代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甘蔗王族的后裔陀哩商古在众友仙人帮助下，想带着肉身升天，但遭到天帝因陀罗等众神阻拦而功亏一篑。众友仙人遂怒发神功，创造了另一组有星群的天空，与因陀罗的宇宙世界相抗衡。带着肉身的陀哩商古就此停留在那里，达到了肉身升天的目的。但是，他在众友仙人特意为他创造的这个新世界中立足的姿势有些奇特怪异：“陀哩商古头朝下悬在那里，像一个不朽的神仙一样。”《罗摩衍那》里这个雄心勃勃的陀哩商古，打破凡身必先抛弃肉体才能升天的宗教神话惯例，在特意为他创造的另一空间立足。玛雅们仿佛是带着肉身升天的当代陀哩商古，在美国这个因陀罗天国似的世界中开辟另一个属于自己的“第三度空间”，顽强而辛酸地扎下根来，但不幸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从此拥有了陀哩商古“头朝下悬在那里”的命运。陀哩商古的幸运和不幸实际上也折射了穆克吉本人的困境：“从许多方面来看，陀哩商古的隐喻或许可以视为流亡作家们的困境。”
穆克吉仿佛是为了给移民们利用“文化翻译”创造自己的“第三度空间”留下了一个更乐观的前景，在《中间人》里收录了一篇题为《正在进入轨道》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确实是“《中间人》正在进入的正常轨道。它是这本小说选集里最成功的故事之一”。在这篇小说中，我们见证了来自亚洲和欧洲两个大陆的移民们迎面相撞时的文化困惑及其对策。意大利裔姑娘瑞纳塔现已改名瑞迪，她是第三代意大利移民。对她而言，意大利性只是一个隐喻而已。她已经彻底美国化。她离开了美国恋人维克，认为他不适合她。她选择了遭受监禁折磨的阿富汗移民罗阿桑作为恋人。罗阿桑的外国性使她着迷，经历过跨文化体验之痛的他彻底改变了她对美国的看法。瑞迪认为：“当我和罗阿桑在一起时，我通过望远镜错误的那端看美国。他把美国描绘成一个警察国家。”但是，她以女性的细腻和同情理解他的看法。阿富汗男友的出现使她十分高兴：“我刹那间意识到，我是多么喜欢他，喜欢他那有缺陷的、受过折磨的身体。如果他要求的话，我将给他国籍。维克是很帅，但他傲慢自大。罗阿桑将给予我治愈这个世界的机会。”瑞迪决定教自己的阿富汗男友怎么适应美国生活，将他美国化，以便共同生存下去。瑞迪自己已经是美国化的欧洲移民，现在她利用亲近和拥抱第三世界亚洲移民的方式，创造一种新的移民文化空间。某种意义上，瑞迪代表美国本土视角，她以欢迎的姿态迎接第三世界移民的到来，这暗示部分美国当地人开始转变心态，以同情的心理积极主动地理解他们，亲近他们，帮助他们做好移民身份的“文化翻译”和重新定位。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黑暗》和《中间人》为我们艺术地揭示了一个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新世界，一个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新面孔在美国脱胎换骨而创造的新世界。这些新面孔在两种文化的矛盾张力中浮沉挣扎，以期创造属于自己的“第三度空间”。 拉什迪笔下的后殖民演员沙拉丁与吉布列尔被称为善于模仿的“文化变色龙（cultural chameleon）”。穆克吉笔下的这些人物有乡愁，但他们更有治疗“怀乡病”的勃勃雄心。他们正在培养“文化变色龙”的基本功，正从流亡心态向移民意识过渡。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异质文明语境中的“文化翻译”遇到了或多或少的挑战。他们有的人如同《罗摩衍那》里头朝下悬在新天空的陀哩商古，将自己的文化面貌“翻译”得古怪而畸形，并以这样的形状完成新的“文化定位”。这说明，穆克吉作品仍然在流亡心态向移民意识转变的过程中等待转型，这为她进入创作第三期即移民定居期打下了基础。
$第三节 定居新世界：“文化翻译”与“文化定位”的完成
有学者认为，穆克吉的创作可以分为三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步阶段，穆克吉的作品主要考察自动流亡者失去文化根基后的身份迷惘；八十年代早期，她关注过渡阶段移民们在异国因文化复杂性而造成文化融合艰难的困境；1988年出版《中间人》以后，穆克吉进入创作第三阶段，她笔下的人物似乎已经开始适应异国文化氛围，克服了“文化休克”症状，在应对异国生活挑战时，显示出“移民定居者或曰本地化公民的十足信心”。这尤其以198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嘉丝敏》最为典型。
《嘉丝敏》是对《中间人》里的同名短篇小说的艺术翻新，添加了更为复杂的情节和更加乐观自信的基调，这充分反映了穆克吉此时对于移民问题的新思考，也涉及她对加拿大和美国少数族裔政策的不同看法。1980年，穆克吉从加拿大移居美国。她认为，美国比加拿大的移民环境要安全得多。在她看来，比起加拿大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移民政策来，美国的移民法和生活方式更有助于第三世界的移民定居，使他们获得一次“浪漫的再生机会”。她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说：“因为关于移民的熔炉理论，美国对印度移民的心态比加拿大更健康。尽管这个国家也存在一些种族问题，但它有人权法和在法庭上讨回公道的方式。”在《嘉丝敏》中，穆克吉试图利用女主人公嘉丝敏从印度到美国非法移民的一系列冒险行为，松动跨文化现实的复杂“冻土层”。她在美国这个新世界的挣扎奋斗象征着一个文化失根人突破孤独重围的无尽诉求。
《嘉丝敏》是穆克吉第三阶段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小说继承了她此前的移民小说的诸多特色并力求创新。就叙事手段而言，首先，在空间位置上，小说主人公从印度的旁遮普邦一直流浪到美国佛罗里达、纽约、爱荷华和加利福尼亚，横跨东西两个地理世界。其次，时间上，先讲述嘉丝敏的美国现在进行时事件，再回溯她在印度旁遮普度过的甜蜜而又辛酸的青春岁月，再叙述她代亡夫去美国这个美好新世界实现梦想的坎坷征程。时间的交错倒置和地理位置的不断变幻，构成了嘉丝敏在美国“翻译”自己文化身份的复杂背景。这和后边将要讨论的安妮塔？德赛《鲍姆加特纳的孟买》的叙述方式颇为相似。再次，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嘉丝敏这个第三世界妇女的名字变化来统摄故事发展进程的。这是《嘉丝敏》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地方。对拉什迪作品而言，主人公的不断命名是后殖民身份的一个关键索引。他笔下的沙拉丁和吉布列尔的名字变化便与他们的身份认同紧密相关。穆克吉显然也有意采取这一策略。名字的变化显然象征了嘉丝敏为自己在古老旧世界和美好新世界进行“文化定位”的持续努力。父母给嘉丝敏取名乔蒂（Jyoti）。结婚后，丈夫普拉卡沙给她取了一个英文名嘉丝敏，意为“茉莉花”。丈夫希望她能用自己茉莉般的女性芳香愉悦整个世界。嘉丝敏对此并未明确表示可否，她此时的想法却透露出一种后殖民理论家的心态：“乔蒂，嘉丝敏。我在各种身份间穿梭往来。”经过世道沧桑，面对一个个或真或假的“丈夫”加诸于身的命名，嘉丝敏这样总结她的名字亦即她在文化身份间的穿梭往来：“我在每一个丈夫那里都当了一回妻子。在普拉卡沙那里我是嘉丝敏(Jasmine)。在泰勒那里我是嘉瑟(Jase)。在巴德那里我是简(Jane)。在半边脸那里我是迦利女神(Kali)。”嘉丝敏拥有这些名字的历程，就是她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大都会迁徙定居的段段传奇。这些传奇见证了她以第三世界移民前所未有的忍辱负重和乐观自信，坚决而主动地融入美国“大熔炉”的全过程。
